我1902年出生在湖北应城县。1918年秋，从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考入北京大学。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我一到北京大学就兴致勃勃地钻进红楼图书馆去看书读报。正巧，那时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我初次结识了毛泽东。
在他同我的几次谈话中，我感到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眼光远大、思想激进的青年。他对中国的政治和世界的了解和分析是很有见解的。他不爱多说话，但说出的话都是有条理、有意义、使人信服的。我那时很年轻，又酷爱读书，同外界联系不多，因此常常在图书馆里消磨时光。毛泽东有一次很亲切地对我说：“你这样爱读书是很好的，但是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书呆子，要把读书同实际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他的这番话确实很中肯，对我是很适宜的。因此，我很钦佩和尊重他。
后来，我果然在五四运动中，从书斋里走出来，和爱国学生一道，在天安门前集会，到东交民巷游行。最后在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前我踏着同学的肩膀从窗户爬进曹家大院，为群众打开大门，火烧赵家楼，真是大快人心。毛泽东的话是正确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作为北京代表，和张国焘一起参加了这次大会。毛泽东是长沙代表，在上海，我们又一次见面了。会上，我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翻译，同时也发表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见。会上，张国焘是一个活跃分子。但是善于思索的毛泽东则采取谦虚谨慎的态度，没有事实根据和站不住脚的话他是不讲的。他总是仔细听取别人的发言，认真思考着代表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会后，毛泽东在即将返回湖南的前一天，和我有过一次谈话使我终生难忘。他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这当然是对我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不能结合实际空发议论而言的。这确实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弱点。历史证明，当年高谈阔论的人，不注意深入实际，结果都被革命运动所抛弃，而那些注重在实践中探求救国之道的实干家，终于成为革命的脊骨。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3年6月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召开的。我被特邀为代表，传达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联合战线决议精神。毛泽东是“三大”代表之一，在广州，我们住在一起，朝夕相处，思想的交流更多了。中共“三大”的中心任务是确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是积极拥护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的。在会上他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他极力主张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参加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要对农民进行科学的分析，要争取农民中最革命的部分作为国民革命的主力。会后，毛泽东还向我介绍了农村的革命形势，他说：“中国革命的可靠同盟者是贫农和雇农。他劝导我一定要重视农民革命。”我感到他的这些意见是卓越的，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在这次大会上能够听到他的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意见，使我们耳目一新。
后来毛泽东果然在湖南领导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动摇了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统治基础。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组织了秋收暴动，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遗憾的是，我当时并没有很好理解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的意义，因此在1929年从苏联学习结束回国后，没有走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正确道路，离开了革命，这是深刻的教训。
“三大”以后，党中央派我到上海从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领导工作，后来被选为团中央书记。那时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局秘书。青年团中央开会，我总是要邀请毛泽东同志参加。他总是热情地支持我们，为青年工作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给我们很大的指导和帮助。
我曾在欧洲见过许多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但是没有哪一个能够同毛泽东同志相比：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脱离托派立场的政治声明中郑重表示：“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我在“文革”中被冲击，关押长达十多年之久。就是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毛泽东还记着我，他曾指示公安部门和军代表：对刘用不着监护，可以让他写写回忆录。这以后，我的处境才好了一些。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彻底恢复了人身自由、落实了政策，生活才开始安定下来。每当想到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的这些往事，我都感到欣慰。
（刘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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