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又名怀中，世居长沙东乡板仓，又称板仓先生。他曾先后到日本、英国留学，研究教育学和哲学。1913年回国后，拒绝了湖南督军谭延闿要他出任湖南省教育司长的邀请，而到第四师范任教。是年，毛泽东也刚好考入该校。不久，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便到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随之也转入该校。
杨昌济讲课，口才并不怎么好，也不善辞令，但他从不装腔作势，他以渊博的知识，诲人不倦的操行赢得毛泽东的爱戴和敬佩。杨昌济看到毛泽东好学深思，成绩优异，也十分赞赏。久而久之，师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讲堂录》是毛泽东当时的课堂笔记，有万余言，其中大部分是听杨昌济的修身课记下来的。从《讲堂录》可以看出毛泽东十分重视听杨昌济的课，并深受他的影响。如杨昌济十分重视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鼓励学生做一个公正的、有道德的、有益于社会的人。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着：“理想者，事实之母也。”后来，毛泽东还认为“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又如，杨昌济指出：“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他十分反对闭门读书，学用脱节。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着：“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步行900余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农村进行调查，后来他又和蔡和森一道去农村游历，这些活动对他深入了解社会有很大的帮助。再如，杨昌济说：“吾无过人者，唯于坚韧二字颇为着力，常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也。”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着：“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学也。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杨昌济“以久制胜”的坚忍精神，被他的学生们称之为“达化斋的法门”，争相效仿。毛泽东心领神会，努力贯彻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去。
1915年上学期，由于一师校长张干建议，省议会作出要学生缴10元学杂费的新规定，为抗议张干讨好政府的行径，一师学生掀起了驱逐张干的学潮。毛泽东在学校的君子亭写一传单，历数校长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张干知道后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杨昌济为之愤愤不平，在课堂的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了“强避桃源作太右，欲栽大木柱长天”。在他心目中，毛泽东是“柱长天”的“大木”应给予保护。于是，杨昌济联络王季范、袁仲谦等一师教员，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对张干施加压力，最后迫使张干收回成命。接着，杨昌济辞去一师的兼任课程，后有一年没在一师上课。但是，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亲密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
校长张干收回成命之后，杨昌济找毛泽东作了一次谈话，使他对这个农民出身的学生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4月5日，杨昌济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段话：“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淳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民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之履历也。”杨昌济如此全面地记述一个学生的家庭、身世和个人品德、资质以及所受环境影响，并以名人为例加以勉励，说明杨昌济当时和毛泽东的关系已非同一般了。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常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到芋园向杨昌济、黎锦熙等求教。同时和蔡和森、陈昌、萧子升等同学组织了哲学研究小组，请杨昌济指导。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看的书的心得自由地进行讨论，有时也随手拿起旁人的日记看看，交流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问题。杨昌济在这种时候，就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耐心地给毛泽东等人解答问题，或与学生们共同探讨人生观、世界观方面的大问题。同年7月，杨昌济举家迁到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他在家里专门辟了一间客房。每当毛泽东等人来后，亲密的谈话一拉开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1915年的暑假，毛泽东和陈昌等人都没有回家，就居住在芋园，由杨昌济、黎锦熙等指导进行自学。杨昌济自己非常重视自学，他同时兼任三四个学校的课程，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仍抓紧时间刻苦自学，并且能坚持不懈，身体力行，为学生们作出了榜样。由于受到杨昌济的影响，毛泽东也制定了自学计划，无论如何每天要用一小时看报，两小时看课外书。晚上学校规定的自学时间短，熄灯后他就在走廊里看书。一些中外古今的名著，都是他用自学的时间读的。暑假是自学的好机会，学校不准留宿，他就设法住到老师家里，这样能更好地得到老师的指教。由于杨昌济、黎锦熙等人的帮助，这一年暑假，毛泽东学到不少东西，收获甚丰。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杨昌济对《新青年》极力赞扬，并自费订了好几份赠给他的学生，其中一份是赠给毛泽东的。此后，毛泽东便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外，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读了《新青年》这个杂志后，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一时成为自己的楷模。毛泽东接触新文化思想，与杨昌济的引导是分不开的。
1916年暑假，杨昌济回故里板仓家中度假，毛泽东风尘仆仆，步行20华里，从长沙城来到板仓冲看望杨昌济。在板仓毛泽东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杨昌济的藏书，特别是所订阅的各种新书报刊，向杨昌济请教了许多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一次到板仓，毛泽东还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拜访了柳午亭。他回来后对杨昌济谈到此行的印象，称赞柳午亭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
当时，体育问题正是毛泽东悉心研究的课题之一。毛泽东重视体育，顽强地进行体育锻炼，也和杨昌济的影响有关。杨昌济是一位重视全面发展，主张身心要同样得到锻炼的教育家。他常讲：一个人没有强壮的身体，就会缺乏勇毅的精神，学问、事业的成就都会大受影响。长期以来，他带头实行冷水浴、废止朝食和静坐三种健身方法，在学生中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学习杨昌济健身方法不是照搬照套，而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有利的运动方法。比如他喜欢冷水浴、游泳、爬山，但是对静坐很不赞成。1917年毛泽东写了一篇叫《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杨昌济看了大为赞赏，立即向《新青年》推荐。4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这篇文章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这是毛泽东长期锻炼身体和认真研究体育的总结，同时从现有的资料看，也是他第一次在正式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
1917年下半年，杨昌济兼一师修身课教员，讲授伦理学，所用教材为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著、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当时多数学生对于哲学不感兴趣，听课不专注，但是毛泽东却非常用心听讲，勤做笔记。他极爱读杨昌济推荐的这本书，在共约10万字的书上，却写下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而且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笔墨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毛泽东的批语有许多崭新的思想、独到的见解，深为杨昌济所赞赏。在阅读《伦理学原理》期间，毛泽东还根据其中某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下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杨昌济给以极高的评价，打了一百分。尽管杨昌济当时还是个唯心主义者，毛泽东的批语也不完全正确，但是从这本书的批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独立地提出了“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命题，比较系统地形成了他当时的哲学观点。
杨昌济在讲课中一贯强调要用批判态度进行学习。他认为“真理在两极端之间”，不论对何种学派或学说，都不主张无保留地继承，而要批判地接受。他反对保存“国粹”和闭关自守的守旧主义，也反对全盘欧化的错误主张。他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因此，他要求学生“以输入西洋之文明能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知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而不要“囿于东洋之思想”。杨昌济这种批判地对待古代和外国文化遗产的态度，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由此可见，毛泽东以后逐步形成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等思想，都可以从杨昌济的教育理论中找到渊源。
杨昌济不仅在做人方法、治学态度、注重体育等方面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同时在政治态度方面也对毛泽东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他提倡王船山的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提倡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宣传自由平等博爱，反对官僚军阀的独裁专政；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等，都在毛泽东和其他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和支持。1918年4月，由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筹建的新民学会成立，学会章程鲜明地反映出杨昌济的思想影响。1920年刊出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指出，学会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可见杨昌济对新民学会产生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他的积极影响，促进了新民学会成员不断进步，并使其中不少人终于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消极因素，如过于夸大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等观点，也长期影响了学会的某些成员。
同年6月，杨昌济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端午节后，全家迁往北京。杨昌济到北京后，仍然十分关怀在湖南的毛泽东等学生。这时毛泽东正面临着从一师毕业，如何选择出路的现实问题。杨昌济通过先行到京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杨昌济是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发起者和支持者之一，但是他对毛泽东是否非要出国留学一事没有提起，这同他一贯提倡留学，又反对“留学迷”的思想是有关的。杨昌济本人在国外生活了10年时间，对于留学生的情况十分熟悉，所以他以为出国留学固然重要，但也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在国内同样可以学习，关键在于自己立志刻苦。特别是他关于对外国文化也要批判接受，反对全盘欧化的思想，对毛泽东不无深刻的影响。当然，毛泽东作出不去法国留学的决定，主要原因是由于他重视要了解中国国情，研究国内问题，认为这对国家民族更为有利，但也要看到同杨昌济的日常教导和影响是有关系的。从杨昌济赞助赴法勤工俭学，又没有非要毛泽东出国留学一事看来，这时的杨昌济对毛泽东已经有一种超越一般师生关系的偏爱了。
8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20多名青年到达北京。但是由于赴法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这些青年便分别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留法预备班学习。10月，杨昌济把毛泽东推荐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负责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月工资8块银元。由于工作关系，毛泽东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开始读到近期传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思潮的活动。杨昌济这一推荐，客观上为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在北京工作期间，继续和杨昌济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经常到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家里去。此时，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已成为挚友，在杨昌济的赞许下，毛泽东和杨开慧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和恋爱关系。
1919年12月，杨昌济因病入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此时，毛泽东为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事第二次来到北京，多次到医院探望。杨昌济在病中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说“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这是杨昌济为毛泽东办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对他寄予的最后的希望。杨昌济的话和希望没有落空，毛泽东和蔡和森以后成了救国救民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医院逝世。毛泽东与杨开慧、杨开智一起守灵。22日毛泽东同蔡元培等29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启事》，对杨昌济的逝世表示哀悼。2月，毛泽东等妥善安排杨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将杨昌济遗体送回板仓故里安葬。老师虽然安息了，但老师的影响却继续留在学生的身上，甚至跟随学生一生都在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裴允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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