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取第一人称叙述，是我对曾经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人所见所闻作的客观记录。毛泽东曾对他的卫士长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我，我死了之后你们可以写，写出我的真实。”
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张木奇是做了详细日记的。他说：“我可以跟你谈，但是不能多谈，留着过几年离休，我要自己写回忆录……”
张木奇说，我是1949年6月30日调到中央警备团警卫连的。1951年1月6日，连队成立了内卫班，专门负责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工作。我如愿以偿调到内卫班，觉得很荣耀。内卫班十来个人，是除卫士之外离毛泽东最近的战士。毛泽东住中南海，我们内卫班便在菊香书屋周围站岗。
生活中的毛泽东，就像一首诗。艰苦、豪迈、深邃、幽默、生动、含蓄，多姿多彩。他使我们惊讶，使我们感动，使我们如痴如迷地追逐他，揣摸他，学习他，却又始终未能真正全面地了解他。
1951年冬，北京落下第一场雪。
早晨，毛泽东出门一步，便立了脚，显出惊喜神情。纷纷扬扬的落雪使他震惊激动。他睁大了眼，仰天凝视，目光从漏筛一样的天空缓缓移向积雪的树梢、屋顶，最后又俯首凝视铺了白毡一般的庭院，久久不动一动，像是谛听那落雪是否有声，又似陶醉于南屋檐头的雀叫。
我抓起一把扫帚匆匆去扫路。
“不要扫。”毛泽东急切地喊，眉头皱起来，“这是你扫过的吗？她的伤口刚合上你就又要割一刀！”
我停下手，怔怔地立了不动。黎明时我曾扫过铺砖路上的雪，现在又薄薄落了一层。这就是刚愈合的“伤口”？
毛泽东走出廊檐，走下台阶，小心翼翼，步子迈得那么慢，那么慢。走出两步，他便停下来，回头看自己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目光里闪耀着孩子一般新奇惊喜的神色。这就是那位叱咤风云、改天换地的巨人？这就是那位亿万人呼他万岁的领袖？他竟犹豫了，不忍心再向洁白无瑕的雪地落下脚去，把抬起的脚缩回去，小心翼翼落在原来留下的脚印里。他开始粗重有声地深呼吸。作过深呼吸后，抬起右手，用手背和衣袖接雪。他入神地观望落在手背和衣袖上的雪花，仿佛近在咫尺地欣赏着宇宙最伟大的创造最精彩的表演。
他手背上的雪花融化流淌，一颗晶莹的水珠颤颤欲滴。毛泽东用舌尖一触，只轻轻一触，那颗水珠便不见。毛泽东轻咂嘴，饮过甘露一般赏心悦意地笑了。
他毕竟不忍心踏那雪，顺自己的脚印慢慢地慢慢地退回来，便在廊檐下围绕庭院踱步。接着，又出小门，沿中海走。他不走扫出的路，专走雪，入迷地倾听着脚下咯吱咯吱的碾雪声。不时回头望望留下的脚印，不时停在松柏旁欣赏枝丫上的积雪，留恋不已。
我发现，只要落雪，毛泽东一定会格外精神焕发。平时若散步10分钟，有了雪便会加倍加倍地多走，有时真是如痴如迷。
毛泽东有时很严厉，沉下脸来很叫人紧张甚至惶恐，正值抗美援朝，他要求节俭。菊香书屋每个门外都有一盏灯。他命令取消。在院子里拉一条线，只在院中间点一盏灯。他说：“一盏灯就够了，不要浪费。”夏日夜晚乘凉，他便在那盏灯下看书。
可是，行政处长拿来一份图纸，要给毛泽东翻修房屋。毛泽东沉下脸，严厉批评：“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前线，你为什么就不想想前线只想到我的房子？我这里多点一盏灯都舍不得，你就敢花那么多？你脑子里到底都想些什么！房子不要修，你去吧。”
行政处长那种尴尬、紧张、惶恐真叫人同情，就在毛泽东威严的注视下，笑不得哭不得，全身僵硬地退了出去。
然而，毛泽东有时又是那么温和，有耐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他准备接见外宾。
毛泽东接见外宾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叫王惠，已经上了岁数。戴了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着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呀！”王惠讲得慢条斯理，尾声拖得悠长悠长。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另一侧的脸上，比画着，时间更长。
“哎呀，王师傅，你快点好吗？”毛泽东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依然是慢声慢气说：“叫你别着急么，我叫你去就行么。”那口气好像他能决定毛泽东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一般。
好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擦额。大约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王惠又及时按住头。“怎么不听话呢？你别着急么！”
毛泽东哭笑不得，又不能发火，在王惠的手掌下强抬一抬头：“我要你快点么。”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王惠居然在毛泽东的后脑勺上拍了两下，把我们的卫士和警卫人员弄得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居然不发火，只无奈地用力叹口气。王惠便又给毛泽东刮后脖颈，不知轻重地“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我也不光彩么……”
我的接触中，许多党和国家的主要负责人见了毛泽东都是礼貌谨慎，甚至是规规矩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个个有分寸。唯独王惠这名老理发员，毫无分寸和顾忌。偏偏毛泽东就能忍受，而且相处得亲密随意。我想，这与毛泽东尊老不无关系。记得湖南农村来了个老太太，并非亲属，只不过一个老乡。毛泽东竟亲自搀扶她走路，不要我们帮忙。嘴里也一个劲关照：“慢慢走，慢慢走，小心台阶，小心……”
接待外宾之前，毛泽东对一些琐事也并非都不关注，尽管不像周恩来那么细。
记得1956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我们布置勤政殿，毛泽东准备在这里接待外宾。
刚布置好，毛泽东便进来了，巡视一遍，停在一台外国收音机前，皱起眉说：“中国也可以生产收音机，为什么放外国的？放一个中国的‘东方红’不是更好吗？”
我们赶紧联系调换。
毛泽东穿着他那双十几年一贯制的大头棕色皮鞋准备走开，罗瑞卿同志靠近过来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皮鞋吧？”
“为什么？”毛泽东望着罗瑞卿。
“按国外惯例……”
“为什么要按外国惯例呢？”毛泽东皱了皱眉，又轻顿一下大头皮鞋，“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人的习惯穿。”
他就穿着那双大头棕色皮鞋接待了以奢侈潇洒追逐显贵闻名于世的苏加诺。
毛泽东酷爱读书，一生手不释卷，这是尽人皆知的。然而，毛泽东读当代文艺书籍，特别是当代小说并读之入迷，我却只见一次。
1952年我随毛泽东去河南山东看黄河、观孔庙。专列中央有个公务车，车厢半截是会客室半截是卧室。晚上他躺到床上休息时，照习惯随手拿起一本书翻，看过两页便入迷了。看到深夜一点，卫士李连成端来一碗面条请他吃。
毛泽东像是根本没听见，抓着那一页书翻过去翻过来，反复四五遍，他看的什么书呢？
是周立波写的《暴风骤雨》。
毛泽东吃过面条，躺下又看，直看到天光亮。
毛泽东喜欢游览名山大川，以广襟怀；喜欢参观名胜古迹，以抒怀古之情。
1952年2月底一天，毛泽东爬玉皇山，同行的有谭震林、罗瑞卿、柯庆施、谭启龙和张耀祠等人。
玉皇山原名育王山，耸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山顶有个福星观。观里只留了一个瞎子。说是道士吧，又光着脑袋像和尚。毛泽东四面参观一番后，停在游人抽签的供桌前。毛泽东朝那些签望了片刻，稍一犹豫，还是伸手上去抽出一签，拿来看。
才看一眼，毛泽东便笑了起来，笑出了声。其他领导人便围过来。毛泽东一边笑一边将签递给罗瑞卿，罗瑞卿看过也笑，没有笑出声。把签又递给谭震林。谭震林看过也笑，就这么传着都看一遍，重新交还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看，随手扔在了地上。
我好奇。等首长们走出庙门，忙从地上捡起签，匆匆看。是繁体字，没看清两个字便悄悄揣入兜里。
回到宾馆我再掏出签看。那是木签，字是刻上去的。记得大致内容是：此命威权不可当，紫袍玉带坐朝堂。还有一句是什么娶妻三房。那时，我知道江青是毛泽东第三位夫人，觉得签还准，就悄悄保存下来。直到离开中南海转业到西藏，才在“文化大革命”中丢掉。
毛泽东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正如他的书法一样，信笔写来，不拘俗套，洋洋洒洒，飘逸豪放，自成风格，又无穷无尽地创造着新形式新内容。就是他的吃饭睡觉，也是与任何常人不同，总是那么随随便便，随心所欲。一把炒黄豆，几个烤芋头，一盘青菜，一缸麦片粥或是连糠皮也未去的窝头，都可以作为一顿饭。医生卫士谁也休想让他改革！医生越说老人不能吃肥肉，他就越要吃上一大碗！他的任性和顽强保持自我的意志力，简直使我们入魔着迷一般地崇拜他。
医生徐涛劝毛泽东注意睡眠和饮食的规律性及营养性，请他吃蜂蜜，否则容易便秘。毛泽东不听，他有他独自的方法。蔬菜不叫切，整株洗净了炒，保持长纤维，吃下去利大便。他很不愿意让别人强加于自己，改变自己，他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在游泳池游泳，如果没有女同志，他便吩咐一声不要让女同志来，他带头脱得赤条条下水游泳。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便也都赤条条下水游，毫无牵挂，比洗澡还舒服痛快。我们时时感到，他是社会中的人，也是自然中的人，所以更觉出他的伟大。
毛泽东在生活中也总是充满各种理想和追求。若是有人要毁掉他的理想和追求，他会不留情面地给予惩罚。1956年夏，毛泽东在广州第一次提出游长江，遭到很大反对。毛泽东愤怒了，下决心粉碎一切阻碍。他命令我们一中队韩队长去长江调查，拿出游长江的证明。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游长江的，调查回来便说：“不能游，漩涡太多。”毛泽东沉下脸问：“你下水了吗？”韩队长摇头：“没下。”毛泽东勃然发怒道：“没有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你不要在我这里待了，你去吧，不要再来见我！”就这样，韩队长调离了一中队。
毛泽东又派他的副卫士长孙勇去调查。孙勇下水了，回来报告说可以游，毛泽东才转怒为喜：“谁说长江不能游？你不是游了么！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吃梨子怎么能知道梨子的滋味？”他又说，“韩队长是个好同志，老老实实，忠心耿耿。他为我好，我是知道的。但是他不该说假话，不该欺骗我。你们以后都要讲真话，干什么事都要讲真话。”
毛泽东酷爱游泳，尤其喜爱到大江大海里去游。他不怕风，不怕雨，不怕日头也不怕寒冷。我们感到他那藐视一切困难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尽管已是老人，却常常能表现出孩子一般的争强好胜，孩子一般强烈幼稚的自尊心。
1958年1月6日，毛泽东乘飞机由南昌到南宁。他想冬泳。7日，我们几名警卫人员和卫士到邕江边测水温，选地点。刚刚测完温度毛泽东已经迫不及待赶到了。
毛泽东游泳喜欢热闹。我们会游的工作人员自然都要脱衣陪他下水。那天水温不到15度。刮小北风，江边的风尤其冷，我们不停地搓身仍免不了起鸡皮疙瘩，毛泽东确实不怕冷，皮肤光洁，面色红润，一边活动着一边朝江水里走。他笑着朝我们招呼：“不要怕，越怕越哆嗦。下去一游就没事了。”
毛泽东游了三四十分钟才上岸。对我们来说，时间似乎长了些，脸色都有些发青，牙齿捉对打战，咯咯响。
毛泽东始终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坐到那里晒太阳。李银桥要替毛泽东擦身，偏偏这时有不少人正围在那里说毛主席不怕冷，都表现出惊讶和叹服。毛泽东在这一片惊叹声中摆摆手，不要李银桥擦。
可是，我注意到毛泽东身上带水，再被冷风吹个不停，皮肤已不是那么光洁。身上这里那里不时起来一些小颗粒。我便不说话，将热水倒入铜盆，涮一条毛巾，拧干后替他用力擦身，毛泽东看我一眼，笑了笑，没再吱声。我心中有底了，用热毛巾将他全身上下擦个遍，直到皮肤擦红。
到了17日，夜里一点来钟，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一架飞机向广西南宁飞来。随行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很紧张。他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部队紧急战斗起飞，分3批，无论如何要将国民党飞机拦截住。
那天，南宁全城熄灯。我们拥进毛泽东卧室，请他去防空洞。
“我不去。”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要去你们去。”
我说：“主席，我们要对您的安全负责。”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毛泽东向卫士长吩咐：“把蜡烛点着。”
李银桥也劝说：“主席，还是防备万一的好，去防空洞吧。”
“我不去！”毛泽东不耐烦了。“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家门口它也没敢响，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这话不假。毛泽东1948年过黄河去西柏坡途中，住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时，国民党炸弹落在毛泽东卧室门口，呜呜响。据说李银桥他们护着毛泽东从炸弹上迈过去，毛泽东还低头看了看那炸弹。四颗炸弹捆作一束，硬是没有一颗爆炸！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
毛泽东身边有卫士长和几名卫士。有时新老卫士交替，人数可能为两个。卫士负有保卫毛泽东安全的责任，但主要是照顾他的生活。所以卫士都不带枪。带枪的是我们警卫战士。
警卫连后来改称警卫中队。给毛泽东站岗的是一中队。一中队里的一分队称内卫班。班里的人，是除卫士之外离毛泽东最近的战士。毛泽东住中南海，我们内卫班便在菊香书屋周围站岗。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政治局会议，我们在院子西房的门口值班（紧挨颐年堂）。现在群众参观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都是从南边正门进入，当年这个门口有内卫班的两名岗哨。有时毛泽东由院子里走出，沿南海散步。其中一名岗哨就要跟随毛泽东一道走。留一名守在哨位。毛泽东偶尔也划划船，跟随的警卫战士须帮忙扶扶船。然后在岸上警卫。毛泽东若乘车外出，警卫战士也帮忙开关车门。然后目送汽车离去。
菊香书屋的北边是中海。沿中海有一条马路。毛泽东睡觉极轻，稍有响动便会惊醒。所以，一旦毛泽东睡觉，我们内卫班的战士便将马路两边卡住，不许车过。即便周恩来总理的车经过，也要熄灯减速，无声滑过。冬天中南海结冰。为防止冰胀，将岸堤拱翻，冰窖工人须在冰上打一道缝。毛泽东睡觉时，我们要及时停止冰窖工人的工作。菊香书屋院内有树，常落鸟。毛泽东入睡后，我们要拿一根长竹竿，竿头绑了红布条，驱赶鸟雀不许在院内停留吵叫。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毛泽东3天没有睡觉，两天没有吃饭。那段时间我们最紧张。除对风声凄凄无奈，不允许周围世界发出声响，我们自己也不敢有任何响动。
毛泽东外出视察，内卫班的警卫战士要跟随。我在内卫班10年，随毛泽东外出，坐飞机36个起落，乘火车就更多了。因为有段时间中央不允许毛泽东乘飞机外出，怕不安全。
那时，我们每年每月都要进行阶级斗争和安全保密等方面的教育，敌情观念极强。多次看那部列宁遇刺的电影，凡有国民党派遣特务的通告我们必须反复学习讨论。我到警卫连不久，便听老同志讲，毛泽东1949年去苏联访问，军委调动许多部队在铁路沿线布岗，从北京直到满洲里。虽然如此严密，仍然被敌人在铁轨间放了巨石。幸亏巨石被前驱车发现，及时排除。这故事一讲，我们能不高度警惕呀？一分一秒也不敢松动，睡觉都睁一只眼。这可不是夸张吹牛。
毛泽东外出视察，绝大多数都是乘专列。专列分前驱车、后卫车及主车。内卫班随主车行动，仍是直接负责主席身边的警卫工作。有次去杭州，主车玻璃被打碎一块，没听见枪声。若是前驱车遇意外，会立即停车抓人。主车不能停，呼啸而过，事情留给后卫车处理。后果不得而知。这大约是1956年的事。那次我看家，没随主席外出。
1953年12月24日下午，毛泽东将去杭州，专列停在前门火车站。卫士已将毛泽东的书籍搬上主车，摆好。这说明毛泽东马上就要到了。
那次，一中队共去了几十人。其中便有个战士捂着肚子直转磨。他坏肚了，憋不住屎，头上憋出一层汗。看看站外没有动静，估计还有二三分钟时间空余，便冲下车去，冲到城墙根，裤子刚一解便喷泉一样拉出稀屎。
事情就是那么巧，就在他解开裤子的刹那，一溜小汽车飞驰而来，在专列旁急停。毛泽东走下汽车立即蹬上火车专列。才一上车，专列便开动了。前后不到一分钟。那战士虽然高度警惕，一泄之际发现情况，拎起裤子朝专列冲。但是晚了，他没赶上车。就那么拎着裤子追呀追，还是丢下了。
这可是件大事！因为毛泽东此次外出的整个警卫方案，包括行动方向，所到地点，警卫多长时间，周围敌社情，他全知道。丢下他无异于泄密。
一中队领导马上向中办主任杨尚昆汇报。杨主任命令立即将那名警卫战士用毛泽东的通信专机送到杭州。
到了杭州，开总结会。这位战士挨了批，批得很厉害。最后，上级有关负责人讲话时，才将语气放松些。说：“你就是拉到裤子里也不该下车拉到城墙根去呀。拉裤子里到卫生间洗洗，丢掉一条裤衩也就是了，怎么能离开车呢？以后一定要记取教训。”
对我们警卫战士来说，不但需高度警惕负责，而且要高度机动灵活。反应稍一迟钝便会误事。特别是毛泽东外出行动之际。
有次，专列在南方一个小站停下来。警卫战士便要在主车旁排好岗，离车既不能太近，也不可太远。那次，一个战士站位稍远出二米去，一声笛响，他紧跟紧冲，车门一闪而过，没来得及跳上车，被丢下了。只好乘下趟车赶回来。为此，他受了严厉批评，并挨了警告处分。
有次，内卫班布岗，一名姓丁的战士的哨位恰好被指定在浴室后面。最初并不知道那是浴室。正当夏天，天气酷热。首长一位女儿洗澡，大概室内太热，便打开了上面的气窗。哨兵站在暗处，女孩子没发现。但浴室里灯光亮，一切都看得很清楚。这位战士由于岗位在那儿，按法律是不准移动的，便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地站在那里。
工夫不大，连长查哨走过来，一眼便看见了浴室中洗澡的女孩子。而那个哨兵居然站在窗旁一动也不动！
连长大怒，一把将哨兵拖到旁边，破口骂道：“混蛋！你这个兔崽子，你看什么？你……”那哨兵竟又站到窗旁，严肃回答：“报告连长，我在执行任务，履行职责。”连长气炸了，又骂：“你执行鬼任务呀，你看女孩子洗澡，你这个龟儿子……”哨兵立正站着，毫不惊慌，依然严肃自信：“报告连长，我的哨位就在这里。我离开一步都是失职。”连长训斥：“你不会机动灵活吗？你没看见女孩子在洗澡？”哨兵回答：“我不会灵活。我走开岗位就要受处分。我不管谁洗澡，我只知道我的岗位在这里，我一步没离开，我没错。”连长几乎吼起来：“你还敢强词夺理。女孩子洗澡你就不许看，这还用多说？”哨兵坚持道：“我不离开岗位，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可以看，必须看。不构成对首长的威胁便罢，构成威胁我就要及时制止或消灭！”
这件事变成一桩公案。连长要处分那名战士，那名战士不服气。事情闹上去，到底没有给处分。毕竟，哨兵坚守岗位是纪律，是原则。他在根本一条上占了理。
上级领导对我们警卫战士有许多严格具体的要求和规定。比如，主席没有握手的意思，严禁我们抢着握手。必须是主席要跟我们握手时才许握，而且要用两只手去握。主席不和我们说话，我们不许主动找话说。主席要跟我们说话我们才能说。主席问的事，了解的说，不了解的不许瞎说。问什么答什么，不许咧咧起来没完。主席照相，叫我们，我们可以过去，不叫我们就不能往前凑，更不许抢镜头；等等。
各项规章纪律中，最严的一条要算保密。这条有时很让一些警卫战士尴尬难堪，甚至悄悄发牢骚。
内部保密还不算什么，好做到。比如你值班，听到颐年堂里政治局开会内容及毛泽东的谈话，不许对我说也不许告诉其他任何人。轮我值班，听到毛泽东与外宾谈话或批评表扬某位中央领导，同样也不能传给你或别的任何人。这一条我们当时能做到，至今也没人乱说过一句。所以关于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事，进入我们耳目便如埋入了黄土地，再不会出土，直至我们自己也化成灰土。
难就难在对外保密上。我们干什么工作，怎么干，那是不能对外人说的。无论亲娘老子还是兄弟媳妇，都不能漏一句。
我娘来看我，照规定便有一名干部或战士相陪。无论我和娘走到哪里，都要有人陪。虽然陪着的同志比我对娘还要热情，娘毕竟不自在。坐屋里聊天，娘总朝陪伴的同志瞟，娘是想跟我独个儿说点悄悄话呢。她说：“这位同志你要有事就忙去吧。”那位同志说：“没事，大娘，我陪着你。”娘说：“不麻烦你了，有木奇陪着就行。”那位同志说：“我跟木奇是战友，大娘您不必客气。”娘便有些大惑不解：“这位同志是怎么了，为啥没眼色不懂情理？”娘熬过一天，第二天换了位同志，又是形影不离地跟着。娘和我去看电影，我坐娘左边，那位同志坐娘右边。晚上我不走，那位同志也不走。我们是每天一起去看娘一道离开娘，亲兄弟也没那么一致行动的。这是怕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记得1953年，我随毛泽东去杭州。那次毛泽东到杭州是起草修改宪法，住的时间较长。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他也没参加。新华社发消息：毛泽东同志因为休假，不在北京。其实不是休假，是搞宪法去了。
就在这期间，我爹到北京去看我。他并不知道我是干啥的，只知道当兵了。我在杭州，他自然扑个空。问题麻烦在不能告诉他我在杭州，也不能告诉他我干什么工作。
陪伴我爹的是副排长。副排长对我爹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木奇在这里很好，长高了，长壮了，什么病也不闹。木奇工作太忙，顾不上来看你，叫我照顾照顾你老人家。”我爹到北京就是奔我来了，见不着怎么肯走？一住住了十几天，便开始疑惑发火了。
“副排长，我的孩子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了？”我爹胆战心惊问。副排长紧摇双手：“老人家你想哪儿去了？没有没有，木奇干得很好，你老可别多心。”我爹越想越不对头，工作再忙还能十几天不来看他一眼？便流下泪来：“副排长，你别瞒我了。我受得了，你跟我说吧。他关在哪儿？叫我看一眼，我也帮你们骂他几句叫他服罪。”
“唉，老人家，这不是没影的事吗？你看你……”副排长越急着解释越解释不清，我爹越认定我被关起来了。副排长只好绕个弯子反问我爹：“你们村里对地主反革命咋收拾呢？”我爹便一阵哆嗦：“捆上走，有关的有……毙的。”副排长又问：“那家属呢？”我爹说：“管起来，给上碗饭吃。”副排长说：“没点特殊照顾？”我爹说：“还好照顾呢？一般人也不如。”副排长笑了：“还是的吧？我对你老照顾咋样？木奇要是关起来了，我能这么客气天天陪上你转？”
我爹低头思谋，果然是这个理。副排长陪他看梅兰芳的戏，吃前门三鲜馅饺子，逛遍北京的好风景……他不再害怕流泪，却又发火了。问：“木奇这小子莫不是当官了？”他想，副排长伺候他，那么他的儿子肯定比副排长官大多了。无论副排长怎么解释我还是战士，我爹再不肯信，骂道：“他工作就这么忙？看我一眼也不行？我走，告诉他，他不认我这个爹，我还不认他这个儿呢！”
后来我休探亲假，我爹一见我便破口大骂。我也只能说工作忙，别的不多讲，任凭他老人家骂个够，火气泄尽了便完事。我在红墙内，整天见着中国的领袖们，手里又拿着枪，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是什么分量。其实，我就是这样注意也还是有注意不到的时候。这次毛泽东修改宪法，离开杭州时，汪东兴同志给我们做工作总结。他说：“大家工作都很努力。主席这次体重增加3公斤……”我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开会也爱记录。就听汪东兴在台上大声说：“张木奇，把你那个小本子给我收起来，不要记。”这也是为了保密。
（权延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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