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届开学典礼，萧军也应邀参加了，在会场上又遇到了毛主席。会后他和毛主席、陈云、李富春、校长成仿吾等同志在操场上一起会餐，没有凳子，大家站在桌子周围，用一个大碗盛着酒，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喝着，那天刮着大风，尘土飞扬，他们却有说有笑满不在乎。
萧军在延安住了半个多月，4月下旬，他和丁玲、聂绀弩离开延安。6月6日，我和萧军一同去四川，在成都安了家。
1940年6月，萧军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商议，决定去延安。经过国民党的重重关卡，终于安全地到达了陕甘宁边区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再也不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迫害了，我们自由了。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住了几天。我们三口却被接到了“文协”。“文协”不久改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萧军被选为理事。1941年，又选为主席（7个主席轮流任职），还担任了“文艺月会”干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主编。
1941年7月下旬，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特意到毛主席那里去辞行，毛主席很奇怪萧军为什么要离开延安？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延安或对某个人有什么意见？希望他能坦率地毫无顾虑地说出来，萧军见毛主席态度非常诚恳热情亲切，便直言不讳地谈了谈他所见到的延安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使他很不愉快，以致发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所以决定离开延安到重庆去，能够直接和反动派作斗争更痛快！毛主席听了以后，又是解释，又是宽慰，使萧军心情舒畅多了。萧军问毛主席：“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呀？”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哪！”
“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工作正确发展。”
“你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好吗？”
经毛主席恳切挽留，萧军决定不走了。回去以后，立刻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了毛主席，并写信向毛主席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8月2日，萧军接到毛主席的复信：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毛主席这封信写得既诚恳坦率又严肃认真，既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既指出了萧军的优点又指出了他的缺点，可谓推心置腹之言，表现了最亲切的同志之谊。萧军看了深受感动，去信问会面时间，毛主席回信说：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叙。敬祝
健康！
毛泽东
八月六日
“报纸”是延安《解放日报》6月17日、18日、19日3张报纸，上面有周扬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了艾青、舒群、罗烽、白朗、萧军的不满。5个人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了这篇文章，哪些说得对，哪些说得不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最后由萧军执笔，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写了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寄给《解放日报》，不给登，退了回来。萧军在和毛主席谈话中认为这太不公平了，太不民主了，毛主席请他把报纸和文章都寄来看看。过了3天，毛主席来信说：
萧军同志：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日下午八时半
当天晚上，萧军应约前往，谈到这件事时，毛主席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萧军经毛主席提醒，决定登在《文艺月报》上（刊在了第八期）。萧军说：
“艾青、罗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到延安来一方面是投奔革命，另一方面既然来了也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这么多作家到延安来啦，我还不知道，哪天我去看看大家。”毛主席深表歉意。
第二天，8月11日傍晚，毛主席说话算话，从杨家岭住所漫步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文抗”，看望作家们来了。萧军请毛主席到自己住的窑洞里坐下，赶快又去通知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和其他的作家。因为昨天毛主席没有说定今天来，罗烽、舒群都不在家，艾青大约过了半小时才来。他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尊敬，特意郑重其事地把旧军装脱下，换上一身笔挺的西装，还系上一条漂亮的红领带，和毛主席见了面谈了话。毛主席离开“文抗”时天已黑了，同来的勤务兵点亮了马灯陪着毛主席下山而去。毛主席这次来访使“文抗”的作家们特别高兴，受到了鼓舞。8月12日一清早，毛主席又让勤务兵送来一封信：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早
当昨天毛主席来的时候，我已见过了毛主席。艾青的妻子韦嫈到山顶上散步去了，她下来时毛主席已经走了，她感到十分遗憾，今天有机会去见毛主席非常高兴，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早饭后萧军带头，我抱着刚满周月的儿子萧鸣，艾青、韦嫈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下山步行到了杨家岭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部长凯丰两位同志已经先到了，大家非常亲切地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并在毛主席家共进午餐。从那以后毛主席、陈云、凯丰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同志等又分别找了延安文艺界许多同志谈了话，征求了意见，了解了许多存在的问题，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萧军受了毛主席的委托，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毛主席寄去，也常到毛主席那里去面谈。毛主席在1942年4月4日给萧军写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
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四日
下午，萧军又去毛主席那里面谈，两人推心置腹，开诚相见，无所不谈，越说越兴奋，毛主席忽然对萧军说：“萧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
“改什么行？”
“入党、当官！”
“哦，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这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深夜。萧军听了毛主席谈到他在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期，曾受过11次处分并能正确对待的故事深受感动，回家以后当夜写了一篇《论同志之爱与耐》。后来，经过毛主席亲自审阅删改后，刊登在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上。
萧军虽然很积极地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因为他知道自己心直口快，脾气急躁，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会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请毛主席为他向当地驻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要一张通行证。毛主席4月7日复信说：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七日下午三时
萧军应约前往，接连谈了两天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有时也写信去。毛主席4月13日给萧军又写了一封回信：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獉面獉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萧军给毛主席写信说要动身旅行去，毛主席又写信留他：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早
当时，延安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少则几里，多则几十里，出门都是以步当车，只有少数领导同志为了节省他们的时间才用马代步。毛主席知道萧军出门都是步行，为了急于和他研究一些召开文艺座谈会的问题，便派自己的马去接他。见面之后，毛主席又恳切挽留，要他开完会再去旅行，盛情难却，萧军也就决定留下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5月2日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的，到会的除了毛主席、朱总司令、陈云、凯丰、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外，延安文艺界的负责人士大都参加了，约100多人。大会由凯丰主持，毛主席致开幕词以后，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悄悄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讲的是《对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载5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
在这次座谈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某些问题上展开了既激烈又尖锐的大辩论，气氛非常活跃。大会之后是小组会，以便有什么意见可以更广泛更集中地讨论、研究。果然不出萧军所料，他在大会和小会上和某些同志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本是正常现象，如果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是可以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作出贡献的。在休会期间，萧军担心和某些同志再开会时会继续发生冲突，不愿再参加会议了，他又向毛主席提出要立刻出去旅行，以致毛主席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萧军同志：
会要到十六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罢。此复，即致
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五日
我看了毛主席这封信劝萧军道：“你怎么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吗！有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萧军听了我的劝告，也就决心克服自己的偏激性，一直把会开完再去旅行。
5月16日又召开了第二次大会，在毛主席主持下，大家继续讨论了各种问题，发扬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在“一切为了革命利益”这一总目标上，终于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和流的关系”、“革命文艺为工农兵”、“如何为工农兵”、“普及和提高”、“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爱和恨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等问题，取得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前后历时21天，几次小组讨论会和两次大会发言相结合，取得了丰硕成果。毛主席在5月23日的闭幕大会上作了总结性的讲话，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傍晚时分，全体与会同志在杨家岭大礼堂门前合影留念。
会刚开完，萧军又要求毛主席向王震同志要一张旅行用通行证，毛主席复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已悉，王旅长现去鄜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此复。
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萧军想去旅行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开始是因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后来是因为发生了“王实味事件”。
五六月间，当时由李维汉、范文澜领导的中央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中共党员王实味受到了批判。因为他发表了几篇暴露黑暗的文章：《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等，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被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做了反对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宣传材料。
6月初，萧军随“文抗”的同志们去参加中央研究院召开的一次批判王实味大会，对会场上的混乱现象不以为然，在归家的路上说了几句不满的话，被走在一旁的一位女同志听到了，向“文抗”党组汇报了。过了几天，中央研究院派了4名代表来找萧军，向他提出了抗议，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被萧军拒绝了。为此，萧军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上呈中共中央毛主席，说明了事实经过，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把这份书面材料取名为《备忘录》，在“文抗”一次整风小组会上宣读了；又在10月19日下午，近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了。为此，当场和5名党内作家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还有两位党外作家陈学昭、艾青，在讲台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从晚上8点到深夜两点约6个小时还没有收场。会场上鸦雀无声，无一人退席，都要看个究竟，萧军在讲台上“舌战群儒”，越辩越激烈。当时，吴玉章同志作为大会主席正在讲台上，他看双方僵持不下就站起来说：
“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火！大家应当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
萧军听了吴老的话，虽然气消了不少，但因双方意见严重对立，最后萧军怒冲冲拂袖而去，大会不欢而散。从此，萧军虽然和王实味素不相识，更无来往，就因为对批判会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就被扣上了“同情王实味”的罪名，和某些同志之间产生了隔阂。
1943年延安“整风”到了“审干”阶段，萧军和毛主席断了来往。
3月3日，我家[5]来了两位客人：县委书记王丕年陪着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进了我们这半地下室般的石窑。乔木说：“我是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老萧，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村里连个医生也没有，万一孩子生了病，也买不着药，我看你还是回城里去吧！”王丕年接茬说。
两个人的来意很明显是受了毛主席的嘱托，动员萧军回延安去。刘庄是个很偏僻的小村子，没有王丕年带路，乔木肯定是找不到萧军的。
按个人交情来说，萧军这次下乡为民，事先应当到毛主席那里去。但是那时正是整风“审干”阶段，各单位的政治情况极为紧张，人与人之间一般的干部已断了来往。连萧军和毛主席也久无接触了，因此萧军也就不便去找毛主席，用个人的小事去打扰他。下乡种地，自食其力，任何困难都吓不倒他，早就做好了精神准备！如今乔木“顺便”来看他，虽然没有明说（也许是怕长了萧军的骄气），却带来了毛主席的关怀和友谊。所以萧军说：“谢谢二位啦！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再回答你们。”送走了两位客人，我对萧军说：
“我觉得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都是非常好非常正确的，像毛主席、朱总司令、彭真、林老、吴老、徐老、董老、谢老……这些接触过的老同志们，对你的感情都是很深的，很亲切的，没有把你当外人，你应当多想想他们，都那么大岁数了，天天辛辛苦苦地为全国的老百姓在操心，在忘我地工作，你也就心平气和了。至于下面的党员有的因为修养不够，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也不稀奇，不应该因为他们的错误态度就对整个共产党产生隔阂，和这些老同志们也疏远了，你对中国共产党一向是拥护的，信赖的，你应当加入这个党，和他们一道工作才有意义，你应当回延安去找毛主席谈谈这个问题。这次乔木大老远的到乡下来，绝不是无缘无故来的，也不会单纯是‘路过’、‘顺便来看看’，你和毛主席交情那么深，他听说你下乡种地的消息，决不会置之不理的，一定是派乔木和王丕年来动员你回去。在这里当个老百姓，开荒种地，我相信你有力气，能吃苦耐劳，生活不成问题，可是这是在陕甘宁边区，政治影响不好，让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又该造谣了。还是回去吧！王丕年同志说得也对，这里缺医少药，万一孩子病了怎么办？”
萧军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回延安去了。3月7日，王书记派来两头毛驴，将我们送到了延安中央党校三部，延安文艺界的同志们大多集中在这里参加整风学习。
到了三部，萧军参加了第四支部学习小组，我带着一儿一女参加了第七支部学习小组（妈妈支部）。中央党校共分6部，毛主席是党校校长，彭真同志是副校长。萧军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在毛主席家认识彭真的，他们很谈得来，有过交往，所以萧军回到延安以后，特意去拜访彭真，提出了自己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把自己在刘庄写的那段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的日记拿给彭真看了。彭真懂得萧军能够克服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散漫，有了入党的要求是很不容易的，所以非常高兴。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谈得很透彻，很知心，但最后彭真说：
“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领导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强，你能做到具体服从吗？”
“不能！我认为不对我就反对！更不能服从、照办！谁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我的弱点！难以克服的弱点！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省得给党找麻烦！”连最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能遵守的萧军自己又撤销了入党的要求。
“等你什么时候彻底想通了再来找我！”彭真同志期待着萧军更大的进步。
“等等再说吧，我还管不住我自己的感情，我在党外再跑几年吧！”萧军结束了他们的谈话，回党校三部去了。
党校三部因为是文艺界干部集中的地方，生活比较活跃，成立了“秧歌研究组”和“京剧研究组”。秧歌组时常上街演出用延安地方话编导的宣传剧，老乡们看起来感到十分亲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记得有《一朵红花》、《牛永贵负伤》等。京剧研究组也时常组织演出。夏天，在8月16日一次联欢会上，萧军和周戈演出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萧军扮演武生韩信，同学们大为惊讶。1945年2月，在春节联欢会上，我和萧军合演了一出《二堂放子》。我们都还年轻，我26岁，他38岁，我们俩台上台下都是夫妻，所以同学们看得非常高兴，觉得有趣。京剧研究院的阿甲和方华也倍加称赞。萧军还为同学们写了一出《鹿台恨》准备演出，后因大家都分散到各单位去了，没有演成。京剧组演出的《逼上梁山》很受群众欢迎，还得到毛主席的书面嘉奖。
5月间，我和萧军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去了。萧军担任了文学系讲师，我去美术系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组织了工作大队，派出各方面的人才奔赴各解放区开展工作。“鲁艺”也组织了几个工作队分批出发了。8月，陈荒煤小队首先出发去山西。9月，舒群带队去东北，艾青带队去华北。11月，周扬带队去东北佳木斯继续办学，属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萧军因为是东北人，又是知名作家，抗日救亡小说《八月的乡村》影响很大，开展东北解放区的文教工作很需要他，他也希望能回故乡去工作。党中央派彭真等同志去东北地区建立东北局和民主政权，9月中旬，彭真离延安时萧军要求能让他也去东北，彭真同志同意了并表示欢迎他回东北工作，所以萧军决定随周扬的“鲁艺文艺大队”回东北。离延前，他到毛主席住处去辞行，毛主席希望萧军回到东北以后能和彭真同志密切配合，协助彭真开展文化工作。毛主席还说：“听彭真同志说你有过入党的要求，我们欢迎你！到了东北，如果考虑成熟了，可以向东北局提出来！”当时朱德同志、刘少奇同志也在一旁，毛主席留萧军同去朱德总司令家共进午餐。饭后，又和朱老总一同送他到大路旁才挥手告别。
（王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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