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0年8月下旬，觉哉在云山学校度过了第7个寒暑，好友叔衡约他到长沙主编《湖南通俗报》。

    8月31日，觉哉离开云山学校，来到省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

    叔衡委派觉哉做了《湖南通俗报》的主编（当时称主笔），熊瑾玎为经理，周世钊、邹蕴真为编辑。当时除觉哉以外，都是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的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如夏曦、郭亮、李维汉、易礼容、姜梦周等也都积极支持这个编报班子。

    觉哉在报馆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上认识了毛泽东。

    这是1920年9月初的一天。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相当于校长），叔衡考虑《湖南通俗报》从主编、经理到编辑都是小学教员，全没有办报的经验。因而约请毛泽东一起研究如何办报的问题。

    会上，叔衡简单地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毛泽东接着分析了湖南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明确提出了《湖南通俗报》宣传的任务和主要内容。他说：“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走进觉哉的住房，相互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是相互之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哉当时36岁，矮敦结实的个子，清秀的面庞，嘴上留着浓密的八字胡须，说话慢条斯理，虽然有时还不免带点“之乎者也”的旧文人气态，但是整个举止言谈显得睿智谦和，诚实可信。毛泽东对他的这个印象一直继续到后来的漫长岁月。至于觉哉对毛泽东的印象，由于叔衡多次讲过“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而早就对他产生了仰慕之情，这次相识，更加深了印象。

    觉哉后来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1920年9月，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在湖南省城通俗教育报的报纸编辑会议上初次看到毛泽东同志。当时，湖南刚赶走张敬尧，何叔衡同志任通俗教育馆馆长，约我去编通俗报，我历任小学教员，见闻不广，没有编过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我还不能全部领会。会后，毛泽东同志到我的房里坐了一会儿，才会面，谈话不多，但他那谦虚与诚恳的态度，简要的语言，给我印象很深。”

    觉哉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办报主张和众人所议，按照实际斗争的需要，对《湖南通俗报》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很大的改革，把报纸办得观点鲜明，通俗易懂，有力地揭露了湖南新军阀谭延闿、赵恒惕虚伪面目及其政权的反动本质，传播了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变成了宣传新民学会革命主张的进步报纸。对湖南当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时，皖系军阀张敬尧被赶走以后，官僚政客谭延闿相继当上了湖南督军和省长。赵恒惕把谭延闿挤走以后，利用湖南人民渴望脱离南北军阀纷争，保持一个相对安定的心理，接过谭延闿的“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以“地方自治”为名，对南北两方保持中立，实际是以此巩固自己的军阀专制。所谓“地方自治”只不过是一种骗局。毛泽东当时“不赞成采取笼统的反对态度，也不赞成消极抵制态度，而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参加到‘自治’运动中去，利用矛盾，进行斗争，启发民众，揭露统治者，尽可能地扩大民主因素”。觉哉按照毛泽东这个意见，利用《湖南通俗报》大力宣传真正的民权思想，启发民智。赵恒惕本来是想真戏假唱，《湖南通俗报》则逼着他假戏真做。

    ……

    该报及时刊登毛泽东的文章。觉哉后来回忆说：“接到他的自滨湖各县寄来的通信，好优美的文章，为我们从来所未见过的，我总是把它刊在报上显著地位。”

    报纸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大增，由几百份增加到六七千份，不但工人、市民爱看，农民也有订阅的，中小学还把它作为课外必读之物。

    ……

    赵恒惕他们对于这张报纸在社会上的影响惶恐不安，惊呼“湖南风气之坏，坏就坏在通俗报上”。“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本是教育民众的《湖南通俗报》，变成了宣传‘过激主义’的刊物，真是岂有此理！”1921年6月11日赵恒惕政府即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何叔衡通俗教育馆馆长之职。6月15日，《湖南通俗报》被迫停刊，6月28、29日，新所长龚心帮带一批人入所。随即，觉哉的总编辑的工作也因此而结束。

    《湖南通俗报》停刊了，毛泽东评价说：“这一年的《湖南通俗报》办得很不错。”

    二

    觉哉自1932年底，从洪湖脱险到达上海以后，通过转移到上海的原湘鄂西省省委书记杨光华的介绍，找到了党组织，并分配他在全国总工会继续做宣传教育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全总负责人罗登贤、廖承志同时被捕，觉哉的身份也因此被暴露，幸叛徒不知其住所才幸免于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他去中央苏区工作。

    ……

    觉哉于1933年4月秘密离开上海，5月中旬就到了江西瑞金。当时，这里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首府，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主席，住在这里。

    他立即到毛泽东的住地去找主席分配工作。在路上，先见到了钱希钧。

    钱希钧领着觉哉去见毛泽东，两位老战友已经分别5年多了。毛泽东穿着一身粗布的红军制服和一双布鞋，面容虽然更加瘦削了，但眉宇间显得很有精神。一见到觉哉，他充满深情地说：“你可来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好吗？”他们开始热烈地交谈。

    他们重点谈到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说：“在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吸取了经验教训，懂得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进行了武装暴动，武装了工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两年，蒋介石派了大批军队“围剿”我们，但我们采取了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方针，粉碎了蒋介石的几次“围剿”，扩大了红军。今后的道路还是坚持武装斗争，扩大红军，以现有根据地为基础，逐步向全国发展，夺取全国胜利。”对毛泽东有说服力和远见卓识的谈话，觉哉是最为信服的。是的，从在《湖南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上听他发表意见，到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在长沙沈家大屋听毛泽东发表准备秋收暴动的主张，他切身感到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

    觉哉在毛泽东的对面一间空屋里住下来，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当时，工作紧张，生活又很艰苦，毛泽东习惯晚上工作，谢老常常陪他夜里办公，夜以继日，又困又饿。有一天晚上，毛泽东看着胡子花白的谢老，深情地说：“谢胡子，你白天吃这点子粮食，够了吗？”谢老说：“也够了。”毛泽东笑了笑说：“我去弄个南瓜，你去找点柴草来，咱们煮南瓜吃。”他们俩分头弄来一个南瓜和柴草，两人高高兴兴地在月光下煮南瓜吃，吃饱了又接着办公。

    那时，烟草十分困难，经常把树叶炒一下当烟叶。有一次，事务长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烟草，分给抽烟的同志，每人一份，谁也不多给，领烟时，毛泽东就对事务长说：“把谢胡子那份烟给我吧。”

    从这可以看出中央苏区生活、同志间的亲密关系和人们克服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

    三

    1934年1月下旬，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了。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虽然企图完全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当时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已经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权和军事上的指挥权），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干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仍被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在这次会议上，觉哉当选为中央政府秘书长，并且兼任了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

    觉哉担任人民政府的秘书长，处处为人民谋福利。他发现沙洲坝的村子到瑞金河挑水的老乡接连不断，挑水的人，有的是年逾古稀的白发老人，有的是不足10岁的儿童，由于路程远，其状甚是艰难。觉哉立即想到，如果能在村子里找到水源打口井，使老乡不需到远隔几里的河里挑水，免去肩挑之苦该多好啊！他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陈述，主席高兴极了，不久，毛主席和觉哉一道帮助老乡找水源，挖水井。开工这天，觉哉第一个开锄破土，毛主席和夫人贺子珍也来参加打井，很快，一口水井在村子里打出来了，从此沙洲坝的老乡再也不必远道取水了。

    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当地群众为了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和谢秘书长的恩情，他们自动在井边立了一块石碑：“吃水不忘挖井人”。

    1933年初，临时中央领导人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也到达中央根据地瑞金。临时中央和李德等人来后，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面对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等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根据地越来越小了，红军不得不作一次大的战略转移，准备长征。

    四

    1935年10月，长征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毛泽东身边有个警卫员叫吴吉清，是1930年入伍的红军战士，经过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考验，很有才干。可惜由于家里太穷，没有念过书。毛泽东委托谢老在工作之余帮助吴吉清补习文化。于是，谢老每天教他认5个字，这5个字在一天内，随时随地要默写100次。写完后，交卷打分，进行考试，直到会念、会写、会讲、会用为止。如果当晚因工作耽误了时间，就在第二天利用会前会后的空隙补课。在谢老的辅导下，吴吉清很快学会大量的常用字，并且能练习写短文章了。

    有一天，吴吉清得了伤寒病，住院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谢老几乎天天抽空去看他，并嘱咐医生，要全力治好他的病。一天下午，谢老到病房去，没想到躺在床上的不是吴吉清，而是另一个病人。谢老忙找负责治病的医生问：“吴吉清呢？”

    “死啦！”那个医生回答。

    “死啦？人呢？”谢老又惊又急。

    “在太平间。”

    “人死了，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

    那个医生半天也没答上话来。

    谢老叫把人抬出来。那位医生更慌了，连忙说：“那可使不得，他是传染病，不能抬。”

    谢老一听，觉得不对头，既然是传染病，人死之后，却不消毒，又不通知机关收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直接找医院的负责人，要他们马上把病人从“太平间”抬出来。

    谢老仔细端详吴吉清，发现他虽然昏迷不醒，但却悠悠地出着气，并没有死。这时谢老气愤地批评那个医生：“病人还出着气，你就把他放在‘太平间’里等死，为什么不救死扶伤？”

    那个医生说：“医院缺乏两种药，没法救他。”

    谢老说：“缺药你应该说话呀！”接着又问，“是什么药？”

    “强心剂和氯霉素。”

    谢老立即把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非常惊讶，在电话中对谢老说：“应该告诉他们，不管是马夫，还是伙夫，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们治好才行。”并派人送来了药。

    谢老立即组织医生进行抢救，终于把吴吉清从死里救活了。

    事后，谢老调查了这个医生，原来是不久前被红军俘虏过来的，刚到革命军队，过去沾染的许多坏作风没有得到改造，所以发生了这样不负责任的事。谢老对他进行了耐心教育，使他认识了错误，后来转变得很好。谢老从这件事上，发现了医院的许多问题，通过帮助整顿，使医院的工作在短期内得到了很大改进。

    五

    李鼎铭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是陕北的知名士绅。谢老是边区政府秘书长，后来是副参议长，对李鼎铭总是诚恳协助其工作，热情关心其生活。两人既是同事，又是朋友。在撤离延安的过程中，他时刻关怀着李鼎铭的安全和生活。李鼎铭逝世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有人提出不开追悼会，但谢老坚持要开。他说：“毛主席说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他还强调说：“不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我们还要不要‘三三制’？”毛泽东很支持谢老的意见，并说：“开不开追悼会，你们定，但我是要送花圈的。”于是，由谢老负责筹备，为李鼎铭开了追悼会，使党外人士深受感动。

    安文钦是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是党外人士。1947年土改运动极“左”错误盛行时期，有些人提出要撤销安文钦的副议长职务，交群众斗争。这时，谢老正在米脂县杨家沟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他得知这个消息后，极力反对。他对毛主席说：“安文钦是副参议长，要撤得召开参议会全体会议才行。”他又强调说：“也不能交群众斗，一斗就打，一打就死，我们怎么向党外人士交代？”他指出：“这是有关统一战线和‘三三制’的政治影响问题，不是安文钦一个人的问题。”毛主席赞成谢老的意见，说：“不能撤，也不能斗！”谢老坚定地捍卫了党的统战政策，赢得了党内外的称赞。安文钦在临逝世前，赠言给谢老说：

    享耆年六十三龄，代表舆论，赢得士农曰善，工商曰善，僚属曰善。

    举边区数百万户，共祝公寿，的是富贵中人，儒雅中人，神仙中人。

    （易冈葵 吉世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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