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孩子-壮年(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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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晚上,莉拉提到了詹纳罗的种种不好,黛黛鼓起勇气捍卫了詹纳罗。她的脸变得通红,她说:“詹纳罗非常聪明。”莉拉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她,微笑着对她说:“你太好心了,我是他妈妈,你的话让我很高兴。”

    从那时候开始,黛黛感觉自己得到了许可,她在各种场合都会向着詹纳罗,包括莉拉很生他的气时。詹纳罗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了,他的脸蛋很英俊,像他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他的身体要粗壮一些,但他脾气很古怪。黛黛那时候十二岁,詹纳罗眼里根本就没有她,他脑子里想的全是别的。但黛黛一直都觉得,詹纳罗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她一有机会就会赞美他。有时候莉拉心情不好,不作任何回应,但其他时候,她会笑着感叹说:“你说什么?他就是个混混。你们三姐妹才是好孩子,会比你们的母亲更有出息。”虽然黛黛听到这话很高兴(她很高兴能比我强),但她会通过贬低自己,来抬高詹纳罗。

    黛黛喜欢詹纳罗,她经常会站在窗口看着他从修理厂回来。詹纳罗一出现,她就会喊:“里诺,你好!”通常他都会回应,假如他没有回应,她会跑到楼梯间,看着他走上台阶,和他搭讪,说一些类似这样的话:“你累吗?你的手怎么了?你穿着工装不热吗?”即使他不怎么说话,黛黛也会很振奋。有时候詹纳罗会比平时多说几句,她为了和他多一些接触,会拉上伊玛说:“我带她去莉娜阿姨家,让她和蒂娜玩一会儿。”我还没有来得及同意,她已经走出家门了。

    即使在小时候,我从来都没和莉拉那么亲近过。我家的地板挨着她的天花板,下两段楼梯,我就会来到她家,上两段楼梯,她就到了我家里。早晚我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模糊不清的对话,蒂娜清脆的嗓音,莉拉回答的声音,就像她也在模仿孩子的叫喊,还有恩佐深沉的嗓音,他一直都不爱说话,但他和女儿会说很多,还会唱歌给她听。我推测,莉拉也能听见我的动静。当她去上班,我的两个女儿去了学校,家里只有伊玛和蒂娜时——现在蒂娜经常在我这儿,有时候也会在我家睡——我会感觉到楼下空荡荡的,我期待听到莉拉和恩佐回家的声音。

    事情很快往好的方向发展,黛黛和艾尔莎会照顾伊玛,她们经常把妹妹带到院子里或者莉拉家里玩。假如我要出差的话,莉拉会照顾她们仨。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自己的时间,我读书,修订我的书。没有尼诺,我很自在,也不用生活在担心失去他的焦虑之中。我和彼得罗的关系也好了很多,他经常来那不勒斯看两个女儿,他彻底习惯了城区这套灰暗破旧的房子,特别是艾尔莎的那不勒斯口音。他经常会住几天,在这里时他对恩佐很客气,和莉拉也会聊很多。尽管彼得罗过去对莉拉的评价很糟糕,但我觉得很明显,他很乐意和莉拉聊天。至于莉拉,彼得罗一走,她就会满怀热情地跟我谈到他,通常她不会对任何人有这样的表示。她很严肃地说,他到底读了多少书啊?五万本,十万本?我觉得我的前夫成了她童年时想象的那种学者,不是职业作家,而是因为有文化才写作。

    “你很厉害。”有一天晚上,她对我说,“但是他说话的方式,让我真的很喜欢,他说话时也像写作,而不是像念书。”

    “我是这样的吗?”我用开玩笑的语气问。

    “有点。”

    “现在也是这样吗?”

    “是的。”

    “假如我没学会那样说话,在外面,不会有人理会我的。”

    “他和你一样,但要自然一些。詹纳罗小时候——尽管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彼得罗,我就想着把詹纳罗培养成彼得罗这样的人。”

    她经常跟我谈到她儿子。她说,她本应该给予他更多照顾,但她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和能力。她谴责了自己,她说刚开始她教给了儿子一些东西,但很快就失去了信心,彻底放弃他了。有一天晚上,毫无过渡地,她就从儿子讲到了她女儿,她担心蒂娜长大也会荒废了,我非常诚恳地赞美了蒂娜。她很严肃地说:

    “现在你在这里,你应该帮助我,让她像你女儿那样,恩佐也希望,他让我跟你说说。”

    “好吧。”

    “你帮我,我也帮你。你记得奥利维耶罗老师吧?光上学是不够的,她教的,对我来说就不够。”

    “那是另一个年代了。”

    “我不知道。我给詹纳罗提供了条件,但没成功。”

    “这是城区的缘故。”

    她很严肃地看着我,说:

    “我不觉得,但现在你决定留在这里,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就改变一下这个城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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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短短几个月里,我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我们养成了一起出去买东西的习惯,每个星期天,我们已经不局限于在大路边上的小商贩中间闲逛,我们打起精神和恩佐一起去市中心,让几个女儿晒太阳,呼吸海边的空气。我们沿着卡拉乔洛海滨路走,或者在城市公园里散步。

    恩佐会让蒂娜骑在他肩膀上,他很宠爱这个女儿,甚至都有些溺爱了。但他也从来不会忽视我的几个女儿,他会给她们买气球、点心,会和她们一起玩儿。我和莉拉故意走在后面,我们无所不谈,但和少年时期不一样了,那段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她会问我一些她在电视上看到的事,我会畅所欲言。我记得,我和她谈论过后现代艺术,还有出版的一些问题和女权主义的新动向,以及其他所有我能想到的东西。她会非常专注地听我说,目光带着一丝戏谑,她只是在不清楚某些东西时才会插话,但她从来都不说自己的想法。我喜欢和她说话,也喜欢她做出的赞赏表情。我喜欢她说出类似这样的话:“你懂的真多啊,你想的问题可真多啊!”虽然有时候有玩笑的成分。假如我问她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她会马上避开,嘟哝着说:“别问我,别让我说一些蠢话,还是你说吧。”她经常会提到一些名人,想知道我是不是很了解他们,假如我说不知道,她会很失望。我得说,当我贬低一些和我打过交到的名人时,她也会很失望。

    有一天早上,她说:“因此,这些人和看起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的确是这样,通常他们在工作上很出色,但其他方面就很难说了,有的很贪婪,以伤害别人为乐趣,会站在强者的一边欺压弱者,他们会拉帮结派,对待女人就像对待宠物狗,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对你说一些猥亵的话,会动手动脚,就像我们这儿的公交车上那样。”

    “你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词了?”

    “没有,要有思想,并不一定要成为圣人。无论如何,真正的知识分子非常少。大部分的文化人,一辈子都在慵懒地评论着别人的思想,他们大部分的精力都用于和对手勾心斗角了。”

    “那你为什么要和他们在一起?”

    我回答说,我没和他们在一起,我在我们的城区里。我想让她觉得,我是那个上层世界的一员,但我却和别人不一样,她也把我推向了那个位子。我讽刺我的同行,这让她觉得很有趣。我感觉她坚持想让我确认:我真的属于那些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以及怎么想才对的人,我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对于她来说,如果我继续把自己定位于那种写书,给杂志和报纸写文章,有时候会出现在电视上的人,那我回城区居住的选择才是对的。她想让我做她的朋友、邻居,但条件是我要有那层光环。我也顺从她的意思,她的认同给我信心。在城市公园里,我和我们的女儿走在她身边,但我和她却截然不同,我有着更为广阔的生活。让我骄傲的是,在她面前,我是一个经历丰富的女人,我感觉她对我也很满意。我跟她讲了我在法国、德国、奥地利还有美国的经历,我在各处参加的辩论会,还有我在尼诺之后遇到的男人。她会面带微笑听我讲,从来都不说自己的事儿。即使我说了我的一夜情经历,也没能激发她说出自己的事儿。

    “你和恩佐还好吧?”有一天早上,我问她。

    “比较好。”

    “你从来都没对别人产生过兴趣?”

    “没有。”

    “你很爱他吗?”

    “比较爱。”

    没办法让她说出更多的话。通常我都是用一种毫不掩饰的方式谈论性事,我说了很多,但她一直都沉默不语。然而我们一起散步时,无论我们谈论什么问题,她身上都散发着一种东西,都会激发我的思想,让我想亲近她,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会帮助我反思。

    她一直都在散发出一种能量,给我信心,坚定我的决心,自然而然地会让我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在找她出去。那种力量并不仅仅只有我能感受到。有时候她邀请我和几个孩子去她家吃饭,更加经常的是,我邀请她和恩佐吃饭,自然还有蒂娜,但没办法请詹纳罗,他通常都在外面,半夜才会回来。我马上就意识到,恩佐对那孩子非常担心,但莉拉总会说:“他长大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感觉到,她这么说只是为了减轻伴侣的焦虑。她用的语气和我们交谈时用的语气一样,莉拉会传递给他一种东西,就像一针强心剂,恩佐会点点头。

    发生在城区街道上的事情也一样。和她一起出去买东西时,我经常都会感觉很吃惊。她俨然成为了这个城区的权威人士。她经常被拦住,那些人会带着敬意把她拉到一边,在耳边跟她说些什么,她不动声色地听着。他们现在这样尊敬她,是因为她在事业上的成功吗?为什么她看起来像一个无所不能的人?或者说,为什么她身上散发的那种能量,让她在快四十岁时看起来像一个巫师,可以实施魔法,让人害怕?我不知道。让我震动的是,人们都更关注她,而不是我。我是一个有名的作家,出版社现在正在推广我的新书,报纸上经常会提到我。《共和国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上面有一张我的照片,非常大,这篇文章是关于我要出版的新书,里面有类似这样的话:大家对埃莱娜·格雷科的新小说拭目以待,这本小说是以那不勒斯为背景,揭示了它不为人所知的血色的一面,等等。尽管如此,我们走在一起时,在我们的出生地,我只是一个装饰,证明了莉拉的功绩。有人从小就认识我们俩,他们会认为,在我们的城区路上能出现像我这样的人物,那也是因为她,还有她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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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多人都在想,一个在报纸上看起来又有钱又有名的人,为什么要搬到这套破旧的房子里住,而且这套房子位于一个越来越破败的城区。也许首先我的两个女儿就不能理解这一点。有一天早上,黛黛从学校回来,满脸嫌弃地说:

    “有一个老头朝我们学校大门里尿尿。”

    还有一次,艾尔莎从学校里回来,她吓得要死,说:

    “今天有个人在小花园里被人用刀子捅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害怕,脱离城区已经很久的那个我很恼火,很为两个孩子担心,我在心里说:我受够这里了!在家里,黛黛和艾尔莎说一口纯正的意大利语,但有时候,我隔着窗子,或者在她们上楼梯时,能听到艾尔莎会说一口粗俗的那不勒斯方言,有时候甚至会用很肮脏的词。我会骂她,她假装很难过,但我知道,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才能抵挡说粗话还有其他的诱惑。有没有可能,我在搞文学的同时,她们迷失了?唯一给我带来安慰的是,我不会在这里住很久。我的书出版之后,我会彻底离开那不勒斯。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我只是需要等到我的小说定稿。

    城区的方方面面无疑对这本书都有好处。我的工作进展得如此顺利,尤其是因为我对莉拉的关注:她全然融入了那个环境,她的声音、目光、动作,她的邪恶和慷慨,还有她说的方言,都和我们出生的这个地方紧密相连。就像她的“Basic Sight”(人们会把她的公司称为“巴西西”),尽管是一个外国名字,但它不像一块来自太空的陨石,而是这个贫穷、暴力和落后的环境的一个令人意外的产物。我从她身上汲取能量,赋予我的小说一种真实的力量,这对于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写完这本书之后,我会永远离开这里,我打算搬到米兰去住。

    我在她的办公室里待上一会儿,就会意识到她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工作。我看着她哥哥,他已经完全被毒品侵蚀了。我看着艾达,她越来越凶恶,成了玛丽莎誓不两立的敌人,因为玛丽莎彻底抢走了斯特凡诺。我看着阿方索,在他的面孔和举止里,男性和女性的气质一直在打破界限,产生的结果有时候让我很恶心,有时候让我很震撼,但我越来越不安,因为他的眼睛常常是乌青的,要么就是嘴唇被打破了,总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被人打了。我看着卡门,她穿着加油站的蓝色工作服,把莉拉拉到一边询问,就好像莉拉是一个先知。我看着安东尼奥,他也围着莉拉转,有时候会说两句,有时候会待在一边不说话,他会把他漂亮的德国妻子和孩子带到莉拉的办公室去拜访她,就像是一种示好的表现。我时不时会听到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斯特凡诺·卡拉奇要彻底关掉他的肉食店,他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他想要钱;帕斯卡莱·佩卢索绑架了政治要人提兹奥,假如不是他自己动手的,也一定和他相关;阿弗拉戈拉的一家衬衣店发生火灾,是卡伊奥自己放的火,他只是想骗保险;让黛黛要小心点儿,他们会给小孩子下了药的糖果,在小学周围有一个变态在转悠,会把小孩子拐走;索拉拉兄弟要在新城区开一家夜总会,有女人和毒品,音乐声会非常大,以后晚上没人能睡着;在大路上,夜里会有一些超级大卡车经过,载着一些比核弹还可怕的东西;詹纳罗交了一些坏朋友,假如他再这样下去,莉拉就不让他出去上班了;那个在隧道里被杀死的人看起来是个女的,其实是个男的,他身上流了那么多血,一直到加油站那里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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