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些烦了，对医生说：“你不应该跟我们说这些。”医生更生气了，她感叹了一句：“我说这些，是因为我们都是朋友。”但之后，她马上用医生的语气，用一种装出来的严肃语气说，假如我们爱莉拉，我们（她当然指的是尼诺和我）应该帮助她，让她做一些能给她带来满足的事儿，否则的话，她那跳芭蕾一样的脑子（她就是这么说的），会给她自己还有周围的人带来麻烦。她最后重申，她在产房看到了一场反自然的斗争，是一个母亲和她肚子里的孩子的斗争。她说：“对我来说，那是一场非常糟糕的体验。”
莉拉生的是一个女儿，而不是像所有人预测的那样是个男孩。当我抽身去诊所看她时，尽管她看起来精疲力竭，但还是满脸自豪地给我展示了她女儿。她问：
“伊玛生出来的时候多重？”
“六斤四两。”
“农齐亚几乎有八斤：我肚子很小，但她却很大。”
她真的给孩子取了她母亲的名字。为了不让她父亲费尔南多生气，他年轻时脾气就很不好，现在越老就越易怒，也为了让恩佐的亲戚高兴，她给孩子在城区的教堂里举行了洗礼，然后在“Basic Sight”公司里举行了一场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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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新生儿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待在一起。莉拉和我经常打电话，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出去散步，自由自在地交谈，但不再是说我们自己的事，而是聊孩子。实际上，我们之间关系的丰富复杂，开始通过我们对两个孩子的关注得到展示。我们比较她们的每个细节，就好像要让她们俩成为彼此的镜子，好与不好都清清楚楚，这样我们就能马上作出反应，好的地方要保持，不好的地方要马上改。我们相互交流那些对于孩子健康成长有用的东西，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良性竞争，看谁能发现更有营养的食品、更舒适的尿布、更好用的护臀膏。莉拉给农齐亚买的任何好看的衣服，也都给伊玛也买一件。我呢，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我也会给蒂娜买一套。现在莉拉叫她女儿“蒂娜”。莉拉会说，蒂娜喜欢这个玩具，她给伊玛也买了一个，蒂娜穿这双鞋子合适，她给伊玛也买了一双。
“你知道吗？”有一天，我用愉快的语气对她说，“你给你女儿起了我的娃娃的名字？”
“什么娃娃？”
“蒂娜，你不记得了吗？”
她摸了摸额头，就好像她头疼一样，她说：
“真的，但我是无意的。”
“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娃娃，我很喜欢。”
“我女儿更漂亮。”
时间过得飞快，又过了几个星期，已经能闻到春天的气息了。有一天早上，我母亲病重了，大家一阵恐慌，连我的两个弟弟都觉得诊所的大夫已经束手无策了。他们想让我母亲去医院。我和尼诺谈了这件事情，就是想问清楚，通过那些和他认识的教授——之前给我母亲诊治的那些医生，能不能让我母亲有一个独立病房，而不只是一个床位。但尼诺说，他反对这种走后门或者找熟人的做法，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大家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他很生气地说：“在这个国家，需要停止这种想法，就是为了医院的一个病床，也要想着找熟人，或者求助于克莫拉分子。”他针对的不是我，而是马尔切洛，这一点我知道，但我还是很沮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假如我母亲愿意去医院，我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的。但实际上，我母亲虽然非常痛苦，但她的态度很明确：她宁可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死去，也不愿意回医院病房，哪怕只是几个小时。就这样，一天早上，让我们又一次感到震惊的是，马尔切洛陪着一位专家来到了诊所，就是当时在医院给我母亲治病的那些医生中的一个。这位教授在医院里态度很粗暴，但在这里他变得非常和蔼，而且还经常过来，这个私人诊所的医生对他也充满敬意，我母亲的状况好了很多。
很快，诊所的情况又变得很复杂。我母亲用尽了她最后的一点儿力气，做了两件相互矛盾的事，但这两件事在她眼里同样重要。因为正好是在那几天，莉拉在巴亚诺一个客户的公司那里，找到了安置佩佩和詹尼的位子，但他们根本就不理会这个工作机会。我母亲无数次感谢了我的朋友莉拉的慷慨，她把两个儿子叫到病床前，在这次时间比较长的会面里，有几分钟，她又回到了先前的样子。她的眼里充满了怒火，她说，假如他们没有接受那份工作，那她死了也会回来找他们，让他们不得安生。总之，她让我的两个弟弟哭得像小羊羔，直到他们答应了，才放他们走。这时候，她做了另一件截然相反的事。她把马尔切洛叫来——她刚把佩佩和詹尼从他那里弄走，她让马尔切洛庄严发誓，在她闭眼之前，他会娶她的小女儿。马尔切洛向她庄严保证，他说，他和埃莉莎推迟了婚礼，只是因为他们想等着她康复，现在她快要康复了，他们会尽快办手续。她对于莉拉和马尔切洛一视同仁。我母亲放心了，她很高兴，为了她的孩子的好，她对我们城区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施加压力并和他们挂上钩了：在她眼里，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
有那么一两天，她都很平静愉快。我把黛黛带去看她，她很爱黛黛，我让伊玛躺在她怀里，她甚至对一直都不喜欢的艾尔莎也很热情。我看着她，虽然她只有六十岁，而不是一百岁，但她已经成了一个满脸皱纹、头发灰白的老太太。我第一次感觉到时间的冲击，一股力量正把我推向四十岁，同时也感觉到生命消耗的速度，死亡来临的事实。我想，假如死亡降临在她身上，没有出路，死亡也会降临到我头上。
伊玛才两个月多一点儿，有一天早上，我母亲用虚弱的声音对我说：“莱农，现在我真的很高兴，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人是你，但你是你，我知道，你能让事情按照你的想法来，所以我相信你。”然后她睡了过去，陷入昏迷，她不想死，她还坚持了几天。我记得，当时我和伊玛在她的房间里，她临终的喘息一直在持续，已经成了诊所的各种声音的一部分。我父亲已经受不了这个声音了，他一个人在家里哭。埃莉莎带着西尔维奥去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我的两个弟弟在隔壁一个小房间里抽烟。我长时间盯着床单下面她瘦小身子的轮廓，我母亲现在就剩下一把骨头了。她以前体型庞大，一直压制着我，让我感觉到自己像一块石头下面的虫子，受到保护的同时也受到挤压。我希望她的呻吟能结束，马上，就在那一刻。让我惊异的是，我的祈祷变成了现实，整个房间忽然安静下来了。我坐在那里，没力气起身走到她跟前，这时候，伊玛吧唧嘴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我离开椅子，来到我母亲床边。我们俩一起，我和小伊玛——她在睡梦中还在贪婪地寻找我的乳头，还想和我紧紧连在一起，我们俩在那个病房里，她是那个最鲜活、最健康的生命。
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戴着大约二十年前母亲送给我的银镯子，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戴它了，通常，我都会戴一些阿黛尔建议我买的精致首饰。从那天起，我经常都戴着那个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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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一滴眼泪都没流，但我很难接受母亲的死。很长时间里，我都很难过，可能那种痛苦一直都没真正离开。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个麻木、粗俗的女人，我很怕她，一直都想远离她。在她的葬礼结束之后，我感觉好像忽然下起了一场大雨，看看周围，没有一个可以躲雨的地方。有好几个星期，无论白天还是夜里，我感觉到处都是她的影子，到处都是她的声音。那就像一股青烟，漂浮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任何导火索也会燃烧起来。我很懊悔，在她生病时，我才找到了另一种和她相处的办法，我甚至回忆起了我小时候，她还年轻时的一些愉快的时刻。我的愧疚感让怀念一直在持续，我在抽屉里放了她的一个发卡、一块手帕，还有小剪刀，但我觉得这还不够，戴着她的手镯也还不够。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怀孕时，我的胯部又开始疼了，生产完之后那疼痛还没消失，我选择不去看医生，我保留着身体的疼痛，就像那是我母亲给我的遗产。
还有她最后给我说的那些话（“我相信你”），也陪伴了我很长时间。她临死时确信：按照我的性格，还有我积累的资源，我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这种想法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回响，后来真的起了作用。我决定向她证明，她说得对，我打起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开始利用那些空暇读书写作。我对那些琐碎的政治失去了兴趣——五个政党联合起来统治这个国家，它们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争执，这都是尼诺积极参与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打不起精神，但我继续关注这个国家的暴力和腐败问题。我一直在阅读女性主义的资料，我最后一本小书的影响还在，我给针对女性读者的新杂志投稿。但我得承认，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让我的出版社相信，我的新小说已经写得差不多了。
大约两年前，出版社给我预支了一半稿费，那是很大一笔钱，但我自己这两年基本一事无成，我感觉很吃力，还在寻找素材。那个主编，就是给我预支了那笔钱的人，从来都没给我施压，他每次都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工作进展，假如我避而不谈，那他也不深究。因为要说实话的话，我会觉得很丢脸。后来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在《晚邮报》上出现了一篇带有讽刺色彩的文章，里面赞扬了一部处女作获得的成功，然后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整个意大利青年文学还在等着我许诺的那本书。几天后，我的主编经过那不勒斯，他来参加一个盛大的研讨会，他要求见我。
他严肃的语气马上就让我很担心，在将近十五年的合作中，他从来都没让我感到压力。他站在我这一边，对付阿黛尔的阻挠，他一直对我都很客气。我做出一副愉快的样子，邀请他到塔索街上的家里来吃饭，这让我很不安，也很辛苦，但我请他来家里，是因为尼诺想出版一本新的杂文集。主编的态度很客气，但没表露出多余的情感，他对我母亲的去世表示哀悼，然后赞扬了伊玛，送给黛黛和艾尔莎几本色彩非常鲜艳的小书。他耐心地等着我弄完饭菜，照料几个孩子，我让尼诺和他谈那本想要出的书。后来，到了这次会面的关键环节，他说他想知道，他能不能做计划，在那年秋天出版我的小说。
我脸红了，问道：
“一九八二年秋天？”
“是一九八二年秋天。”
“也许可以，我还以为晚些时候呢。”
“你现在知道就好。”
“但我距离收尾还有点儿时间。”
“你可以先让我看看你写的。”
“我还没准备好。”
他沉默了，喝了一小口葡萄酒，用一种严肃的语气说：
“埃莱娜，到现在为止，你一直很幸运，上一本书的反响尤其好，你赢得了声誉，也赢得了很多读者，但这些读者需要经营，假如你失去他们，你也失去了出版其他书的可能。”
我觉得很难过。我明白，阿黛尔一次次的抗争，已经影响到了这个非常有文化、彬彬有礼的男人。我想象着彼得罗母亲的话，她的措辞：“这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南方女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可爱，但却精于算计，会骗人。”我痛恨我自己，因为在这个主编面前，我正好证实了这些话。面对桌上的甜点，主编用短短几句话就拒绝了尼诺的提议，他说，现在出版杂文很难。大家都有些尴尬，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谈到了伊玛，直到我的客人抬起手腕看表，说他要走了。这时候我忍不住说：
“好吧，我会准时交稿，保证在秋季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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