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促使我决定的是几个星期后发生的事。马丽娅罗莎出差去了法国波尔多，我不记得她是去做什么。在离开之前，她把我拉到一边，说了一些关于弗朗科的话，有些语无伦次，基本意思是：她不在时，我要看着他点儿。她说，弗朗科现在很抑郁。我忽然明白了我只是猜测的一件事情，之前我总是有其他事情需要操心，没有发现这一点：她对弗朗科不像对其他人那样，只是出于一种乐善好施的态度，她真的爱着弗朗科，成了他的母亲、姐姐和情人。她那种痛苦的表情，还有他消瘦的身体，都是因为弗朗科让她备受煎熬，她很焦虑，也很操心，她觉得弗朗科现在变得过于脆弱，随时都可能裂开。

    她一共离开了八天。我脑子里很乱，有很多事情要考虑，我尽量对弗朗科很客气，我每天晚上都会和他聊到很晚。让我高兴的是，他没和我谈政治，而是跟我谈到了他自己，还有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春天在比萨城里散步，阿尔诺河沿岸的臭味。他还跟我说了一些从来没对别人提起过的事情：他小时候的事儿，他父母还有爷爷奶奶的事儿。尤其让我高兴的是，他让我说出我的不安，和出版社签订的新合同，我现在要写的小说，回到那不勒斯生活的可能，还有尼诺。他从来不会把话题扯到其他事情上，也不会斟词酌句，他说话很直接，有时候甚至很粗俗。有一天晚上，他好像有些犯糊涂了，他说：“假如你爱他超过爱自己，你还是接受他现在的样子吧：有妻子孩子，和其他女人上床的爱好，还有他做的那些龌龊事儿。”他一边充满温情地叫着我的名字，“埃莱娜，埃莱娜！”一边摇着头。他笑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色阴沉地说，他觉得一个人如果毫无畏惧，或者非常厌烦地恢复了理性，这样爱情就会结束。他拖着一条腿，从房间里出去了，就好像要保证脚踩到实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想起了帕斯卡莱——一个和弗朗科的出身、文化和政治选择彻底不同的人。尽管如此，有那么一刻，我想象着这位童年的朋友，假如他能从把他吞没的黑暗中重新浮现，他可能也会那样走路。

    一整天，弗朗科都没从房间里出来。晚上，我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出去，我去敲他的门，问他能不能给黛黛和艾尔莎弄点晚饭吃，他答应了。我回去得很晚，和平时不一样的是，他把厨房搞得很乱，我收拾了桌子，洗了盘子。我没怎么睡着，早上六点时就已经醒了。我去洗手间时，经过他的房门口，让我好奇的是，他门上有一张方形的纸条，是用大头针固定的，纸条上写着：“埃莱娜，不要让两个孩子进来。”我想，可能是那几天黛黛和艾尔莎搅扰到他了，或者说前一天晚上，她们惹他生气了。我打算吃早饭时批评她们。但我又想，弗朗科和我的两个孩子关系很好，我排除了他生她们的气的可能。早上八点，我小心翼翼地去敲他的门，没人回答。我又使劲儿敲了一下，最后轻轻打开了门。房间很黑，我叫了一声，没人回答。我打开了灯，看到枕头和床单上全是血，黑红色的血迹一直流到他脚下，死亡是这么让人作呕。在这里，我只能说，当我看到那具我很熟悉的身体——之前那具幸福、活跃的身体，读了很多书，经历了很多事儿，我感到同情，同时也感到恶心。弗朗科是沉浸于当时的政治文化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希望，而且很有风度。现在，他上演了这样可怕的一幕，他用一种残酷的方式从这个世界上逃离，留下了那么多记忆、语言和意义。我感觉，他对自己的外表、心情、思想和语言，还有这个世界的糟糕去向的仇恨已经将他吞噬。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想着帕斯卡莱和卡门的母亲朱塞平娜，她也无法继续容忍自己，容忍她生活中剩下的那些碎片。但朱塞平娜是上一代人，而弗朗科是我同时代的人，那种充满暴力的离世方式让我很震动，让我无法自拔。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着他写的那张纸条，那是他留下的唯一纸条，那是他留给我的，其实是想对我说：不要让两个孩子进来，我不希望她们看到我，但你可以进来，你应该看到我。我现在还想着他对我的双重命令：一个是说出来的，另一个是没说出来了。有很多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弗朗科的葬礼，他们的拳头都轻轻地握着（弗朗科当时很有名，备受崇拜）。在葬礼之后，我试着和马丽娅罗莎重新建立情感，我想安慰她，和她谈论弗朗科，但她没有给我机会。她神思恍惚的时候越来越多了，而且时不时会有一种病态的怀疑，她眼里的光芒和活力也黯淡下来了，家里慢慢地空了。她对我也不再是那种姐妹的态度，而是越来越充满敌意，要么她整天都待在大学，要么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会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愿意被打扰。如果两个孩子在家里玩的时候弄出声响，她会非常生气，会骂她们，不让她们喧闹。我收拾了行李，我带着黛黛和艾尔莎去了那不勒斯。

    30

    尼诺真的在塔索街上租了一套房子，在这一点上，他没说谎。我搬去那套房子住了，尽管房子里全是蚂蚁，只有一张没有靠背的双人床、两个孩子的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没有别的家具。我们不谈论爱情，也不提及未来。

    我对他说，我作出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朗科的死。我带给他了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的出版社接受了他的杂文集，但要重新润色；坏消息是我不想让他碰我。他听到第一个消息时很高兴，听到第二个消息后很失措。后来，我们每天晚上坐在桌前，一起重写他的文章，这种相互靠近的方式，让我的愤怒不再那么强烈。埃利奥诺拉还在怀孕，我和尼诺已经又相爱了。后来，埃利奥诺拉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莉迪亚。同时，尼诺和我像一对正常的情人，有着自己的生活，一套漂亮的房子，两个孩子，还有非常丰富的私人和公众生活。

    “你不要觉得，”我从开始就对他说，“一切会按着你的想法来，我现在没办法离开你，但离开是迟早的事儿。”

    “不会的，你没有理由离开我。”

    “我已经有太多理由了。”

    “一切都会变的。”

    “我们等着瞧吧。”

    但这都是做做样子，我做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但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很不理性，很屈辱。我现在要得到我所能得到的，等到我厌烦了他的面孔、语言，消磨了对他的所有欲望，我就会离开他，就像弗朗科说的。假如有几天他不出现，我白白等着他，我就会想，最好这样，我很忙，他来了只会添乱。当我感到一阵阵醋意往上涌的时候，我会试着平静下来，小声对自己说：他爱的女人是我。假如我想到了他的孩子，我会说：他现在和黛黛、艾尔莎在一起的时间要比和阿尔伯特、莉迪亚的时间多。当然，这都是真的，也不是真的。是的，尼诺的吸引力会慢慢消散。是的，我有一堆事情要做。是的，尼诺爱我，他也爱黛黛和艾尔莎。是的，他现在对我越来越有吸引力了。是的，我已经想好了，假如他需要我的话，我会不顾一切和他在一起，不管其他人。是的，他和埃利奥诺拉、阿尔伯特还有刚刚出生的莉迪亚关系很密切，就像他和我，还有我的两个女儿的关系一样。但在这些“是的”上面，笼罩着一层层黑纱，但还有其他我假装看不到的事儿。假如这层黑纱的这里或那里有一些破绽，就会使事情真相暴露出来，我马上会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安慰自己：未来一切都会变的，我们在尝试一种新的同居形式，或者用其他我在外面参加读者见面会时那些夸夸其谈，或者用我写的东西。

    但是，我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不断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破绽会裂开。整个那不勒斯一点儿也没有变好，它的问题让我精疲力竭。在塔索街上住着其实很不方便，尼诺给我弄来一辆二手车，是一台白色的R4，我很喜欢，但刚开始，我不得不放弃开它，因为一出去就塞车。我很难面对日常生活中那些琐碎的事儿，我在佛罗伦萨、热内亚和米兰时从来都没有那么辛苦过。黛黛上了一天学，回来就说，她非常讨厌同学和老师。艾尔莎才小学一年级，回来时总是眼睛红红的，很伤心，但她拒绝跟我讲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开始数落她们俩，我说她们不知道怎么对付对手，不知道捍卫自己，不能适应环境，她们应该学着点儿。结果是，两姐妹联合起来对付我：她们现在谈到她们的奶奶阿黛尔，还有姑妈马丽娅罗莎，就好像她们是神仙，曾经为她们量身设计了一个幸福世界，她们公然怀念和奶奶还有姑妈在一起的日子。为了重新赢得她们，吸引她们，我尽量和她们亲热，但有时候，她们会有些不情愿地和我拥抱，有时候会推开我。我的工作呢？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这个工作顺利的阶段，假如我留在米兰，在出版社找一份工作，结果会好很多。或者去罗马，因为我认识的出版圈子里的朋友们愿意帮助我。我和两个女儿待在那不勒斯干什么？我们只是为了让尼诺高兴吗？我做出一副自由独立的样子，我是在说谎吧？我拿着我那两本书，扮演着一个妇女拯救者的角色，说出她们无法说出的话，我是在对我的听众说谎吗？那些都是现成的话，我最好相信，但实际上，我和我那些最传统的同龄人有什么差别？尽管我说了那么多，但我还是让一个男人“捏造”我，使得他的需求，高于我和两个女儿的需求？

    我学会了逃避问题。只要尼诺敲了门，我的任何懊悔和矛盾都会消失。我对自己说：“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别的可能。同时，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些要求，我不想妥协，我要充满斗志。有时候，我会觉得幸福。我住的那套房子采光很好，从阳台可以看到那不勒斯的建筑，一直延伸到大海边沿，大海反射出一种蓝黄色的光芒。我把两个女儿从热内亚、米兰的临时处境中抽离出来，这里的海风、颜色和街上的方言，还有尼诺周围的那些有文化人让我充满安全感，让我很愉快。我带着两个女儿去佛罗伦萨见她们的父亲，彼得罗来那不勒斯看她们时，我也表现得很愉快。我让彼得罗住在家里，虽然尼诺不是很情愿，我在两个女儿的房间里给他搭了一张床。两个女儿都很爱他，就好像要通过展示她们多爱他，让他留下来。我试着和他自在地相处，我打听多莉娅娜的情况，问他的书怎么样了。他的那本书一直预告要出版，但总是会冒出来一个什么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当两个女儿黏着她们的父亲，完全无视我时，我会趁机休闲一下。我从米雷里拱门下去，沿着卡拉乔洛海滨街散步，在沿海路上坐着休息。我一直走到阿涅洛·法尔科内街，到达佛罗里笛安娜，选一张长椅，开始看书。

    31

    从塔索街上看，我们的城区很远，就像一个苍白的石头堆，就像维苏威火山脚下的一个模糊的废墟。我想事情最好是这样：我现在成了另一个人，我要想办法，不再落入那个城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立场不是很坚定。一到了那不勒斯，我就匆匆忙忙安置下来，三四天之后我就改变了主意。我精心地打扮了一下两个女儿，也收拾了一下自己。我对她们说：“现在我们去看伊马可拉塔外婆、维多里奥爷爷，还有几个舅舅阿姨。”

    我们一早出发，在阿米迪欧广场上坐上地铁，两个女儿坐地铁时，都非常激动，因为地铁开过来时带来了一阵强风，衣服都贴在了身上，让她们喘不上气。自从我母亲来佛罗伦萨闹了一场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我很担心她不想见我，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去看她之前，并没有打电话通知。但我应该坦诚，我没打电话还有另一个秘密的原因。我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想去这里或那里，但我很难承认：这个城区对于我来说，除了有我的亲戚，主要是因为莉拉在那里，回城区去看一下，就意味着要思考怎么处理和她的关系。我没有一个确切的想法，还是随遇而安吧。无论如何，我可能遇到她，我特别精心地把两个女儿打扮了一下，也收拾了自己。我希望，假如我遇到她的话，她会觉得我是一个出众的太太，我的两个女儿都很好，她们没有遭罪，也没有迷失。

    结果是，那天我的情感经过了各种波折。经过隧道下面时，我绕过了卡门和她丈夫罗伯特工作的那个加油站，我穿过院子，忐忑地爬上了楼梯，走上支离破碎的台阶，那是我出生的那栋旧楼房。黛黛和艾尔莎都很兴奋，就好像要面对一场无法想象的历险，我走在她们前面，摁响了门铃。这时候，我听到了我母亲一瘸一拐的步子，她打开门，眼睛一下瞪得很大，就像我们三个人都是鬼。尽管我有备而来，但我还是感到很惊异，因为眼前的这个人和我想象的有很大差别。我母亲变化很大，有那么一刹那，我感觉她很像她的一个堂姐，我小时候见过那个女人几次，她堂姐比她大六七岁，她们长得很像。她瘦了很多，脸上全是骨头，鼻子和耳朵显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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