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
“莱农，叨叨叨，叨叨叨，意义已经脱离语言了。”
但他还没说完，他又围绕着这句话说了很多，都是自嘲或讽刺我的话。他嘀咕了一句：“我说了多少傻话。”然后就沉默下来，听我们三个人说。
让我震动的是，假如西尔维亚遭受暴力的痕迹已经彻底消退，弗朗科几年前遭受的殴打，让他的另一个身体和精神逐渐暴露出来了。他不停起身去厕所，他有点儿跛，但不是很明显，他发红的眼眶里装着一只义眼，看起来要比另一只眼睛更凶，他的一个眼睛是活的，但因为抑郁而变得灰暗。尤其是，受伤前的那个充满能量、让人欣赏的弗朗科消失了，康复期的那个阴郁温柔的弗朗科也消失了。我感觉他现在是一个忧伤、温和的人，有一点愤世嫉俗。
关于我要接回我的女儿的事，西尔维亚说了她的看法。马丽娅罗莎说，没找到一个彻底的安置方案之前，黛黛和艾尔莎最好还是爷爷奶奶待在一起。这时候弗朗科赞美了我的决心，他用一种满是讽刺的语气说，我不用考虑女性的那些义务，我要接着努力，增强我男性的一面。
回到房间后，我很难入睡。怎么做才是对我女儿好，怎样会不好？我的好，我的不好，都体现在哪里呢？怎样才能把好和不好融合在一起，或者说分开呢？那个夜晚，尼诺成了次要的事情，莉拉又浮现在我的脑海，只有莉拉，没有我母亲。我感觉到我需要和她吵架，我要对着她叫喊：不要老是想着批评我，你要替我想想，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第二天，我回到了热内亚，我当着公公婆婆的面，毫无过渡就对黛黛和艾尔莎说：
“孩子们，这个阶段我有很多工作。再过几天，我又要出发了，但我会回来。你们是想和我一起，还是想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我写到这里时，我还是感到很羞愧。
先是黛黛，然后是艾尔莎，她们回答说：
“我们要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但如果可以的话，你要来看我们，给我们带一些礼物。”
18
有两年多时间，我都是这样度过的：充满着快乐、痛苦、意外，还有折磨人心的等待。后来，我逐渐理顺了我的生活。虽然我的私生活经历了种种痛苦和折磨，在同时，我的公众生活却很幸运。我写的那不到一百页的小书，我最初将它写出来只是为了讨得尼诺的欢心，这本书后来也被翻译成了德语和英语。在法国和意大利，我十年前写的第一本书也开始重新再版，我又开始给报纸和杂志写文章。我的名字，还有我这个人逐渐获得一定的知名度，报纸上频繁地出现我的名字，就像过去一样，我引起了一些人的好奇，有时候是欣赏，这些人都是那时候公众生活的代表人物。米兰出版社的那个主编向来对我很热情，我从他那里听到了一句闲话，让我信心倍增。有一天，我们一起吃晚饭，要谈论我的书的出版事宜，不得不说，当时我还把尼诺写的一本杂文集推荐给他。他对我说，阿黛尔给他施压了，那是上个圣诞节前的事情了，她想阻止我的书在意大利出版。
“艾罗塔家的人，”他开玩笑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吃早饭时推荐一个副部长，晚饭时撤掉一个部长，但他们拿你的书没办法，你的书当时已经送到印刷厂了。”
刚开始，我的书在意大利报纸上没有引起什么评论，按照他的看法，这也是我婆婆在其中作梗。结果，那本书获得了成功，并不是因为艾罗塔太太改变了想法，而是因为我的文字的力量。这样一来，我觉得现在我不欠阿黛尔什么，每次我去热内亚，她都要强调自己的影响力，编辑的话给了我自信，让我变得很自豪，最后我觉得，我依赖艾罗塔家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莉拉绝对不会意识到这些，她在城区的最深处，对现在的我来说，那地方就是一口痰那么大，她继续觉得我是她的附庸。她从彼得罗那里要了热内亚的电话，把电话打到我公公婆婆家里，根本不考虑这会让他们很烦。接到她的电话时，我心不在焉，她假装对此不在乎，她一直说个不停，把两个人的话都说了。她谈到了恩佐，她的工作，她儿子在学校里学习很好，还说到了卡门和安东尼奥。她打电话没找到我时，还会坚持再打过来，就像有强迫症。阿黛尔在一个本子上记着我的所有来电，就我所知，上面记录了某月某日，萨拉托雷（三个电话），赛鲁罗（九个电话）。阿黛尔会抱怨说这些电话让她很烦。我试着说服莉拉，假如他们说我不在，就不要老打电话了，因为热内亚的家不是我的，这会让我很尴尬，但没用，尼诺也开始打这个电话。很难说清楚我和尼诺的真实情况：他处境尴尬，长话短说，很担心说错什么话，会让我生气。刚开始，他跟我说，莉拉给埃利奥诺拉家里打了好几个电话，这让后者很生气。我得知，莉拉还往多莫大街上那栋房子，也就是尼诺现在住的地方打电话，最后他不得不找到莉拉的号码，让她不要一直给他妻子打电话。事情的结果是，莉拉逼着他见面，但不是单独见面——尼诺马上澄清说，她是和卡门一起来的——因为卡门有急事要跟我讲。
我听着尼诺给我讲他们见面的情景，内心很平静。尼诺说，莉拉想知道我在公众场合讲我的书时的细节：我穿什么衣服，梳什么样的发型，怎么化妆，是不是很害羞，我讲得是不是很有趣，我是念稿子还是即兴发言。其他事情，她都一个字都没说，都是卡门说的。后来尼诺发现，她们那么着急联系我，是因为帕斯卡莱的缘故。卡门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娜迪亚·加利亚尼已经去了国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生活，因此她想请求我的帮助，让我联系我的中学老师，打听一下帕斯卡莱是否也安全了。卡门感叹了几次：“我不希望，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没事儿了，我哥哥却在劫难逃。”卡门让尼诺把这些事儿都告诉我，就好像她对于帕斯卡莱的担忧，担心他成为被追捕的罪犯，这事儿我也脱不开干系。假如我想帮助她，我不能通过电话，不能打电话给加利亚尼老师，也不能打给她，因为电话可能会受到监听。最后，尼诺总结说：“卡门和莉娜都有些糊里糊涂的，你最好别管这事儿，她们可能会给你惹麻烦的。”
我想，几个月前，即使是卡门在场，尼诺和莉拉见面也会让我很警惕，现在我发现，对这些我已经无所谓了。很明显，我已经确信尼诺对我的爱，不能排除莉拉还想把他从我手上抢走的可能，但我觉得她不可能得逞。我抚摸着尼诺的面孔，用开玩笑的语气对他说：“拜托了，你自己不要陷入麻烦就好！你从来都没有一刻空闲，这次，你是怎么腾出时间和她们见面的？”
19
在那个阶段，我第一次感觉到，莉拉给自己划定的活动范围多么小，多么不容跨越，这让我也觉得很震撼。她越来越不关注发生在城区之外的事情，她的兴趣范围仅限于城区，还有那些发生在童年就认识的人身上的事儿。就我所知，甚至是工作，她的活动范围也很窄。因为工作的缘故，恩佐有时候会去米兰、都灵，莉拉从来都不挪窝。我自己越来越热衷于旅行，她的自我封闭让我觉得很奇怪。
在那个阶段，我利用一切机会离开意大利，尤其是能和尼诺一起同行的时候。比如说，当德国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书，在西德和奥地利组织了一个巡回推广，尼诺放下了所有工作和我一起出发了，给我当司机，他非常愉快，也很配合。我们一起旅行了十五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窗外油画一样的风景，从我们眼前掠过。那些湖光山色、所有的城市和古迹都成了我们在一起的美好见证，都为我们的幸福增添了光彩。甚至是我们遇到的一些糟糕处境——因为我们在一些非常极端的读者面前说了一些挑衅的话——当时我们很害怕，但事后谈起来，就像那是一种愉悦的经历。
有一天晚上，我们开着汽车正要回宾馆，警察拦住了我们。在黑暗中，那些身穿制服的人手上拿着武器，口中说出的德语，无论是在我还是尼诺听来都觉得很邪恶。那些警察把我们从车里拉出来，把我们俩分开了，我上了一辆响着警笛的车，尼诺上了另一辆。我们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好像被遗忘在那里，但后来我们受到了审问：证件、到德国的原因，还有我们的工作。一面墙壁上贴着一组照片，照片里都是一些阴沉的脸：有很多留胡子的男性，还有短头发的女性。我非常不安地在照片里寻找帕斯卡莱和娜迪亚的面孔，但没看到他们。我们到黎明时才被释放，警察把我们带到了汽车那里，没有人向我们道歉：我们的车牌是意大利的，我们是意大利人，检查是必须的。
在德国，我不由自主在被全世界通缉的那些罪犯的照片里，寻找莉拉非常在意的一个人，这让我自己也觉得意外。那天晚上，我觉得帕斯卡莱·佩卢索像一个冲天炮，是从莉拉盘踞的那个小天地里发射出来落进我的世界里——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她是想提醒我，她现在也卷入了这桩全球性事件的漩涡里。有那么几秒钟，卡门的哥哥成了她越来越小的世界和我的越来越大的世界的接触点。
在我谈论我的书的夜晚，在那些我根本就不熟悉的小城市，关于政治气氛的严肃问题越来越少了，我总是用一些泛泛的话，围绕着“压迫”这个词发表看法。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觉得自己应该充满想象力。我说，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避免压迫。一台巨大的压路机，正在从西到东一直辗轧过来，会在整个世界建立一种新秩序，会改变现状：工人卖命工作，失业的人无精打采，挨饿的人虚弱憔悴，知识分子夸夸其谈，黑人被称为黑鬼，女人雌伏着。所有这一切会得到改变。但有时候，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些真实、真诚的事儿——我自己经历的事情，我讲了帕斯卡莱，还有他的悲剧性转折，从他童年的经历，到他选择走上犯罪道路。我说不出更具体的话，我采用的词汇是我十年前就掌握的，我觉得那些词汇只有在和我们城区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充满涵义，剩下的全是一些精心构造的句子，只是为了打动人心。之前，在我讲自己的第一本书时，无论如何我都会提到“革命”这个词，就好像这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词，但现在我避免使用这个词。尼诺觉得这个词太简单、太天真，从他身上，我了解到政治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我要更慎重。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在说到“革命”时，我会说“反抗是正义的”，很快我会补充说，反抗需要获得认同和支持，这种状态会比我们想象的持续时间更长，我们需要学会管理一个国家。这些夜晚结束时，我并不是每次都很高兴，很满意。尼诺坐在那些乌烟瘴气的大厅里，坐在那些和我年纪相仿或者比我年轻的外国女人中间听我讲。有时候，为了让尼诺高兴，我降低了语调，但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很夸张，暗自沉溺于一种当年促使我和彼得罗吵架的莫名冲动，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我的听众是那些看过我的书的女人，她们期望我说出犀利的话时。我会说，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自己变成警察，只有在我们彻底赢了之后，战争才会结束，要流尽最后一滴血进行斗争。在会后，尼诺会开我玩笑，他说我总是会夸大其词，我们会一起笑起来。
有的夜晚，我偎依在他身边，想向他表白，讲清楚自己的想法。我坦白说，我喜欢那些极端的词汇，那些控诉不同党派之间的勾结，控诉国家暴力的话。我说：“你所想的政治，政治的本质让我很厌烦，你去搞政治吧，我干不了这个。”不过，再三考虑后，我觉得，我也不适合自己之前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拉扯着两个孩子出现在游行队伍里。游行队伍里的叫喊和威胁让我很害怕，那些暴力的少数派、武装力量、路上的尸体，以及反对一切的革命仇恨，都让我感到害怕。我坦白说，在公共场合讲话，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对我说的话也不是很确信，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想。
现在，和尼诺在一起，我可以推心置腹，说出内心最秘密的情感，包括那些对自己也不愿意说的事情，即我的怯懦，我的言行不一。他那么自信坚定，对任何事情都有非常细致入微的看法，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童年混乱的反抗上贴了一个标签，好像只是用工整的字迹写着很得体的话，给自己脸上贴金。有一次，我们去了博洛尼亚——我们去支持一个主张城市自由生活的反抗组织——我们不断遇到警察的盘查，一路上被拦下了五次：警察的武器都对准我们，我们被要求从汽车里出来，亮出证件，被迫对着墙站着。那时候我很害怕，要比在德国经历的那次更害怕：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语言，我想沉默，想按照他们说的来，但我很恼火，我开始嚷嚷。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开始用方言叫喊，对着那些警察破口大骂，因为他们对我推推搡搡，毫无礼貌。我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恐惧，通常我没办法控制这两种情绪。但尼诺一直都保持平静，他和警察开玩笑，让他们不要生气，让我也平静下来。对于他来说，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他对我说：“你要记住，现在我们在一起，其他一切都只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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