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姊妹兄弟四个的生日她也记得很牢，一到谁生日前几天，仿佛不经意地说：“过两天是老二女子过生了。”
过了两天，当我们其他人包括“寿星”本人也早已把这回事忘了的时候，吃饭时发现比平日要丰盛了许多，才又恍然大悟地记起来——那个时候，我们那儿人的生活还不是很好，不比现在，连过年也显不出个什么味儿来，所谓“富过日子穷过年”——所以过个生曰啊节日啊正是全家人修口福的好日子，与其说给“人”过生日，还不如说给“嘴”过生日哩。
全家人里面就我和父亲生得巧，老爸的生曰在年还没过完的正月二十六，而我是在端午节过后的第十天，所以很不容易忘。每每我一过生日，就提醒自己一定要记得母亲的生日。有次我问母亲借身份证，她殊不知我是要搞清楚她到底是哪天生日。
这年国庆节一过，我就对母亲说：“妈，过两天应该是你生日了吧。”
老妈先一听似乎愣了一下，还嘲笑我说：“你看你把日子过糊涂了吧——我生日还早着哩。”
“我记得是十月七号啊。”
“身份证上是十月七号，但那是阴历的——你们现在用惯了阳历，把日子弄混淆了。”老妈说。
但等到阴历的十月七号，包括我在内，全家人都给忘了。
然而，即使这个生曰，她说可能还不准确，当年办理身份证时，村上出具的证明写错了出生日期。于是将错就错，但年份肯定是对的。她的生曰虽然是我问她要身份证看了后才知道的，但还是忘记了上面写的她是哪年出生的。有时我就套间她的属相，老妈就总开玩笑，说她自已是属猫的。属猫的不上相，所以她很少有照片：我甚至无从知晓她的年龄。
后来想想这样也好，如同时下的女的总希望你记住她的生日却最好不要记得她的年龄一样——这样，尽管母亲的生日年年过，在我心理上总不大会想到她到底有多老了，多了一点心安。
父亲母亲一直都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不论怎样都一定要让我们姊妹四个上好学。他们希望我们通过读书最后鲤鱼跳“农门”，这自然加在父亲身上的负担很重，母亲熬煎在心头却不知道自己能分担些什么——除了做好家务务好庄稼，好像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可出，
我们家盖新房子已借了不少外债，还要姊妹四个的上学费用以及一家六口人的吃和穿，因此母亲经常忧愁着一张长脸，一年四季也不大见个笑脸。
母亲是一张典型的苦瓜脸。笑起来却比哭还难看。
有一段时间，她的胃也闹起病来。
关键问题是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毛病，不论是市医院还是县医院、不论是西医还是中医、不论是老中医还是江湖郎中、不论是巫婆还是神汉（父亲带着母亲几乎是病急乱投医）——却没有一家能说清楚母亲的胃到底是什么毛病，母亲自己却揣摩起来。
因为那几年村里死去的人大部分都是得癌症死去的，我们那儿本来就是癌症多发区（据科学论断，一是因为人们喜食老坛酸菜的原因，二是可能有些地理地质的问题）——她也就揣摩着自己是不是得了这样的“瞎瞎病”，甚至有一次给我们说，“万一咱得的是这‘瞎瞎病’，咱也不消治了，花那冤枉钱欠人一勾子烂账干啥，——再说，我啥都想开了。”
“少胡说。”父亲斥责到。
我们也厉声制止她，“妈，你少给我们胡思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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