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阿拉伯之城，帝国之都

    公元1870年—公元1880年

    优素福·哈立迪：音乐、舞蹈、日常生活

    真正的耶路撒冷就像一座有着宗教和语言等级的、衣着华丽的巴别塔。奥斯曼的官员们穿着绣花短上衣和欧洲式样的制服；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基督徒及穆斯林则穿着长袍大衣或者白色衣服，头上戴着象征奥斯曼帝国新改革的崭新头饰——奥斯曼无边毡帽；穆斯林宗教权威学者戴着长头巾，穿着长袍，几乎和塞法尔迪犹太人及传统阿拉伯人一模一样；人数不断增长的贫穷的波兰哈西德犹太人

    穿着轧别丁

    大衣，戴着浅顶软呢帽；那些警卫，即欧洲人的保镖，通常是亚美尼亚人，仍旧穿着鲜红色的短上衣、白色马裤，佩带着很大的手枪；光着脚的黑人奴隶侍奉他们的主子服用冰冻果子露；古老的阿拉伯家庭或塞法尔迪犹太家庭（男人们通常很少穿戴上面提到的服饰）成员戴着长头巾或毡帽，穿着系有腰带的长外套、宽大的土耳其裤子，上身还穿有黑色的西式短上衣。阿拉伯人说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亚美尼亚人说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以及阿拉伯语，塞法尔迪犹太人说拉迪诺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哈西德犹太人则说意第绪语——意第绪语是日耳曼语和希伯来语混合而成的一种中欧语言，大量杰出的意第绪语文学作品流传至今。

    如果上述情况令外人感到眼花缭乱，那么苏丹—哈里发统治下的逊尼派帝国则是这个样子：穆斯林处在最上层，土耳其人是统治者，然后才是阿拉伯人。波兰犹太人处在最底层，他们因贫穷而被人嘲笑，他们在礼拜时“哭泣”，伴有一种癫狂般的韵律。不过，在社会中层，民间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力，每种宗教尽管都有着严格的规则，但不可避免地混合了各种民俗文化的要素。

    伊斯兰教斋月临近结束时，所有宗教都会以举办盛宴、在城墙外开办集市、组织娱乐活动及赛马比赛来庆祝，同时，小商小贩还会展示一些淫秽的西洋景，贩卖阿拉伯糖果、过坛龙和土耳其软糖。在犹太人的普珥节期间，穆斯林和阿拉伯基督徒会穿上传统的犹太服装，三大宗教的信徒都会来参加在大马士革门北边“义人西门”墓前举办的犹太野餐。犹太人会赠送无酵饼给阿拉伯邻居，并邀请他们参加逾越节晚宴。在节日结束时，阿拉伯人则会将新烘烤的面包作为回礼赠送给犹太人。犹太割礼师经常给穆斯林小孩行割礼，犹太人也会开派对欢迎从麦加朝圣回来的穆斯林邻居。关系最亲密的要数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事实上，阿拉伯人称塞法尔迪犹太人是“阿拉伯人的儿子”，一些犹太人和穆斯林妇女甚至还学习拉迪诺语。如果遇到干旱，穆斯林学者会请塞法尔迪犹太拉比祈雨。会说阿拉伯语的塞法尔迪瓦莱罗家族出了耶路撒冷的首席银行家，该家族是许多大家族商业上的伙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正统基督徒是最仇视犹太人的，当犹太人接近教堂时，他们会唱传统的复活节歌曲或施以私刑，以此进行凌辱。

    尽管贝德克尔告诫旅游者“耶路撒冷没有公共娱乐场所”，但耶路撒冷仍是音乐和舞蹈之城。当地人在咖啡屋和地下酒吧见面，在那里吸水烟管、玩西洋双陆棋、看摔跤比赛和肚皮舞表演。每逢婚礼和节日，人们都会跳圆圈舞，歌手们会演唱一些爱情歌曲，如《我的爱人，你的美丽伤害了我》。阿拉伯情歌与安达卢西亚塞法尔迪犹太人的拉迪诺语歌曲轮流上演。伊斯兰教苦修士在鼓和钹的助兴下疯狂地舞动身体。在私人寓所里，犹太和阿拉伯音乐家们用鲁特琴、小提琴、双簧管和铜鼓来共同演奏乐曲。这些乐器在六个土耳其澡堂里回荡，而这些澡堂可以说是耶路撒冷生活的中心。男人们（使用澡堂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到中午）在那里享受舒适的按摩，还可以修理胡须；妇女则可以在那里用指甲花染发剂染发，品尝咖啡。耶路撒冷的新娘们会被唱着歌、敲着鼓的女性朋友带到澡堂，在那里，她们所有的体毛都会用一种类似沥青的糖浆类药品去掉，以配合庆典需要。新婚之夜也是从沐浴开始的，然后新郎和他的伙伴会把新娘从娘家接走。如果这是一个大家族的婚礼，那么新人会走在仆人撑着的华盖下面，前面有火把照明，后面跟着一个鼓手及一队吹奏笛子的人，浩浩荡荡地走上圣殿山。

    大家族处在耶路撒冷社会的最顶端。耶路撒冷第一个市政级官员来自达贾尼家族。1867年，二十五岁的优素福·迪亚·哈立迪（Yusuf al-Diya al-Khalidi）成为耶路撒冷第一任市长，从那以后，这一职位通常由大家族的人来担任——有六名市长来自侯赛尼家族，四名来自阿拉米家族，两名来自哈立迪家族，三名来自达贾尼家族。优素福·哈立迪（其母亲来自侯赛尼家族）小时候就逃离耶路撒冷，在马耳他的一所新教学校就读。随后，他在伊斯坦布尔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土耳其高官工作。他认为自己首先是耶路撒冷人（他称耶路撒冷是他的“故乡”），其次是阿拉伯人（即大叙利亚地区的居民），最后才是土耳其人。他是个知识分子，是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的明星之一，在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中兴办了许多文化俱乐部、报纸以及出版社。

    不过，首任市长哈立迪发现，他除了要管理市政，还要打仗：土耳其长官派他率领四十个骑手去镇压克拉克地区的反抗活动。他或许是现代史上唯一一位带领骑士远征的市长。

    每个大家族都有自己的族旗，它们在耶路撒冷的各个节日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例如在圣火节上，十三个首要的阿拉伯基督教大家族都会在游行时打着自己的旗帜。先知穆萨节是最受欢迎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成千上万人骑马或者步行从巴勒斯坦的各个角落赶来接受穆夫提和奥斯曼总督的致意——穆夫提通常来自侯赛尼家族。鼓和钹奏出喧闹的歌舞曲。苏菲派苦修士旋转着身体跳着，他们中的“一些人吞煤充饥，另一些人用长钉凿穿自己的面颊”。耶路撒冷人和纳布卢斯人会打群架，犹太人和基督徒有时会被过度兴奋的阿拉伯亡命徒痛扁一顿。当人群聚集到圣殿山上时，头领会以连续开炮的方式表示欢迎。侯赛尼家族的人骑在马背上，挥舞着他们的绿色族旗，率领车队向杰里科附近的拜巴尔斯圣地行进。达贾尼家族则挥动着他们的紫色“大卫墓旗”。不过，这些拥有各自统治范围的大家族——侯赛尼拥有圣殿山，哈立迪家族拥有法庭审判权，他们在争夺市长职位——仍旧在为最高统治权争斗，仍旧玩着伊斯坦布尔政治的危险游戏。

    巴尔干地区正统斯拉夫人在俄国的支持下想获取独立，奥斯曼帝国则在苟延残喘。新登基的强势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苏丹因大肆屠杀保加利亚基督徒出名。在俄国的施压下，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接受了新宪法和议会选举。而在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支持古老的独裁统治，哈立迪家族则是新的自由主义者。哈立迪被选为市长就是要代表耶路撒冷遏制伊斯坦布尔独裁势力的，但是，新宪法不过是一个幌子。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后来撤销了宪法，并着手推动巩固哈里发统治下的新奥斯曼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忠诚运动的联合。这个充满智慧但神经过敏的苏丹（声音小得像小羊在叫，还有突然昏厥的毛病）依靠秘密警察强制执行他的命令，这些警察曾经谋杀他的前任大臣以及一个女奴。尽管苏丹很享受传统特权（他的后宫有九百个侍妾），但他生活在恐惧当中，每天晚上都要检查床下，以防有人行刺。此外，他是个技艺精湛的木工，是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忠实读者，还是戏院的经理人。

    苏丹的高压政策立刻影响了耶路撒冷：优素福·哈立迪从伊斯坦布尔被赶了出来，并被解除市长职务，奥马尔·侯赛尼（Umar al-Husseini）取代他成为新任市长。每当哈立迪家族地位下降时，侯赛尼家族的地位就会上升。同时，俄国终于准备要消灭奥斯曼人，而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则出面干涉，以拯救他们。

    耶路撒冷刺青：英国王子和俄国大公

    迪斯累利刚刚以四百万英镑的价格买下苏伊士运河，钱是从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那里借的。

    “谁给你做担保？”罗斯柴尔德问道。

    “英国政府。”迪斯累利的秘书答道。

    “好吧，拿去吧。”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迪斯累利指引欧洲国家的内阁联合起来限制俄国的发展，并强制执行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允许英国占领塞浦路斯。迪斯累利的表现受到德国首相俾斯麦的赞赏，他指着迪斯累利评论道：“老犹太人——他就是这么个人。”奥斯曼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欧洲基督教领地，并被迫承认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1882年，英国控制了埃及，并使其名义上处于阿尔巴尼亚政权的统治之下。英国在中东地区前沿阵地的两个代表人物在他们的世界之旅中拜访了耶路撒冷：一个是英国王室年轻的继承人，十八岁的阿尔伯特·维克多王子，也就是艾迪王子，后来的克拉伦斯公爵；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十六岁的乔治，也就是后来的乔治五世。

    王子们在橄榄山上搭建宿营地，乔治王子写道：“与父亲当年露营的地方几乎一样。”他还认为这是“都城所在地”。据说，营地里有十一个豪华帐篷，由九十五头牲畜运抵，有六十个仆人照料着，而这些都是由旅行社的龙头托马斯·库克安排的。库克是浸礼会信徒，后来成为乔治五世的一个部长。他在1869年开始从事旅游业务，在莱斯特和拉夫堡之间宣传禁酒运动。库克和他的儿子们（其中一个是王子们的随从）成了新观光业的开拓者，他们雇佣一小队由奴仆、警卫和翻译组成的人马保护王子们，防止贝都因人或阿布高什部族人的攻击——阿布高什部落仍然控制着去往雅法的路，要想通过那里，就得贿赂或拉拢他们。这些旅行社所设计的露营地有美轮美奂的丝质帐篷，餐厅和接待室装饰着有异国情调的红色与青绿色阿拉伯图案，甚至备有热水和凉水，而他们所想取得的效果就是为带着足够金钱的英国旅游者营造出一种东方的奇幻场景，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面描绘的那样。

    托马斯·库克的办公地点在雅法门前，那里成了耶路撒冷推动旅游观光的中心地点，标志性事件就是新大酒店的开张（走过拔示巴游泳池就到了，据说拔示巴就是在那里洗澡时被大卫王看见的），

    以及雅法门外约阿希姆·法斯特酒店的开张。1892年，铁路开通后，耶路撒冷的旅游业才真正发展起来。

    摄影业和旅游业是同步发展的。出人意料的是，耶路撒冷摄影业的繁荣竟然与亚美尼亚牧首耶萨伊·加拉贝迪安有关。加拉贝迪安“可能是世上最英俊的当权者”，曾在曼彻斯特学习艺术。他的两个门徒丢掉了亚美尼亚教士之职，在雅法路上开了一家照相馆，向游客兜售摆着“圣经姿势”的阿拉伯人的照片，或者让游客穿着圣经服饰摆出姿势来拍照。有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幕：一群留着胡须、穿着羊皮大衣的俄国农民聚在一起，惊奇地看着“一个长着蓝眼睛和美丽头发的英国女士”穿着“绣花的鲜红色衣服”，头上戴着黄铜做的发饰，身上的“紧身胸衣”很好地勾勒出她那“发育良好的胸部”。这位女士摆着姿势站在大卫塔前，异常醒目。俄国人对此既感到震惊，又不觉入迷。

    不断发展的新城从建筑样式上来说带有很强的折中主义色彩，因此，今天耶路撒冷的房屋和所有郊区看起来好像属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就是不属于中东地区。19世纪末修建的基督教新建筑包括二十七座法国女修道院、十座意大利修道院和八座俄国修道院。

    当英国和普鲁士共享主教辖区的日子结束后，英国圣公会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坚固非凡的英国圣乔治大教堂，并任命了一个英国圣公会主教。但在1892年，奥斯曼人也在大兴土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又增添了新的喷泉，建造了新门，并允许人们从此直接进入基督教区。1901年，为了庆祝登基二十五周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雅法门修了一座钟楼，这座钟楼看起来好像是属于英国郊区某个火车站的。

    同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德国人都在城墙外开拓新城。1869年，七个犹太家庭在雅法门外建立了“七家之区”（Nahalat Shiva）。1874年，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开始在米歇雷姆（Mea Shearim）定居，这里现在是一个哈西德区。1880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达到一万七千人，在新城形成了绝对多数，他们有九个新郊区。同时，阿拉伯大家族也在大马士革门北边的谢赫贾拉建造他们自己的侯赛尼区和纳沙希比区。

    据说，大家族的阿拉伯豪宅天花板上的装饰是土耳其和欧式混合风格的。一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建造了“东方寓所”，该建筑的入口大厅里绘有鲜花和几何图案；另一个叫拉巴赫·埃芬迪·侯赛尼的人建造的豪宅则具有帕夏房间的特征，该建筑高高的圆顶上绘有蓝色天体图案，周围的框架是镀金的叶形装饰。“东方寓所”后来成了一个酒店，再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它成了巴勒斯坦当权者的耶路撒冷指挥部；而拉巴赫·侯赛尼的豪宅则成了耶路撒冷最有名的美国家庭的 住所。

    美国的“胜利者”：一直为耶稣温着牛奶

    1873年11月21日，安娜·斯帕福德（Anna Spafford）及其四个女儿在乘着“维拉·德·哈瓦里”号轮船横渡大西洋时，与另一艘船相撞。船沉没之后，安娜的四个女儿全部溺水而死，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活了下来。得知四个女儿全部罹难后，她很想投水自尽，随她们而去。然而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给她的丈夫、成功的芝加哥律师霍拉肖发了一封悲痛欲绝的电报：“只有我活了下来。我该怎么办？”斯帕福德一家放弃原先的生活方式，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一开始又遇到了悲剧：他们的儿子因猩红热而惨死，原本有六名子女的家庭只剩下六岁的孩子柏莎。安娜·斯帕福德相信自己“被宽恕而活下来，肯定是有原因的”，不过，这对夫妇也对他们的基督教长老会愤怒不已，因为长老会认为他们一家的遭遇是上天给予的惩罚。后来斯帕福德夫妇成立了自己的救世派别，该派被美国媒体称为“胜利者”，他们相信在耶路撒冷好好工作、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地并改宗，将会使基督早日再临。

    1881年，只有十三个成人和三个小孩的“胜利者”（他们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美国侨民区的中坚力量）在靠近大马士革门的一所大房子里安顿下来。1896年，瑞典福音教会的一些农民加入他们，于是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大本营，因此租下拉巴赫·侯赛尼在通往纳布卢斯道路上的谢赫贾拉区的宅第。霍拉肖于1888年与世长辞，不过他的“胜利者”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该派在耶路撒冷宣传基督再临，劝说犹太人改宗，将他们的侨民区发展成为福音派的慈善场所——那里有不止一家医院、孤儿院、施粥所，还有他们自己的照相馆、一个商店以及一所学校。“胜利者”的成功引起在巴勒斯坦长期任职的美国总领事西拉·梅里尔（Selah Merrill）的仇视。梅里尔是马萨诸塞州公理会的牧师，是反犹主义者，还是马萨诸塞州安杜佛学院的教授以及不太专业的考古学家。梅里尔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企图摧毁该侨民区居民的生活，指控他们是庸医，是反美主义者，是淫荡的人，是贩卖儿童的人贩子。梅里尔还威胁说要派卫兵驱逐他们。

    美国媒体称，这些侨民每天都在橄榄山上沏茶，为迎接基督再临做准备。《底特律新闻报》说：“他们时刻保持着牛奶的温热，以免上帝突然来临；马屁股上也时刻装有马鞍，以免耶稣突然出现；而且有些人还说，他们是永远都不会死亡的。”1882年，这些人在耶路撒冷考古学上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他们与英帝国的一位英雄交好，而此人正是英帝国接受《圣经》和刀剑的象征。

    在帮助清政府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起义、控制了苏丹后，“中国人”查尔斯·戈登将军在施洗者约翰的村庄安凯伦住了下来。随后，他来到耶路撒冷学习《圣经》，并在美国侨民区最初使用的房子的屋顶上欣赏风光，在那里，他确信骷髅头一样的山的对面就是基督被钉死之地各各他。由于他不遗余力地宣扬这一观点，后来他所谓的“花园墓”竟然成了圣墓的替代品，引来新教徒朝拜。

    “胜利者”对许多精神比较脆弱的朝圣者非常宽厚仁慈，柏莎·斯帕福德称他们是“安拉花园的卑微者”。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耶路撒冷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狂人和怪人，这些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错乱。”有些美国人视自己为“以利亚、施洗者约翰，或者其他先知，还认为有许多救世主在耶路撒冷四处游荡”。其中有一位“以利亚”试图用石头杀死霍拉肖·斯帕福德。一个名为提图斯的得克萨斯州人认为自己是世界征服者，不过在触摸未婚女子之后被约束住了。还有一个富有的荷兰女伯爵设计了一所宅第，用以接纳《启示录》第7章第4节所说的十四万四千个被赎回来的灵魂。然而，并非所有在耶路撒冷的美国基督徒都能接受犹太人。梅里尔总领事憎恨犹太人和他憎恨“胜利者”一样，他称犹太民族是一个高傲自负、为钱入迷的“软弱民族，塑造不出战士、殖民者，也塑造不出公民”。

    慢慢地，美国侨民区欢快的赞美诗吟诵和慈善行为使他们与所有宗教和派别成为朋友，它成了召集每个交游广阔的作家、朝圣者和统治者的第一站。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是瑞典女作家，曾与斯帕福德一家一起住过，她因为小说《耶路撒冷》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该侨民区一举成名。1902年，在雅法经营着一家酒店的普拉托·冯·乌斯季诺夫（Plato von Ustinov）男爵问起是否能让他的客人住进美国侨民区时，无意中开启了将此处改造成酒店的可能。

    然而，如果说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是被西方人改造的，那么在19世纪末，它则是被俄国，这个东正教农民和受迫害的犹太人聚居的帝国控制的，这两种人都无法自持地向耶路撒冷挺进，都从敖德萨乘坐轮船，向耶路撒冷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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