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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禁国民党将军们的功德林被称为一所学校，倒不因为其间有一个图书室，这所学校的真正含义还在于它在监狱的外壳下包容着可以尽量呼吸的空气。
上帝赐予功德林以特殊的幸福。
匈牙利事件和中国反右斗争相继爆发的公元1957年，当高墙外广大的知识分子正在经受一次战争的洗礼的时候，高墙内罪恶的战争分子却进行了一场学术性辩论。
辩论会是北京战犯管理处官方主持的。题目是：孙中山先生是否接受了共产主义？自愿参加这场辩论的120多名国民党将军先后在学习委员会报了名。学习委员会将他们分为甲、乙两组。甲组是论题的否定者（约有80人），乙组是论题的肯定者（约有40人）。每组各派二至三名代表发言。甲组发言人是杜聿明、文强、王凌云，乙组发言人是宋希濂、梁子青。
当双方首席发言人杜聿明、宋希濂昂首挺胸走进会场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想起历史上的一幕：1948年10月，蒋介石决定放弃郑州之后，刘峙即将该地前进指挥部撤至徐州。在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主任人选问题上，刘峙建议国防部遴选黄埔军校第一期出身、曾任兵团司令以上、资深而有作战经验、能孚众望者一人，以副总司令名义兼任前进指挥部主任。国防部长何应钦同意此案，并以何应钦系的两员大将——华中“剿总”第14兵团司令官宋希濂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为最佳人选，签请蒋介石核定。事隔9年，北京功德林战犯当中的两位干部——学习委员会生活委员宋希濂和缝纫组组长杜聿明又同时站了出来，接受真理的挑选。
这应该是历史的另一幕——目击者说，宋希濂由于讲话声音太大，额上渗出了汗珠；杜聿明由于挥臂用力过猛，不得不解开领扣——如果我们给这个镜头配上声音，那么可以在辩论会记录稿里摘取如下段落。
乙组：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对内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稍后，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反对私人资本“操纵国民之生计”。
不难看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最高纲领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基本原则完全相符，因此我们认为，孙中山提出新三民主义的本身，就是接受了共产主义。
甲组：
我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联系，但是这是两回事、两个概念、两个范畴。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工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见共产主义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孙中山虽然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但是这只能使它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内容而不能改变三民主义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
所以我们的看法，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他没有而且不可能接受共产主义……这里不存在“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但是用文人的方式来解决武人的问题，毕竟是困难的。4个小时过去了，虽然两个小组各自得到了结论，然而辩论会的结论是：谁也不服谁。人们的眼睛朝前望去。那里坐着管理处主管学习的一位副处长和一位科长。由于功德林的共产党人具有不急于表态的习惯，所以人们只能通过他们的神情去判断两组的胜败。但是这种判断也是困难的，因为在甲组发言时，副处长笑了，在乙组发言时，科长笑了。
被黄埔同学尊称为“扩大哥”的曾扩情事后对辩论的双方说：“不晓得哪个出了这样一个好题目，既温习了三民主义，又学习了共产主义——所以你们都胜利了；共产主义当然比三民主义好——所以我们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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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共产主义比三民主义能够使中国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那么共产党人是否具有他的信仰所规定的比国民党人更高的情操？这对正在理解共产主义的国民党人来说，同样是需要理解的。按照“事在人为”的观点，理解后者也许是理解前者的前提。因为这两种东西——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是密不可分的。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国民党战犯的思维的命题。由于职业的缘故，沈醉的过去岁月是同共产党人一起度过的。他从一个特殊的微妙的角度，对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进行了严峻的真正的考察。结果他发现有两种共产党人：少数的一种人是以冠冕堂皇的信仰来掩饰自己卑劣龌龊的灵魂。这种人贪生怕死，阿谀奉承，一旦叛变，揭发起同党来，可以一下子冲过去把对方的手臂折断。这种人甚至连蒋介石、戴笠之流也是嗤之以鼻的。多数的一种人是以不可多得的生命来捍卫自己一旦认定而誓死不变的信仰。这种人不屈不挠，肝胆相照，即令走上刑场，也是双眸含笑。后一种共产党人，沈醉虽然认识不少，但是他真正了解对方内心世界的，只有两位。
一为叶挺，沈醉称之为“仁人志士”。1941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指令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皖南纠集7个师，围攻新四军。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后，先解押上饶，后囚禁桂林，1943年解送重庆。国民党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与叶挺旧有交往，此时两次去重庆林森路望龙门22号看望叶挺。陈诚希望叶挺暂时屈就一下去担任第6战区副司令长官，叶挺当即断然拒绝，表示除了恢复新四军由他继续担任军长同时惩办顾祝同外，其他任何事情他都不会去做。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在重庆向蒋介石提出用马法五交换叶挺。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得知消息，特地去中美合作所东南角烘炉厂附近半山坡上的一座小平房内看过叶挺。基于对人的研究的兴趣，沈醉产生了一种好奇的心理：军统监狱中囚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释放出去以后，第一件事情是与家人见面，或是去吃好东西；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获释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沈醉直言不讳地问了叶挺。叶挺回答说：“我将来出去的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沈醉带着不可思议的神态把叶挺的这句话报告了军统头目戴笠。戴笠沉思之余，作出了发自肺腑的解释：“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二为江竹筠。沈醉称之为“女中豪杰”。当年在中美合作所最西端的渣滓洞看守所里，沈醉和徐远举一起审讯过这位共产党川东地下工作者。江竹筠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虽然披头散发，却是神态自若。她昂起头，侧身对着壁头上的窗口。徐远举勃然大怒：“你傲慢什么？今天不说，我当场扒掉你的衣裤！”江竹筠慢慢回过头，望着徐远举冷笑道：“我连死都不怕！”沈醉正欲说话，江竹筠上前走了一步，涨红着脸颊，以不可遏制的愤懑，指着徐远举说：“我告诉你，你侮辱的不是我一个女性，侮辱的是我们民族女性的全体，其中包括你的母亲和你的姊妹！”江竹筠的声音缓慢、低沉，却像闪电一样轰击了沈醉，他条件反射似的垂下了头。就在徐远举果然唤进打手的时候，沈醉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小说《红岩》里面的严醉、徐鹏飞、沈养斋的形象原型，便是这里的沈醉、徐远举、周养浩。国民党战犯大集中前，《红岩》作者罗广斌就审讯江竹筠一事在重庆白公馆采访了沈醉。说来奇怪，沈醉宁肯把自己建议将10根竹签打进江竹筠手指的暴行告诉对方，也不愿披露徐远举下令“当场扒掉衣裤”的细节。这件迫使当事者即令在当事之后的若干年内也耻于启口的事情，沈醉终于在一种不可抵御的感召力量的威逼下私下吐露出来。
其实，真正的秘密在于沈醉为什么要踢徐远举一脚？
沈醉的母亲这样对儿子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是要做人。”沈醉并不是生下来就要做鬼的——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他也曾偶然良心发现，在力图做人。
但是，沈醉直到获赦释放以后，才知道自己半辈子的罪恶的特务生涯为他塑造了什么样的形象，也就是他“力图做人”的愿望最终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一天，沈醉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是他的小女儿想看看“严醉”的模样，未知“严醉”可否同意。沈醉表示欢迎，然后特意为这位不曾见面的小姑娘准备了两盒上等的糖果。不一会，客人来了，沈醉开门之时，只看见来了他的朋友，于是问道：“你的小女儿呢？”朋友笑道：“来了来了。”沈醉急了：“来了怎么不见人呢？”朋友没有回答，却指了指自己的背后。沈醉笑道：“好哇，你这个小丫头还要给你沈伯伯捉迷藏呢，看我逮住你！”未待沈醉一步上前，只听得小姑娘“哇”的一声猝然后倒，惊恐良久。
虽然沈醉对自己面目的可怕程度的估计远远没有像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样严重，但是他现在把自己作为人来理解的时候，意念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国民党做人，把效忠蒋介石、效忠剥削阶级作为最高标准；共产党做人，把效忠人民、效忠民族利益作为最高标准。所以今天我在小组发言说，共产党教我重新做人。”
然而，仍旧是做人无别、标准有异。国民党台湾当局公布的沈醉已遭共产党杀害的谣言被戳穿后，又宣布他的“人格死了”。显而易见，这样的宣布是草率的，至少是仓促的，即使按照欧洲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返回自然”的说法，沈醉也只能得到“复苏”而不是“死亡”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在漫长的岁月里，分明为共产党人有意识地为理想的社会而战斗的精神所刺激，从而由记忆的库房中发掘出来已经不具有交罪色彩的珍爱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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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由于职业的缘故，邱行湘的过去的年代虽然也是同共产党人一起度过的，但是毕竟相距100米——如果国民党军队的战壕与共产党军队的战壕相距100米的话。不过，在他未成为共产党的战俘之前，他还是饶有兴致地观赏过国民党的战俘。1932年，邱行湘随陈诚离开庐山牯岭回防吉安时，罗卓英已率部速解赣州之围，俘红军师长侯中英送18军军部转南昌行营；1943年，邱行湘随陈诚驻第六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恩施时，来自国民党监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妻儿三人应陈诚之邀，在恩施做客多日。邱行湘与共产党的师长军长相见之时毫无“仰之弥高”之意，反觉囚徒与将军并无外貌上的区别。他也愿意了解共产党人的内心，可是他没有机会。
共产党的监狱使他与胜利了的共产党人生活在一起。他忘不了黄埔村中的李主任。李主任南下之前，特地在村子里走了一圈，与每一个国民党战俘握别。李主任对邱行湘说“望你多多保重”时，邱行湘竟找不到任何语言来回赠他。待邱行湘摘下他仅有的一支钢笔追出四合院的大门，李主任已背着行装骑着战马消失在风沙弥漫的村头……他忘不了井陉河畔的蒋所长。蒋所长伴陪他度过了人生第一个凄凉的除夕。在异地的爆竹声中，被囚禁的国民党战俘们团团而坐，相视无言，经受着思乡念人的折磨。连老成持重的庞炳勋部队参谋长贺一吾也躲在屋角里暗暗落泪。就在这个时候，蒋所长推门进屋，坐在邱行湘身边主持了一个文娱晚会。第一个节目便是这位蒋大胡子动作笨拙的扭秧歌……他忘不了功德林里的李科长。这位木匠出身的矮小的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战犯取了个“无言君子”的绰号。那是一个酷热的下午，当人们懒洋洋地躺在大通铺上，听见起床哨也不想动弹的时候．李科长已经在午睡的两个小时里悄然挖完了6畦菜地。从此以后，哪怕是刚刚躺下，只要有人说“无言君子”扛锄头朝后院去了，人们便会争先恐后翻身下床……他忘不了管理处的孙副处长。有这样一天，邱行湘从食堂归来，在幽静的碎石小道上，碰见年富力强的孙副处长和一位老态龙钟的妇人并步而来。孙副处长把他介绍给那位妇人说：“这是我们这里的老邱。”邱行湘不知如何称呼妇人，打量之余，单凭小脚、包头、皱纹三项，判断她应该是这位共产党干部的来自乡间的母亲或岳母，于是拱手道：“老人家好。”孙副处长赶紧解释说：“她是我爱人。”……他忘不了医务室的王大夫。这位农民出身的医生的医术也许不是特别高明，他取不出国民党战犯身上的日本人的子弹和共产党的弹片，但是他可以痊愈他们心灵的创伤。王大夫永远以他的白色罩衣上的红十字去辉映每一位战犯的脸庞。谁的脸色发黄，谁就会被他送回床位，而补替劳动的缺额者往往是脱掉了罩衣的王大夫本人……他忘不了朝夕相处的刘管理员。就在邱行湘扛着一箱肥皂，从总务科回到胡同去的路上，他看见刘管理员蹲在水龙头下洗衣服。邱行湘刚从刘管理员的身后走过，却不得不绕到他的面前，因为他在衣领上撒下一层邱行湘不认识的粉末。“这是什么？”“碱粉。”“为什么不用肥皂？”“用惯了碱粉，加上国家肥皂不算多。”……他忘不了素所尊敬的姚处长。为了听取13个小组的汇报，这位皮肤白皙的知识分子常常工作到夜里12点。就在大前天的组长碰头会上，姚处长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魄力：“你们回去告诉大家，今后接触调查材料的人态度尽量好一些。但是对有些动辄拍桌子打板凳的人可以不理睬他。又要人家讲，又要骂人家，真是岂有此理！今天康泽和沈醉与外调人员吵架，责任不在他们身上，他们不用检讨。”……午夜扪心，终不能寐。在邱行湘脑海上空高悬的关于共产党人的银幕上，依次出现的便是这样一个个镜头。共产党人也好，国民党人也好，除去后天的色彩，先天都是人。邱行湘这样想时，他开始以别人的同情心来判断自己的行为，从而又以自己的同情心去判断别人的行为。判断的结果，他发现国民党人的行为至少在客观效果上与传统的人伦规范有抵牾和失误之处，以致让圣洁的三民主义蒙上了“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污垢。他虽然不能够通过国民党人的举止去动摇三民主义的信仰，但是他却能够通过共产党人的行为来理解共产主义的事业。
理解与效法不到100米的距离。
戊字胡同第四小组里有一个可怜的人，他失去了双腿，凭借缠垫着厚厚的棉絮的膝盖走路。这就是国民党第3军中将副军长杨光钰，黄埔一期生，1947年清风店一役随第3军军长罗历戎被俘。关押期间，他偷了一条毛驴，脱逃石家庄，沿途被民兵开枪打断双腿，以致残身。在杨光钰艰难的行程中，他碰见了国民党官场里面碰不见的事情。
邱行湘蹲在杨光钰的前面，让他趴到自己的背上。自此，进澡堂、上厕所、开大会、看电影，他们形影不离。杨光钰胸部有病，背他，必须挺着胸膛走，尽管邱行湘浑身力气，终不免在把杨光钰放回大通铺的时候洒下几滴汗水来。汗水洒在睡在杨光钰身边的徐远举的手上，徐远举一下子站起来，抓着邱行湘的手说：“你的事情多，从明天起，我来背他！”
邱行湘每当看见徐远举背着杨光钰平稳地从自己身旁走过，总是想到戊字胡同壁头上的那篇批评稿。他觉得奇怪：狭隘的心理可以制造烦恼，宽敞的心胸可以赢得欢快。战书可以化为纸浆，檄文可以变作契约。即使生活在监狱的窄小的胡同里面的人们，也随着宇宙的运动携手并肩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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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楼下的8条胡同里，回响着国民党将军们挺进的脚步声。康泽虽然依旧如老僧入定默默无语，但是他以手代足，凭借笔尖在稿纸上的沙沙作响参加了人们追逐时代的合唱。
在历史的舞台上，康泽堪称一位拉幕人。
我们的后代想知道“复兴社”的缘起吗？康泽会告诉他：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震撼了国民党统治政权。坐在“国民党政府主席”宝座上的蒋介石惶惶不安，苦心焦思。他考虑的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国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把已经动摇了的政权再巩固下来。为此，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康泽、贺衷寒等10余人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想，我们要有像苏联的那种‘格柏乌’（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就好了。”会后，中国的所谓“格柏乌”便组织起来。贺衷寒起草章程，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关于组织的名称，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康泽主张用“复兴社”，结果蒋介石选用了“复兴社”，并写了四句话“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作为“复兴社”之政治纲领。1932年3月，“复兴社”在南京“励志社”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社长。一月以后，蒋介石为“复兴社”拟定的宣传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因此，在如何认识“复兴社”这个组织方面，康泽这样提示人们：它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到蒋介石腹中托胎的产儿，所谓“政治纲领”完全是骗人的幌子，而宣传口号才是它真正的灵魂。
我们的后代想知道“蓝衣社”的由来吗？康泽会告诉他：那是1932年，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他的秘书刘健群到南京颇受蒋介石的赏识，随即被任命为军委会（总）政训处处长，筹办“军委会政训班”。刘健群由康泽等人介绍参加复兴社以后，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国民党）的一点意见》，主要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限制党员的财产等等。对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南京总社看过之后，未置可否，但是刘健群擅自印发给学生。同年10月，这个政训班训练期满，蒋介石宣布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总队长，率队北上，配合各军师宣传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刘健群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的那本小册子。以前华北方面已经风闻南京有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究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而且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刘本人则乐得以此赫赫有名。于是，全国各大城市都传开了“蓝衣社”，待复兴社南京总社得知情形，命刘收回小册子，已为时晚矣。
……
历史是不能虚构的。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康泽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功德林的案头上撰写的材料一般都具有交罪的性质。用今天的观点去记录昨天的史实，或者说用认罪的语言去叙述犯罪的行动，不免因为文字上的刻意褒贬而容易导致史料失真的危险。然而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康泽正是为了挽救这种危险，而开始了他的勤奋工作的。
在这一点上，康泽有钢铁的原则。当年在井陉河畔一个村后的窑洞里的时候，共产党干部把载有国民党第49军军长郑庭笈在被俘第三天头上写的广播稿的《解放日报》递给他，提出了希望他能写一篇类似的文章的要求。康泽回答说：“要我无缘无故地骂蒋介石，做不到！”
在这一点上，康泽有橡皮的战术。当年在功德林甲字胡同的时候，有人故意在他面前讨论蒋介石究竟是不是“拖油瓶”出来的“郑三发子”，并且说：“北伐时期，听说康泽随蒋介石曾经在郑州南面的驻马店下车，走到一个村头，蒋介石向人打听郑氏人家还有何人。蒋介石叫康泽和邵力子以及两个卫士就地等候，他一个人进了村庄。”康泽淡然一笑，发言说：“虚构加工是小说家的权利，传闻倘若成了真的，岂不是反而表明蒋介石饱经沧桑却未数典忘宗吗？”
原则的坚持与战术的使用毕竟是一种机缘，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康泽的职业是撰稿。他埋头伏案，默默无语；他狂草疾书，沙沙有声。是的，唯有甘于眼前的寂寞，才能有将来的事业，也才能维持住一种性格，这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有所成就的人。都是一件重要的事。康泽获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他以3000多件史料赢得了功德林“材料库”的美称，他以5尺多高的稿纸显露了人生的崛起。与过去的篇篇皮毛相反，康泽现在的文章内容翔实，有血有肉，一件件材料如同一块块砖石，可以从胡同顶端摆到监狱门口，从而铺平或展现他的前程的道路。
然而，康泽却生活在矛盾的旋涡之中。半辈子不可告人的生涯给他的秉性蒙上了一层不可捉摸的色彩。他忘掉了在“复兴社”一间小屋里的“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的誓词，却想起了在“励志社”一个大厅中，蒋介石的“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的骂语。他试图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名义为自己这个“无兵司令”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建立起一支队伍——他不能把钢笔当做长矛、稿纸当做盾牌发放给他的士兵，他要求每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把自己的胸膛当做抵抗共产党进攻的武器，如果这里也需要身先士卒的话。
康泽离开案头，坐到杜聿明的身边。康泽的声音是微弱的，因为没有他人的缘故，他这次说得很响亮：“我们都是黄埔学生，我们要坚持民族气节，不能做软骨头！”
杜聿明没有做声，尽管他也生活在矛盾的旋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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