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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戊字胡同走廊西侧的青砖壁头，现在横挂起一张陈旧而白净的双人床单。贴在床单上方正中的白纸上有“新生园地”4个大红字——这是庞镜塘写的小篆。贴在床单两侧的红纸上，从左到右，有“改恶从善”、“前途光明”8个大金字——这是文强写的正楷，他把金字下面的红纸，分别剪成象征着心脏的桃尖图形。
这是一块墙报——功德林学习委员会机关刊物。主编是国民党第41军少将副军长陈远湘；美术编辑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新生园地》有4个专栏，理论学习专栏编辑是宋希濂、廖耀湘、陈林达；挑战应战专栏编辑是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代理书记长李帆群；批评表扬专栏编辑是徐远举；文学艺术专栏编辑是文强。
投稿者用32开的白纸将稿件抄好，然后送到《新生园地》编辑部去。发表作品，在高墙内是十分容易的。一方面，它既不接受任何人的审查，也不接受任何人的修改，编辑部一本文责自负之宗旨，来者不拒，一律照发；另一方面，它既用不着印刷也用不着校对，编辑们组稿之余，端一碗浆糊将张张稿件在双人床单上粘贴整齐就行。正因为如此，《新生园地》成了功德林国民党人精神世界的中心，不管他们以怎样的姿态在这个世界遨游，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不因为面对壁头而挡住思维的去路，也不因为身陷囹圄而自设思想的牢笼。在这块2×3平方米的竖起来的土地上，军人的最高智慧的种子获得了最大面积的播撒。
让我们走进这块神奇的土地吧。
《学习园地》最上方是理论学习专栏。这是发表学习马列著作、报纸杂志的心得体会的地方。这里堪称一块蔚蓝的天空，连识字不多的周振强（周老黑）也悠然自得地轻驾着白色的云朵。
读报使我感动的民族资本阶级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他们都能认试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都感觉到资本主义的腐朽虚为，剥削为生的可耻，甘心尽愿的抛异自有财产，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光荣劳动者，而自己在党的教育下对自私自利观念还不能完全克服，还要留恋过去剥削而来的黄金，这是多么可耻的事呀！（笔者注：引文内错字别字照录不误。）然而，白云蓝天绝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永恒的图案。只要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多站一会，自有滚滚黄沙来半天。黄沙之中，我们可以看见新5军军长陈林达化笔为枪，向他的上峰廖耀湘猛烈扫射，我们也可以看见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以纸为盾，与他的部属陈林达浴血厮杀。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决战。陈林达在理论上，特别是在俄共党史的研究上羽毛已丰；廖耀湘在学习中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哥达纲领批判》从而不倒帅旗。于是一旦进入某一个具体的理论行动（不是军事行动），陈、廖二人便各树一帜，分庭抗礼。譬如在如何“走俄国人的路”的论题上，陈林达主张靠西集结，廖耀湘主张靠东集结。在寝室里的舌战中，他们正面交锋，不宣而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吹胡瞪眼，以至多日怒目而视，不通言语。在壁头上的笔战中，他们虽然时有遭遇，弹如雨下，但只要有人在他们的文章中间，再贴上一篇左右各打五十大板的文章，他们便会各自鸣锣收兵。而等到下一期墙报问世，人们不难发现，陈林达向东转移，廖耀湘朝西转移。两门大炮靠在一起，谁也不准备打谁。虽然是半空里黄沙滚滚，却换得房屋中春光融融。这里是一次笔战的结局，却亦是任何一次笔战的结局。
如果我们仍然把理论学习专栏看作一块蔚蓝的天空，那么在这个专栏之下的挑战应战专栏应该是一块中午12点的太阳直射下的土地。
挑战应战专栏编辑李帆群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曾任国民党《新疆日报》编辑。他此间承认，他的《新疆日报》的读者远没有他的专栏的读者热情。这完全是由他编辑的内容决定的。
有人把这里称为“点将台”。在点到少将、中将之后，现在最终点到上将。
王陵基是功德林独一无二的国民党上将。这位与蒋介石同年龄的四川军阀，曾在解放初期被押进重庆大田湾体育场，接受山城人民的斗争。在重庆特有的阳光的照射下，王陵基只感觉额头发烫，而在此间功德林的走廊上，他全身大汗淋漓。徐远举在专栏发表文章说，王陵基是民国二十六年重庆“三·三一”惨案的罪魁祸首，是他的学生、四川另一个军阀刘湘屠杀革命学生的帮凶。王陵基得知“榜”上有名，急匆匆挤进围观者中间，一直站在最前头。他先后两次摘下1200度的近视眼镜，掏出手帕擦汗水。看毕又挤出人群，在走廊上走来走去，逢人便说：“啷个开交，啷个开交哟！”有人安慰他说：“王上将不必受惊，墙报是说道理的地方，不要怕挑，要勇于应战。”王陵基果然一溜烟回到寝室，花了几十分钟写了篇题为《事实如下》的文章，经过李帆群的手，立即发表在挑战应战专栏上。
《事实如下》大意谓：当年屠杀学生的布告不是他出的，是重庆城防司令蓝品文出的。这是有案可查的。刘湘下令屠杀学生不曾有假，但是他没有直接参加。当然，他是刘湘的军师，还是间接有罪的……王陵基交出文章，并没有放下心事。他悄悄地站在墙报围观者的背后。殊不料顷刻之间全场哗然。王陵基拔腿便跑，却被人们喊住：“王上将真是不打自招！间接有罪与直接杀人有何区别？古今中外的反动头子都是发号施令的，并不曾直接动手杀过人，难道刽子手的罪重，指使刽子手的反而罪轻吗？”王陵基怅然叹曰：“我有罪，重得很哟！”
几天以后，王陵基在文学艺术专栏里发表了一首题为《认罪》（笔者注：有人说题为《无题》）的诗。末尾两句是：
上将不可当，
宁愿挨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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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挑战应战专栏比喻成太阳直射的土地，那么这个专栏之下的文学艺术专栏应该比喻成月亮高照的地方——这里不存在一提到诗词歌赋就就联想到花前月下的思维，这里包含着一段只能用月亮的温柔来祝祷的故事。
文强当年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时，教导团俱乐部为解放军攻克南京出刊庆祝。文强的献诗是：
痛惜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
可怜玉石狮儿在，国府门前月不明。
此诗一经张贴，被俘国民党军官无不大惊失色。王耀武甚至不敢从专刊前面通过，绕道前来劝说文强，尽快将“反诗”撕去。文强冷笑道：“诗言志，歌咏怀，我手写我心，我作由我受。我倒要看看共产党叫我们怎样活下去！”王耀武永别性地看了文强一眼，怅然离去。结果，“反诗”张贴长达10天，终无人问津。不仅王耀武大吃一惊，文强本人也深感意外。
然而，我们对文强在北京战犯管理处发表的第一首诗的内容是不会感到意外的——翘望盈盈得，天风浩荡来。
都中多喜报，笑看雪里梅。
看来，文强是善于追求、善于享受感官刺激的。那么，他一定可以发现我们国土上的月亮的美丽。是的，文强早就发现了。他正是饱蘸着月光，在功德林里写下1000余首诗词。这里没有篇幅介绍文强的全部诗作，我们姑且把他为自己未来的诗集作的一个小序，抄录在这里。
我自学生时代起即读诗和写诗，在先父及学校先生的鼓励下，曾有一段时期钻入到旧诗词里，成为当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之物，因而感到心情有时恬静激越，有时潇洒忧愤，喜怒哀乐，每随诗思的起伏变化而变化。
早年所作各体诗稿千余首，存在长沙寓所，因1938年11月蒋匪帮焦土抗战，付之一炬。震惊寰宇的长沙大火，生灵涂炭，数万人葬身火窟，文物财资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我所写之俚言俗句，实不足道，亦不足惜，已忘怀久矣。抗日战争期间写成各体诗稿约1500余首，存我妻之手，因我妻之亡故，恐已失散无遗。但前此之作，无非反映我在旧社会中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的各方面，作为旧我之暴露则可，作为诗稿实亦不足道。至今追忆，半生旧我积累之诗稿无论存毁如何，我并不以为然。
1949年春初，自淮海战役反人民战争中解放后，在党的宽大政策长期教养下，脱胎换骨，逐渐改变了恶劣的品质，知罪感恩之心与日俱进，且有始建立起来的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发之为诗，吟之成句，为有生以来的根本变化。通过改造的生活实践，感召之深，忏悔之痛，从新旧社会、新旧中国、新旧世界、新旧自我对比来看，不禁为之泪下，又下禁为之欢忭莫名！因而将近年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心之所感，一一记之于诗，历时6年来成诗1000余首，其中绝大部分曾投稿于墙报《新生园地》发表，以当做我加速改造以来之诗思录亦无不可。
由于我十分珍视我的新生，也就十分珍视我所写的诗稿。这不是说我的诗稿有何可取之处，而是说我的珍视在于在改造过程中使我的感情转向人民，转向祖国，转向共产党和毛主席，转向社会主义。这些诗反过来又成为我前进中的一种精神力量。
我的诗稿欲待之于新生之日加以整理，以之留作重新做人的纪念。且定名此稿为《新生诗草》，兹作小序冠之于首。
毫无疑问，文强的这个小序应该是一首诗。这首诗是文强的作品，但又不仅仅是文强的作品；有所疑问的是，不知文强在整理《新生诗草》时会不会把为解放军攻克南京而作的那首诗放进去？笔者是很希望能够放进去的，因为它将成为一首非常出色的序诗。
震惊功德林诗坛的一首诗是国民党66军少将军长沈鹏的新作《咏虞美人花》——往来篱下托终身，徒负人间最艳名。
今日秋风萧瑟处，唯有眼泪暗中倾。
不过此间出现在墙报下面的，没有类似当年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俱乐部庆祝专刊下面的那种惊慌，有的倒是类似在功德林某次突击性劳动时的那种忙碌。王耀武直奔走廊，眼望墙报，目不转睛；宋希濂稍站片刻，返回寝室，伏案疾书；黄维忙中得暇，来去匆匆，未置可否；陈长捷嘴唇启合，眉头紧锁，唉声叹气；张淦蹒跚而来，袖手旁观，流连忘返；邱行湘左顾右盼，耳听八方，莫衷一是；文强先睹为快，独自徘徊，笑而无语……午饭后，《新生园地》文学艺术专栏出现了沈醉的《咏虞美人》——项羽临终发浩歌，虞兮虞兮奈若何。
美人死后名花在，不似当年健壮多。
在这以后《，新生园地》挑战应战专栏上又贴出了几篇批判沈鹏的文章，不过为时不久，也就无人问津了。这倒不是功德林的将军们缺乏战斗力，而是他们增添了自信心。再过几年之后，这难道不正是另一部《新生诗草》的非常出色的序诗么！
我们的时代是神奇的。他们的生活是清新的。《新生园地》像一幅泼墨山水画，镶嵌在并非另一个世界的长廊里。且听国民党徐州“剿总”少将总务处长黄铁民的放歌吧——春到漓江花满涧，青山难掩暮烟开。
苍岩古柏临风立，江水泱泱带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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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专栏笼罩着月色，在它之下的批评专栏亦有光亮——毋庸讳言，这里覆盖着霜雪——他们把这里看作北极地带。专栏编辑徐远举，湖北大冶人，秉性强悍，笔调锋利，揭发批评，从不顾及人情世故。文强赠诗曰：“人爱种瓜甜，汝爱种椒辣。南人多思舟，北人多思马。”如此开导之词，徐远举并不心领神会，反倒愈发机警，当仁不让，成为北极地带一位坚强的卫士。直到有人当面称之为“猎狗”，他仍紧握钢枪，岿然不动，鼓着一双巨眼说：“笑骂由人笑骂，批评我自为之。”
这天下午，徐远举在专栏上发表了一篇批评邱行湘的文章。文章大意谓：康泽体弱多病，血压尤高，本应受到组长的照顾，可是邱行湘身为一组之长，不仅不顾康泽体内之需，反倒强夺康泽口中之食。这是公然对抗共产党宽大政策的法西斯暴行。是可忍，孰不可忍！邱行湘通过摧残他人的身体，使自己在骗取的信任里获得营养，充分暴露出反革命打手的丑恶嘴脸！
这是一段需要补叙的故事。这天中午，邱行湘挑饭回来，照例先将各组的饭菜分好，然后端起本组的绿色大瓦盆进屋放在桌子上。照例，他应该站在桌旁，再将饭菜分到每一个碗碟里去。但是他今天略感劳累，于是对众人说：“今天吃面片，不分算啦，吃干吃稀，吃多吃少，大家请便吧。”说罢和衣倒在大通铺上。众人围着桌子，依次盛食。
康泽第一个动手。他的动作是缓慢的：慢慢地盛面片，慢慢地盛菜叶，慢慢地盛肉末。问题恰恰出在第三个“慢慢地”上面。邱行湘斜躺在床上，微微睁开了眼睛，他没有看见肉末怎样分布在大瓦盆里，却看见康泽握着汤勺的手臂顺着盆沿慢慢地划了一个圆圈。他的眼睛跟着康泽的圆圈旋转了一周，最终落在康泽手中的瓷碗上。至少他发现这只瓷碗的蓝边之上，又增添了一道黄边，而他毫不怀疑这道黄边的构成物就是肉末。“好吃懒做的家伙！”他在心里骂了一句，然后闭上眼睛侧过身去。可是他的脑海里立即出现了康泽的眼睛——平日连看也不看他一眼的眼睛！邱行湘只觉得有口气实在难以下咽，这是影响他正常呼吸的严重障碍。如果说他早就料到他和康泽的战事不可避免，那么这里倒出现了正面攻击的战机。“打！”邱行湘在心里大喝一声，翻身而起，直端端冲到康泽面前，用手指着康泽手中的瓷碗，厉声命令道：“倒回去！”
康泽手拿汤勺，没有回过神。
邱行湘一把夺过瓷碗，对着大瓦盆来了个碗底朝天。然后把空碗塞到康泽手上，继续命令道：“站到最后去！”
康泽平日说话不多，这时更说不出话来。他脸色由红转青，由青转白，足足愣了3分钟，终于骂出一句话来：“你他妈比共产党还要厉害！”康泽发怒时眼光是绿色的，而邱行湘的眼光平日就有几分灼人。此间正所谓针尖对麦芒。
邱行湘骂道：“你他妈的只顾自己！你没看见你背后就是老头子王陵基！”
组内的人们纷纷调解，组外的人们闻讯而来。二组的方靖把邱行湘拉到身后，四组的徐远举站到康泽前头，于是战火又蔓延到方靖和徐远举之间，或者说蔓延到陈诚集团和军统集团之间。直到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以学习委员会的名义下达停战命令，这场战争方才结束。
作为另一场战争的开始，便是徐远举的这篇批评稿。现在战争的双方是邱行湘和徐远举。邱行湘从来没有把徐远举放在眼里（尽管他知道对方的眼里也没有他），他认为徐远举好出风头，好惹是非，是一个十处打锣九处在的角色。今天在他和康泽的战争中，徐远举不仅和他的上峰康泽并肩作战，而且在双方休战之后，徐远举又在壁头上架枪对他射击，这是使他万分恼怒的。他决定对徐远举展开反击！他希望有一个横躺着的战场，说不定在这个战场上他可以把徐远举的络腮胡子一根一根地拔下来。然而这里只有一个竖起来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他哀叹他只能成为一个穿军装的老百姓。
但是，世界上有一支军队精心研究了这个战场的战略战术。邱行湘正在写反击稿的时候，姚处长偕同两位管理员进戊字胡同看了徐远举的文章，通知邱行湘到胡同外面谈话。
“你对这个批评有什么看法？”
“不是批评，是谩骂！”“你认为徐远举过火啦？”“当然。”“你对康泽过火没有呢？”“……”
“所以，要批评别人，先检查自己。这是我们对每一个组长的要求。这个要求不会过火吧。”“……”
邱行湘回到寝室，把他即将写完的反击稿揉成一团，塞进自己的衣袋里。范汉杰伸手取出这团废纸，阅毕对邱行湘道：“你还算有脑筋，没有把它贴出去。要不然你会吃亏的！你怎么也骂他‘猎狗’呢？‘猎狗’无非是说他当过军统，可是我们这些人谁不是‘猎狗’呢？何况人家向共产党交代过特工、电台机密，对解放大西南有过特殊贡献。你骂他‘猎狗’问题不大，要是他问你谁是‘猎狗’的主人，我看你只有哑口无言……”邱行湘未待范汉杰说完，慌忙将反击稿当做手纸用了。
对于徐远举来说，邱行湘无疑是一颗硬钉子。他感到对手比一般的军人性格更倔强，脾气更暴躁。他在写批评稿之前就蹬了蹬大腿，在张贴出去之后又挽了挽衣袖。可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这颗钉子居然钉不穿一张白纸，邱行湘几乎成了插着钢笔的文盲。徐远举感到一种以一分之差险胜劲旅的欢快。
徐远举欢快，邱行湘也欢快。因为这页批评稿不仅成为目前维持他们心理状态的宣言，而且成为促使他们以后共同完成一项任务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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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纸可以把两个人连在一起，两张纸可以把4个人连在一起，要把8条胡同的人们都连在一起，其实只消一块青砖墙壁。但是，自从《新生园地》创刊以来，至今还没有出现李仙洲的名字。
这当然事出有因。
李仙洲是个孤独者。他走到哪里，哪里只能出现他的影子，就是走到他的黄埔一期同学面前，比方说看宋希濂下棋，看杜聿明裁衣，他也决不笑几声，说几句。久而久之，他在人们印象中，成了一个可怜的哑巴老头子。和所有的哑巴一样，李仙洲的话埋在心里头。就在《新生园地》创刊不久，某次看完电影回来，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话，大意是：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打仗，是人和人打仗，既然如此，为什么银幕上的国民党军官一个个不是像猪就是像猴？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打仗，就是日本投降后也打了3年之久，既然如此，为什么银幕上的共产党军队一次冲锋就可以结束战斗？李仙洲的笔记本本来放在枕头下面，结果被他的组长送到孙副处长的案头。当孙副处长亲手交回笔记本，然后走出丙字胡同的时候，李仙洲第一次想说话却又偏偏说不出口。他简直没有想到，管理处负责人竟建议他把“电影观后”送到《新生园地》发表，而且“今后还可以继续写写看完电影的感想”。
以上两点意见，李仙洲都照办了。他在办第一件事的时候，想到了他的组长；办第二件事的时候，想到了孙副处长。
功德林平均每周放一次电影，李仙洲则平均每周写一篇“观后”。文章褒贬是否恰当，我们不去管它，反正他在文艺专栏里不仅独占一隅，而且独树一帜，成为功德林蜚声文坛的专栏作家。文强在李仙洲自诩的三德（得）——吃得、睡得、拉得——之后，又加上一德，称之为“写得”。这位令人嫉妒的哑巴老头子则大笑不已，连连点头说：“我不要三从，我要四德（得）！”
《新生园地》把国民党将军们集合在八角楼下，有没有一个时刻，戊字胡同里会出现他们携手并肩的队列？
有的，由进取心产生的快乐与痛苦，常常突出地显露在某一个具体的天日当中。就拿过年来说吧。每到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功德林的生活都要发生若干微妙的变化。明显的特征是，战犯们都穿着异常干净的衣服，活动在先前的领域里。只不过这时坐着的人不多，他们喜欢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不厌其烦地擦肩而过，点头致意。尽管他们明明知道，哪怕是最讲究、最时髦的穿戴，在朝夕相处的人的眼里并不能产生多大的魅力，决不可能像乡下人在大年初一那样，通过穿红挂绿的衣着到拥挤的集市上去挣得自己的体面。然而他们毕竟愿意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他们谁都知道，但是谁也不告诉谁。倘若有人提议，与其沉浸在思念的苦海，倒不如登上寄托的陆地，那么，立刻有一支来自8条胡同的人马神速地集结在戊字胡同走廊西侧，为着整个功德林，为着全体国民党将军，精心制作一套最昂贵的新衣。
这年春节的《新生园地》是这样诞生的。
第一个手握画笔的是郭一予。他号称“六一居士”：先后毕业于黄埔一期、航校一期、高教班一期、庐山训练团一期、中央训练团一期、陆大特别班一期。但是，这并不是他手握画笔的资历。毛泽东当年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时，他任这所学校的图画教师；所以，在今日之功德林，他出任了《新生园地》美术编辑。
现在要夺过画笔的是邱行湘和文强，他们事前已有商量，所以理由完全一致：“你画插图的机会多着呢，让我们这次练练笔吧。”郭一予没有同意：“过年不比平日，要是画得不好，大家会骂我的。”
此时走来了庞镜塘：“画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应该让他们表表自己的心意。”郭一予同意了。庞镜塘没有离去：“我来画刊头，我已经构思几天了。”郭一予坚决反对：“你画？你画的要得个屁！”邱行湘和文强一起道：“要不要得，可以先让他试一试。”
争执之中，宋希濂来了。他的话不多，就像信号弹较之手榴弹用场为少一样，他总是在发起行动的时刻发挥学习委员会委员的威力。他指定郭一予搞花边，杜聿明搞剪贴，曹天戈写标题。
成功了的刊头是这样一幅图画：一匹枣红色的奔马，马上坐着一个穿草绿色军装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战士高举着红旗。红旗上写着“毛主席万岁”5个黄字。刊头的左边是一幅国画，这是文强画的红梅；刊头的右边也是一幅国画，那是邱行湘画的牡丹。
印度婆罗门教认为，一个人体内有一个灵魂，在躯体死去时，它就像鸟出笼那样飞进一个新的生命，或在天堂，或在地狱，或在这个地球上。功德林的生活的图画显然违背了这个古老的教义，取而代之的是，在一个躯体并未死去时，将这个躯体的灵魂与这个躯体的本身不知不觉地分开，置放到这个地球的另一个地方。比方说，心在壁头上——就像我们在《新生园地》两侧看见的由红纸剪成的象征着心脏的桃尖图形一样，而人在土地上——就像昔日的战场已经种上庄稼，今日的荒地正需要耕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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