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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30日，即国民党战犯集中功德林的第20天，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关系。在这两次合作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曾经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生活在八角楼下的国民党人是从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段文字的。一张报纸在第一组战犯手中依次传递。前一个人总是颤抖着手指，用指甲勾划着这段文字，默默无声地送到后一个人手里。现在报纸传到宋希濂的手上，他那短小的手指居然牵动了粗壮的手臂。他望了众人一眼，用力拍了一下大腿，突然高叫一声：“我是今天被共产党俘虏的！”
宋希濂这句没头没尾的话贯穿了一部有头有尾的历史。如果说国民党战犯直到现在才被最后征服了，那么力量正来自共产党对历史的高度尊重。在中国的历史上，尽管蒋介石集团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永恒地连在了一起，但是共产党没有忘记国民党将士曾经有过的功绩。
就拿宋希濂来说吧，在淞沪抗战的战史上书写着他的名字，在庙行镇战役的战役上记录了他的战绩。
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回“大日本皇军”的声誉，由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亲拟了一个“中央突破”计划，重兵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扬言突破后兵分两路，席卷南北，将19路军和第5军一举消灭的严峻的日子里。
守卫在庙行镇的第5军88师一个团，数日来承受着日军十余架飞机、数十门重野炮的猛烈的轰击。终于在一个下午，日军步兵突破了一段阵地。形势危急之中，第5军军长张治中亲率教导总队赴88师指挥策应，即令87师孙元良旅、宋希濂旅一个团开往庙行镇增援。
宋希濂守备在蕴藻浜北岸，他急电张治中曰：“如果情势需要，自当遵命照派，但抽调一个团开往庙行镇，至快要四五个钟头，白昼行军，更易被敌机扰乱，这样恐怕缓不济急，可否以本旅主力立即渡过蕴藻浜，向敌军侧背攻击，借以减少正面压力？”张治中当即应允。
宋希濂的行动完全出乎日军意外，植田谦吉乃从进攻部队中迅速抽调两个大队的步兵和一部分炮兵，转向宋旅猛烈射击。黄昏时分，向庙行镇进攻的日军，在正面遭到88师及87师孙元良旅的坚决抵抗，在左侧遭到19路军61师的猛烈攻击，在右侧遭到宋希濂旅的顽强进攻。血战入夜，日军大部仓皇溃退，小部被包围就歼。
这段发生在1932年的经历，几十年来宋希濂从没有忘记，甚至当时南京统帅部给第5军拍来的电报，他至今背诵得一字不离：“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说来奇怪，在同一时间里，在同一种事情上，仅仅因为亲眼看见了周恩来的几行文字，他就产生了思路和心境完全不同的回忆。
宋希濂躺在大通铺上，久久没有合眼。晚风徐徐吹来，仿佛把黑色的幕帷掀起一角，他则不知不觉地起身下床，走进一个遥远的长夜。日军突然向驻守在上海闸北的19路军袭击的消息，传到了驻守在南京小营的87师第261旅。宋希濂代表全旅官兵，当日下午赶到三牌楼国民党军政部见何应钦，请求参战，结果遭到对方严词拒绝。宋希濂返回旅部，当晚召集全旅连长以上干部会议。军人们声泪俱下：“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旦。今日敌人打进国门，友军已经奋起抵抗，我们却袖手旁观，难道要我们当亡国奴吗！”会议决定由宋希濂率营长以上干部再度向何应钦请愿。宋希濂当晚深夜率30余人乘一辆大卡车闯进南京鼓楼斗鸡闸一号何应钦住宅，结果对方以“现在南京空虚”为理由再次拒绝。
上海危急，国民党中央竟无以增援！
宋希濂躺在大通铺上，慢慢闭上双眼。他不堪设想，100个刀光剑影的白天，100个血雨腥风的夜晚，到头来，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南京政府与日军签订了屈辱的“上海休战协定”，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的结局。昔日的热血只换得失守上海，沦陷南京；今日的冷汗，又教他想起败北武汉，迁都重庆……呜呼！喋血沙场的将军原来隐藏着好一番难言的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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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因为退到广西南部的大明山脉，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国民党第5军方才站稳脚跟，所以当年的第5军军长杜聿明在功德林写的《自传》上面，没有提及1939年他在大明山中指挥过的一次战役。
就在杜聿明交出认罪材料不几天，他被李科长通知到管理处办公室。李科长是负责审核材料的，按照一般的情况，只有在认罪材料里有所隐瞒的人才有可能碰到这样的事情。此时，杜聿明正跟在李科长后面，缓步朝胡同出口走去。他边走边想，低头不语，这位以雍容镇静著称的一代良将也禁不住思前虑后，满腹狐疑：淮海战场上的化学武器虽然运到，但我是在使用之前被俘的，难道共产党非要我承认放毒不成！或许是交代杀人那件事情没有说明，我是叫文强枪毙掉两个共军便衣的，由于当时行色匆匆，他并没有来得及执行命令，如若共产党不信，为何不去叫文强来作证……直到杜聿明与李科长在一张双人藤椅上坐定，他才知道是一件关于《自传》的事情。
“你的《自传》写得不错，可惜，遗漏了一个重要事件。”个子矮的李科长掂着手中的《自传》微笑着说道。
“重要事件？”杜聿明仍是迷惑不解。
“昆仑关大战，你怎么不写？”杜聿明这才换了口气，说道：“区区小事，不足挂齿。”“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李科长说得那样认真，他仿佛具有当年的战场指挥官的身份，向第二者叙述着亲历的战情。其中包括昆仑关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恶的地形；镇守昆仑关的日本军队是在日俄战争中号称“钢军”的第5师团之主力军第12旅团；中国军队的杜聿明是如何指挥部队用大刀和铲刀，冒着密集的炮火爬向日军的堡垒，把漫山的铁丝网一层层割破，官兵死了一批又一批，尸体填平一沟又一壑，直到取得新的突破；而在日军增援两大队并有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亲自到九塘指挥的情况下，戴安澜如何率部首先克同兴堡，郑洞国如何率部继陷罗塘堡，中村正雄又是如何被击毙在九塘与昆仑关之间。
“你是怎么知道的？”杜聿明问得非常吃惊。“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李科长答得十分平静。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事情，当有一件连结着自己的名字的事情，被人们谈起，被人们肯定，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恐怕都是最高的荣誉——问题还不在这里，现在褒奖自己的是先前的敌人，谈话的地点在敌人的监狱，杜聿明做梦也没有想到，世界上会发生这样的奇迹。是的，这又是历史的一页，他在共产党的宇宙里看见了比蓝天还要清亮的银幕，连同比星辰还要灿烂的文字。他在走回戊字胡同的时候，依旧微微低头，依旧缓缓而走，但是他的思维的脚步、情绪的队伍，早已跨过了高高的昆仑关山头，飞越到深深的湘桂交界处的山沟。1942年秋季，一个阴天，在第5军留守处所在地的广西省全县，李济琛主持了一个全国规模的追悼会。率领远征军在缅甸同日本军队浴血奋战，坚守东瓜阵地，攻克棠古据点，最终壮烈献身于茅邦之战的国民党第5军师长戴安澜的遗像前，放满了花圈和挽联。杜聿明戴着青纱，站立在跟随他多年的部属的灵柩左边。他没有过多地注意蒋介石、陈诚、何应钦、白崇禧赠送的花圈，却分外认真地注视着共产党人题赠的挽联：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毛泽东敬挽
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周恩来敬挽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朱德、彭德怀敬挽
杜聿明站在功德林的胡同里，默诵着共产党人的挽诗和挽词。虽然他并没有因为当年题赠挽联的人现在成为中国的领袖而去升高文字本身的价值，但是他却通过他们过去和今日的文字的联系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此间，杜聿明之所以停下脚步，是因为想扭头回去，回去对李科长讲些什么，又毫无头绪。反正他觉得刚才讲得太少太少，少得只有一句：“我谢谢你！”而李科长告诉他一个多么重要的消息：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已经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毛泽东向戴安澜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杜聿明躺在大通铺上，就在宋希濂辗转反侧的时候，他也彻夜未眠。他想起戴安澜的灵柩由贵阳花溪迁至芜湖小赭山的时候，他主持过的葬礼。由此又想起昆仑关大战结束以后，他写下来的碑文。碑文刻写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的背面，正对着巍巍群山。他仿效西子湖畔岳飞墓的格局，将日军12旅团长中村正雄的尸体，跪埋在昆仑山下。
杜聿明从来没有像今夜这样，淌着泪水向他的将士祈祷：安息吧，在这块土地上，你们能够得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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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人，自然应该活下去。
生活在监狱里的人精神总是压抑的，为了生活得更好，应当更好地调整自己的情绪。然而人类的性灵却不大容易捉摸。就拿杜聿明来说吧，淮海战役中，正当被解放大军团团围困在淮北平原的大风雪之中的时候，他收到了他的对手陈毅的劝降书。回首战场，黑压压一片残兵败将，茫茫乎无一线希望，杜聿明捏着劝降书，不禁有些动心，于是进屋去找邱清泉商量，殊不料邱清泉二话不说，一把火把劝降书化为灰烬。也许邱清泉烧掉的正是杜聿明的犹豫，所以杜聿明走进共产党监狱的时候，在山东半岛特有的凉爽的海风吹拂下，他反而横生出一股死也要与共产党决战到底的勇气。
过去的事，姑且让它过去。
影响国民党战犯生活的现在是交罪以后的情绪。尽管他们分别从管理处办公室交罪出来都感到一阵轻快，但是这种轻快，实际上无异于完成一次奉命而为之的感受。而且，促成他们争相交罪的心理很大程度上寄望于索取以“气节”为代价的报酬，例如提前释放呀，推后改造呀，增加享受呀，减少劳动呀诸如此类的念头。当他们发现情况远不如想象的那样满意时，交罪便成为身上的额外的赘疣，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做“割条尾巴，长个疙瘩”。于是有的表示懊悔，坐在窗户底下唉声叹气；有的表示明智，把递给李科长的交罪材料，说成是交给管理员的病假条子；甚至有的表示抗议，躺在大通铺上，故意穿着踏过污水的布鞋……杨伯涛则是快人快语。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他步出寝室，穿过走廊，直端端地走到王耀武面前：“请你向李科长转告一个意见：要我交罪可以，要我认罪不行。老实说，不要因为雪峰山不会说话，就随便欺负人！”
王耀武站起身，拍了拍杨伯涛：“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什么都知道了！”学习委员应该了解每一个同学的思想问题，不过对于杨伯涛来说，王耀武不仅知道他这是意气之词，而且知道他意之所指。
1945年春，日军使用将近两个师团的兵力，分由益阳、长沙、衡阳、东安四路向雪峰山进犯，以期攻克国民党远程轰炸机基地——芷江，减除对日本本土的威胁。陈诚集团的18军由鄂西开往湘西，参加了雪峰山会战，杨伯涛率部首先打下石下江，截断日军退路，形成整个战役的包围态势，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王耀武是雪峰山会战的战场指挥官，所以他“什么都知道”。
但是王耀武不知道，就在他把杨伯涛的意见转告给李科长后不几天，一个春光融融的上午，正是这位李科长，像平时那样走进戊字胡同，把当天的《人民日报》递给杨伯涛。
杨伯涛最先读了周恩来的报告，也最先生出与前时完全不同的情绪。他没有忘记的，共产党也没有忘记，真实的历史永远不会消失——这里抄录的一封20世纪80年代的信件，大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
未知你还记得否？王耀武、何应钦有没有用电话通知你部，在石下江放开一个口子，把被包围的日军放走一部，以便早日结束战役。此中情况我是知道很详细的，我在电话中不知打了多少官司。当时我是绝对反对的。何说：蒋要开三中全会，要他飞赴重庆向大会报告湘西大捷的好消息。如战局不结束，报告出去，报上一登，战争还在那里打，岂不是一场滑稽戏吗？王耀武在电话里也提了蒋、何的意图，我说瓮中之鳖，为什么要放走它呢？牺牲人力物力那么大，不是全功尽弃吗？听说结果还是王耀武向胡琏通了电话，放开一个200米的口子，让敌人逃走一大部。
……
写信人是当年王耀武的第4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收信人是当年第18军11师师长杨伯涛。邱维达在信中谈到的这件事情正是杨伯涛在胡同走廊上痛苦思索的目标。他想起攻打石下江的战场上，集团冲锋前几分钟，一个头缠绷带的营长走到他跟前：“师长，芷江不是你的老家吗？等仗打完了，我们到府上好好热闹一场，怎么样？”杨伯涛道：“一言为定，到那时我亲手为你们杀猪宰羊！”20分钟过去了，11师拿下了石下江，可是杨伯涛却永远失去了这个营长，而正是在石下江，正是在杨伯涛手上，放走了凶残的日军，包括一个师团长……杨伯涛的情绪是不可抑制的。在当年的淮海战场上，因为失去了一次战机，他当面对他的兵团司令黄维说：“你是共产党的功臣，你是国民党的罪人！”在此时的戊字胡同里，他又一次直端端地走进第二组寝室，对他的“战犯长官”王耀武说：“你是日本人的功臣，你是中国人的罪人！”
王耀武站起身，对杨伯涛笑了笑：“我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你是奉我的命令，所以蒋介石要负责任，我也要负责任。此事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关系。”
杨伯涛没有笑，甚至还带着上次出现在王耀武面前的表情：“我当然要负责任，放开口子，最后还是我的命令。如此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民族的罪人。”
杨伯涛这句话被王耀武转告给李科长。李科长则在组长会议上，表扬了杨伯涛。在功德林能够得到共产党人的表扬，对于每一个战犯来说都是令人眼红的事情。13位组长为了效法一位组员，立即在八角楼下的会议桌上，展开了一场夺取荣誉的攻势，而粮草比较充足、同时战斗比较顽强的，此间还要数邱行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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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行湘的发言是从雪峰山会战（即湘西会战）开始的。他准备谈谈他所在的第94军，如何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的指挥下，进入第四方面军王耀武的作战地域，又是如何与第18军在桃花坪会师。邱行湘在共产党人主持的会议上作此种内容的发言，目的无外乎用一次胜利的战役去反衬他在其他抗战战场上的败局，借以颂扬共产党及其军队在8年抗战中的丰功伟绩。在他看来，他正好沿着杨伯涛开辟的林阴大道，通往他的蓬莱仙岛。
湘西战场上，第94军第5师与日军一个旅团及一个山炮大队遭遇于武冈附近之武阳镇，在武阳西侧的高地上，激战3天3夜未见分晓。第4天入夜，邱行湘以副师长之身率领第15团作极为隐蔽的远距离包围。第5天凌晨，一举击溃日军旅团部，摧毁敌炮兵阵地，武阳西侧高地之敌全部就歼，俘获军马近300匹。第5师美军联络官狄南乐上校，一手拿日本太阳旗，一手拿日本黑龙会的大龙旗，在高地上狂奔乱跑。他竖起大拇指对邱行湘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从来没有这样的战绩：自己没有大炮竟然把敌人的大炮掉过头来成为自己的大炮！”
邱行湘在八角楼下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会议室仿佛成了武阳西侧的高地，他在摹仿狄南乐的姿态时，居然离开自己的座位，站在李科长面前手舞足蹈。李科长端端正正地坐在组长们中间，洗耳恭听，点头微笑，以至于邱行湘退回座位上时还没完没了：“湘西会战刚结束，何应钦、魏德迈来到芷江，第94军军长牟廷芳到机场迎接。何应钦拉着牟廷芳的手说：‘此次湘西会战，你们的武阳之捷夺胜利之先声……’”
郑庭笈坐在他的黄埔五期同学邱行湘对面，早已皱了几次眉毛，鼓了几次眼睛，眼见得邱行湘得意忘形，忍不住大吼一声：“你有功劳，我也有功劳，可是我们拼死拼活，究竟为谁个效劳？”
邱行湘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口若悬河了。如果他曾经把湘西会战中的武阳一役看作一块贝壳，在他的脑海的沙滩上静静地躺着，风吹不动，浪打不摇，那么当这块贝壳被共产党的阳光照耀得大放异彩之后，他便希望有一股流水把它带走，带到蓬莱仙岛，带到天涯海角。可是现在他的流水刚刚进入河道，就被人拦腰截断，这就不能不使得他怒火中烧。邱行湘泛着绿光看了郑庭笈一眼——他希望能看见一个当过汉奸的杂牌部队将领的嘴脸，却不料想起一个军校毕业的嫡系部队将领的大号。
郑庭笈号重生。那是抗战初期，继八路军挺进山西前线，首创平型关大捷之后，阎锡山在山西战场上组织了忻口会战，与日军大战28天，直到太原失守，腹背受敌，才被迫放弃忻口。郑庭笈身为营长，冲锋在前，不幸连中三弹。弹入腹部竟然未死，他在惊喜之中为自己取了这么一个号。
按照国民党官场里的规矩，身份相当、经历相同者，彼此之间的言语是没有杀伤力的。关于这一点，迫使邱行湘不便在八角楼下与郑庭笈交锋的，还有一个原因：邱行湘在井陉河畔给他正在北平德胜门驻防的妹夫黄剑夫写过一封信，郑庭笈在松花江畔也给他正在北平西直门驻防的三哥郑挺锋写过一封信——“国民党统治的形势，如以东北为首，华北为胸，华中为腹，华南为脚，则今首已斩断；胸部惟存平津几座孤岛；腹部之济南、郑州、开封、徐州均已先后解放，仅存汉口、蚌埠等少数据点，试问只有民心离弃，民变蜂起之华南，究竟尚能持久几时？”——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曾有过相同的心境。此时，在相同的地方出现了不同的处境，邱行湘觉得首很重，脚很轻，腹很空，胸很闷。他想辩解，又深恐得不到同情，于是红着面孔看了李科长一眼——他估计会看见一张冷冰冰的脸，却不料看见一杯冒着热气的水。他慌忙从李科长手里接了过来，一口喝了下去。说来奇怪，自从这杯水进入他的身体，他的眼睛便大放光明，他想显露的东西分外夺目，他想遮掩的东西无处藏身。即使不是为了回答郑庭笈提出的问题，他也不能自己压迫自己。
邱行湘继续发言了。他没有提到国民党800万军队的统帅，蒋介石从峨眉山上下来的事情已经众所周知；他没有提到第94军军长，郑挺锋的弟弟就坐在这里，没有必要制造个人报复的嫌疑；他仅仅谈到郑挺锋的前任、也就是他刚才谈到的受到何应钦赞许的牟廷芳的几件事，表示他的流水畅通无阻，缓缓东去。
邱行湘讲话的标题叫做“五子登科”。其一为金子：日本投降后，第94军集中柳州，空运上海，刚下飞机，牟廷芳拍了拍邱行湘的肩膀：“老兄，我们到黄金国啦！”牟廷芳在上海搞了多少金条，邱行湘并不知道，财不露白嘛。他只知道第94军接收上海不到3天，牟廷芳的牙齿就变黄了两颗。其二为房子：第94军继空运上海以后，又先后飞往北平、天津两地，所到之处皆有牟寓，总数不在20幢之下。仅邱行湘所知，牟廷芳在上海就有3处公馆。一处挂办事处招牌作为掩护，另一处以后送给他的黄埔一期贵州老同学刘汉珍。其三为料子：牟妻车氏满身绫罗绸缎自然不在话下，邱行湘每次进牟廷芳的沪寓，总看见何应钦的五弟身着黄色军呢，而与他聚赌者乃是一群红男绿女。其四为车子：牟廷芳在天津驻防时期，上海、北平、南京、武汉、重庆等地都有他的车子，而牟妻车氏还专门派人把车子开回贵州馈赠其弟。其五为婊子：牟廷芳几乎在每个大城市都有洋房，而每座洋房里面都有他的“妻子”，牟妻车氏则由上海专聘了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到贵阳建筑她的现代化住宅，新屋落成典礼也就成了她和这位工程师的结婚仪式。
邱行湘的这番发言，虽然进入了不在他事先规定范围内的主题，但是他突然发现，他并没有离题万里。如果说郑庭笈仅仅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那么他成功地解释了国民党战场的全部败局。想到这里，邱行湘补了一句：“陈诚要枪毙牟廷芳，其实，枪毙一个牟廷芳有什么意思！牟廷芳还算好的呢，我去北平前厂胡同看他，他告诉我说，他得了永远不能入睡的失眠症。”
郑庭笈笑道：“黄昏的时候当然睡不着。”
邱行湘不解其意。郑庭笈又道：“国民党的形势，早期为晨，中期为午，晚期为暮。”邱行湘恍然大悟道：“惟有共产党永远如日初升，在野时光芒万丈，执政时万丈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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