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散文-在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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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语说:“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因此,把交通事业办好,使出外的人不再望而生畏,实在是造福不浅。

    专就铁路来说,解放后这几年的进步真是了不起的。首先是:列车按时开,按时到,误点的时候不多见。这值得表扬。其次是:大多数的列车服务员都和蔼可亲,认真服务。这也必须表扬。还有:车上多么干净啊!我们还有许多许多人没有把痰吐入痰盂,烟灰弹入烟灰碟或筒等等习惯。我想,这些人坐次火车就会受到一次教育;你看,服务员们一会儿就过来洒扫拭抹一遍,既不说长道短,也不厌烦,就那么一次再一次地把旅客们随意弄脏的地方收拾干净。谁能不受感动呢?我每次坐车都愿向这些位服务员们致谢!

    不过,我也有些小意见,写出来供有关的同志们参考:

    第一:卧铺问题。我的腿有毛病,已不能表演鹞子翻身或鲤鱼打挺等武技;爬到“上铺”去,十分困难。可是,我每次去定卧铺,声明要“下铺”,得到的回答总是:上下不能预定,碰着什么是什么。这样,我拿到卧铺票之后,心中总是不安,不知有什么麻烦等着我。是呀,若是拿着上铺的票,而车上又没有下铺可换,我不就得预备拼出老命,往上爬吗?或是虽然拿到上铺的票,幸而有下铺可换,不也得预备下一套好话,详细说明我的病历,以期调换一下铺位吗?

    当我在某些国家旅行的时候,不但卧铺可以预先选购,有的甚至连座位也可以事先定下——比如说,我要个吸烟室的靠窗座位,我就可以得到。

    有一次,我在某国作短期旅行,我要第一晚的从甲地到乙地的一张下铺;次晨到达乙地后,我须换车到丙地,我要个由乙地到丙地的靠窗的座位;在丙地玩了一白天,我再由丙地到丁地,仍要一个下铺过夜。我说出我的计划,只见卖票员拿起电话打了几次,而后向我递过票来,一切随我的心意。他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我可是知道他的确为我服了务。他没对我说:我只管卖票,不了解车上情况,你碰上什么是什么,不要就拉倒。

    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咱们,那么,为什么就连一张上铺或下铺也不能事先预定好呢?

    第二:饮食贵而难吃。火车上的饭食,中外大致相同,都是贵而难吃。不过,我们的火车上的饭食是相当的贵而特别难吃。我向卖饭票的同志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连这样,还赔钱呢?

    哎呀,饭既贵而难吃,又须赔钱,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呀,为什么不费些心思研究研究,找些窍门呢?难道不值得吗?

    可是,我和卖饭票的同志讨论的时候是在去年初秋,今年初秋乘车,我又遇到同样的饭食,足见问题并未解决,也许根本未曾考虑过。

    改进的办法也许不容易由一两位干部想好,可是若能走群众路线,多听听旅客们的意见,或者就不难想出好法儿来。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第三:车上嘈杂,使人头疼,我并非神经衰弱的患者,我吃得消列车行驶的轮声、笛声等等。不过,这些声音已经不简单,为什么还叫我听我不愿意听,不需要听,也无须乎听的种种唱片呢?到了车上,我知多少多少旅客需要安静、休息。假若我要听京戏、大鼓等,我就应当到剧院去,不必到火车上来。我要看看书、跟旅伴们聊聊天,或睡会儿觉,我不喜欢听那些歌曲和音乐。火车上的干部无权强迫我,叫我非听不可。

    在苏联,卧车上每间寝室有一个小收音机,旅客们愿把它开开,就开开;要关上,就关上。旅客有旅客的自由。我们的车上可不这样,旅客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因为一截车上只有一个总开关。不错,我往往去把它关上,图片刻的安静;可是,服务员唯恐我感到寂寞、积郁成疾,马上又把它开开了。

    是的,随时报告列车到达地点,提醒旅客准备下车,是有好处的。可是,这也不一定非此不可。比如说,卧车上人数较少,服务员不难记得旅客们在哪里下车,在到站以前,说一声就够了,何必机械化地大喊大叫呢?至于,刚一开车,就没结没完地报告列车全程行驶的概况,我看是多此一举。我没法记住全程中一共经过多少站,每站停多少分钟,我没有责任变成行车时间表。假若我关心某一站的情形,我会问服务员,他应当知道,我也容易记住,这不干脆吗?

    还有更可怕的呢。我并不耳聋,但是听不清楚当日的新闻广播。对这种广播的技术问题,我不懂。我只知道这里若有技术问题的话,就是技术很不高明。中央……呼噜呼噜……北京……呼噜呼噜……一呼噜起来就是半点钟啊,我的天!是打雷呢,还是干什么呢?我没有在车上听打雷的义务啊。我知道,这种广播是为使旅客们关心国家和天下大事,我感谢这种善意。可是,既叫我听,又不叫我听明白,这是何苦来呢?教条主义啊,跟打雷一样,既不悦耳,又没有意义!谁也没法拦阻天上打雷,可是人为的雷也许可以设法改改吧?

    我跟许多人谈过这个问题,他们也都不赞成车声,汽笛声,广播声,“雷声”,乱成一片。外宾们特别不喜欢听这一片响声!有不少人也向有关人员提过意见,可是直到如今,仍然是一片嘈杂,未曾稍减。为什么呢?难道有的旅客非在车上听那些声音不可么?当真这样,那就该举行旅客意见测验,看看到底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这才是民主的办法。假若多数旅客投同意票,愿意听节目;少数服从多数,我就在旅行前准备下头疼药,决无怨言。假若这只是干部们的主张,不是群众的要求与需要,那就未免太专制了,不是吗?

    载1956年10月《旅行家》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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