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大屠杀来得太突然，甚至连总指挥刘贵夺也未做好心理准备。
被控制在船长室的李承权，门口总是有一个拿着刀的人坐在那里，形影不离。在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状态下，只能靠行动不受限制的大副付义忠带来一点有限的信息。
温斗被杀的那天晚上，李承权一瘸一拐地出来上厕所，发现刘贵夺站在走廊里，黄金波和双喜在用水冲洗甲板。
“大半夜的，干吗冲地板？”李承权随便问了一句。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把饭洒在走廊上了，用水冲一下。”刘贵夺信口编了个由头敷衍李承权。
第二天白天，李承权上厕所时，在二层船尾左侧发现很多血迹，大为吃惊，船上难道杀人了吗？一整天，王永波、岳朋、薄福军、刘刚，还有好多人没有到驾驶室值班。毕竟一下子少了十来个人，李承权察觉到了反常。
在刘贵夺、包德等人吃饭不注意时，李承权示意大副付义忠出去看看，王永波他们怎么不来值班，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付义忠下楼转了一圈，“回来后，付义忠对我比划了一个割脖子的手势，我知道事情不好了。”
惊恐之中，李承权又问：“几个？”
付义忠伸出五个手指。
“我自己寻思，应该是王永波、岳朋、温斗、薄福军、刘刚被杀了。”李承权说。
不过，被杀的远不止这五个人。李承权后来回忆说，“我陆续了解到，船上的王永波等人私下里组织人，要把我解救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包德格吉日胡等人发现了，他们把王永波、温斗、温密、岳朋、吴国志、刘刚、薄福军都杀了，扔到了海里。”
劫船之后的这一个来月，付义忠与受伤的李承权寸步未离，这对于李承权来说，是极大的精神安慰。可是，李承权不知道，付义忠早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偷着写了一张小纸条给李承权：“很害怕，我先走，与其被杀死，还不如自己上吊。”
李承权大为惊骇，他赶紧阻止付义忠：“不行！老付，你千万不要想不开！”
付义忠低着头，不断地撩起背心擦眼泪，他断定自己难逃一死，便想到了自杀。
经过两天的煎熬，7月23日，受伤后一直被控制在船长室的李承权，被刘贵夺和包德驱赶到12人间。大副付义忠搬到楼下的11人间前铺。
与外界隔绝了一个多月的李承权，在12人间里见到了大管轮王延龙、船员宋国春、段志芳、宫学军。包德拿着刀，有时候会进来坐一会儿，李承权心里明白，他还处在被监控的状态。
包德让房间里的人等着，逐个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李承权一时摸不着头绪，不知道这时候为什么让船员给家里打电话。“我能不能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李承权说。
“等一会儿刘贵夺会找你。”包德斜靠在床上，摆摆手说。
趁着包德中途出去的空隙，当房间里剩下李承权和王延龙、宋国春时，王延龙问：“我们怎么办？”
“听说温斗他们都被杀了，”李承权压低声音说，“我也没有看到温密，不知道温密怎么样了。”
“他们把温密也杀了，就在机舱的房间里。”王延龙坐在床边上，警惕地说，“我当时就在旁边的铺位上看到了。”
听闻此言，李承权极度震惊，他万万没想到，刘贵夺、包德一伙人居然在船上随便杀人，而且杀了那么多人，大部分都是李的兄弟。
“他们会不会再杀人？”李承权显得十分焦虑和惶恐，“你有啥想法？”“我也想不出啥办法，他们太狠了。”王延龙的眼里满是悲伤与痛苦，他不敢想象接下来刘贵夺还会做什么。
王延龙原来与温斗、温密住在机舱上方的四人间，7月21日夜间，他被刀逼着，眼睁睁看着另一个铺上的温密被杀，他甚至都不敢喊一声。当晚，他先是被带到相邻的六人间，待岳朋、刘刚、王永波在楼上被杀后，他再被送到楼上的12人间。
现在，摆在刘贵夺这些人面前的是11条人命（包括失踪者马玉超），他当然能够意识到那是什么后果。大清洗过后，原先计划的回国之路实际上已经被阻断。
李承权此刻还蒙在鼓里，他不知道刘贵夺已经决定放弃回国，转而准备偷渡日本，让船员们打电话回家不是包德说的报平安，而是强迫船员向家人要钱，筹集逃亡日本的经费。
刘贵夺下令打开卫星电话，威逼船员们给家里打电话，编造生病等理由，让家人将钱汇到一个叫韩某的账户上。后来证实，韩某是刘贵夺打工时认识的女人，两人交往并不深。
第一个打电话的是大副付义忠，他在忐忑不安中拨通了妻子刘艳的电话：“老婆，我得了急性阑尾炎，给我打一万块钱！”刘艳听到付义忠的口气明显很紧张，语速很快。刘艳匆忙记了一个银行的账号，电话就挂断了。
付义忠打电话的时候，刘贵夺就站在旁边，他太紧张，以至于忘了账号的姓名。紧接着，电话再次打过去，说账号的姓名叫韩某。“我说你先别急着挂，说说话。”刘艳清楚地记得当时通话的情景，“他那边也不管，直接挂上了。”
这没头没脑的电话让刘艳感觉蹊跷，她一时无法判断船上出了什么事情。
7月23日晚上7时许，刚吃过晚饭，王延龙的妻子突然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从春节后，丈夫就一直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她很牵挂，海上打鱼，总是担心丈夫的安全。夫妻俩简单聊了几句家常话，王延龙说他得了肠炎，让家里往韩某的账户上汇款5000元。“我在电话里感觉到王延龙说话的语气比较假。”他的妻子说，“接完电话后，我问温斗的老婆，她说没接到电话，不要受骗。”
在大连的十多个船员家属，平时有来往，消息很快传开了。但是，“鲁荣渔2682”号此时已失踪一个多月，家属并未得到任何消息，他们只是凭直觉和对方的口气，判断要钱的电话不太正常，没有往韩某的账户上汇款。
崔勇也打电话给他的母亲，他编造的理由是得了阑尾炎，从船长那里借了5000块钱。这时，李承权被叫到驾驶室，刘贵夺让他接电话，李承权就跟崔勇的母亲说，崔勇确实得了阑尾炎，从他手上借了5000块钱。
打完电话，李承权又被押送到12人间。
就在船员们被强迫给家人打电话要钱之前，项立山正在操舵值班，刘贵夺把他叫到走廊。“我们打算去日本，要做假护照，手上的钱不够，你能不能给凑点儿？”刘贵夺说。
“我上船前没带钱，家里也穷，拿不出钱。”项立山为难地说。
“你每个月1000块工资打给谁了？”
“给我前妻了，孩子跟着她，我得给她一点儿钱。”
“我们去日本，你也要做点儿贡献吧。”
“我也想跟着你们去日本。”
“不是你想去就能去，去的人都是手上沾血的。”
“我不能再沾血，我是网上逃犯，我也沾过血了，再杀人回去就保不了命。”项立山是唯一在杀人问题上跟刘贵夺“讨价还价”的人，他想到自己无论如何不能第三次进去坐牢，就编了个“沾过血”“网上逃犯”的借口。
7月24日上午，单国付突然接到弟弟单国喜用那个前面有加号的号码打来的电话。“我干活时腰被撞伤了，要住院，你给我汇5000块钱。”单国喜在电话里很着急，“赶紧汇，急用！”
单国喜家在辽宁省昌图县农村，共有兄弟姐妹七个，母亲患有脑血栓，家里很穷。但单国付听说弟弟受伤住院，马上筹集5000元，第二天就去当地的邮政储蓄银行，汇到韩某的账户上。
邱荣华分别打电话给父亲邱光辉和弟弟邱荣军，要10000元。邱光辉爷儿俩东拼西凑了5000元，也汇到了那个陌生的账户上。
大部分船员家人接到了电话。不过，家人要么是因为家里穷，一时拿不出钱，要么是对电话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并没有汇款。
最终，刘贵夺指定的账户仅仅收到了单国喜和邱荣华家人的两笔汇款，共10000元。
到底能筹集到多少钱，刘贵夺心里没有底，况且汇到韩某账户上的钱如何能到他手上，也是一个未知数。不得已，刘贵夺和包德又威逼船员们交出身上的现金，把死去的人的行李全部搜查一遍，现金寥寥无几。
崔勇身上只有30元钱，他找段志芳要了20元，一起交给刘贵夺，以此取悦刘贵夺，表达入伙的诚心。同样想入伙的段志芳，却把口袋里的700元现金偷偷地藏到橱柜的夹缝中，直到警察登船时才被发现。
船员们实在太穷了，尽管在性命难保的时刻，也不想把少得可怜的一点儿现金交给刘贵夺。他们盼望着有一天能够从这扇地狱之门逃出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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