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朱鹏程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岁。但满脸的沧桑，密布的皱褶，看上去比实际年纪大得多。那是岁月的蹂躏，是苦难的记录。
他在留守处管总务。方教导员介绍我后，他说他知道我，我当工会劳保指导员时他就听说过我。说我为人正直，公道正派，在下边的群众中口碑极好。
我连忙说愧不敢当。
他开始诉苦:“我有个老革命、老干部的爸爸不能往好了影响我？为什么地主分子的妈妈一定要往坏处影响我？我不想借我爸爸的好光，我也不借我妈妈的坏光，好坏相抵不行吗？凭我自己的本事干，好好作人，好好作事不行吗？……”
他说了很多，好像见到了亲人，我静静的听着，听他诉说着满肚子的委屈。
末了，我说:“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多人，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比如你，比如你的妈妈。我们的共和国曾有一位为特别受人尊敬，威望特别高的总理，不是也被打成过右派吗？还有少奇同志，一辈子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死的多惨呀？好在，那个糟糕、无耻、龌蹉的时代结束了，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糟糕、无耻、龌蹉指的是那个时代某些方面，不是全部。我们还是张开双臂拥抱现在，我们还是放开眼界朝前看吧！”
他问:“李部长，真的过去了吗？”
“是的，我们这个社会，尽管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这一页肯定翻过去了。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那种社会存在，那种社会条件不存在了。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追求，人们的价值观念肯定是要改变的。虽然，我们还不时的听到一些杂音。有些人还在为死了的东西唱挽歌，一些‘前朝的遗老遗少’还吻着那些垂死腐烂尸体发着哀鸣。但历史要前进，社会要进步，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林肯说：‘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瞒所有的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某些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所有的人。’所以某些人在所有的时候被欺瞒也不奇怪，如老人家所说有人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有一个事实是大家都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党成长了，我们的人民成长了，我们这个社会进步了。我们所经受的一些苦难，我们的孩子不会再去经历了。”
“李部长，说的好，这样就好。”朱鹏程眼睛在闪着光。
我一直在注意他的精神状况，因为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他的精神失常过，很替他担心。看他的精神完全正常，我很宽慰。
我想他多半是在一段时间里，患上了抑郁症。有时候，人们常把抑郁症和精神病混为一谈。
我问他:“您的妈妈好吗？”
他的表情暗淡了:“已经过世了，我爸爸说，他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妈，我妈妈这一辈子……”朱鹏程呜咽了，说不下去了。
我心里也一阵酸楚。“常到您爸爸那去吗？”我想岔开话题，谈他妈妈的话题太沉重了。
“常去，前几天还去了一次。”
“首长身体好吗？”我问。
“挺好的，谢谢李部长。”他答。
“二十多年前，你入党没批准，当时告诉您爸爸了吗？”我问。
“告诉了，专门去了一趟，那时他是省工业厅厅长。”
“首长怎么说？”这是我一直很好奇的。
“我爸爸说:‘不入党，不妨碍一个人好好作事，好好作人。你是革命的后代，你爸爸是党的高级干部，你什么时候都要无愧于高干子女这个称号。’”
我不能不对这位老革命，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肃然起敬。他们这些人毕竟久经风雨，久经磨难。
又说了一些别的事后，他问我:“李部长，我的事这次能解决吗？”
我和方教导员对视了一下，他点了点头，“应该问题不大。”我说。
“真的吗？”他好像有点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
“真的，只是来得太晚了。我很抱歉。”
“不晚！不晚！我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着呢？”
“是，说得好，生活的路还长。”
过了些日子，我有别的事，又去了这个留守处。
办完事后，我正准备去食堂吃饭。
方教导员说:对不起，食堂没预备我的饭。我说没关系，我到外边去吃。
他笑了，说朱鹏程一直在等这个机会，“他知道你来，从一早就准备了。”
“方教导员，你知道我的习惯，……。”我的话还没说完，被方教导员打断。
“收起你的臭习惯吧！今天这顿饭你肯定是不吃不行，我们党委成员几个人都去陪你。”
在朱鹏程家吃饭，那场面很动人。
高兴、激动的，不光是朱鹏程和他的老伴儿，还有他的孩子们。好像他们在欢度着一个盛大的节日。
在场的大家都很高兴，很激动。我当时想，就是只为了这个场面，自己的所做就值得。
朱鹏程说，他爸爸知道这件事后，特别高兴，说想要见见我。
我说，那就算了，我胆小，还没近距离的接触过那么大的官。再说，这件事我只是个配角，唱主角的是方教导员和在坐的党委委员。
方教导员说:“李部长别谦虚了，当真人不说假话，本来就是你一手策划的。”
吃饭的时候，方教导员问我，朱鹏程的党费怎么交？
没等我说话，朱鹏程抢着说:“从头补，砸锅卖铁也要把党费交上。”
我开玩笑的说:“砸了锅卖了铁，我下次来还能吃上饭吗？也没享受到党员待遇，就从现在开始交吧。”
那一天，朱鹏程喝了不少酒，我和方教导员也喝了不少。我是不能喝酒的，很奇怪，那一天喝了那么多，我竟没喝醉。
“后来呢？没人找你们事吗？”石云问，她听得很入神。
“没有后来了，谁会找事？不过是我们这个党多了一名党员，一名很好的党员，一个能自觉的在各个方面都努力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
“你是怎么离开组织部的？”
“说来惭愧，惹了祸，不让干了。”
“真的吗？和朱鹏程的事有关吗？”
“怎么会和朱鹏程有关，自己不小心上了一个大官的当。那是我这一生，碰到的最卑鄙无耻的一个小人。”
“怎么回事？”
“上个世纪一九八九年的那次政治风波结束不久，我们局的纪委书记到我们处，了解党员的思想情况。我这个组织部长，他当然是要找的。
“我泛泛的讲了党员的思想情况后，局纪委书记说，到哪儿听到的都是这些话。他说他想听真话。说我是组织部长，是自己人。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把他看成领导，看成朋友，知心朋友，无话不说的朋友。
“我被他的话感动了，也完全信赖他了，就说了两个问题：
“第一、有些党员们对把我们那位党的领导人被拿掉有看法，那是党代会正式选举出来的，他不就是想温和的处理这场政治风波吗？说他和这次风波有关，有证据吗？第二、搞‘太上皇’合适吗？能不让人有想法吗？”
我说完后，那位局纪委书记说，这就对了，他就想知道大家的真实想法。
过了几天，我们处的大书记找我。
我一进他办公室，他就把我臭骂了一顿：“你是小孩子呀？那是些什么人呀？你了解人家吗？和谁都能说心里话吗？你怎么这么单纯，这么幼稚。本来，处纪委书记快退休了，你是处纪委书记到预备人选。这下好了，连这个组织部长都当不成了。人家大领导说了，什么党员有看法，就是他个人有看法，这样的一个人根本不适合在组织部长的岗位上。”
祸从口出，我知道我那几句话惹祸了。
我总是想，只要自己真心待别人，别人也一定会真心对自己。真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无耻之人？总算知道了人世间不光有那么多美好还有险恶？人们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确实是金玉良言。能怪谁呢？只能怪自己太单纯、幼稚。太容易相信人，太容易被人蒙骗。
还好，这不是五七年，否则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肯定是扣上了。
“这个组织部长不当也罢。”我知道任何解释都已经没有意义。
“这样吧，我看你小子理论水平也可以，和宣传部长对换一下吧？”
我和我们处的大书记说，自己不想留在机关，还是想到下边去。我还是很留恋在汽车队的日子。
我们处的大书记说，堂堂的组织部长，不提拔到下边去，好说不好听。再说，目前下边也没有好位置。
我说，我真的不在乎。如果可以，我想回汽车队去当我那个工会主任。
我们处的大书记说：“能那么安排吗？你受得了我还受不了呢？那样的对待一个那么努力工作的干部，老百姓怎么看咱们的党委？怎么看我这个书记？”
虽然不是很情愿，大书记最终还是遂了我的心愿。
这样我就离开了组织部，被发配到了一个大家都看不起的集体企业，当了教导员（也就是党的书记）。
其实那位大领导没说错，我打心底敬佩那位党的领导人。我在四川读大学时，无意中看到他当省委书记时的一个讲话，不过那时他已调中央。他在讲话中说，川南的每亩棉产量是多少，川北每亩棉产量是多少，差别这样的大，我们为什么给川南和川北下同样的指标？多务实呀？
还有，十三大闭幕后，那位党的领导人带着常委们与中外记者见面。那位党的领导人穿着一件样式很特别的上衣，一位外国记者问那位党的领导人：他穿的衣服是哪儿国家产的？那位党的领导人说：“中国呀，很好吧？您一定要多宣传，让大家都来买我们的衣服。”机敏、风趣、幽默，风度翩翩。
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流传在民间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我们的领导干部最高奖赏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安置大批的返城下乡知识青年和城镇待业青年，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建立了集体企业，名字一般都叫劳动服务公司。
这些集体企业，是依附于办这些集体的企业。如企业需要工作服，他们就成立服装厂。企业需要劳保鞋，他们就成立制鞋厂。母体是干工程的有时还捡点小工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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