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精神振奋的苏联和以色列之行回来后，我们觉得，现在是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准备马利亚洛夫批准呈送的法律文件的时候了。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联系了办公地点，安排了速记员，购置了打字设备，雇了翻译。办公室的套间就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我们在剑桥和波士顿尽可能到处搜索用西里尔字母的打字机。我们把哈佛法学院图书馆收藏的苏联法律书籍中很大一部分搬到我们的办公室里来。我们找到了两位在苏联受教育的律师自愿帮忙，并找了好几个俄文打字员和翻译，以及两个刚刚毕业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的年轻人。我们这支由十四五人组成的队伍，1974年5月20日在剑桥正式成立。

    我们这个从事国际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拥挤不堪的办公室里日夜不停地干了几个通宵，工作量巨大惊人，手头共有19个案子。每个案子都需要单独的申诉和宣誓签字证词，都须用俄文和英文书写。我们还得准备大量的申诉书，包括主要的法律问题。一句话，我们得完成50多份法律文件，实际上，这些都要从打草稿开始。

    当我坐下来开始工作时，心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虽说我还不曾见过一个作为我们委托人的苏联犹太人，可是我觉得他们与我情同手足，就好像我们已相识多年。我发觉自己用亲热的绰号埃迪克尤西称呼他们，而不是用正式姓名。我从未如此亲密地和自己的委托人认同过，尽管我与他们从未见面，可是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总有一天会见到他们，我会喜欢他们的。

    为了起草申诉书和撰写法律备忘录，我们必须利用一晚上的时间自学全部苏联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幸运的是苏联的法制完全是依靠法规和行政规定组成的，不像普通法那样建立在判例的基础上。成文法相对来说数量不多，总的来说也不难掌握，而按普通法制度必须加以研究的判例则卷帙浩繁。更可庆的是哈佛法学院图书馆藏有这些苏联法的英文版本。这样，经过一番苏联法的速成课，我们已经做好写申诉的准备。

    时间非常紧迫，因为泰勒已经定好几天后去莫斯科会见总检察长鲁登科，会见时他将试着面呈我们准备的法律文件。我们在泰勒走前才完成这些文件，在他登机前几分钟才把申诉书的复印本从誊写房里取回。

    这回鲁登科出现了，泰勒见到了他，谈了几个小时，鲁登科接受了我们写的法律文件。

    现在，我们需要等待。几个星期过去了，一直没有消息。6月27日尼克松总统到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我们劝说他的法律顾问给在莫斯科的美国总统一行人拍了一份电报，要求把我们的案子包括在他要提出讨论的会谈内容中。我们寄去了申诉书的副本。后来我们得知这些案件在双边会谈中被提出来，并在会谈中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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