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现在要谈到我的正题上了。我一听到豪威乐先生和雅科卡先生最近在法国议会中闹出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就知道肯定会生出些是非来。我之所以会料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和豪威尔先生交往多年，熟悉他这个人的刚直性格和顽强执拗的脾气。尽管他的身材长得五大三粗，虎背熊腰，但是，我知道，复仇的狂热会深深渗入他遍体全身每一个角落。
我不等到他来我家，就马上跑去看他。果然不出所料，我发现这位勇士正深深地沉浸在那种法国人的宁静之中。我说法国人的宁静，是因为法国人的宁静和英国人的宁静不尽相同。他正在那堆砸坏了的家具当中来回踱步，还不时地把一个偶尔滚落脚下的碎块猛踢到角落里。不停地咬牙切齿，或者破口大骂，每隔一会儿就停下脚步，将另一把揪下的头发放在他已经积在桌上的那一堆的上面。
他张开双臂，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按在他腹部上方胸口，在我脸颊上吻着，紧紧地拥抱了我四五回，然后把我拽到那张他本人平时坐的安乐椅里。我精神刚恢复正常，他马上和我谈起正经事情。
我说，猜想他是要我做他的助手吧；他说：那肯定是的。我说，要我做助手可以，但必须答应一个条件，改名字；这样，万一闹出人命事故，我可以不至于在本国受到指责。听到这里，他身体动了一下，大概认为这句话暗示决斗在美国是不受人尊重的吧。但是，他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这说明为什么此后所有的报纸上都报导：豪威尔先生的助手肯定是法国人没错。
首先，我们为决斗双方订立合同。我坚持我的看法，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妥。我说，我不曾听过，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在决斗之前不先立好他的遗嘱。他说：他从来没听说，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在决斗之前干这一类的事情。他把遗嘱写好后，就要着手编一套最后的话。他很想知道，作为一个垂死者发出的呼声，以下这些话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我的死，死的光荣是为上帝而死，为祖国而死，为言论自由而死，为文明进步而死，为了全人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
我反对这些话，我说要在临终前讲完这一套会拖延太长的时间；对一个痨病患者来说，这确是一篇绝妙的演说词，但是它不适合于决斗场上那种迫切的要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种临终前的大放厥词，双方在选择上争执不休，但最后我还是迫使他将这条噩耗缩减成为一句话，他把它抄录在日记本上，准备给背下来：
我是为了法兰西永久长存而死。我说，这句话好像跟决斗没什么联系；可他却说，有没有联系并不重要，你需要的是挑战刺激。接下来双方开始选择武器。豪威尔说，他觉得身上有些不舒服，决定把这件事情以及安排决斗的其他细节都托付给我。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把它带给雅科卡先生的朋友：
先生：豪威尔先生接受雅科卡先生的挑战，并赞成我向对方建议，暂时把决斗场地选在金沙萨一个篮球场。时间定在明天早上六点。武器将用斧头。
阁下，我是十分尊敬您的
文斯·隆巴迪
雅科卡先生的朋友把这封信读了一遍，打了一个哆嗦。接着，他转过身来，用十分严肃的口气对我说：
你是否想过，先生，像这样一场决斗，可能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那么，您先说说看，到底能引发什么后果？会有生命危险吗？大致上就是这么回事。我说。瞧，如果可以承蒙指教的话，请问贵方你们有没有危险？这回可把他问住了。他知道自己一时失言，因此赶快含糊其辞地解释。他说刚才是开玩笑。接着他又说，他和他的委托人都很喜欢使用斧头，的确感觉它比别的武器更好，可惜我国法律严禁使用武器决斗，于是我还得把建议修改一下。
我在屋子里一边走，一边在琢磨这件事情，最后我想到，假如双方相隔二十步远，用机枪进行射击，这样也许一切可以在决斗场上见分晓。于是我急忙把意见给他们提出来。
这项建议没有被用上。它同样又受到法律的阻碍。我建议使用来福枪；然后，是双管猎枪；然后，是柯尔特海军左轮手枪。但是这些一一都被拒绝了；我考虑了几分钟，接着就含嘲带讽地建议双方距离四分之三英里互相扔碎砖头。我向来不愿多费工夫，去跟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开玩笑；所以，当这位先生竟然一本正经地把最后这条建议带回去给他的委托人时，我心里感到难受极了。
没过几分钟，他就回来了，说他的委托人十分喜欢采用双方相距四分之三英里扔碎砖头的办法，但是，考虑到这样做会给那些在中间来回走的闲人带来危险，他又一次谢绝了这个提议。于是我生气地说：
啊，这我就没办法了。要不，你想一种办法吧！用武器吗？说不定您心里已想到一种了吧？
他脸上闪现喜悦之色，急忙回答说：哦，当然，先生！我是想了一个方法。于是他开始在口袋里掏——掏了又掏，掏了这个口袋掏那个口袋——同时嘴里一直在唠叨：啊，瞧我这记性，能把它放在哪儿啦？
他终于找到了。他从坎肩口袋里摸出了一对小玩意儿，我把它们拿到光线强的地方看，断定了那是手枪。
它们都是单管的，镶银的，小巧玲珑十分可爱。我无法抒发自己的感情了。我一句话也不说，拿出其中的一枝挂在我的表链上，然后把另一枝递还给他。这时候我的伙伴拆开了一包折叠着的邮票，仔细一看里面是几粒弹药他从中拣了一粒给我。我问，只给一粒子弹是不是说我们的委托人只可以打一发枪。他回答说，按照法国法律规定，只能打一发不可以打得比这更多了。因此我继续和他这山望着那山高，看看双方应当相距多远比较合适，因为，受不了过度的紧张，这时候我的头脑已变得越来越迟钝和糊涂了。他将距离指定为六十码。我差点儿失去了耐性。我说：
相距六十码，使用这种手枪？即使相距四十吗，使用水枪，也要比这更容易死人呀。想一想，我的朋友，咱们这次决斗，是为了要速战速决，看谁先死，不是要他们多活呀。
然而，凭我极力劝说，多方争取，最后只能使他将距离缩短到三十码；而且，即使是采取这一折衷办法，他还是勉强同意的，最后他叹了口气说：这件屠杀的事我无心再管了，你就看着办吧。
再没其他办法可想了，我只好回到我的老师那儿，去向他汇报我有失身份的经过。当我走进去的时候，豪威尔先生正把他最后一绺头发放在祭坛上，他向我走过来，激动地说：
你肯定把决斗的事安排妥当了——从您眼神里我看出来了。
我已经安排妥当了。他的脸霎时变得有些苍白，他急忙向桌边靠稳。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了一阵，因为他情绪太激动了；接着，他沙哑着嗓子压低了声音说：
那么，武器呢，最后决定使用什么武器呢！快说呀！使用什么武器？
使用这个！我拿出了那个镶银的手枪儿。他只朝它看了一眼，马上就晕倒在地上。
等了好一阵子才苏醒，他非常伤心地说：以前我是那样强作镇静，以致现在影响了我的神经。不过，从此以后我们坚定信心，要勇敢起来！我要正视现实，像一个血气方刚男子汉，像一个法国人。
他猛地爬起来，做出了一个凡人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塑像极少能够比它更美的雄壮的姿势。接着他就扯着一条低沉的粗嗓子说：瞧呀，我沉着冷静，我已准备就绪；告诉我那距离多远。
三十码。
不用说，这一次我可扶不起他来了；但是我把他就地翻了一个滚，然后用水泼在他头上。他很快苏醒过来，说：
三十码——没有可以靠着的物体？可是干吗还要问呢？既然那家伙存心不良，他又怎么会顾得上关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呢？但是，有一件事您必须注意：我这一倒下，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法国骑士是怎样英勇就义的。
沉默了好半天，他问：我人高马大，目标太显眼了，你们没谈到那个人的家族也站在他一起，作为一种补偿吗？可是，这也没关系；我在这方面给人家提要求，那会让人耻笑的；如果他风格不够高，自己不提这件事，那么就让他占点儿便宜吧，像这样的便宜，有脸面的人是不会去占的。
当时他已坠入一种迷惘的沉思中，这一状态持续了好几分钟，随后，他打破了沉寂，说：
时间呢——决斗打算在啥时开始？明儿天亮的时候。他好像大吃一惊，抢着说：
发疯了！我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事情。有谁会起这么早出门去看比赛。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选定了这个时刻。按您的意思是观众应该多一些吗？
现在可不是争吵的时候。我感到十分吃惊，怎么雅科卡先生竟然会同意采取这种与众不同的办法。您马上去找对方，看能否把时间推得更迟一些。
我跑下楼梯，猛地打开大门，差点儿和雅科卡先生的助手撞个满怀。他说：回您的话，我的委托人极力反对以前选定的时间，如果把时间改成九点半可以吗？凡是我们力能循规尽礼之处，先生，我都愿意为您高贵的委托人效劳。现在就按你们定的时间吧。
在此我代表我的委托人向您表示感谢。接着他就转过身去，对一个站在他背后的人说：您总听见了，墨菲先生，时间改成九点半了。墨菲先生当即鞠躬，表示谢意，然后离开了那地方。我的同伙接着说：
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双方邀请的首席外科医生可以按照惯例，同坐一辆马车去决斗场。
我认为这完全可行；特别感谢您的提醒，因为，说不定我真会把这个事忘了。那么，我该请几位合适呢？我想，三位医生总够了吧？
按照一般习惯，人数是每方各请二位。我这里指的是“首席”外科医生，但是，考虑到我们委托人的崇高地位，为了体面，最好是我们每方再从医学界最有声望的人士当中指定几位顾问外科医生。这些医生可以乘他们的自备马车去，还有灵车联系好了吗？
瞧我这个木头脑袋，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它！我马上就去安排。您肯定觉得我这人太大意了吧；可是，这个请您千万别别往心里去，因为以前我对这样高尚的决斗没有经验。以前我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倒为决斗的事提供过帮助，可是直到现在才明白，那些决斗比较简单。谈什么灵车——呸！我们都是把那些短命鬼随便用席一包裹捆扎起来，用马车拉走了事。简单的很。仔细想想还有其他事吗？
没有了，只是办理丧事的几位主管要像平时那样一起乘马车去。至于那些下手以及雇来送殡的人，他们要像平时那样步行。我明儿早晨八点来跟您见面，咱们那时候再安排行列的顺序。现在恕我要向您辞别了。
我回到我的委托人那里，他问：正好你赶来，几点钟开始决斗？
九点半。这下好了。您已经把这条消息送给报社了吧？老兄？咱们是多年的朋友，您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认为我会卑鄙地出卖——唷，唷！这是什么话，我的好朋友？是我说错了？
啊，请原谅我吧；可不是，我已经给您添了许多麻烦。所以这件事你就甭操心了，你还是去忙其他的事情吧。杀人不眨眼的雅科卡肯定会处理这件事的。要不，还是由我自己亲自——对，为了稳妥起见，由我递个条子给我在报社工作的朋友豪威尔先生——
哦，对了，这件事你就不必费心了；对方的助手已经告诉了墨菲先生。
哼！这件事我早就该想到了。那雅科卡就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他老是想出风头。早晨九点半钟，队伍按下列顺序向金沙萨的决斗场行进：走在前面的是我们的马车——上面只坐了我和豪威尔先生；接着是金雅科卡先生和他助手所乘的马车；再后面一辆马车上载有两位不信上帝的诗人演说家，他们上衣口袋里露出了那张悼词稿；再后面一辆马车上坐的是几位首席外科医生，还有他们的几箱医疗器械；再后面是八辆自备马车，上面载的是顾问外科医生；再后面是一辆出租马车，上面坐有一位验尸官，再后面是两辆灵车；再后面又是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几位治丧的管事；再后面是一队步行的闲杂人员以及雇用来送殡的人；在这些人后面，在雾中向前挪动着的是长长一队随同大殡出发的小贩、警察、以及平民百姓。那是一队很有气派的行列，如果那天的雾能较为淡薄，那次队伍的出动必将蔚为大观。
没一个人谈话。我几次向我的委托人问话，可是，我看得出，他确定没注意到，因为他老是在翻他那本笔记簿，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哝：我是为了法兰西永久长存而死。
抵达决斗场后，我和那位同行助手量了量距离是不是够三十码，然后抽签选定位置。最后的这步手续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仪式，因为，遇到这样的天气，无论挑选哪个地方反正都是一样。这些初步的手续都做完了以后，我就走到我的委托人跟前，问他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他把身体尽量伸展开，大声说：已经准备好啦！可以上子弹了。
于是，当着几位事先安排指定的证人装上子弹。我们认为，因为天气原因，进行这件细致的工作时最好是打着电筒照亮。接着我们就安排布置自己的人。
可就在这当儿，警察注意到人群已经聚集在场子左右两方，因此请求将决斗的时间推迟一些，好让他们把这些可怜的闲人疏散到安全的地方。
这项要求被双方接受了。警察命令两边的人群都站在决斗者后边去，然后我们再一次准备就绪。这时空中更是浓雾迷漫，我和另一位助手协商后同意，我们都必须在发出杀人信号之前吆喝一声，好让两位斗士能知道对方到底在什么位置。
这时我回到了我的委托人身边，不觉心里凄惨起来，因为看到他的精神萎靡。我竭力给他鼓劲壮胆。我说：说真的，先生，情况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糟。想一想吧：使用的武器是这样的，射击的次数是受限制的，隔开的地方很宽广，雾浓得叫人没法看远，再说，一位决斗者是独眼龙，另一位决斗者是斜眼兼近视，依我看呀，在这场决斗中不一定会出人命事故。你们双方都有机会安然脱险。所以，振作起来吧，别这么垂头丧气的啦。
这一席话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的委托人精神饱满立即伸出手说：我已经恢复正常，把手枪给我吧。我把那冰凉的手枪放到他巨大厚实的掌心里。他直瞪瞪地盯了它一眼，不禁打了个寒颤。接着，他仍旧强作镇定紧瞅着它，一面结结巴巴地唠叨：
咳，我真的不怕死，我怕的是变成残废呀。
我再一次给他鼓劲，结果他胆子大起来，他大声说：现在就开始决斗吧。你要永远支持我，不要离开我，可别丢下了我不管呀，我的朋友。
我再次向他作出保证。接着，我就帮着他把手枪指向我断定那是他敌手所站的位置，而且叮嘱他留心听好对方助手的喊声，然后就根据那声音确定方位。接着，我用身体抵住豪威尔先生的背，发出促使对方注意的喊声：好——啦！这一声喊获得从雾中遥远地方传来的回应，于是我立刻大喊：
一——二——三——开枪！我耳鼓里触到似乎卟哧！卟哧！两声轻响，而就在那一刹那，我被一座肉山压倒在地下了。我虽然伤势很重，但仍旧能听出从上面传来轻微的人语声，说的是：
我的死是为了……为了……他妈的，我的死到底是为啥呀？……哦，想起来了，法兰西！我的死是为了要法兰西长存！
手里拿着探针的外科医生，从四面蜂拥而至，都把显微镜放在豪威尔先生全身各个部位，令人欣慰的是，结果并没找到伤口。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确实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两位斗士扑过去抱住对方，深感自豪与快乐他两人顿时泪水有如泉涌；另一位助手过来拥抱了我；外科医生、演说家、办理丧事的人员，以及警察；所有的人都互相拥抱，所有的人都彼此祝贺，所有的人都纵声高呼，整个天空充满了赞美的颂词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快乐。
这时候我感觉到，我与其做一位头戴王冠、手持朝笏的君主，毋宁做一位参加决斗的法国英雄。
这一阵骚动稍许平息之后，一群外科医生就开始会诊，经过反复辩论，最后确诊，只要细心照料调养，他们有理由相信我负伤后仍然可以健康地活下去。我受的内伤非常严重，因为显然有一根他们都认为已经折断的肋骨戳进了我的左肺，我的很多内脏都被挤到了远离它们原来所属的部位的这一边或者那一边，不知道它们以后是否能够学会在那些偏僻陌生的地点发挥它们的功能。然后，他们给我左臂的两个地方接了骨，把我右大腿拉复了臼，把我的鼻子重新托高了。我变成大伙深感兴趣的对象，甚至成为备受赞扬的人物；很多诚恳和热心的人士都向我自我介绍，说他们因为能认识了我这位四十年来惟一一位在一次法国人的决斗中负了伤的人而深感自豪。
我被安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一辆救护车里；于是，心满意足，兴高采烈，我被一路护送到巴黎，成为一次洋洋大观中最显赫的人物，随后，我被送往医院里。
他们送给我一枚荣誉十字勋章。然而，身受这一荣宠的人倒是为数不多的。
以上如实地记录了当代最值得纪念的一次私人冲突。
我对任何人都不怨不恨。我是自作自受，我自己承担一切后果。
这并不是夸口，我相信自己可以说：我不怕站在一位现代法国决斗者的前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只要头脑仍旧保持清醒，我永远也不肯再站在一位决斗者的后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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