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的特征

    一、知识经济的由来

    在人类步入21世纪的今天，一场新的革命正在悄然兴起，这就是以信息技术、知识产业的迅猛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知识经济革命。知识经济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源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高科技革命。高科技革命不但使人类的知识总量迅速增加，而且使人类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大大提高。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8年2月在美国科学年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人类知识总量每5年增加1倍，世界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科技进步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今天世界的竞争已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知识所扮演的角色已越来越重要。例如1997年美国信息高科技产业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知识密集服务出口总值已接近商品出口总值的40％，世界经合组织（OECD）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

    对于这样一种区别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形态经济，许多专家、学者、政治家给予极大的关注。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1982年在《大趋势》中提出的“信息经济”，是以新型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命名这种经济的。英国的福莱斯特1986年在《高技术社会》中提出的“高技术经济”，准确地以新型经济的产业支柱群体命名这种经济。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明确定义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第一次提出了这种新型经济的指标体系和测度。1996年12月30日的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Week）发表了一组文章，提出“新经济”，指出了一种新型经济已经形成。1997年2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又采用了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的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的说法。著名的世界银行（WorldBank）关于《世界发展报告（WorldDevelopmentReport）》1998年版定名为《发展的知识（KnowledgeforDevelopment）》。江泽民1998年3月初会见美国华纳公司总裁时正式提出：中国将以积极的姿态迎接知识经济。综观整个世界经济的变化及演变态势，可以看出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例如美国1996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中有33％来自信息业。1985年全世界使用的微机处理机约4亿台，1991年增加到30亿台，2000年达到100亿台；1985年一个集成电路块上大约可以容纳100万个元件，1990年已增加到50亿个，2000年达到10000亿个。专门生产软盘的美国微软公司（Microsoft），其股票总市值已大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总市值，它的总裁比尔·盖茨已连续数年居世界富豪的榜首。1993年9月美国政府制定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即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此后，各个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提出了自己类似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它要求传输线路实现光纤化、传输信息的方式实现数字化、接受系统实现多媒体化，从而把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融合在一起，并广泛涉及其他科技领域。诸如此类的新变化，告诉我们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

    二、知识经济的内涵

    综合近年来关于知识经济的各种提法，比较确切的定义应该是：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与以往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经济的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运用。

    知识经济的内涵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知识经济的资源配置。知识经济在资源配置上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对自然资源通过知识、智力进行科学、合理、综合、集约的配置，不依赖于土地、石油等已经短缺的自然资源的配置。因此，在知识经济中对智力资源（人才和知识）的占有，比工业经济中对稀缺自然资源（土地和石油）的占有更为重要。

    2.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知识经济在生产中是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高技术产业是以高科技为其重要的资源依托。然而，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就像工业社会中存在农业一样，并不是所有传统技术都要发展为高技术，而只是在整个社会经济形态中，知识经济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3.知识经济的社会消费。知识经济的社会消费（使用），是以高技术产品和通过信息产生的新知识为主。因此利用知识和智力开发自然资源创造的物质财富，将大大超过利用传统技术开发稀缺自然资源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4.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在知识经济中将受到比传统经济的专利更加严格有效的保护，因为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知识创新动力的保证，是开发智力资源的基本要求。知识尽管不会因消费而折旧，但随着知识的创新，知识本身会陈旧、老化。一个国家的知识创新系统是这个国家智力资源不竭的根本保证。

    5.知识的整编归类。对于知识的整编归类，国际经合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援用了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求知的“4W”来整编归类：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是指关于事实方面的知识；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是指自然原理和规律方面的知识；知道怎么做的知识（know——how），是指对某些事物的技能和能力；知道是谁的知识（know——who），涉及谁知道和谁知道如何做某些事的信息。除此之外，有些专家学者指出，知识的整编归类还应包括知道什么时间的知识（know——when）、知道什么地点的知识（know——where）才更为完备准确。这种对知识归类的补充得到联合国系统不少专家的赞同。因为即使知道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谁来做，但是如果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来做，仍然会产生错误。

    三、知识经济的特征

    知识经济的内核是知识，外壳是对知识的把握与运用。换言之，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活动是围绕知识运行的，它的发展总趋势将受制于知识生产、传播、分配和使用的速率与方式。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层面上看，如果说农业经济的资本是土地，工业经济的资本是资金的话，那么，知识经济的资本则是知识以及掌握并能够运用知识的人力资源。我们可通过对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的要素比较，梳理出知识经济的具体表征。

    分析得出知识经济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1.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资本的经济。在经济活动中，知识将成为主导性生产要素，成为主导性生产力，知识投入可以达到节约物质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经合组织的专家指出，体现于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中的知识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如在美国的很多企业资产中，包括专利、商标等在内的无形资产的比例已高达50％～60％，同时各类知识技术咨询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咨询业务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大大增加。比尔·盖茨的资本就是他的知识，他靠知识致富，登上了世界首富宝座。

    2.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社会活动主线的经济。知识的生产、传播、使用、完善贯穿于一切经济社会活动始终并成为经济社会活动的主线。考察国内外发展知识经济的实践，那些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国家，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产业结构的知识化、柔性化、高技术化，企业、研究机构作为不同类型商品的提供者，各类经济组织皆成为学习型组织，国际经济格局的重新形成，都是通过知识的生产、传播、使用、完善过程实现的。

    3.知识经济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是知识经济的关键因素。芯片技术、光通信技术、网络化技术以及软件技术的发展，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技术条件，特别是知识可以转化为信息，并通过计算机和通信网络进行编码和传播，彻底改变了知识的社会化生产、传播、应用和存储。如果说工业经济是以物质生产为主的话，那么知识经济是把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和高附加值。一个小小的芯片上可以存放两年的《人民日报》的信息量，一张光盘可以存储一部大百科全书的内容，一束直径仅为50微米的光纤可传输现在全世界每一天所有的电话通信量。

    4.知识经济是低耗高效型的经济。知识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以物质资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传统工业经济的衰落。由于微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物耗、能耗，知识用于节约能源的方法、措施应用而生。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石油需求占能源总需求比重的7％，而1996年仅为1.5％。美国“探路者”号航天飞机1997年登上火星，成本只花了1.8亿美元，它在火星上搜集到的信息量是21年前发射的“海盗”号的五倍，而“海盗”号耗资高达10亿美元。富含知识的人力资本，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同时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又产生了巨大的效益，现在电脑的价格只相当于20年前的万分之一。

    5.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知识经济又是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传统工业技术发明的指导思想都是单一地、尽可能多地利用自然资源以获取最大利润，不考虑或极少考虑环境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知识经济产生在多种自然资源几近耗竭、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它把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科学全面的认识。因此，知识经济是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开发尚未利用的自然资源来取代已近耗竭的稀缺自然资源的经济。

    6.知识经济是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工业经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产业是制造业，其特点是机械化、自动化。知识经济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其特点是信息化、智能化、高科技化。按照联合国组织的分类，高科技主要指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科学、新材料科学、空间科学、海洋科学、有益于环境的高新和管理科学（软科学）等技术。这说明“高科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技术的简单创新，按国际科技工业园区的规范，只有高新技术的组分超过70％时，传统技术才转变为高新技术。现代信息技术是当今世界高新技术的主导和灵魂。知识经济最突出的标志，是信息产业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增长较快，信息产业劳动者数量占社会劳动者数量的比例较大，在产品的价值构成中信息总成分所占比重较大。

    7.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内在动力的经济。工业经济时代，引进和消化新技术的能力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技术封锁是发达国家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单纯的引进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真正的尖端技术是不会轻易出售的。为提高竞争实力，就必须自主创新，不断推出新技术产业和新技术产品。因此，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本要求和内在动力，那种以提高质量、增强性能、更新工艺产品为目标的“增量性创新”或渐进式的创新已成为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相反，只有立足于基础性研究的“突破性创新”才能形成影响全局的牵动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更新或调整，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富有创造才能的人将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科技发明上的卓越人才甚至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8.知识经济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经济。知识经济依靠无形资产的投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依靠世界经济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在自然资源消耗没有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持续增长，世界大市场是主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技术领域十分广阔，仅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芯片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光纤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以及层出不穷的高新技术中全面领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世界大市场中占一席之地，并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也是冷战以后世界的经济基础。

    9.知识经济是日益向高技能知识劳动者倾斜的经济。由于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变成了以知识为基础，并以知识为增长驱动力，因而以先进技术和最新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力就成了决定性的生产要素。纵观世界经合组织国家，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技能水平显著提高，产业更新日益向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就业素质要求。同时，由于高技术员工能给雇主带来更高的“企业技能基础”，因而雇主会给予知识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更高的待遇。劳动力市场对有高度熟练技能的工人将产生持续的需求，并且给予这类劳动者的待遇也将呈现出同样的增长趋势。如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失业率仅为3.8％，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平均失业率则达到10.5％。

    10.知识经济是一个强调终身学习的经济。知识经济的兴起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它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包括教育、经营管理乃至领导决策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所有经济部门的发展都依赖于知识的增长，因而强化劳动力的技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一项必要的工作，终身学习将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性、创造性和灵活性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越来越重要，传统的经验作用将不断降低。学习，不论对于个人还是企业，甚至对于国家来说，都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它决定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决定着国家的繁荣和国际竞争力。就高等教育而言，以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为特征的教育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

    知识经济的推动力

    一、知识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经济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的危机、动荡和战争，1914—1945年的30多年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发展出现了转机，在战后的50多年中，西方国家经济相对迅速发展，生产方式获得了世界性的扩张，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形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理论预见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如何理解战后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呢？客观分析，当代西方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战后西方经济重建，西方国家进行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等等。这些因素的综合，有力地促进了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趋势，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张，造成了资本的国际化大循环，从而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本矛盾，其中知识经济则对战后世界经济持续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战后首先发生在西方的科技革命是西方工业化以来发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以原子能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三个方面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

    1.快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科学技术既是财富底产物又是财富底生产者。”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随着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直接生产力”，它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愈来愈突出。据统计，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科技的作用或者说科技进步的“贡献率”，20世纪初叶为5％～2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提高到50％以上。1982—1986年日本经济每年的实际增长中大约60％是由科技进步做出贡献。在美国，该“贡献率”为70％—80％。这意味着在发达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的不是劳动和资本的数量，而是科学技术。可以说，知识经济实质上也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力革命，它使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特别是作为生产力首要因素的劳动者素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据统计，1951—1975年，西方国家中，日本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8.8％，联邦德国为4％，法国为4.3％，美国为3.2％，英国为2.6％。这些数据显示，战后西方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大大高于战前。一些西方学者还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国民收入与社会财富的增加做出了直接的贡献。美国学者爱德华·丹尼森曾利用“投入——产出法”对生产要素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经济增加的贡献率进行过定量分析。他认为：19291～1982年，美国实际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92％，由科技进步产生的增长部分为1.06％，即贡献率为36.3％。

    知识经济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在直接的生产领域又为扩大再生产创造了物质条件，使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使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技术水平的提高及相应带来的更高的产出率，使战后西方国家剩余价值率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又有利于企业货币资本的积累，进而扩大了固定资本的投资规模。以日本为例，1955—1973年30人以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9倍，剩余价值率从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同期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额增长了8.1倍。

    2.开辟新兴产业，拓宽国内外市场。资本的本质在于不断地追求自身的增殖。资本增殖的最基本手段是市场的不断扩大，市场扩大也是解决资本在其价值方面障碍的基本手段。资本运动之所以停滞甚至陷入危机，究其根本原因是实现资本增殖的市场条件缺乏，抑或资本在市场上达到了饱和状态。新技术革命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新的生产力源泉并使其生产关系得到相应的调整。战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质的飞跃，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先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表现为生产—技术—科学的发展循环过程，这一过程中科学并不直接促进技术与生产的重要变革。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科学发展开始是由生产决定的，但在当代科技革命的条件下，由于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应用于生产的速度与效率大大提高，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逐步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循环过程，使科学、技术与生产日趋一体化。

    由于新技术大量涌现，创造并形成了新的市场需求，一大批新兴高科技产业随之发展起来，如电子计算机、通信及传播技术的进步，创造并带动了新兴的信息产业的大发展。美国经济增长的30％来自高新产业部门，过去几年来美国新增的1000万个就业机会中有2／3是由高新技术企业创造的。

    3.知识经济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秩序。到目前为止，知识经济的主要成果大多掌握在西方国家和西方资本集团手中。当今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拥有全世界新技术的90％和技术贸易额的75％。如果以国家为单位看，美国是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的第一强国。长期以来，美国高度重视科技开发，大力推进知识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投入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高居2.5％—2.6％。到1994年，美国投入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资金总额高达1765亿美元，这个数字要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此巨额的投入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头号知识经济大国。

    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着科学技术、知识经济的优势，利用高附加值的技术、知识产品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不等价交换，使大量经济剩余转移到西方，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所起的一种负面作用。

    科学技术之所以在全球化时代被少数跨国公司和少数西方大国所垄断，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大国实施了国家利己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雁行战略”。“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改变了以往的封锁战略，主动地向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与技术的下行性的梯次转移，进而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上的依附关系：一方面，由于不断地下行性的梯次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抑制其产品的自主性成长，抑制甚至摧毁其自主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系统，结果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发展的雁阵中永居末端，难以赶上和超过“领头雁”——发达国家，被紧紧束缚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另一方面，“雁行战略”的实施，却为发达国家创造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空间与条件，不断地刺激和促进发达国家提高其资本的有机构成，并减缓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带来的传统的产业结构的内部矛盾，使发达国家总是处于“领头雁”的地位，将发达与不发达相对地固定下来。这种雁行模式中的依附关系又在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着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和优势，进一步巩固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因此，知识经济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首先意味着严峻的挑战。

    二、我国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思考

    综观知识经济对西方国家战后经济振兴的轨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科技竞争关系到经济竞争的成败和国家安全及富强。因此，面对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战略。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商务部关于《美国在尖端技术中的竞争》的报告中指出：“如果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中的领先地位继续下降的话，这将会给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造成深远的影响。”日本学者远藤哲认为：“把科学技术看成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之间的事情，仅仅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过程和逻辑来看待，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必须把它同经济、产业、国防以及社会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欧洲人认为：“谁掌握先进技术，谁就能在21世纪称霸。”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指出：“新技术革命把整个世界连成一体，现在可以说是世界性的经济战、科技战。这场新的世界大战将取决于我们的科技力量和文化力量。”人类进入21世纪后，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而竞争的焦点集中在科技和教育上，科教已成为各国政府优先发展的目标。美国为了保住在全球的经济霸主地位，提出了“高边疆”战略。之后，把发展科技的重要性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加大投资，调整政策，在21世纪死守科技“制高点”，强化政府对科技的领导；重点发展以微电子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体系；推出“教育与培训战略计划”振兴美国教育，以确保美国公民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全体美国人受到杰出的科学、数学和工程教育。日本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因而20世纪90年代在继续贯彻《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的同时，提出了《科技白皮书》，出台“高技术立国”政策；从偏重应用研究到注意基础研究；改革教育科研体制；在高技术领域“挑战美国”。欧洲曾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祥地，昔日的辉煌威震全球，200年资源经济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知识经济叩响世纪大门的时候，欧洲通过了《第四个科技发展和研究框架计划》，加快高科技产业化和利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准备用高科技唤回欧洲昔日经济繁荣的狂飙。前苏联“科技发展纲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从“军工主导型科技”转向“民用型科技”，使前苏联新兴技术部门和高技术部门成就辉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秉承了原苏联科技的主要资源，加快私有化改革的步伐，有望再造昔日科技辉煌。因此，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西方国家新的战略运筹，应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1.审时度势，抢抓机遇。200多年前，在以纺织机和瓦特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由于历史原因，它与我们擦肩而过，使我国在工业时代与西方国家之间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至今尚未赶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科教和经济发展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但如果把我国放在世界的“横坐标”上去比较，就深感任重而道远。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口的确占世界的大多数，但是世界上有90％以上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和科技活动却集中在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投入还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一家企业，这样发展中国家很难有自己的专利、品牌和知识产权。不少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附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处于被动地位，从而加剧知识分配和交易的不平等性。

    我国目前尚未实现工业化，农业经济占有很大比重，科学技术水平低，劳动力数量过多且素质较低，人口、资源、环境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没有发展知识经济的条件。199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科技体制改革初步取得成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开始启动，并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我国几十年形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体系，基本能够满足科技发展本身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三者之间的衔接需要，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渠道初步形成，以“863”计划为代表的高科技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某些研究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目前在一些科技上我国虽处于落后状态，但通过一些措施，仍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可以说，在国际竞争中，我们既面临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优势的压力，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与动力、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充分认识本国国情，把握住历史发展机遇，才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2.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步伐。“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涉及。科技、教育、经济及社会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配合与协作。首先，要加快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建设，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创新能力，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该国在国际竞争和世界总格局中地位的重要因素。应加快建设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包括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政府应以直接组织技术创新活动为主，转向宏观调控、创造条件和环境，提供相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促进各组成部分间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应对科研机构和部分教学科研型大学给予相当稳定的支持。政府应负责制定并实施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国有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对其组织实施监督、评价和宏观调控，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其次，要构建新的科技投入体系，加大投入。有关研究表明，各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投入之间是同步增长关系，科技投入是科技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第三，要大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科学技术需要与生产力要素有效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一方面取决于科技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市场需求等经济因素，应解决好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注重科技突破与现有技术的结合，加强对技术的工程化和系统集成，做好产业前创新技术的验证、放大，开展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示范工作。第四，要使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放的主体。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技术进步是市场竞争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我国国有企业应加大依靠科技进步，向科技进步要效益的动力、压力和能力，建立健全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第五，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社会中的知识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要在全社会造成一种终身学习的环境和氛围，保证劳动者素质不断得到提高；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完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面向经济全球化，建立创新的“教育培训”计划，给劳动者以新的知识和技能，创造和完善机会均等的环境，才能叩开知识经济大门。

    3.加强基础攻关，突破关键技术。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研究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课题，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业技术，包括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技术，以及林业工程技术。第二，能源技术，包括电力技术、石油天然气勘探与开采技术、煤炭井下开采和洁净煤技术，以及新能源和再生能源技术。第三，交通运输技术，包括水、陆、空运输技术。第四，制造技术，包括现代机械制造和汽车制造技术。第五，电子信息技术，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软件技术以及现代通信技术。第六，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和生化工程技术。第七，材料技术，包括新材料技术、钢铁冶金技术、有色金属资源开发及冶炼加工技术。第八，石化与化工技术，包括炼油和石油化工技术、化肥工业技术、精细化工技术。第九，化学纤维生产加工技术和工程化食品技术。第十，现代建筑和新型建材技术、城市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垃圾资源化技术、污染防治技术。这十个方面是我国今后科技发展的基本方向，对“关键技术”的突破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体现。

    拿破仑曾说：“我的军队之所以常胜不败，就因为在与敌人抢占制高点时，我们总是早到五分钟。”知识经济浪潮浩浩荡荡，只有领先一步，抓住机遇，有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才能面对现实，迎接挑战。

    我国与知识经济的差距

    知识经济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机遇，错过这个机遇，我国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距离必将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我国与全球知识经济的差距，进而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政策。

    目前，国际上关于知识经济测度指标的开发和应用还处在初始阶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称，该组织成员国经济已有50％以上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尽管该报告给出了一个系统的衡量知识经济的指标，但并没有具体给出针对多数国家的测算结果。我国离知识经济到底有多远，怎么确定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水平？近年来，为了测度我国与知识经济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不少学者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柳卸林、胡鞍钢等人的研究成果。

    一、我国处在知识经济的端倪阶段

    中国离知识经济究竟有多远？柳卸林博士在对ACED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之后，自行设计了一套包括综合指标和产业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对我国的知识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并将中国和美国进行对比，得出主要结论。

    （一）综合指标

    主要根据知识的生产、投入、激励、存量、流通等指标综合而成的，具体如下。

    1.知识的流通。知识的流通反映知识在各部门间通过商业和非商业途径进行交易的状况。他认为，从流通的本意出发，杂志、书籍的人均消费量及科技人员的流动量是较好的指标，但因这方面数字难以获得，而知识的流通与流通所用的工具密切相关，故宜于用流通工具的普及率来反映知识的流通状况。结果发现，平均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中国1995年为4.66部，1996年为6.33部，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达到了拥有率为50％的水平。平均每千人拥有的计算机数，1995年美国约为380台，我国1997年约为2.5台。

    2.知识的产出。采用科技论文和专利来进行测度，他们发现：1995年美国占世界科技论文总数的34.33％，居世界首位，而我国排在第11位，为1.95％。1993年美国的专利申请数为191386件，居世界第二位，我国为19618件，居世界第24位，若以人均专利比较，美国约为我国的60倍。

    3.知识的存量。知识既体现在设备上，又体现在人力资本中。体现在人力资本上的知识，以科技人员的数量、受教育的程度、识字率等来代表知识的存量，则可看到：①入学率。我国的中小学入学率已达到了可与国外相比的程度，但每万人中大学生在校生仅为24.7人（1996年）；美国1994年为500人，是我国的20倍（1996年）。②科技人员的比重。我国每万人中有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工程师3.04人（1996年），而美国1993年就为34.26人。③受教育的程度。如15岁以上居民受教育的年数，我国是6.29年，而美国是16.89年。

    4.对知识生产的投入。1996年研究开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我国约为0.5％，而美国约为2.4％。

    5.对知识经济基础设施的重视。如用对信息技术的投资表示一国对知识经济基础设施的重视程度，我国1996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8610.84亿元，其中对信息技术的投资为430.67亿元，占总投资的5％，这只相当于美国1985年的水平。美国在计算机和通信产业领域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早已从1985年的4.9％上升到1990年的6.1％，1998年的8.2％。

    6.对知识生产的激励。这最直接地反映在知识生产者的工资收入上。1995年，我国科研人员的平均工资为6846元。同年，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基本工资的平均数是50100美元。这说明，美国科技人员获得的激励高于我国科技人员。不难看到，在知识的流通和产出方面，我国与美国的差距最大。其次是知识的投入和大学生在校生比例，从综合指数来看，如把美国现有水平视为1，而我国仅为0.31。

    （二）产业指标

    1.知识产业发展度。知识产业发展度是指知识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水平。如从美国马克鲁普的定义出发来进行计算，即“研究开发（投入）+教育（投入）+信息产业及高技术产业（产出）／国内生产总值”，则可看到1996年我国的研究开发投入为327.0亿元，教育投入为2262.34亿元，信息及高技术产业产出为13228.67亿元，三者总计15818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为68593.8亿元。与此相比，知识产业的发展水平（知识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为23.06％。而据马克鲁普测算，美国知识产业的发展水平早在1958年即达到29％，1980年达到34％。这说明，我国知识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还不及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水平。

    2.三次产业的比重。尽管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均有知识经济的成分，但从发达国家的发展来看，知识经济较多地体现在第三产业中，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相对比重是衡量一国知识经济的又一个重要指标。在发达国家，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1994年，美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有4％，第二产业为20.6％，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达75.4％。而我国1995年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20.6％。第二产业为48.4％，第三产业的比重仅为31.0％。因此，我国仍处在一个工业化的中间阶段，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二产业比重偏大，第三产业比重过小。

    3.初步结论。柳卸林博士认为，知识的流通是我国知识经济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如果说美国已进入知识经济，而我国则刚出现知识经济的端倪，正处在知识经济的萌芽阶段。从区域上看，虽然我国向知识经济迈进的路程还很漫长，但不排除其某些地区率先实施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先于其他地区而率先进入知识经济形态；在产业上，中国将在较长时间内走农业、工业和知识经济“三元经济”并行发展的道路，但应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虽然中国知识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整体上比美国落后40多年，但中国只要制定正确的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就可能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

    二、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

    著名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博士认为，穷国和富国不仅存在人均GDP差距和人类发展指标的差距，更存在着知识和信息的巨大差距。绝大多数知识与信息都是由发达国家创造出来的，全球80％的研究研发成果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创造知识能力与获取、传播信息能力上的差距甚至大于它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

    （一）创新能力差距

    1.知识创新能力。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知识创新能力方面有着显著的差距。如用“在科技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衡量，1995年中国以出版物衡量的科学成果仅占世界总数的1.6％，印度和东亚地区为2.1％，独联体国家为4.0％，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10.1％，大洋洲地区为2.8％，西欧为35.8％，北美地区为38.0％，发达国家总计占93.1％。1990—1995年，在SCI登记发表论文最多的20个国家中，中国排在荷兰、西班牙、印度之后，仅居第15位。

    2.技术创新能力。如将专利看做处于知识前沿的技术能力的标志，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中选择的两家最大国际化的专利系统（美国和欧洲的专利系统）作为分析的基础，1995年中国在欧洲申请的专利占世界总量的0.1％；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占16.6％；大洋洲地区占1.3％；北美地区占33.4％；西欧占47.4％；发达国家占99.5％。1995年中国在美国申请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0.2％；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占27.3％；大洋洲地区占0.6％；欧洲占19.9％；北美地区占51.5％；发达国家占99.5％。这说明，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二）信息交流能力差距

    胡鞍钢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通信及信息获取能力方面的差距更为显著。⑦当代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为报刊、收音机、电视、电话、个人电脑和因特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历了电视机迅速普及的过程。1985年全国城镇每百户家庭彩电普及率为17.21％，到1997年即达到100.48％，平均每年普及率提高6.9个百分点，同期农村每百户家庭电视机普及率由11.74％上升为92.44％，平均每年普及率提高6.7个百分点。中国的电视普及率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千户人口拥有252台，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21台）。

    但目前我国用电脑和移动电话普及率低，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1997年全国每百户家庭家用电脑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分别为2.60％和1.70％，全国无线寻呼和传真每百户家庭普及率分别为2.4％和0.58％，电话每百户家庭普及率为8.11％。千人口电话线数、移动电话数、个人电脑数和万人口因特网用户数皆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千人口日报数与高收入国家相差13.2倍；千人口电话主线数相差12.0倍；千人口移动电话数相差21.8倍；千人口个人电脑数相差74.4倍；万人口因特网用户数相差969倍。因此，缩小通信与信息手段的差距，是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正确认识我国的差距

    由于我国尚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离知识经济还有较大的距离，因而加快知识经济的发展进程，我们还面临着以下困难。

    1.文化科技素质偏低，科教投入严重不足。尽管我国的经济总规模已名居世界前列，但我国人均经济实力不强。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在2万美元以上，我国仅为732美元（1997年），仅为发达国家的1／35、中等发达国家的1／20。

    1992年，世界银行曾对120个国家进行国情分析，其中指出“中国人口文化素质低于世界平均的水准”。特别是，我国人口的文化科技素质偏低，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仅占适龄人口的7％，远低于中等发达国家的20％和世界平均的15％。文盲、半文盲占15岁以上人口的16.36％，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3％。在全国从业人口中，文盲占11.6％，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4.8％，初中文化的占37.9％，高中文化的占12.1％，大专以上文化的仅占3.5％。

    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教投入明显不足。199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9％，而发达国家教育投入同一比例早达到7％～9％。我国的研究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从国内研究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发达国家均超过2％，日本和新兴工业国家为2.3％，世界平均值为1.4％，而我国仅为0.5％。特别是，我国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尚未占到全社会的主导地位，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国研发投入的比例仅为31.8％，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60％。

    2.科技活动效率低，缺乏国际的竞争力。我国知识创新的项目在有些学科或领域只占5％，能独创重要的科学概念、新理论的则更少，缺乏首创性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根本弱点。我国的科学论文水平与国际差距较大，如在美国科技情报所1981—1994年收录的79个国家的4000种期刊论文中，我国仅占0.9％，被引用的论文总数中我国仅占0.3％，被引证率为0.27％，排世界第65位。据《科学引问索引》提供的资料，1993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出版物占世界总量的比例，我国仅为1.3％，低于印度的2.1％、日本的8.2％、美国的35.8％。

    据有关单位测算，我国的科技活动效率也低于发达国家，单位R&D支出的科学发明成果和技术创新成果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若世界平均数为100％，我国的科学成果效率系数仅为33％，技术成果效率系数分别为2％和4％。

    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远落后于国际竞争力。1996年，我国经济总规模排名世界第7位，而科技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28位。1996年，我国从事研究与发展的总人数和企业从事研究与发展的总人数均列世界前4位，但科学研究指标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却分别列世界第32位和第21位。

    3.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不强。我国主要行业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10—20年，一些产业的主体设备和技术主要依赖进口，飞机、移动通信、电视发射设备、软件等国内市场基本被外国公司占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总量中所占比重达30％以上，出口额也在这个量级。我国的高技术出口方面基本不具竞争能力，1996年我国高技术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21％，而同期韩国、日本为39％，英国为40％，美国为44％。从高技术出口额看，韩国是我国的1.6倍，英国是我国的3.2倍，日本是我国的5.6倍，美国是我国的7.4倍。

    在我国，居于高新技术产业龙头的信息产业，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水平有所提高，1992—1997年年均增长率为27％，但产业规模仍小，滞后于发达国家。微机产量占世界的1％。集成电路的设计、生产技术基本依赖进口，软件产品难以与发达国家相比。

    总之，我国人均经济实力不强，人口文化科技素质偏低，科教投入严重不足；在相当多的领域我国的科技水平处于中下游，科技活动效率低，竞争力远落后于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小、水平低、产业主体设备和技术依赖进口，竞争力弱；特别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完善时期，法制尚不健全，经济、科技、教育三者严重脱节的制度性弊端尚未解决，所有这些无疑会加大我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困难。

    四、我国追赶知识经济的战略

    历史来看，经济社会发展是各国相互关联、相互竞争、相互推拉的过程。近年来，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与机遇，国内不少学者提出实行“跨越—追赶”的战略。

    所谓“跨越—追赶”的战略，即以在全球知识经济发展中谋求中国应有的地位为目标，在我国现有基础和资源约束条件下，选择少数重点科技领域和产业领域，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发达国家率先发展知识经济的外溢效应，重点和优先投入资源，精心策划与组织，“跨越”发达国家先前发展的若干阶段，以期“追赶”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主导趋势。

    （一）后进国家追赶的三次成功范例及依据

    按国家发展进程差距，可以将不同国家分之为先行国和后进国、先进国和落后国、追赶国和落伍国；从技术创新角度，可以将不同的国家分之为创新者和追赶者、主导者和模仿者。

    在现代世界发展进程中，曾先后出现过三次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成功范例：

    第一次为美国对英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追赶。根据ACED专家1995年的分析，1820年，美国的人均GDP只相当于英国的73.3％，1870年为75.3％，其后美国经济开始起飞。1870—1913年美国GDP年均增长3.9％，同期英国仅为1.9％。到1900年，美国的人均GDP已达到英国的89.2％。到1913年，美国的人均GDP已超过英国的5.5个百分点。

    第二次为日本对美国的追赶。第二次世纪大战之后，日本花了40年时间在经济上追上了美国。1950年，日本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9.6％。1953年之后，日本的GDP增长指数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最高水平，经济开始起飞。1953—1992年，日本的GDP年均增长率为6.5％，同期美国为3.0％。到1992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相当于美国的90.1％。1820—1992年，日本的人均收入提高了28倍，年均增长率到1.95％。

    第三次为亚洲“四小龙”对西欧国家的追赶。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时间，追上了西欧国家。1965—1992年，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均为8.8％。1973年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西欧国家人均GDP水平的24.3％和31.4％，而到了1992年，便分别上升到57.5％和66.6％。

    为什么后进国家能够追上先进国家，它们实现追赶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

    1.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在格申·克龙看来，后进国是在某一时点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是在启动和进入工业化的时间上相对滞后的国家。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工业化的后来者具有特殊益处和优势。一是后进国家可以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装备。这是正在进行的工业化的落后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保证因素，借助技术引进、替代有关技术与装备的研究与开发，可以大大加快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并避免某些风险。二是后进国家可以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选择、设计和创造新的工业化模式，而不必重复先行者的错误道路。但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在发展市场机制中学习和追赶，不仅取决于起初始条件，也取决于其学习方式。三是基于落后和谋求工业化发展的强烈的“赶超”欲望，后来者落后程度越大，这种意识及其功效也就越强。当然，在格申·克龙看来，落后国家，巨大的突进的工业化努力需要“政策”的保障和支撑。

    2.技术差距与产生生命周期模型理论。Posner于1961年提出了“技术差距模型”。该模型认为，工业化国家之间贸易的大部分是基于新产品和新工序的引进，这使得发明者和发明国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暂时处于垄断地位，并大量出口新技术产品。但是，当后来国家获得相应新技术后，它们就可能凭借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扩展国际市场，并占领发明国的市场。

    Vernon于1966年拓展了Posner的技术差距模型，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模型”。该模型从技术发明国和模型国的角度，把一种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该产品只在发明国生产和消费；第二阶段，该产品在发明国和模仿国得到改进，为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迅速增长，产量大幅度上升并大量出口；第三阶段，该产品已标准化，模仿国开始生产并供应国内消费，由于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低于发明国，模仿国产品开始出口，发明国产品销量开始下降，品牌竞争让位于价格竞争；第四阶段，模仿国在发明国市场上低价销售，甚至倾销产品，发明国销量大幅下降或停止生产；第五阶段，由于技术扩散、标准化，以及较低的国外生产成本，发明国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趋终，驱使发明国致力于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引进新的产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的扩散周期越来越短，从新产品在发明国投入生产开始，到模仿国在第三国市场上完全代替发明国的产品为止，这一时间日趋缩短，形成了“发明—追赶—发明”的循环。而按照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只要后进的国家追得快，它就完全有可能追上先进的发明国。

    （二）“跨越—追赶”的必要性

    1.追赶才能跟上发达国家的步伐。必须看到，对于处在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我国是典型的工业化后来者，发动工业化的时间较晚，进人工业化时代大为滞后。历史上，从1750年起，欧洲和北美国家即陆续开始推动工业化，而我国启动工业化的时间大致滞后了100—200年，直到新中国成立，1950年才开始正式发动工业化。我们不仅启动工业化的时间晚，而且工业化水平起点极低。欧美国家开始工业化时人均收入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工业化初期的水平。ACED有关专家的研究（1998年）表明，1700年欧洲人均GDP（1990年PPP国际美元）为870美元，1820年上升为1.129美元，美国同期分别为600美元和1260美元。而我国1952年，人均GDP仅相当于537美元，大大低于1820年欧美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水平，也低于印度同期水平（609美元）。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仍大大低于同期欧美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1952年欧洲人均GDP相当于中国人均GDP的8.15倍，1978年日本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4.4倍。可以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发达国家仍有着较大的发展差距。尽管1995年中国人均GDP增长到了2653美元，但于欧洲人均GDP的相对差距仍为5.3倍，与世界人均GDP的相对差距仍为2.0倍。特别是与日本的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由1978年的4.4倍扩大到7.4倍。这表明，如不“追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不可能在短期内缩小，中国就不可能跟上先进国家发展的步伐。

    2.追赶才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随着人类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随着发达国家率先发展和进入知识经济，全球经济中国际分工的层次化趋势将更为明显，知识将成为决定新的国际分工及一国在新的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的主要依据。在国际分工体系由工业经济时代“以机器和资本为中心的分工体系”转为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和技术为中心的分工体系”的背景下，拥有先进知识的国家将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大脑国家”，知识落后或缺乏知识的国家将成为这个分工体系中的“躯干国家”或“手脚国家”；“大脑国家”提供知识和技术，“躯干国家”或“手脚国家”进行生产和装配；由于知识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越是先进的国家，知识增长越是快些，越是落后的国家，知识增长越是慢些。因此，随着知识的不断进步，国家间的“大脑”、“躯干”、“手脚”分工将更为显著和普遍；在这一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可以生产同一产品，差别仅表现在不同国家所生产的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将主要围绕知识的相对优势来展开，知识创新及技术实力将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在以知识为中心的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财富的生产方式、转移方式、积累方式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将积累更多的财富。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后来者。发达国家率先发展知识经济，对于中国的最大挑战是“如不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知识经济下新的全球分工中，中国就可能沦为躯干国家或手脚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追赶”先进国家。

    3.我国必须实行“跨越—追赶”战略。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综合性的，不但有经济总量的差距，还有着社会经济基础、科技教育、主导产业，经济制度、效率上的差距。同时，国内外各科技领域、产业、区域之间的基础及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特别是我们拥有的资源是稀缺的，不可能全面出击，不可能在所有科技和产业领域都追赶发达国家。这样，我们就只能以在全球知识经济发展中谋求中国应有的地位为目标，在中国现有基础和资源条件的约束下，选择少数重点科技和产业领域，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发达国家率先发展知识经济的外溢效应，重点和优先投入资源，“跨越”若干发展阶段，奋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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