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余亮

    姐姐大我4岁，像我姐姐这么大岁数的人很少有不识字的，可是姐姐不识字。其实姐姐上过学，但是她不识字。据她说，不识字的原因怪她一年级时的先生，那先生对她太狠，还有那堂让她终身难忘的描红课。

    姐姐胆子很大，她可以捉螃蟹逮蛇，可以天不亮时走过乱坟堆，可她最怕笔这种东西，铅笔、钢笔、圆珠笔，都怕得很。对于毛笔，姐姐更是害怕，她真是无法征服一点也不听话的毛笔，可是那天偏偏上的是描红课，先生的意思是一定要把毛笔上的墨水描在描红本上的红字里。本来做芦席打毛线衣非常灵活的姐姐就是弄不好小小的毛笔，手总是抖个不停，结果她把墨水弄到了红字的外面，先生对于这样的错误已经强调过好几次了，生气的先生顺手就给了我姐姐一顿“毛栗子”。姐姐没有哭，而是等先生走后用毛笔把作业本上的描红全都涂黑了，交了上去。此后就再也没有进过学校。她渴望了那么多年的上学梦就这样被先生粗暴的教育方式阻断了。

    现在看起来，姐姐辍学的真正原因是当时她回家后干的活儿太重了，她上一年级的时候已经是十虚岁了，父母亲给她的任务是每天上学前要做好两张芦席，中午放学再做两张，晚上放学再做两张，此外还要洗衣、担水，做其他杂七杂八的家务。至于做芦席前的准备工作也是她自己，用铡刀给芦苇去头，用小抽钩给芦苇开膛，然后用石磙把芦苇碾熟，还要给碾熟的芦苇剥去苇衣。在这其中，碾芦苇可以说是最难，因为每家都要做这样的活计，天不亮的时候打谷场上抢石磙的事件常有发生。力气小的姐姐经常要和别人打架才能得到石磙。疲惫的姐姐就是这样开始她短暂的学生生涯的。一个10岁的女孩，能有几只手来对付这一天的任务？难怪她那么害怕小小的毛笔，也难怪她不想再上学了。

    她和她的那一批不上学的伙伴就到生产队里挣工分了，当然每天还要做芦席的。做完了芦席就可以出去玩一玩，疯一疯。她们这些还处在花样年华的小姑娘喜欢堆在一起玩，在正月里看新嫁娘。二月里看公社里的宣传队。三月里筛着准备给秧池用的酥泥的同时戴起了初开的菜花。四月的艳阳下给棉花打钵。五月里像一个“巴虎子”割麦。六月里栽秧把手指都栽烂了。七月里躲到茄子丛里看巧云。八月里用凤仙花染指甲。九月里用绳子给稻子授粉。十月里踩着自己干在稻田里的脚印割稻。还要在冬月的泥水里栽菜。在腊月的忙年空闲里去请一下“灰堆姑娘”。不识字的姐姐是我们生产队里的有名的快手，走路快，割麦快，栽秧快，就连说话也快。有时候她说得快起来，外地人根本听不懂，南京来的女知青说姐姐说的是外国话。

    姐姐对于她不识字似乎也没有什么遗憾，而对于我，则是例外。我是6岁开始上一年级的，几乎是年年都要得三好学生奖状。我姐姐是非常自豪的。她的一个伙伴的弟弟和我同学，有一次，人家当着她和我姐姐的面夸起了我“吃字”，那个特别“护”弟弟的伙伴就猜疑说学校的先生和我哥哥是朋友，是“照顾的”。为了这句没有理由的猜测，姐姐就毅然和那个玩得非常好的伙伴闹翻了好一段时间。她的意思是“人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姐姐做的芦席后来就被父亲到窑场上换了砖头。这些用一张张芦席换来的一堆堆砖头后来就砌了两间瓦房。父亲说，这是为我将来讨老婆砌的。我后来因为上高中、上大学，离开了家乡，而姐姐就为这两间至今还闲置在老家的瓦房而没有能够识上字。我在扬州上大学的时候，接到了家里的一封信，说是姐姐定亲了，过了年就出嫁了，当然是包办的，信上还对我说明了这次向男方要了多少彩礼。我当时愣了半天，姐姐都要出嫁了，我怎么也想不出姐姐做新嫁娘的样子。

    姐夫是本村的。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我父母的私心。因为将来父母老了，女儿总是比儿子更能够细心照顾他们。这就像毕飞宇在小说《玉米》中说的，父母所说的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其实是错误的，手背上没有肉，真正有肉的是手心。这是多子女家庭为人父母者的做法，总是不会公平的，总是不会一碗水端平的。好在姐姐很知足，她从来没有就不让她上学的事怪过父母。只是偶尔说到那堂描红课，姐姐会自嘲地说，如果那堂课描好了，说不定我能做一个会计的。有一段时间，姐姐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女会计。

    姐姐越来越像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了，有点儿像我母亲了。她和母亲不同的是，她喜欢看电视，她说起电视上的故事也说得头头是道。还能够打麻将，打起麻将来还能够赢钱，农闲的时候会一直打上一天。而我对于她不识字的事也不再有什么感觉了。生活和时间，就这样磨砺着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再顽固的事物和想法都会被它们磨成灰尘，然后顺流而下，包括姐姐念念不忘的那堂描红课。

    那一天晚上，我正在外面和一群朋友一起吃饭，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是姐夫的电话。我以为有什么事情，姐夫说，你姐姐正在哭呢。我还以为是姐夫和姐姐吵架了，或者又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姐夫告诉我，是由于我的原因。我吓了一跳，然后再问，原来是由于我的那篇纪念母亲病逝的文章。姐夫看到了这篇文章，告诉了姐姐。不识字的姐姐非要姐夫读给她听，读到一半，姐姐哭开了。等姐夫把一篇文章读完了，姐姐顿时就大哭了起来。

    我叫姐姐接电话，姐夫把手机给了姐姐，姐姐没有说话，还在抽泣，刚从丧母的疼痛中缓过来的我面对满桌子的杯盏顿时羞愧起来。那羞愧还伴随着越来越重的疼痛。我想起了不识字的姐姐在母亲的灵前痛哭的样子，她的哭声已经嘶哑，可她依旧痛哭。父亲早在9年前去世，家里还有一个可以说说话、可以照顾一下的母亲，而母亲一去世，姐姐经常回的娘家只好锁着门了。不识字的姐姐是在哭母亲，哭她自己，还有那堂无法完成的描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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