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地上的这个小镇与其他小镇一样,有着许许多多的人,公家的人、经商的人、做田的人……镇子外面如黛的山峦,飘洒着玉带样的公路,来来往往的汽车就停留在镇子上,一会儿,就再来来往往。
许多汽车在镇上停留,是要歇歇脚,吃吃饭。于是就有许多镇上或者周边村子里的妇女做起了汽车的营生,她们把玉米棒放在炉子上烧烤,焦黄焦黄的,很是诱入的味蕾,然后再用削好的竹签插进玉米棒的根部,用干净的塑料袋子包裹起来,看到汽车来了,就举着玉米棒对着汽车窗口叫:烧烤,烧烤,不吃还哪样?
桉的母亲也是她们其中一员。
桉每日跟着母亲。母亲忙母亲的,桉就腰板直直地坐在离母亲两米远的地方,用一个搪瓷缸放在脚前,一言不发,任凭路人往里面或多或少地放几张纸币,或者叮咚响的硬币。如果叫桉论起来,桉更喜欢听硬币撞击搪瓷缸壁的声音。那声音悦耳。
桉的两手放在盘起的膝盖上,脸对着搪瓷缸的方向,眼皮耷蒙着。旁边有路过的人,当然也有外地的旅客,站住脚,把桉的上下周围看了仔细,并无惯常的文字诉说,按的穿戴也整齐,不邋遢,于是就说:这孩子,乞讨也讨得正气凛然。这人就是镇上新来的民政助理,大学生,说话文绉绉的。
桉的眼睛是那一年玩炮仗给炸坏的。桉刚开始感觉到一片鲜红,一点微弱的光线引导着他,而后便是无尽头的黑暗的洞洞。桉和小伙伴们曾经钻过离村不远的一个山洞里,也在黑暗的洞洞里爬过很长时间,爬着爬着,就看到一丝丝的光线,最后是哭着爬出来的。母亲扑上来紧紧地抱住他,桉感觉到了母亲一抖一抖的,肩头颤抖不止。
爸爸长哪样?桉不晓得。桉从来就没见过爸爸的样,眼睛好着时,母亲指着学前班的课本上的天安门、五星红旗,给桉说爸爸在北京挎枪站岗,许多人都听他的,经常给他献花。可是爸爸为哪样老不回来看他呢?不过,桉从此有了向小伙伴们夸耀的话题了。很多人都给爸爸鲜花呢。
镇上许多人都知道桉和他的母亲,许多人路过桉的面前时都要往桉的搪瓷缸里叮咚咣当地放硬币。桉把讨来的钱一张张一摞摞整好,如数交给母亲。可是桉的小动作还是被母亲发现了。桉给母亲交钱的时候,手心里攥着一枚硬币,然后悄悄地放到自己床下的鞋盒里。母亲偷偷看了,里面有了厚厚的一层硬币。
这样的日子平平静静地过了几年,外面的汽车还在来来往往着,桉也就长到了9岁。9岁的桉挺直了胸,就有人说这小大人。民政助理每月都要来看他们几回,路过了就停下来与桉或者桉的母亲说几句话。桉也觉得自己成为了大人,就向母亲提出要到北京去看爸爸。桉还把床下的鞋盒子拉出来,举给母亲看:我有钱。母亲抚着桉的头顶,身子一颤一颤的,泪流满面。
母亲对闻讯而来的民政助理说:我带他去吧?民政助理默默地从身上摸出几张钱,递给桉的母亲,只说了一句话:早去早回。
母亲带着桉出行了,有时走路,有时坐车。经过了一片热闹的县城,桉问:是北京吗?母亲说不是。又经过了一片热闹的州府,桉听到许多汽车欢快地鸣叫,就问:是北京吗?母亲说不是。在一片人声嘈杂的地方吃米线,桉又问:是北京吗?母亲还是说不是,但是加了一句:快到了。
就这样一程又一程,没几天,原本清凉的天儿就走出了一身的燥热。母亲告诉桉:这里就是比家里热。
晚上住在招待所,床铺坐上去也是颠颠的直打战。出门吃了米线,桉问:北京为哪样也有米线?母亲说北京啥样好吃的都有。一夜,桉没合眼,想象着北京的一切。
一早,母亲就带桉来到了国门一侧的l号界碑前。界碑周围是绿色的草坪绕着,再往外就是摸着溜溜光的不锈钢围栏。旁边,早已站着迎候的军人。母亲拽着桉的手抚摸界碑上“中国”两个大字,凸凸凹凹,摸着很厚实的感觉。又往上抚摸,就摸到了国徽上的天安门和五星红旗。桉满足地一遍遍摩挲抚摸,并与依稀还记得的画面相印证,最后叹了一口气:北京好是好,就是太小了……
在边防连队的荣誉室里,桉抚摸那尊挎枪昂首远方的半身塑像,摸到了耸着的鼻子,突着的嘴唇,还有圆睁着的眼睛,冰凉凉的。桉还闻到了一束鲜花散发出来的芬芳。可爸爸为哪样不说话呢?连队干部都与桉的母亲一样,颤颤地流下了眼泪。
在回家的军用吉普车上,指导员把一卷钱塞给母亲:这是全连战士的一点儿心意,送桉上学吧,上盲校,学费我们连队一代代地负责到底。
桉没有听到这一切,他只顾沉浸在“北京”的一切。随着吉普车的颠簸,燥热逐渐消失,又是一片清凉世界。桉还在想一件事:爸爸为哪样不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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