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愤慨于封建社会特别是清王朝阻塞贤路、压抑人才的积弊，渴望一场暴风迅雷般的政治变革，以改变不合理的人才制度，从而出现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生气蓬勃的局面，这在夜气如磐的封建社会，当然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一声饱含着血泪的哀唤。
“格”，作为一种标准，首先反映为资格与资历。就我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看，无论是秦汉的“察举征辟制度”，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还是隋唐以来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尽管其间有过种种改革，但资历、资格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北魏时崔亮首创一种“停年格”的选官制度，以做官时间久暂考察政绩，靠计算年限来确定升级。尔后，唐代吏部尚书裴光庭“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
其危害，正如宋人孙洙所指出的：
说“格”
今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抏弊（意为凋敝、衰败），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
资格，除了表现为年限，还反映在“品”上，即家世、门第、出身上。“九品中正制”规定：“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出身于名门望族者，可尽先拔擢；而家世寒微者，即使才能出众，也往往摈弃不用。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赵翼：《廿二史札记》）
汉宣帝时丞相黄霸，为政外宽内明，重视农桑，政绩时称“天下第一”。但即使这样的贤相，在当时的门阀制度下，思想也跳不出“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格局。本来，丞相的职责是“总百官，进贤退不肖”，大力荐举各种贤才；但黄霸却极力荐举宣帝祖母的内侄、乐陵侯史高为太尉。根据只是门阀显赫。好在汉宣帝还比较清醒，批评丞相荐非其人，说：外戚史高乃帷幄近臣，我很了解他的材质。最后把住了关口。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专就这件事，写了一首论史诗：
从古求贤贵拔茅，素门平进有英豪。勋名可惜黄丞相，一纸殷勤荐史高！
诗人借题发挥，抒发他的荐贤举能应该眼睛向下的见解。史高并非奸佞之徒，问题在于黄霸只是盯住皇亲、贵戚，这就有失其职了。所以，诗中为勋名卓著的贤相感到惋惜。
“素门平进有英豪”，这是真理。古往今来，无数英杰起身于草莽之中。战国时的著名思想家孟轲就曾列举过一些所谓“圣君贤相”出身微贱的事实：“舜发于畎亩（田野）之中，傅说举于版筑（木瓦工）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东周列国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平公时，下卿栾盈发难，任命勇将督戎为先锋，攻打绛都，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南门。大元帅范宣子拥晋平公逃入固宫，形势万分危急。在督戎的威风凛凛、杀报腾腾的强大攻势下，晋将解雍、解肃、牟刚、牟劲先后节节败退，一时满朝文武，心惊胆落，束手无策。这时，范宣子身旁有个奴隶，叩首问道：“元帅心怀郁郁，莫非忧督戎否？”原来此人名叫斐豹，因其父犯罪，他没身为奴，在中军服役。范宣子问他可有什么计策战胜督戎，斐豹叹道：“小人名在罪籍，枉有冲天之志，也无处讨个好的出身！”范宣子答应他可以立功赎身。斐豹智勇双全，终于智赚督戎，将他击毙，遂解固城之围。潜渊先生有诗云：
督戎神力世间无，敌手谁知出隶夫？始信用人须破格，笑他肉食似雕瓠！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破格用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在社会主义的今天，那种“稽谱牒”、拘门第的做法已经罕见，但在选才用人中，由于受封建主义的保守、陈腐观念影响，“论资排辈”现象还时有发生。有的热衷于在资历上搞平衡，开“大锅饭”；有的搞“一刀切”，统一划线，规定哪一年以前参加工作的晋级，哪一年以前毕业的提教授，结果造成一些人熬年头、混资格，产生了保护后进，打击先进，限制人才成长的消极作用。
当然，我们讲不拘一格，并非主张选才无格。选拔人才，总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德才兼备，就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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