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到胜利所必需的民主制度。现在人民自由毫无保障。要有保障，只有组织联合政府。”陈胖还在继续发表感想，慷慨激昂，“《新华日报》刊登过八路军、新四军历年战绩。七年中，大小战斗九万多次，毙伤敌伪军八十几万人。解放区现在人口已增至八千万，正规军近五十万，民兵有二百万。今年以来，政府一直在惨败，解放区却不断在收复失地消灭敌伪军。政府居然还厚颜无耻地不承认解放区，要‘限期取消’抗日的军队，真是荒谬绝伦可笑之至！……”
这些具体数字和情况，巩亮从前没看过《新华日报》，是不清楚的，听了当然觉得新鲜，但也有点将信将疑。他想，如果真是如此，抗战胜利就有希望了。他站了一会儿，但没有听到更多吸引自己的内容，兼之陈胖对自己似乎视而不见，便决定回寝室看书，就轻轻移步离开了他们，继续走回三斋三号寝室去。
进了寝室，别的人依旧没有回来。孔镇中的床铺上空荡荡的，只有他搽头发用的那种“司带康”发蜡的气味仍在。巩亮用一把破扫帚将肮脏的湿漉漉的地面扫了一下，然后朝自己床上一坐。心里估计，黄汉云可能会从自己的上铺搬到孔镇中那铺位上去。一想，又觉得不一定。因为，那样就同孙启先面对面地对床睡了。他们之间极不协调，见面互不搭理，虽未吵架，大家心里有数，分歧和矛盾是尖锐的。两人挪到那么靠近的床位上，孙启先不乐意，黄汉云也不愿意。看来，倒是叶迅可能搬到那床位上去……唉，大学里的情况竟同自己在江津那个小县城里上的国立中学差异如此之大！政治见解的对立是这样水火不容，政治上的斗争几乎每日每时在发生、扩展，逼使每个人都必须表态。即使像孔镇中、徐志轩，好像都避开了政治，实际也有自己的态度；即使像自由主义的喻珊玉，她说她对政治没有兴趣，而束川却已经对她有了政治上的估价，她自己有孤单寂寞之感，不也说明是她想远离政治的结果吗？……
巩亮强迫自己安下心来，又重新拿起未看完的英文新闻写作讲义继续阅读。不多一会儿，忽然传来一阵“托托”的脚步声，一听那急促和沉重的硬底皮鞋的声音，就能猜到是孙启先回来了。果然，当巩亮抬起头来时，孙启先已经叼着烟出现在门口。那冷漠的黑黑的脸上配着一双阴郁的眼睛，射出一种骄横自得而又顽固自信的光。此刻，当他同巩亮的目光相碰撞时，明显地在克制自己，似笑非笑装作友善地说：“巩亮，怎么刚才叫你喝茶，你不理？架子真大啊！”
“我急着要回来看书。”巩亮回答，又继续看他的讲义。
“孔镇中这家伙搬走了？”孙启先看看他那搬空了的床铺。
巩亮点点头：“他搬到北碚去了。刚才我送他到了江边。”
“这家伙！好在有个靠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银行家爸爸供他挥霍。这下搬到北碚，不但找女朋友，连嫖妓女也方便了。”孙启先随手扔掉烟蒂，又用皮鞋踩灭。
巩亮吃惊地看着孙启先，被他说话的粗鲁震惊了，也想不到大学生里会有那么腐化的人物。
孙启先往自己床上一躺，叹口气说：“巩亮啊，你这人真是一点交情也不讲了！我原先以为我们是小学同学，到了大学又是同学，很不容易，我们是会互相扶持同舟共济走一条道的。谁知你丝毫不听老同学的劝告，一头栽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巩亮皱皱眉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孙启先的声音激动得有些发颤，怪模怪样地笑道：“什么意思？你自己不懂吗？我说你是完全站到共产党一边去了！今天在对江，你同束川裹在一起，这且不说；我们同束川发生冲突，你就算不帮我这个老同学，至少也该保持中立吧？可是你呢，公然挺身而出，对我横眉怒目。说实话，我念旧，张树椿又用手拽我的衣服要我克制，要不，那就大家都难看了。你难道事前事后都没想过吗？”
巩亮脸上了无笑容，坦率而严肃地说：“确实我没有多想，我不过是路见不平，出于义愤才站出来的。你们就是不对嘛！我的性格你该知道，从小就是这么个脾气。”
孙启先好像抓住了什么把柄，说：“呵，你的意思是说，你并没有站到共产党一边？”
巩亮坦然地说：“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认为我是这样。未必跟束川在一起，或者帮他说了话，就是站在共产党一边？”
“当然！”孙启先猛地从床上撑起身来，“据我们了解，这个束川，肯定是拿卢布的，张树椿他们早叫他‘束川斯基’了！他同你谈些什么？难道他没有在你面前散播过蛊惑人心的共产党言论吗？”见巩亮面上木然毫无表情，他继续说：“你既然没有站到他们一边，那是你的幸运。巩亮，作为老朋友、老同学，我对你是仁至义尽的，一心为了你好。我告诉你，明天我就要搬走了，我要同张树椿他们一起去住了。我搬走以后，希望不减少接近的机会。临别之前，我想再劝告你几句，做人心上得有把秤，遇事得先称一称，值不值得，够不够分量？跟共产党走是不会有好处的，搞得不好要掉脑袋。你别看现在‘束川斯基’之流操纵了新闻系的系会，我们是不会容忍的。我们将努力纵横捭阖，在最近就向敌人收复失地！”
巩亮反驳一句说：“大敌当前，日寇正在垂死挣扎。前方惨败，难道你不认为我们的大敌是日本帝国主义？”
孙启先摇头冷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从历史上来看，从国内形势来看，最危险最有威胁的敌人是共产党！毋庸置疑。”
巩亮愕然地望着孙启先，他说话时那股狂势的劲头，那股强烈的跋扈自信，使巩亮十分吃惊。
孙启先喷溅着口水，挥动着拳头说：“巩亮，你应当考虑你的前途。”
巩亮望着窗外，绿树在秋天的阳光下生意盎然，白云像乘风破浪的白帆在蓝天浮动。沉默一会儿，巩亮发自内心地问：“你认为国家的前途不要考虑？”
孙启先一愣，没有想到巩亮会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瞬即镇定下来，说：“谁说不考虑？委员长早说过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拥护国民党，才有国家的前途。”
“你不觉得政府腐败无能？最近的战局难道你不焦灼？”巩亮又平静地问。
听到这话，孙启先紧绷着黑脸几乎跳了起来：“巩亮，你真的左倾了！完全受了共产党的骗，论调和他们毫无二致。你要明白，他们是想推翻政府！”
巩亮摇头，说：“不，我是自己在思考、比较，才提出问题的。我并没有推翻政府的想法。但我确确实实认为政府像现在这样，无论如何不行。”
孙启先擦火点烟，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团浓烟来，说：“不要动摇对政府的信心吧！巩亮，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们从小不是每逢纪念周都要唱党歌吗？‘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巩亮想，这倒也是，从小上学，学校里都按规定每星期一早上做“纪念周”，唱“党歌”，背“总理遗嘱”。但是这种仪式，谁也无所谓。也许孙启先是通过大脑考虑过的，他巩亮却从来不认为那是他的信仰。他忍不住说：“唱是唱的，但那不是我的党歌，更不是我的主义。我不像你是国民党员。我现在还不想盲从那些东西。”
孙启先耸耸肩做个怪相，说：“正是因为我感到你是个带点自由主义色彩的人，我才这么努力争取你。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对你推心置腹了。我同张树椿他们商量过，只要你同我们站在一起，成功的道路就展现在你的面前。比如说，你每月会有比较多的固定收入，无须依靠你的姐姐、姐夫负担了。毕业以后，你可以有选择良好职业的机会，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社随你挑，而且，不会让你当普通记者。最近，最高当局为组织一支青年军抗日，将要发动一次‘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也就是‘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大学生里必然有大批人从军。假如你能响应号召从军……”
巩亮再也忍不住了，红着耳根，几乎像是被火烫了似的说：“你是想收买我吗？我是不会被收买的！从军抗日虽不是坏事，可我不想受命去干你们想干的事，我不想受人利用！”
孙启先吐出一个烟圈，说：“你听我说呀！假如你能响应号召从军，只需做个姿态，就可以穿上军装坐飞机出国游历一次——印度要我们派个青年大学生的代表团去加尔各答等地访问。你去游历十天半月后回来，仍旧照样上你的大学，不要你上前线。”
巩亮诧异地问：“那是为什么？”
孙启先刚要回答，门口脚步响，进来了叶迅。叶迅一头撞进来，他那两只狐疑的眼睛朝孙启先看看，又朝巩亮看看，说：“呵，你们在，在聊天？”接着径自在徐志轩的铺位上坐了下来，搭讪地问：“你们在谈些什么呀？”
孙启先不满叶迅进来打岔，没好脸色地看看他，也不回答，吐了一个像“O”字的大烟圈，对巩亮说：“走，我们出去逛逛。”
巩亮也没理叶迅，但不想同孙启先出去，摇摇头，说：“我不想逛。”
叶迅倒挺识相，看出两个谈心的人不喜欢他在一边打扰，站起来说：“你们谈吧，我还有事要出去。”说着，真的走了。只不过，临走看了巩亮一眼，那难以捉摸的眼神冷冰冰的，充满诡秘。
叶迅一走，孙启先骂了一声：“他妈的！……”接着又对巩亮说了起来：“你带个头，那对发动大家从军会有大作用。张树椿和我也准备从军，陪你一起出国游历。当然，我们不是真的去当青年军，如果我们走了，这个学校的阵地岂不完全出让给‘束川斯基’他们了吗？那是万万不行的。我们这些骨干只能名义上从军，要去而复来。回来后，立即大干一场，非把共产党在学校里的势力赶出去或彻底打败不可。我说的‘收复失地’也就是这意思。怎么样？和我们一同干吧，好不好？”
巩亮厌倦地听着，心里明白了。他们是要借自己做“带头羊”，诱使同学们上当，这纯粹是利诱、欺骗，也太侮辱人了！
“我不干！”巩亮坚决地摇头说。
“为什么？”孙启先甩掉烟头，也很生气。
“请让我继续保持一个行路人的自由吧！”巩亮缓和了一下口气说，“路在面前，我自己会走，谁拉我也无用。听你谈的这些，使我受益；正如我听听别人谈别种意见，也同样受益。但我有一条原则，我思考问题不是仅仅从我自己的私利出发。如果那样，未免太渺小了！我爱我们的国家，为她的前途担忧，正是忧国忧民，我觉得不该盲从。路再修远，也要上下求索。”
孙启先的眼光就像被风吹起的两团鬼火似的，看了叫人害怕。他知道无能为力了。他多少还是了解这个小学同学的性格。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演老师编的一个小剧——朝鲜义士炸死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老师指定巩亮演本庄繁，巩亮不干，说：“我恨日本鬼子，我才不演日本人哪！”无论老师怎么劝说，就是不演。又有一次，考算术。他和巩亮中间坐的是全班功课最好的陆文东。有一道难题，他和巩亮都做不出来。陆文东做出来了，故意摊开考卷给他俩看。他马上斜眼看着照抄了一遍。巩亮不看，陆文东轻声说：“看呀！”巩亮摇摇头，一定要自己思索着做出来。结果，陆文东做的那道题错了，他也跟着错了，巩亮却做对了……想到这些往事，孙启先叹息一声，不无遗憾地说：“好吧，你再上下求索吧！反正一个人只知道左不知道右，那是不行的。你得冷静权衡一下命运的天平，我只仍希望你不要左倾。右边有美女、鲜花、金钱、美好的前途；左边等着你的是艰难辛苦、危险、牢狱，甚至死亡。我是明天一早就搬走了。只是你如果有所决定，随时可以来找我。我就住在学校国民党区分部后边的那个小院里。”
他说起“美女”，马上使巩亮觉得他可能影射的是喻姗玉。这牵动了巩亮的神思，不禁也叹了一声。马上又想到，这下，剩了四人，这间寝室实际上不是就被黄汉云和叶迅这两个左派占领了吗？他们竟还想要“收复失地”，可笑！但他没有把这想法说出来。他觉得，他同孙启先已没有多少话好谈了。孙启先要搬走，他竟连一点惜别之情也没有！
踩着野草，我走下山来，继续在缙云坝上寻找那失去了的梦……
时间的逝波卷不走纯真的记忆。记忆在心海中洗涤，反而愈洗愈加记得分明。
我到当年的礼堂周围来了。这儿过去我们叫大礼堂，现在却感到它又小又简陋。师范把它改成了图书馆的阅览室，门外种着许多一串红和美人蕉，都开放着色彩鲜艳的花朵，有些师生正在里边阅读书报。当年，校长蔡心仪和训导长喻斌每每在这里演讲，系主任曹梦生也在这里做过修辞学方面的学术报告。蔡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听说仍在南京的一个大学里带研究生。喻斌是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因心情抑郁患脑溢血死在成都华西坝的。系主任曹梦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母校的校长，60年代初病故于上海。我一直遗憾，那些年为什么始终不能抽空去看望一下他。而今天，这种憾意更浓了……
我记得，在大礼堂附近，当年有些木牌制成的布告栏，除了张贴学校的布告或通知之外，平时总是贴满了学生们的各种启示。透过这五花八门的布告、通知、启示，可以感受到学校生活脉搏的跳动。
那次，系友来校的布告，我就是在这儿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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