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好消息？你在香港来的电话？”

    “不是在香港！是在——北京！”

    “什么？在北京？”

    “是呀！告诉你的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就是——我们到了北京！应邀来北京已经不少天了！我陪爸爸一起来的！一切都照顾得很好！告诉你爸爸讲的一段话，他昨天说，有件怪事，其实不怪，因为这符合优胜劣败的规律。有良心有正义的国民党人，由于国民党腐烂了，是可以把自己和后代变成国民党的对立面站到共产党人一方面来的！”

    “啊！老伯说得好！快讲第二个好消息吧！”

    “第二个好消息，不久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研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新的中国快要诞生了！”

    夏强激动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热泪涌出了眼眶。也不知为什么，电话似乎出了故障，断了！他却牢牢拿住话筒不想放下。

    啊！新的中国要诞生了！为了你的诞生，为了理想，我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付出了多少的汗水、眼泪和鲜血啊！

    啊！欢乐每每总是在痛苦之后来临的！正因为有痛苦，才更使得欢乐可贵！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奋斗和牺牲，打倒和建立，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历史还在往前走！

    刹那间，夏强感到自己的心，完全没有那种在黑夜中压抑的感觉，有的只是沐浴到了太阳的那种热烈与畅快。如今，是夜间，但明早阳光又会绚丽地普照。这些天来，他一直是在太阳普照下生活！暖洋洋的，光明灿烂的！啊！一切的一切，都是永远的记忆！这种精神存在超越时空将成为那一代人永存的灵魂！……

    啊！……啊！……啊！……

    1996年8月—1997年7月初稿

    1997年12月—1998年5月改定

    注释：

    [1]刘禹锡（772—842）：洛阳人，唐朝名诗人。

    [2]《红楼梦》中人物，贾宝玉房里四大丫鬟之一。晴雯死后，小丫鬟说晴雯做了芙蓉之神。

    [3]秋瑾（1875—1907）：自署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女革命家，1907年举义事泄，7月被捕就义。

    [4]石觉（1908—1986）：黄埔三期毕业，广西桂林人，“第九兵团司令”，上海解放后任“浙江省主席”及“舟山防卫司令官”，后去台湾。

    关于《霹雳三年》的对话

    金弓：读了你的《霹雳三年》手稿，我觉得这部小说好像是《战争和人》的继续。

    王火：是，也不是。说它是，因为这是我在完成《战争和人》后花了三年左右时间写成的长篇，书中写的年代也是顺延下去的。《战争和人》写的是1937-1945年八年抗战；《霹雳三年》是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6月至1949年6月那三年。但它显然绝不是《战争和人》的第四部或续篇，因为人物变了（例如童霜等不存在了），写法变了，结构变了，叙事风格也变了。我在写《霹雳三年》时，有意想消除读者把这部小说当作《战争和人》的第四部看，才这样做的！

    金弓：有此必要吗？

    王火：一是想给读者多些新鲜感，换换人物和写法。二是《战争和人》三部曲已经完整地画上了句号，没有必要又来写它的第四部，何况，“续貂”总是不讨好的。三是这部小说我决定用记者笔法来写记者生活，浓缩了写，限制在五十万字内，不想再长，而且想把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压缩了与过去那三年时空交叉着写。我既不愿重复别人，也有点不愿重复自己。因此，成了现在这样子。

    金弓：你为什么要写《霹雳三年》？

    王火：这倒是同当初写《战争和人》三部曲时的酝酿与构思有关的，我原曾计划是写抗战八年，然后一部一部写下去。解放战争写一部，新中国成立后再分写成四部。但年龄大了，视力差了，再写那么多，是太困难了。而在生活、思想艺术等方面的酝酿准备已经比较充分。因此，动用了几乎自己全部生活积累提炼以后，瓜熟蒂落地浓缩成了这么一部小说。

    金弓：以前报上登过，说你正在写一部《和平和人》，那就是这部小说吧？

    王火：原来曾打算书名叫《和平和人》，以与《战争和人》对称，但写着写着，起了变化。后来，书名也想叫《沧桑》，结果仍觉得不切题。最后，起了现在的书名。

    金弓：你这部小说，我感到除“苍茫莫愁湖”“多情花神庙”等章节文采格调、诗情画意依然保持了《战争和人》的笔法特点，它与《战争和人》的笔法大部分不同。它写的是当年的记者生活，用的是当时的记者语言。你常用干脆简洁、鸟瞰的笔法。常用开门见山记者式的叙述方法，节奏快、纪实性强、结构紧凑、无枝蔓、无赘言，注重于中肯、真实和吸引人。看起来有味、省力。你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做过记者，用记者笔法写记者生活有优势，说实话，这是一部有个性的小说，我很喜欢。读你的书时，一下子就把我带到那段难忘的特定环境中去了。不少地方使我激动并且落泪。你写的许多事和人我都熟悉。我觉得这部小说只有你这样的人才能写！你写得十分真实，有你爱强调的独特性。我想问，这是否是你期望的特色？

    王火：一代人应该有一代人可以有的贡献。这也正是为什么我要请你做第一位读者的原因。因为你是一位当年有过这方面生活的资深记者，那段历史中的许多人和事你熟悉。当时的记者生涯你也熟悉，你能肯定它，对我是一种鼓舞。这部小说中，确有我独特的生活经历，因此它确如你说的是有个性的。我有当时在上海、南京一带居住和活动的三年记者生活，我参加过审判日本战犯和汉奸的采访，我采访过胡适、吴国桢等人，我同地下党有来往并做过掩护及营救的工作等等。我用记者手法——那种犀利的鸟瞰透视力，写与我熟悉的生活和人物，目的也有使我写的小说增加真实感和个性的动机，当然。这是小说，有虚构、想象和文学塑造，并非纪实文学作品。

    金弓：写这类涉及历史的小说，真实感是绝对重要的。真实了才起作用，一看感到虚假，就没劲了！写这类小说，我觉得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小说写的人物、事件，必须合乎史实；二是能以史为鉴。这两点你这部小说做得都不错，你说的是很多真话，这很可贵。我注意到你在“序”中说的，你的思绪“指向历史，掠向现实”这八个字，有一些话你说得很动情，你说：“有凝重的思考。也常似直面人生，在同生者和死者对话”，你还说到了书中的“历史含义，忧患意识和沧桑感慨……”我想这本书你是有感而发才写的？

    王火：当然是！如果无感，既不想写也写不出，更写不好。正因有感，才非写不可。我写东西常总是有我独特的感受才动笔的。写这种涉及历史的书，自然要说真话。思想上明确的是，我是为了今天和未来才写过去的。我希望历史是一面镜子。

    金弓：在这点上，我觉得《霹雳三年》较之你有些作品似乎更贴近现实和读者的心。你已写了多部长篇，这部小说在你是否得意之作？

    王火：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尤其是长篇，一般在写作时或刚写出来时总是得意的，不得意甚至能写不完。但是否属于得意之作或较之以前的作品孰轻孰重，这得交给读者和评论家们去比较、评断并接受时间的考验了。

    金弓：你这部小说显然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本的？很想听你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王火：我觉得也植入了新观念、新手法，有我新的追求、借鉴和探索。我看小说，从不排除任何流派和任何一种创作方法。我也很喜欢“新”，新的东西凡有长处我都欣赏。不过，我写小说实际从来很少考虑我用的是什么创作方法，我不用框框套死自己。我觉得该怎么写就怎么写。不能缺乏创造力，也不能一成不变，不加丰富和改进。只走前人走过的路方便，但并不美妙（当然，这说说容易，真正找一条新路走是很难的），我常常是顺乎自然地写，我也不赞成一味或胡乱地追新求异或随波逐流。有人唯现代主义是崇，唯新是崇，把那奉为上帝，排斥其他，我不会受这种影响。写小说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自己做主，不要听任何别人教你该怎么走，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要靠别人教你怎么走，可能你连步子也迈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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