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珍珠为救小妹，出了大力。她找了父亲裘天尧，父亲让她找上海出名的大律师钱智星帮忙。钱智星是裘天尧的好友，也是裘天尧的黄浦贸易总公司和《新联晚报》的法律顾问。他熟悉警局的人，但接洽后说：“问题性质严重”，“无法释放”。
被捕学生的家长们，很快互相串联联络起来。公安局在多次交涉后允许给被捕学生送点衣服、日用品等，但不许看望。家长们组织了一个家长联合援救会，招待过新闻记者，也请了律师出面交涉。由于各报奉令不准刊登记者招待会消息，不准违犯戒严法并与戒严法抵触，援救一时也无效果。
终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当局按照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权蒋介石可以不受宪法限制，采取他认为必要的紧急措施，蒋介石的权力已经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在5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经过修正的《戒严法》，就给了最高当局残酷的镇压权。而在6月5日上海学生反美扶日大示威后，全国一些大城市都很不平静。华北、平津、云南、河南、河北等地的学生为反美扶日，纷纷罢课、示威、抗议，军警也都出动弹压，昆明就在4月中发生了学生死伤一百五十多人的大血案。
形势如此，国民党不肯释放被捕学生势在必然。夏强见母亲总是常常伤心落泪，思念小妹，有时还连带思念松涛，心里更加难过，不断劝慰妈妈，说：“妈妈别急，被捕的有八十多人，不是小妹一个，她又不是共产党！（说到这里，夏强不禁想起了那天东方说的话，……你入了党，危险就大了，你在党外，以你的社会关系，你可以起很好作用，危险会小得多。你做事胆会大得多。万一就是出事，你的社会关系搭救你，也要方便容易得多……）她不会要紧的。现在，家长们都在努力设法搭救子女，学联和进步教师也支持搭救，律师也努力，不但不会有危险而且总会有效果的。”
但是，母亲总是舍不得小妹。夏强到楼上睡在小妹床上陪母亲一房睡，常在半夜，听到母亲睡不着翻身偷偷哭泣或者悲哀地叹息。
东方关心小妹的被捕，那天上午，他同方国华一起来看望母亲，见母亲伤心悲痛，劝慰说，据他所知，小妹打了警察，但情节不算严重，也认为她不是共党分子，问题不那么严重，劝母亲不要着急。他的分析同夏强的分析相同，他并且说：“现在八十多人一个还没释放，有人认为如果有一个人被释放了，这就是一种突破，那陆续再释放一些可能就比较容易了。所以，不管先放谁，争取突破一下很有必要。但也有人认为要放一起放才好，如果一个一个分散交保，就有可能被留下一部分，永远不放或惨遭杀害，那就不好了。我认为后一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他主张夏强多同家长联合援救会联系，一致行动。
方国华在这种时候，油光光红润的脸上表现出了他那种感恩图报的心情，拍着胸脯说：“我认为能先出来一个就先出来一个的好。闸门一开，就不由得他再关了！当然，东方兄他见识广，他主张一起放也有道理。不过，夏师母，最要紧的是你不要着急伤了身体。我托过白南史，还没有效果，我要再出全力。你这面，请小阿哥再想想办法，只要小妹能出来，不管花多少钞票，我方某人都包了！”他临走留下一只装满了钞票的信封袋，说：“夏师母，这你先花用，过些时候我再来看你。”
但，母亲在当时就坚决让方先生把信封袋带走了，说：“我们家里没有困难，现在只缺小妹，不是缺钱。”
见她十分坚决，方国华只好把钱收起，叹着气同东方一起告辞。
夏强后来回来了。母亲把东方和方先生说的话讲了。夏强认为东方的话是对的，劝慰母亲说：“妈妈，被捕的都是各家的亲生骨肉，家家都挂心，家长们都在为这事使劲，我相信迟早总会解决的，您千万不要着急……”
巧不巧，就在这时，突然夏强接到了一个电话，听到声音，夏强就知道是市党部那个“尖头怪”申宜之的。他寒暄了几句，说：“主任委员约你明天上午八点半来市党部谈话……”
夏强：“什么事？”
申宜之说：“事很重要，你来谈就知道了。”
挂电话后，夏强猜，可能是方先生找了白南史要求释放小妹？他虽憎厌白南史，却不能不去，告诉了母亲，决定明天按时前去。
依然在市党部白南史那宽大带点阴暗的办公室里，夏强见了白南史。
气温高，窗关着，这也是一种理论——不让热气进来，封闭着抗热。一架华生电扇“轧轧”地摇着头吹着风。白南史那宽大的额头上微微凝着汗水，他正在看公文，桌上叠着许多卷宗。他的派力司浅灰西装脱下放在椅背上，他穿着白衬衫，一条紫红领带现在松开着，稀疏略带花白的头发分梳紧贴在头上，眼里常带着一种莫测高深的笑意。见夏强来了，倒流露出一种亲戚式的姿态，有三分热情地说：“我本来早要找你的！……”
夏强更以为是谈小妹的事了。
但，不是。白南史用眼盯着夏强说：“有两件事要找你！一件是白旮来了，他住在广慈医院内科病房329号，他让告诉你，有事要同你谈。第二件是关于你们办的那个杂志的事。”
夏强一听，心上一刺，舆论统治随着形势越来越紧，《时代日报》这么有影响而且打着苏商的牌子也被查封了，无疑是一个信号。现在看来，要在《新闻窗》上做文章了……他心里本来关心小妹的事。方国华托了白南史，白南史居然不提，这使他心里生气。他就故意插嘴说：“白老伯，我的小妹夏盛单纯得很，年岁也小，跟同学一起参加了游行，居然就被捕了，不知她什么时候放出来？”
“啊，这件事方国华找过我。我当然会办的。只是现在还不能放，稍缓是会放的，不过放的时候要取保才行，两家铺保，你可先去把保找好，将来备用。你这妹妹，有关方面说，顽固得很，思想很左，打起军警来像发疯一样命都似乎不要了，一个警察的眼睛都给她打青了！（夏强想说：‘那天我在外滩采访，亲眼看到军警是怎么打学生的，也亲眼看到骑警队是怎么用马冲踩学生的。’但闭着嘴没有说。）当然，我想那是幼稚造成的。他们说，经过调查，她显然不是共党分子，但受毒很深。将来释放回去后，要严加管教才行，学校里也会给她处分的。这都是上了共匪的当，误人子弟罪不可逭啊！这件事就谈到这里好不好？”
夏强点头，装得很老实地说：“我看大批逮捕学生，影响其实不佳。学生年轻，有正义感，为了爱国，反对扶植日本，其实不错。抓了不放，实在没有道理。”
白南史说：“不错的事被共党利用了，也就是错了！你的思想也有点问题呢。这种事不归我这里解决，但我知道，被捕的学生是会陆续放一批的。请告诉令堂，我们是亲戚，令妹的事我当然要……那个的。”
夏强只好点头。
白南史把话题拉回来：“今天找你来，我是要告诉你，你们办的那个《新闻窗》，虽然涉及雷香老的面子，我看也是该停办了。说实话，上回你找我，我也没细看，其实那时候就不该让你们办下去。”
夏强说：“我是学新闻的，学新闻的人应该中立、公正、不党，我们这个刊物不偏不倚，客观公正，读者是欢迎的。”
白南史态度严肃：“糊涂，什么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天下没这个东西。”
夏强故意说：“人人都反映这个刊物好！”
白南史说：“看谁反映好！我和市党部的人就说它不好，而且有的文章很坏。”说着，他拿起桌上一个厚厚的卷宗夹，翻开来。
夏强看到，那卷宗夹里放的是好几本近期出的《新闻窗》，另外有一叠密密麻麻用公文纸誊写的公文，估计是审查《新闻窗》的人或部门写具的报告，上边有红色的圈点和批语。
白南史舔着嘴唇：“我翻阅了你们报道国大的那一期，可糟啦！你看这些照片，张张都是出国大的洋相的，你们的花絮，有的是讽刺选举，拆孙科的台，比如什么‘你这人，真苦’，把孙科变成真苦，是什么意思？……”
夏强忙辩解说：“其实，也不是‘你这人真苦’，实际是说李宗仁真苦。”这一辩解，忍不住笑了。
“他苦什么？他当了副总统还苦什么？”白南史说着，却也笑了，他自己也觉得可笑。
于是，夏强也笑了。
白南史脸上又严肃起来，指着杂志上一篇文章说：“这头一篇文章——《国大施政报告和军事报告中的题外话》，太成问题，我看这作者很可疑，这作者是什么人？”
夏强一怔，吞吞吐吐说：“这作者可是个大记者，绝对没问题的。”
白南史注视着夏强的脸：“没问题？这文章出来后，我们这儿第二处的申宜之就有了报告给我了。他是你的同学吧？现在在复兴大学还兼着教职，他指出这文章中有五处用尖刻的语言轻蔑总统的施政报告，有三处毁谤国防部长的军事报告，实际是在军事上为共匪张目。你看，这些地方全用红笔画出了，老话说，十里路外骂知县——不碍事。报纸杂志一出来就会飞到中央眼前的，能随便吗？”
夏强接过来看，果然，申宜之挖空心思地在许多语句下面都用红笔画了粗杠。这篇文章其实并不像申宜之讲的那样。但既是题外话，白丽莎写时自然不能不避开掩过饰非、谎话连篇的报告写一点军事政治和经济交通方面的真实情况。因此，他默默笑着不声不响。
白南史似乎抓到了夏强的辫子了，说：“其实，如果不涉及雷香老，不涉及我们是亲戚，这事，我无须亲自同你谈什么，让二处去办就行了。这篇文章很恶毒啊！这可以发在共匪区域的杂志上，不能发表在这里公开出版的杂志上。”
夏强感到不能不讲了，故作委屈地说：“其实，这篇文章是请二嫂写的，我觉得二嫂写的根本没问题。事实上，申宜之吹毛求疵，二嫂要是知道了，是不会答应的。”
白南史坐在那里，一时似乎火上给泼了盆冷水。掏手帕拭额上的汗，说：“什么？丽莎写的？”提到他心爱的女儿，他嘴软了。
“是的！”夏强心里疲劳和沉重，仍故作委屈，“现在办刊物真难，无中生有想找岔子的人太多。”
白南史又冷静下来了，放下这本刊物，又拿起另一本来，说：“刚才那篇文章且不去谈，你看，这最新出的一期，这篇写物价的文章，把物价写得多可怕。这篇写学潮的文章，起多坏的作用，就是支持学生反美扶日的，说6月5日上海学生游行大示威你们这刊物起了挑动作用也不冤枉。”
夏强说：“《新闻窗》没这么大的影响。这以后我们注意就是。”
白南史说：“并不是哪篇文章不行，是整本杂志的气味不对，报刊都该有利于政府戡乱，不能做共匪的尾巴。夏强！你这个……”他用手指指太阳穴，“你这头脑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他突然说：“你妹妹的顽固幼稚，同你的影响我看也不无关系！”他的语气压得夏强疲劳、沉重，他两只精明的眼睛笔直注视着夏强的眼睛。
夏强为了《新闻窗》的生命，不能不软一软，坦然地说：“以后加倍注意，我和雷丹天真地认为办杂志应该超然，不受政治罗网的拘束，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其他并无目的，以前掌握不好，以后一定警惕。”
白南史朝夏强看看，摇摇头叹口气：“唉！什么思想自由！胡思乱想要不得！”他起身在柚木地板上踱了几步，回来又坐下，说：“这样吧！我们暂且谈到这里，你看好不好？”
夏强点头说好。
白南史突然问：“你同你二哥二嫂最近有接触吗？”
夏强说：“没有。”
白南史想说什么但又未说。
夏强礼貌地起身告辞，并且谢了白南史，临走说：“白旮哥在广慈医院住院，是什么病？”
“副伤寒，从南京转院来上海的，快好了！”白南史说，“他是很喜欢你的。他在襄樊前线幸亏生病才得回南京。不然，上月就被俘了，他情绪不好，你可以去看看他。他说有事找你。他住内科329病房。”
夏强说：“当然，我马上就去！”
他如释重负地下楼走出市党部，像走出一个阴森森的牢笼，大大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捉摸，看样子，小妹是最近可能释放了，但要回去准备铺保，哪来的两家铺保呢！……《新闻窗》的前途未卜，看来是成问题了！有一种矛盾心态，既想保这个杂志，他不忍心使这当作一种事业、一种施展抱负的刊物被取缔，遭到扼杀；另一方面又感到，在这毫无新闻自由和安全保障、毫无正义和是非的世道里，在法西斯特务高压政策下，办这样一个杂志，是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愿望，是无法把《新闻窗》办得真正成为一份为民喉舌的杂志的，是无法使杂志办得有生气的。那么，一种破灭感，一种同这个反动政权决裂的感觉就强烈萌发出来。他甚至感到必须同丹丹商量，干脆不等白南史来封杂志社，倒不如自己停办的好，这是处在暗夜时期，一种窒息感油然产生。当这种矛盾的心态陡生时，他既有痛苦，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无法形容的解悟。要说超脱，感到这才是一种超脱。
夏强搭公共汽车到静安寺，又转车到林森中路金神父路口，在一家花店买了一束鲜花，又在水果店买了两大盒水果，匆匆步行到广慈医院看望白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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