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文集·第二卷:霹雳三年 浓雾中的火光-霹雳三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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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夏强不禁因松涛而连带想起了钟声。解放初,1950年夏天,夏强在报社里打夜班编稿时,接待了公安局的外调。两个来外调的人让他介绍一个真名石友化名钟声的特务的情况。这才使存在于夏强脑海中关于钟声的记忆又凸现出来,不然,他几乎已将这个人忘掉了。夏强如实介绍了在松涛处同台湾人钟声见面的事,说:“这是个台湾人!……”但公安局同志纠正:“不,他不是台湾人,他是福建人,派在台湾干工作的。”夏强感到事情蹊跷,讲了在松涛处听钟声介绍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经过,然后又谈了钟声的突然失踪。外调的人要夏强如实写成书面材料。夏强问:“这人现在在哪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吃惊的是公安局外调的人说:“他是奉派潜伏的,现在已经逮捕。”

    夏强目瞪口呆,谈了松涛的牺牲,问:“他同松涛被捕和牺牲有没有关系?”

    回答是:“正在调查。”

    大约一年以后,夏强陪小妹拿了组织介绍信,到公安局查询化名钟声的石友的情况,这时石友已经判决。看到了石友的交代材料,才知事情多么曲折。

    石友本是军统分子,在台湾曾负责监视施剑平,伪装进步,同施剑平交上了朋友,后来也拿到了施剑平给松涛的介绍信。

    施剑平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夏强记得,七八年前,听一个从台湾回来探亲的人说:剑平早已死在警备司令部大牢里了。石友的交代里承认施剑平的被捕是他的罪恶。

    石友讲述“二二八”事件的经过是为了取得松涛的信任。他拿了施剑平的介绍信与松涛联系,是保密局为了想通过剑平找出一条红线来破坏地下组织扩大战果。但松涛老练谨慎,石友交代“并无所获”,“只好离开濮松涛”。夏强同小妹才明白:那次由于松涛的警惕坚决不让钟声住进家里是完全正确的。

    石友没有承认松涛的被捕同他有关,但交代了他“奉命伪装被捕,在犯人中卧底潜伏”的罪行,在交代中说:“在牢中得以接近濮松涛。但未获成果。”

    夏强记得那天去公安局了解情况回来,他同小妹都像喝了一碗佐料过量的酸辣汤,倒吸一口冷气,舌头久久难以转动。他对小妹说:“真难测啊!我们绝对不能用直线式的眼光去理解人世间那些非常曲折隐秘的人和事!……”石友始终未承认他对松涛的死应负责任。松涛是在上海解放前夕与一批被捕者被毛森“密裁”的。而那,倏忽五十年了!以后松涛的母、妹也都去世了。

    二哥夏国在到上海后的当夜问过小妹:“松涛的墓在哪里?”大约他是想到墓上献一束花。

    但,小妹没有回答。也许她是不愿回答。

    是啊,怎么说呢?夏强知道,“文革”中,埋葬松涛的那个公墓全部被毁,是红卫兵出于革命动机的“革命行动”,有些墓主的家属曾去收拾死者的遗骨,但尸首从坟中刨出抛弃在泥土之上,青红皂白混杂,谁知谁是谁的骨头呢?当时,小妹因是“摘帽右派”被扫进了“牛鬼蛇神”之列,住在牛棚中丧失自由,无法去找骨头。去年5月,占地二十一万平方米的龙华烈士陵园全面竣工,松涛连照片也一张未留下来,有块碑上刻着松涛的名字,但并没有松涛的尸骨。小妹倒也想开了:烈士生前为革命舍弃一切不是为了扬名,又何在乎死后的哀荣?

    在一千五百万人口的上海多住几天,二哥认为完全值得。上海,成了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这个城市的新貌和活力令人瞩目。正像外国记者报道所说:“这里,空间和时间都浓缩了。欧洲大城市从战后到80年代所经历的一切变化,上海正在飞速把它重新经历一遍。”“中国当局决心要把上海变成亚洲的一颗新星。首先,要把它变成最终能同香港竞争和媲美的国际金融中心。外国企业已经了解了这一信息,争先恐后地在这里开设代表处。”

    在上海期间,夏强和丹丹、小妹陪二哥看了“二龙戏珠”(即杨浦大桥—“东方明珠”—南浦大桥)为代表的新景观。浦江两岸数千幢高楼的崛起,都市大环境中的游憩型公共绿地,黄浦江边平坦整洁的步行道,中央商务街区步行街的露天茶座,布置装潢精美的商厦楼面,诗情画意的高级住宅小区,相映生辉,二哥不由赞叹:“变化真大!”

    小妹说:“上海现在是一年一个样!实际变得有些地方我也一点不认识了!”夏强建议陪二哥去举世闻名的浦东开发区看看,说:“二哥,你可能想不到,方国华的儿子如今在那里投资不少。他们在香港发了大财,回来给父亲办了平反手续,自己做的是房地产生意和机械进口生意。”

    二哥问:“方先生的儿子怎么在香港成了富豪的呢?”

    小妹说:“方先生判刑后,方家生活艰难。病恹恹的方太太先是卖了房子租屋住,后来卖东西过日子,最后替人帮佣。我们家也接济过她。方太太病故后,孩子也大了。大儿子同一个出身也不好的少女恋爱结婚。少女的父亲与后母在香港经商。‘文革’中大儿子与少女忍受不了歧视偷渡去了香港。先很艰难,逐渐发达,哥哥就把弟弟也弄到了香港。后来,少女的后母死后,父亲也病故。他们继承遗产后,苦心经营,兄弟合力,终于发了家。”

    二哥有兴趣地听着,终于还是说:“浦东太远,我年岁大了,就不去了!”

    二哥决定要去南京。在上海逗留的最后一天,丹丹建议:“上海目前已经建成八百个市级和区级的文明小区,找一个小区看看好吗?”二哥表示同意。他们坐出租车到了普陀区甘泉宛小区,这里房屋整洁,环境优美,路边有树,房前房后都已绿化。小区中央是一个由清泉、草坪、小径、亭子组成的园林小品。正是上午,一些老年人用录音机放着音乐在舞剑、做操、打拳,使人有安居乐业的印象。二哥看着,索然无味地说:“陪我到老城隍庙去逛逛吧!那里九曲桥下有癞头鼋,我还想吃一吃那里的汤包、油豆腐线粉。那年,陪你们二嫂来吃过的!”

    他又想起二嫂白丽莎了!老年人啊!

    夏强说:“现在老城隍庙叫作豫园商城了!前些年,英国女王访华到了上海,也曾去那里湖心亭茶楼喝茶。”

    小妹说:“喝茶、小吃都有,癞头鼋怕是看不到。前几年,我去过一次,就没看到。听说,炎热天气才可能出水一现。”

    四人坐一辆出租车到了豫园商城,先到茶楼喝茶,接着又去吃点心。按二哥的要求,点了小笼汤包、油豆腐线粉、百叶包扎外加酒酿圆子、咖喱牛肉汤,再加点了些鳝丝面、虾肉馄饨,边吃边谈。

    吃着汤包,二哥说:“味道不错!”但忽然眼圈红了,说:“有一次,在台湾,你们二嫂有天突然说:‘这辈子怕是再回不到上海吃城隍庙里的小吃了!’想不到今天我却由你们陪着在这里吃点心。而她,真的是吃不到了!”

    小妹在吃馄饨,说:“这馄饨价钱不便宜,比起妈妈包的荠菜馄饨,滋味可差多了!”

    夏强清楚:小妹不仅是打岔使二哥不再因想起二嫂伤心,也许是心里责怪二哥老是想念二嫂,可却并不常常思念妈妈,所以有意这样说的。

    这意思二哥好像也意会到了,叹着气说:“是啊,我们小时候,每逢妈妈包馄饨吃时,就非常高兴。爸爸也最爱吃妈妈包的馄饨。妈妈不仅馄饨包得好,菜也做得好啊!”

    丹丹带着怀念说:“我还记得,那年第一次在上海家里见到妈妈,她就包了馄饨我吃,味道确实是好!”

    夏强也勾起了回忆,动感情说:“‘文革’前一年,我和丹丹接妈妈从上海到北京来住一段时日,妈妈要亲自下厨,问:‘想吃什么?’我答:‘馄饨!’隔了几天,她又问,我又答:‘馄饨!’她笑了,说:‘你倒是个念旧的人,老是馄饨、馄饨!’……”

    小妹说:“最后一次吃妈妈的馄饨,是‘文革’时期的事。那是1968年春天。当时,妈妈对‘文革’不理解,因为当年她掩护营救过的地下党员林东方成了‘叛徒’。她自己的儿女都在经历风雨使她担忧。那天,我挨斗回家,她包了馄饨我吃。馄饨滋味依旧,人的心情殊异。母亲见我吃得少,慈祥而歉意地说:‘今天的馄饨包得不好吧?没有买到荠菜,是用青菜代替的!’我心酸地说:‘不,妈妈,馄饨非常好,只是我……我吃不下!’妈也心酸了!我们抱头痛哭了一场!”

    夏强说:“第二年,妈妈就病故了!”

    小妹谈到了东方,话题就扯到了他身上。

    二哥问:“你们后来怎么会跟林东方把关系弄得那么坏的呢?”

    是呀!怎么会的呢?这问题,好回答,也不好回答。对于二哥这样1949年就去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定居的人,这件事要怎么叙述才能使他懂得呢?这件事岂是三言五语可以说清的呢?二哥一问,大家都愣了,竟都吃着、沉默着,无人作答。

    吃客拥挤,有人站在边上等候空位。四个人赶快匆匆吃完,一起下楼走出馆店。

    九曲桥下的水绿得带秋叶色。癞头鼋杳无影踪。豫园是江南古典园林,园林面积三十多亩,有陡壁幽壑、磴道隐约的假山;有1853年小刀会起义作为城北指挥部的点春堂;有登楼一望,全园景色尽收眼底的会景楼;更有长达百米的积玉水廊,明洁清幽,蜿蜒相续。但游人太多,前呼后拥,显得嘈杂。逛了一圈,四人出来,决定还是回去泡茶聊天。

    晚饭以后,又是一个畅谈往事、吐露心里话的难忘的夜晚。话题自然集中在东方身上。

    二哥问:“这人很坏?”

    夏强摇头:“不!那时,他在上海、南京等地做地下工作时,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很好。我从心里把他当老大哥看待的!”

    丹丹说:“当时,他的户口上海在你们家里,南京在我们家里。”

    小妹说:“世人在厄运中显示美德,在顺境中暴露缺陷。确实,那时,他和松涛都使我佩服,他们是我的引路人。”

    二哥诧异:“后来他为什么变得那样无情无义?他怎么跟你们像断了交似的不往来了呢?法国的女作家奥勒努瓦有一首著名的四行诗:‘海上遇难者许愿,为诸神做百牛大祭。当此人安抵海滩,竟无意在祭台前下跪。’是这么回事吧?”

    夏强说:“并不完全那样。其实也并未断交,只是政治运动太多,他就回避我们家这个社会关系。我们见他这样,有意不去贴近他。甚至在有些运动中,调查我参加革命的因由,要我找证明人,最初他写了证明,后来再去找他写证明,他就像对待方国华一样,拒绝写证明材料了。于是,以后我也就不找他做证明人了!”

    二哥不解地问:“夏强,你不一直是进步的吗?你有什么问题他怕沾你要回避你?”

    夏强笑了:“我有什么问题呢?其实什么问题也没有。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特务会道门组织。我比较单纯,我的历史是进步的历史。写过很多进步文章。我掩护和营救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那他为什么怕你,不愿同你来往呢?”

    小妹说:“同你讲你也不容易明白的。那时,人的关系被运动被阶级斗争理论搞得不正常了。常常没有问题的人会变得复杂得好像有了很大的问题。于是,明哲保身、六亲不认,接受教训成了一些人的信条。东方,属这种人!他后来找的妻子,是个很左的人事干部,禁止他同我们家来往。”

    丹丹说:“二哥,你不知道,那时港台关系不恰当地叫作‘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谁都像见了鬼似的怕沾。你们家和我们家就属于有这种关系的人。我们固然自己受了连累,人家又怕我们连累他!”

    二哥夏国点头,有点明白了:“是呀!我和丽莎是猜到我们会连累你们的!”

    小妹说:“甚至白旮也连累我们得很厉害!其实我同白旮毫无瓜葛,他同我没见过面。可是,那时仿佛我同他密不可分,不断问我:‘你同特务白旮什么关系?你们家同他什么关系?’一遍遍要我写他材料,更荒唐地质问我松涛的死同白旮是否有关?他这个社会关系像鬼似的附在我身上摆脱不了!”

    二哥叹了口气,更明白了,说:“其实在台湾进行‘保密防奸、肃清匪谍’还更厉害。民国三十九年,以通共罪枪决了前副总参谋长吴石和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接着,以通共策反汤恩伯罪,枪决了原浙江省主席陈仪。还颁布了《戡乱时期检举匪谍条例》,在各军事单位实行联保制,要求任何人都必须检举告密中共地下人员和官兵通共行为。特工活动血腥残杀恐怖森严。蒋经国主宰过‘情治系统’,谍报网布满台湾。以后,什么孙立人事件、雷震事件、李敖事件,有些我也弄不清究竟。但反正杀人抓人那种高压下的恐怖是记忆犹新的。白旮就是在莫须有的情况下,倒霉栽了跟斗的。他那人哪会亲共呀?开玩笑了!”

    小妹说:“林东方最对不住的是方国华!”

    夏强叹息一声说:“是呀!他同我确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他怕沾我们,我们就不去沾他而已。当然,他不肯出证明客观上就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这人是有问题。有趣的是后来‘文革’中,东方作为叛徒隔离审查失去自由,几次有人来调查他,要我写材料,问他被捕怎么出狱的,说他是叛徒,要我揭发。我实事求是写材料说,他不但不是叛徒,而且是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一次,来外调的人看了我写的材料对我拍桌子。但我说,我只能有什么写什么,不能乱写!‘文革’结束,有一次,我同丹丹到了上海,住在一家宾馆。他听说了,跑来看我,说,夏强,你写我的材料,后来我都看到了!你实事求是,真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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