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文化大革命又造成了人为的中国孤立，造成了和许多国家关系发展不应有的损害、停顿。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加大，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现实的威胁，这使中国有必要改善所处的国际环境，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1969年开始，在毛泽东、周总理亲自过问下，中国外交开始作出重新回到世界中去、团结老朋友、认识新朋友、改善外交局面的努力。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加强；（2）同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关系有所发展；（3）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
二、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进一步加强
中国和朝鲜友好关系有了新发展。1968年1月23日，发生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事件之后，在苏联态度暧昧、各打五十大板的情况下，中国在29日即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正义立场。1969年9月30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参加中国国庆二十周年庆祝活动。1970年4月5日至7日，周总理应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的邀请，访问朝鲜。自从周总理访朝以后，1970年至1971年，两国关系有很大的发展。1970年10月，两国签订关于中国向朝鲜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1971年至1976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协定，1971年两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斗争，1972年1月10日，金日成首相向日本记者提出促进朝鲜和平统一的重大倡议。1月29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促进找寻和平统一的重大倡议》的社论表示声援。
中国和罗马尼亚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对苏共领导组织的对中国的围攻，罗马尼亚很早就有警觉，1965年，罗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中央召开的反华3月会议。1966年6月16日至24日，周总理率领代表团访问了罗马尼亚。苏联侵捷后，8月22日，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群众大会上不指名地谴责了苏联。8月23日，罗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总理在讲话中首次指出“苏修叛徒集团早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在罗国内引起很大反响。1971年6月1日至9日，齐奥塞斯库率罗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3日，毛泽东接见了罗全体同志。此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关系都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国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改善。1949年10月5日南承认中国。中国在1955年1月2日同南斯拉夫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中南关系上，中国存在着受苏联影响、在不了解南情况下盲目跟着苏联走的错误。建国初期没有建交主要是这个原因。到1958年前后，中国们又有不了解事实、以“左”倾态度对待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把自己的意见认为是绝对正确、以此判定是非的错误，使中南关系受到损害。1958年，两国大使撤回，留驻临时代办。当然南斯拉夫方面也有错误。1968年，苏联侵捷后，中南双方停止了互相指责，国家关系逐步改善。1969年3月17日，中南签订贸易和付款协定，1970年5月8日，双方重派大使。1970年11月，南决定参加联合提案，在联合国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71年6月8日至15日，南外长米尔科·特帕瓦茨率政府代表团来访，双方发表新闻公报，在此后，中南关系稳步发展。
三、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
自1965年至1967年间，中国同一些国家关系恶化。如突尼斯、肯尼亚、布隆迪、达荷美、中非、加纳等由于受美国影响，对中国坚决反美的立场不同意而恶化同中国的关系。印尼则是在“9·30”事件之后产生军人政权，屠杀共产党，中断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另外，与一些国家关系不和是因为中国的一些“左”的错误做法引起的。
1970年后，中国致力于改善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和肯尼亚、突尼斯、布隆迪、斯里兰卡等国关系都有好转。1971年则是中国大建交的一年。在这一阶段与中国建交的有25国，其中亚洲6国，非洲8国，拉美4国，欧洲6国，北美有加拿大。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打开了和拉美、欧洲的关系。拉美原只有1国，现在这4国都是拉美的重要国家。而欧洲几国中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都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加拿大更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重要工业国，对中国在西方世界影响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四、反对佐藤政府的反华政策及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
1964年11月，池田勇人因病辞职，接替他的是佐藤荣作。这个人在未任首相前曾发表过一些要改善对华关系的言论，但是一上台就马上暴露出了亲美反华的真实立场，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态度。
例如：阻挠中日间的往来。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64年11月20日，决定拒绝由彭真率领的代表团入境。1966年7月，又拒绝以刘宁一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团访日；1967年8月，再次拒绝以周培源为团长的中日友好代表团访日。对内，1965年8月举行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时，佐藤内阁拒绝发护照给日本青年团体，以致有些日本青年代表团未能如期来中国参加友好活动。1966年，他又再次拒绝670名日本青年代表来华参加第二次中日青年大联欢等。在佐藤内阁的支持下，日本右翼采取了许多野蛮行径。1966年11月22日，日本暴徒闯入在名古屋市举行的经济贸易展览会广场进行捣乱和破坏，打伤了日本协力会的人员和一名华侨以及中国展览团的工作人员。1967年9月8日至9日，又出动大批警察、特务和暴徒，打伤中国廖承志办事处驻日人员、中国驻日记者和工作人员多人。
破坏中日贸易。1964年1月16日，日立造船公司同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签订了出口万吨货轮的合同，由于佐藤政府公然表示要接受“吉田书简”的约束，始终不批准日立使用输出入银行的资金，因而迫使合同于1965年3月31日失效。由于佐藤的这种态度，致使约定向中国出口的第二套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化肥成套设备合同均遭到破坏。
积极参加美国的反华体系。1965年1月，佐藤任首相后到美国进行首次访问。在同美国约翰逊总统会谈时，美方诬蔑中国好战，要日本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佐藤马上表示赞同，要坚持与蒋的“正规外交关系”，“对中共实行政经分离的政策”。甚至说：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倾向，甚至比美国更加感到不安……日本充分理解美国采取的防止中国在其接壤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政策，并赞同这一政策。1967年9月7日至9日，佐藤到台湾访问，表示要加强对台湾的所谓“亲善关系”，诽谤中国是对“和平的威胁”。1969年11月，佐藤二度访美，在和美尼克松总统发表的声明中说：总统言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条约上的义务，美国重申遵守这个条约。总理大臣认为“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他这次访美的同时，还派遣日本前首相，他的哥哥岸信介带着一些政客跑到台湾，和蒋介石集团进一步勾结，要求保护日本在台湾的工业所有权，签订“租税协定”，并以“技术合作”为名加强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渗透，也暴露了日本垄断资本进一步控制台湾的企图。蒋介石和岸信介会谈后的共同声明中，提出要和朴正熙及美国支持的其它反共政权组成所谓的“相互协调合作的体制”，“一致合作”反攻大陆。而在美国，佐藤访美所发表的美日“联合公报”公开提出：中国的台湾省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因素”，朝鲜“对于日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日本要在印度支那发挥作用，明目张胆把台湾、朝鲜、印度支那纳入梦想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在佐藤政府这一亲美反华政策的作用下，在1965年2月2日，草签了长达10多年未谈成的“日韩条约”。6月22日正式签订。对美国而言，完成组建“东北亚联盟”、包围和遏制中国的计划。对日本而言，除了积极配合美国反华政策之外，还达到让日本垄断资本势力重入南朝鲜的目的。
佐藤政府对他的反华政策并不隐讳。1966的3月初，佐藤和外相椎名公开承认日本加入了美国“遏制中国”的核战略体系；承认他们认为日美安全条约适用于中、朝、越；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应具体讨论、研究”向国外派遣军队的时候了。同年5月，在外务省的一次使节会上，佐藤政府的官员就提出日本要在亚洲“发挥领导能力”，来与中国对抗。1971年6月17日，美日两国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在所谓交还行政权的名义下，美国在冲绳长期保有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进行军事侵略的基地。特别令中国人不能容忍的是，两国私相授受，竟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划为所谓“归还区域”，妄图偷偷摸摸地列入日本版图之内。协定签字后，日本防卫厅马上把钓鱼岛列在“防卫识别圈”之内。这样一个“归还冲绳协定”在1971年11月24日被日本众议院全文强行通过，反映了日本统治阶级的野心。
在联合国，日本是追随美国、从1961至1970年用所谓“重要事项”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最积极的制造者。1971年后，在美国已经开始改变对华政策的大形势下，日本仍然抱着反华政策不放，作为唯一同美国联名的提案国，还提出想把台湾当局保留在联合国组织内的所谓“逆重要问题”和“复合双重代表”两项提案，结果遭到彻底失败。
针对日本佐藤内阁的反华政策，中国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0年4月5日，访问朝鲜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指出：在美国的积极扶植下，佐藤政府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一届政府，它野心勃勃，气焰十分嚣张，妄图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老路，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中国的政策是：坚决进行反对美日勾结、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美日军事同盟、拼凑东北亚军事同盟、制造军国主义的斗争；坚决反对佐藤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对日本政府通过“归还冲绳协定”和美国加紧军事勾结的动态，中国方面经常进行揭露和谴责。1970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粉碎侵略性的美日军事同盟》的社论，指出：美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扩大侵略亚洲的罪恶阴谋，不但在日本人民中间通不过，而且正在遭到中国、朝鲜、印度支那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有力的反击”。
虽然中国强烈反对佐藤内阁的反华政策，但对日本人民依然发展友好关系。1965年8月和11月，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在北京接连举行。彭真和陈毅都在联欢会上讲了话。1965年9月18日，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就1966年间的贸易达成三项协议。1965年12月17日，中日签订了从1965年至1967年的中日民间渔业协定。1968年8月19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本工业展览会调查团在北京签订了关于1969年日本在北京、上海举办工业展览会的协议书。1968年4月10日，中日友协和日中友协（正统）总部代表在北京签署会谈纪要。提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这个最主要的敌人，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美力量，建立一个不包括敌人在内的反对美国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日友好运动是这个反美统一战线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一阶段，不论是关于贸易、渔业或政党的还是其它性质的，日本代表团访华时在同中国有关方面的会谈中，政治上相互支持的内容越来越多。1968年3月6日，廖承志办事处和高崎事务代表处在北京签订会谈公报，把双方机构改为中日备忘贸易办事处和日中觉书事务所，双方表示不再续签5年长期贸易协议，只签年度协议，并在每年举行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加上政治内容。过去几次会谈，日方不肯公开承认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只由中方单方面重申（这是和友好贸易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但是这次不同，由于佐藤内阁的反华政策遭到中国人民的谴责，也受到日本人民的反对，迫于形势，日方第一次在公报中公开确认政治三原则和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是中日关系必须遵守的原则。
1970年4月15日，周总理在北京先后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和由松村谦三率领的访华团，提出了政治性很强的对日贸易四项条件：第一，不同帮助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帮助朴正熙集团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厂商来往；第二，不同在台湾和南朝鲜有大量投资的厂商做生意；第三，不同为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军火武器的企业来往；第四，不同在日本的美日合资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来往。这四项原则得到日本友好贸易团体和商社的积极拥护，备忘录贸易也表示遵守中日贸易四项条件。1971年3月1日，中日备忘录贸易双方负责人在北京发表联合公报，谴责日本、台湾、南朝鲜成立联合委员会。日方代表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首次明确表示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一大批从事日中贸易的日本企业、商社及团体，接受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贸易四项条件，主张废除日台“条约”并随着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给予佐藤内阁沉重打击，使他的反华政策走到了尽头。
五、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所属各种组织的席位，从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它的代表行使其权利。但是，由于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操纵表决机器，无理地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搁置在一边。
在联合国中，从1950年至1960年第十五届联大，美国采用“暂不讨论”有关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的手法，来排斥中国，但越来越行不通。到十五届联大时，赞成讨论的34票，追随美国的42票，弃权22票，两者相差无几。
从1961年十六届联大起，美国改用所谓中国代表权是“重要问题”，必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获得通过的手法来排斥中国，目的在于提高通过议案的必需票数，来阻滞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实质上中国代表权并不是联合国宪章所指的那种重要问题，而是程序问题。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资格早已解决。问题是由谁代表中国，这个问题不由联合国讨论决定，要由中国人民决定。
对此，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国等组织，而是中国的合法权利遭受剥夺，中国在有关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应予恢复。虽然，对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宗旨和目的中国是支持的，但是，只要中国的席位和权利得不到恢复，中国就不同联合国的事务发生联系。任何国际协议，如果没有中国代表的参加和签字，对中国都是毫无约束力的。1965年11月17日，联大表决“阿尔巴尼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提案时（15国联名），赞成与反对票数相等。因所谓“重要问题”遭否决。
到了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提案，讨论表决时就已获得多数票。1971年7月16日，中美同时发表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要访华的公报后，美国想继续在联合国阻挠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就更困难了。但是美国并不想认输，还想在联合国继续加以阻挠。主张恢复和反对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两大派国际力量在联合国爆发了一场总决战。1971年7月15日，阿尔巴尼亚等18提案国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要求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作为紧急问题列入第二十六届联大议程。
8月17日，美国经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根据美国国务卿罗杰斯8月2日“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封信和一份备忘录，正式要求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第二十六届联大大会议程。
对此，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美国政府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同时又主张“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这是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大暴露。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未定”或其它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动摇的。声明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必须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971年联大第二十六届大会举行，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专题辩论从10月18日开始，到25日结束。双阿联合提案国从18国增加到23国。在讨论过程中，美国和日本合伙炮制了两项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一个是所谓“重要问题”，需要联合国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另一项提案是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即由中国在联合国享有安理会席位，而由蒋介石集团继续占有联合国大会席位。但是当时的形势使美日的这种阴谋不能得逞。尼克松事后回忆说：基辛格在中国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时，联合国大会正就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成员国的问题进行表决。中国要求基辛格在外面多呆一天，不要正巧赶在表决这一有争论的问题时回到国内。尽管美、日代表到处奔走，对所有能施加影响的国家威胁利诱，施加压力，甚至忙到表决前几分钟，但美国的意愿没能实现。所有手法完全破产，推迟表决的动议被大会拒绝。美国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以55票赞成（包括蒋介石集团一票），59票反对，15票弃权而被大会否决。在最后表决23国提案时，美国代表布什还想作最后的努力，想删去提案中关于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出联合国一节，但在代表们的反对声中，经大会主席马利克（苏联）的裁决，予以拒绝。到这时，蒋介石集团的“外交部长”周书楷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领人退场。接着对23国提案表决，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由于以上两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双重代表权”提案成了废案。
尼克松事后写道：不过中国早在春天就了解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经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中国的几个国家已经在下次表决时转而支持北京。中国从来不愿意仅仅因为事情已经不可避免而向它低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感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牵涉到美国国家的安全利益。此外不论在联合国会发生什么情况，美国决心遵守条约义务，继续对独立的台湾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援……美国原来以为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后，劝说台湾仍旧留在联合国内。（《尼克松回忆录》）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就是想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中国合法席位和合法权利的恢复，挫败了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人心所向和肘代潮流。从第二十六届大会起，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会议。中国的声音传遍了世界。联合国内由美国说了算或美苏说了算的日子永远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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