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企图独霸中国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镇压了“二次革命”，暂时稳定住北京政府。这时他个人野心膨胀，梦想逆历史潮流、恢复帝制当皇帝。而帝国主义列强从侵华利益出发，也希望借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为交换，不断从中国夺取更多的侵略利益。所以在1914年前后，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相勾结，在中国政坛上准备上演复辟丑剧。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被卷入，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一次大战的发生改变了远东力量对比，使日本变成亚洲唯一庞大的军事力量。对此，日本认为是天赐良机，可以实现它图谋已久的称霸中国的野心。

    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侵华的第一步是出兵侵占山东，借口是：履行《英日同盟》，不能袖手旁观。1914年8月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8月27日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2万人在山东龙口登陆，控制胶济铁路，并于10月底和英国联合进攻青岛德军，11月7日占领青岛。

    北京政府曾企图阻止日本夺取胶州湾的军事行动，但日本根本不理，在日军进攻青岛的进程中，北京政府一再抗议，还划定了中立区，但均被日军拒绝。日英联军攻占青岛后，1915年1月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向日、英两国公使提出照会，要求日军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撤退至胶澳租借地范围之内。但当日，日本公使复照拒绝。1月16日，北京政府再次提出取消战区的要求，但两天后的1月18日，日本公使日墨里要求面见袁世凯，当面向袁世凯提出以日本政府赞助袁世凯复辟为诱饵，骗取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四条，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

    第二号七条，要求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西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

    第三号二条，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

    第四号一条，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

    第五号七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铁路建筑权给与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产的优先权。

    日本政府知道这种把中国变成日本殖民地的要求，将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所以训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说：“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当天袁世凯收下日本政府的2条要求，晚上和外交部长讨论，并连续讨论了3天。袁世凯看到西方列强正忙于欧战，在华势力相对减弱，而日本势力迅速扩张，只有取得日本的支持，才可以复辟称帝，但又不能全盘接受。于是他采取拖延战术，坚持逐条讨论；另外采用新闻政策，即向外界有意透露，争取舆论同情，扩大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引起国际干涉。袁世凯政府的这两条引起一定的反响，新闻政策见效最快，国内各报刊纷纷发表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爱国反日运动迅速蔓延。但国际干涉没有，因为国际形势暂时对日本有利，英法等国不敢得罪日本，希望日本为反德同盟出力。日本和英、俄已取得如下谅解：一是英、俄在华利权日本按约尽力保护；二是与英、俄利权无关之中国各地，任日本自由行动，不加干涉。美国则劝告中、日双方“相忍相让”，劝告中国不要拒绝日本的侵略要求。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后，美国又声明，凡日本取得的特权，根据“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自然放肆地催逼订约，袁世凯无法再拖，只得派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本以“换防”为名，增兵东三省、山东、天津等地，进行武力威胁。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袁世凯于1915年5月9日接受它的要求，其中仅把原来的第五号内容改为日后另行协商。

    5月25，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山东之条约》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以及所附中、日两国的换文13件，总称为“民四条约”或“中日新约”，除“二十一条”第五号的部分内容外，几乎包括了“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日本对山东、南满、东蒙、福建和长江流域的扩大侵略有了正式的条约依据，南满更加殖民化，山东和内蒙古东部为日本所独占。中国面临着被日本独霸的危险。

    “二十一条”的谈判与签订，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愤慨和反抗。广大人民奔走呼号，罢工抗议，游行示威，抵制日货，愤怒斥责袁世凯的卖国勾当，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

    袁世凯以为接受了“二十一条”，日本定会全力对其称帝给予支持。于是在1916年元旦“登极”，但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看到袁世凯已经众叛亲离，便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仅仅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人民的谴责声中从历史舞台彻底消失。

    接替袁世凯掌权的北洋军阀段祺瑞就任北京政府总理。他和日本早有勾结，日本感觉国际上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对其侵华行动放任不管，中国内部亲日派掌握实权，正好可以利用这一时机来逐步实现“二十一条”第五号要求的主要内容。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日本利用在东北的驻军，干涉中国内政，连续制造了1916年8月、9月的郑家屯和朝阳坡事件。这两起事件都是日本向中国士兵挑衅，双方冲突、互有伤亡的侵犯我国内政的事件。事件责任完全在于日本，它非法侵占中国领土，擅自在郑家屯等地派驻军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但事件发生后，日本却无理要求扩大在中国满蒙的警察权等。由于段祺瑞政府不敢反抗侵略，反而乞求日本对其政府支持，便在1917年1月22日订立五款协议，中国受害者反而被罚，并向日本侵略者赔款道歉、事实上默许日本在满蒙设置警察权的投降方式结束了对事件的处理。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展，中国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对参战双方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它们都想把中国纳入自己的战争体系。而这个战争是完全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参战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毫无必要。但由于帝国主义出于战争胜利的利己考虑，加上当权的北洋军阀政府也想利用参战得到帝国主义的军事、财政、政治支持，巩固自身统治，所以在中国是否参战的问题上斗争异常复杂。

    在中国是否参战问题上最先产生了英、法、俄和日本两派斗争。一战之初，德军胜利，德国曾极力拉拢中国参加德奥军事同盟。而英、法、俄自然要拉拢中国参加协约国一方。但日本考虑中国如参加协约国一方，大战结束后如成为战胜国会影响它在中国夺取的殖民利益，因而坚决反对中国参战。当权的袁世凯想依靠日本支持当皇帝，不敢违背日本政府的意见，这样中国一直对大战保持局外态度。

    1917年以后，因袁世凯已死，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实权被总理段祺瑞掌握，两人之间为争取各自依靠的帝国主义的支持，互相明争暗斗。参战问题成为斗争焦点。黎元洪依靠美国支持，反对参战。原因是美国希望等两败俱伤的局面出现之后再出来收拾残局，不希望看到日本在中国取得独霸地位，认为维持中国现状对美国最有利。而日本却改变了1917年以前反对参战的态度，改为极力怂恿中国参战。原因是日本和英、法、俄等帝国主义已达成协议，将支持在战后把德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转给日本，俄国还和日本达成合作默契，不使中国落人任何第三国势力范围，加上北京政府已落入亲日派段祺瑞控制之中，如中国对德宣战，日本可在各个方面加深对中国的控制。因此，日本开始极力鼓动中国对德绝交和宣战。当时，因一艘法国邮船被击沉，船上有500多名中国工人遇害，段内阁遂通过对德断交案。但黎元洪不批准，几次反复，最后黎元洪被斗败，表示对德外交由段祺瑞主持。3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

    美国对日本控制段祺瑞政府外交的做法极为不满，从背地里支持黎元洪加以掣肘。黎元洪利用国会阻挠段祺瑞参战案的通过。从3月至7月间，北京政局极为动荡，出现过4月25日，段祺瑞召集督军会议对抗国会通过对德参战案。5月10日，段祺瑞雇佣3千多游民、乞丐包围国会的公民请愿团事件。23日段祺瑞被黎元洪免去总理后鼓动八省督军“独立”，7月1日出现张勋拥立前清皇帝溥仪复辟案。最后，由段祺瑞率兵入京，逐走张勋，重掌北京政府大权，8月14日上午10时对德奥宣战。日本支持段祺瑞政府取得参战问题的最后胜利。美国政府到这时也无法公开反对中国参战，只是要求中国参战之一切军备、军需完全由中国政府支配管理，以防日本掌握中国政府军权。

    但实际上，段祺瑞政府已成为投靠日本的卖国政权，他把举借外债的半数以上用来打内战。而中国所谓参战使17万5千名华工到欧洲和中东充当前线和后方的劳役，导致2千多人丧生。在参战问题上因帝国主义争夺而造成的内乱带来的各种损失更难以计算。而在参战问题上，段祺瑞政府对日本的投靠，使日本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渗透。

    对日本在参战问题竞争中占了上风，美国政府极不甘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行了二三年，这期间，美国远离战火，置身事外，大发战争横财，过剩资本剧增，急需对外投资。所以想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压倒日本在对华扩张中所占的优势。而日本因为以上原因也发了战争财，从贸易人超国变为出超国，1917年黄金储备达11亿5千万日元，并大大增加了对华资本输出。到1918年，日本对华贷款总数达4亿日元，以此取得土地租让权、铁路铺设权等各种特权。日美双方在对华投资方面剧烈斗争，但由于日美双方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如日本的军事工业需要美国的钢材和生铁；日本希望美国能承认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等地的权益；美国已于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希望在远东保护关岛、中途岛、菲律宾等地的安全。美国还想利用日本对付正在发生的俄国革命等等。

    因此，美、日两个帝国主义均认为有必要商讨如何在中国取得势力平衡。1917年9月8日，由美国倡议的美、日会谈在华盛顿进行，美国代表是国务卿兰辛，日本代表是前外相石井菊次郎。到11月2日，双方达成了《兰辛石井协定》。主要内容：一、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与日本属地接壤部分有特殊利益；二、两国政府同意不侵犯中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信守门户开放和在华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这个协定订立后，美日两国均宣称自己取得了外交胜利。但实际上，除了靠拿中国人民的利益做交易，避免了美日一场公开冲突外，美国并没有达到限制日本独霸中国的目的。而日本却利用该协定为掩护，变换侵略手法，实施着更阴险、范围更大的侵华阴谋。

    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新变化是从1916年10月上台的寺内正毅内阁开始的。这主要是由于寺内之前的大隈重信内阁采取的武力恫吓、威胁政策，采取了出兵占领山东、制造郑家屯事件、逼签“二十一条”等侵略活动，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严重受损而下台。另外日本由于发了战争横财，经济空前繁荣，也有能力仿效美国搞日元外交。

    因此，寺内上台后把对华政策调整为从军事恫吓为主转变为经济扩张为主，标榜“中日亲善”新姿态，宣传“尊重并拥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一切内政纠纷”、“与列强保持协商”等口号，但实质上并无任何改变，而是以政治贷款为手段，达到从经济人手多方面控制中国，最后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附属国的侵略目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策，寺内委派西原龟三为具体执行人，先后6次来华和北京政府要人接洽由日本向中国政治贷款事项。

    西原借款是范围广泛的全面性借款，大致分为六个方面：交通银行借款；铁路借款；电讯借款；矿业森林借款；军事借款；政治借款。而且借款的频率很高，从1916年10月到1918年9月，由西原龟三经手借给北京政府各类贷款共20余起，总数达38645万日元。通过这些贷款，日本在中国取得了政治、军事、经济、财政、交通、电讯等广泛的特权。西原借款取得了过去日本对华军事侵略所没有取得的侵略目的。

    日本政府这时以经济手段为主实施对华侵略政策，但并不是它彻底放弃军事威胁手段。这主要是看军事、经济等各种手段如何使用对日本侵略政策更有利。1918年3月，日本以保护日本侨民和接管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铁路为名，出兵侵占西伯利亚，同时实现控制利用中国军队的阴谋。日本派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到北京恐吓北洋政府，要求缔结中日军事协定，但北京政府摄于各界反对，不敢同意，于是日本政府又派西原龟三第五次来北京支持段祺瑞第三次成立内阁。段祺瑞3月23日组阁，25日即决定双方军事代表商谈具体内容，西原为此给段政府2千万日元电讯贷款作为报酬。

    1918年5月16日，中日双方签定《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日又签定了《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9月6日，中日又签定《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这些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要大力协助日本军队，日本军队要尊重中国主权及风俗习惯；中日军队互相供给武器、军需品及原料，互相交换情报、人员及地图等。

    通过《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项协定，实际上赋予日本军队在中国军事行动的自由。表面上看是对等的，但战区在中国，日本军队可以合法自由地开到中国，向中国政府要求军事供应，这些协定内容还有允许日军开进东三省并通过库伦以及参战军须聘用日本教官的密约，都扩大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和实现控制中国军队的企图。这两个协定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军事安全，因而受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对。经过几年交涉，到1921年1月27日，中日双方军事代表通过谈判最后取消了这两个侵犯中国主权的协定。

    二、巴黎和会上的斗争

    1914年8月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战争。战争历时4年零3个月，参战国家（包括中国）共33个，死伤3千万人，经济损失2700亿美元。战争结束前，俄国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德、奥集团被打败，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因此，帝国主义战胜国为了瓜分战争胜利果实，重新划分各自在世界的势力范围，为了反苏、反共和镇压正在开展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由协约国发起召开了巴黎和会。会议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法国巴黎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日、意、中等27个战胜国。各帝国主义大国都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意大利首相奥兰多都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前往参加。会议选举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为大会主席，美国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粤兰多、日本公爵西园寺公望为副主席。和会最高机构由美、英、法、日、意各派两名代表组成，称“十人会议”或“五国会议”。

    中国对德宣战，派出数十万华工前往欧洲、中东做战争支援工作，有数千人死亡，是战胜国之一。北京政府指派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南方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延出席会议。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的《和平宣言》鼓舞下，中国代表团曾对和会寄托极大希望，指望能享受战胜国权利，一举改变80年受屈辱的历史和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并决定将收回山东权益、取消“二十一条”、结束德奥在华政治经济特权、希望废除列强各国在华特权作为参加和会的纲领。

    然而，巴黎和会一开始就未把中国作为平等成员和战胜国看待，还是以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态度对待中国并执行歧视中国的政策。和会原规定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国都将获得5个席位，但却以“中国对协约国方面实际帮助甚少”为由，只给中国两个席位。

    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提出的最主要要求是收回山东权益。1919年1月27日上午，日本代表牧野男爵声明：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种种权利应无条件让与日本，与中国无关，山东问题应在日中两国间以双方所商定之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企图阻止中国代表讨论处理山东德国权益转让问题。下午，牧野又吹嘘日本在大战中有不少牺牲，要求德国无条件让与在中国山东和太平洋赤道以北各岛屿的一切权利，并公布日本与英、法、俄、意关于山东问题的密约。1月28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言，从历史、地理、国防、文化、经济等方面阐述中国对山东不容争辩的主权，强调该地有3600万以上中国人口，为孔盂故乡，中国之文化发祥地，理应归还中国，并指出中日山东协议及换文系由“二十一条”产生，是在日本最后通牒胁迫下签定的，不能视为有效；纵令该约有效，自中国对日宣战后情况业已大变，亦不能执行；从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已告作废，胶州租界条约自然失效；纵令该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该约亦明文规定胶州租借地不能转让等，坚决要求将山东权益直接归还中国。顾维钧的发言为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奠定了基础，使山东问题引起举世关注，也得到不少国家的同情。

    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看到不能压服中国代表团，转而在会外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2月2日，日本公使小幡对北京政府代外长陈篆说：“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折压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陈箓忙作回答：大总统“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勿过于激烈”。

    2月15日，中国代表团复将《关于山东问题说帖》并附各项密约、条约、外交文书19件送交和会，再次强调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并将山东问题和西方列强在华利益联系起来，指出在山东“维持门户开放主义以普益各国”的基本方针，以争取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美国从排斥日本称霸中国的目的出发也不愿日本过分得势，曾提出把德国殖民地交国际托管，而不要直接转让给日本。但日本提出“种族平等”原则，对美国实行挑战和要挟，实意是争夺山东。4月11日，威尔逊否决了“种族平等”提案，日本则到处宣扬要拒绝参加国联。

    4月16日，五国会议再次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被排斥在外，美国代表曾提出德在山东权益先由和会暂时接管，俟山东开辟商埠后，再归还中国。日本代表坚决反对，英、法、意三国因与日本事先订有密约均沉默不语。17日，美国代表又提出改由五大国共管，仍遭日本反对。后由于意大利退出和会，美国为避免和会破裂也转而支持日本。4月22日下午，四人会邀中国代表列席，目的在逼迫中国代表同意列强的安排，中国代表没有被压服。4月30日，美、英、法三国会议最后决定把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全部让给日本。5月1日，三人会代表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将他们背着中国代表团擅作的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通知中国代表团，他们不但不让中国代表参加最后的决定，甚至连山东问题的记录也不准中国代表看。

    在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还提出其他有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的问题，希望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3月8日，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对德、奥要求说帖》，主要内容是：废止中德、中奥间一切条约协定，德、奥在华享有的一切权益归还中国，其中包括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德、奥在华租界及在其他地方之公产全部让与中国，并放弃庚子赔款；德、奥应赔偿中国因战时所受公私之损失；归还义和团时期自中国夺取之天文仪器及美术品等。除山东问题外，其他各项经修正后分别列入《对德和约》和《对奥匈和约》。

    4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废除1915年中日协定说帖》。指出，“二十一条”的签订是日本强加于中国的，“论其性质，应视为一种单方面的条约”，并强调说：“此条约之全部，自直接发生于战争，研究此案，自当和会职权内之事。且和会亦有修订其条文之资格。”要求和会取消1915年中日协定及换文，但均被和会拒绝。

    同时，中国代表团又向和会提交《中国希望条件》，依据威尔逊的《和平宣言》及在战后建立“公道平等新世界”的幻想，提出7项希望：放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等，希望改变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地位，也未有成果。巴黎和会上，以山东问题为代表，中国外交遭到完全失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只得在5月4日向三人会提出正式抗议。

    三、“五四”运动及其影响

    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遭遇始终十分关注。社会舆论更是不断批评帝国主义列强的霸道行径和北京政府的妥协态度。

    随着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完全失败的消息传来，对政治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首先行动起来。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工业专门学校、政法专门学校的学生1000多人涌向北大法科礼堂举行会议。大会决议：“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联合各界一致力争”。并决定：“五月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消息传到另一处北京高校学生秘密集会上，他们立即商定，把第二天的游行队伍拉向曹汝霖的住宅，要惩罚卖国贼。

    5月4日下午，来自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强烈要求惩办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部长，时任交通总长）、陆宗祥（时任驻日公使）。示威群众不畏惧反动军警的阻挠，冲进曹宅，“火烧赵家楼”，痛打了正在那里的章宗祥。北京政府派了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当场逮捕了北大学生许德珩等32人。第二天，北大学生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反抗。各地学生纷纷起而响应，声援北京学生。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在5月11日至26日的《每周评论》上连续三期报道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更发表《山东问题和国民觉悟》一文，更提出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界、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办法，使政府当局“对外不秘密断送国民的生存权利，对内不违法侵害国民的自由权利”。6月9日，陈独秀又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呼吁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提出的学、商、工等联合行动，平民征服政府，正是预示了运动发展的趋向。李大钊亲自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派邓中夏等到上海、长沙等地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周恩来、毛泽东等参加和领导了天津、湖南的反帝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政府惟恐反帝爱国运动影响自身的统治，对学生运动采取镇压行动。6月3日，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又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势孤力薄的学生，已无法形成对北洋军阀的强大压力。学生斗争的直接目标未能实现。在此严峻时刻，中国工人阶级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巨大的能量，给学生以极大的援助，终于使运动出现新的转机。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6月5日，日资上海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喊出“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揭开了罢工的序幕。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码头、沪宁铁路的工人也加入罢工的行列。一周之内，上海参加罢工的纺织、机器、交通、建筑、市政等各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以及店员，总人数达15万以上。和以往各地区分散的工人罢工不同，这次上海工人罢工不仅人多、面广，而且表现出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自觉性，提出“革政府之新，救灭亡之祸”的政治口号，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业、地区、帮口的观念，实行了同盟性联合罢工，甚至提出了统一领导的要求。6月5日，上海的商人也采取支持学生、工人的行动，开始罢市，商店门口高悬起“为国家，今罢市，救学生，除国贼”的标语，从而实现了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帝爱国热潮。至此，“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

    全国各地的工人群起响应。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也进行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天津、南京、济南、汉口、长沙、广州、九江等大中城市及其他一些小城市的工人也都先后集会游行。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侵华行为，天津、山东、武汉等地的商人也进行了罢市、抵制日货等斗争。农民也行动起来了，各省农会组织纷纷致电北京政府，支持学生运动。山东等地农民不买日货，拒卖农副产品给日本。这些运动涉及到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从“六三”以后，形成了工、商、学、农界反帝爱国联合斗争。

    “五四”运动对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产生直接影响。这是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第一次人民发挥重要影响的运动。运动之初，北京政府在一方面镇压学生抗议运动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害怕得罪帝国主义列强，还想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但“六三”之后，在先进的知识分子领导和组织下，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全国各界反帝爱国斗争产生了巨大威力，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官职。但还在指示中国外交代表团相机“处理”，如中国正当要求“保留实难做到不能签字”。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多次反复要求帝国主义倾听中国的意见，但美、英、法、日态度骄横无理，并给中国代表团种种屈辱，在这种情况下，连中国代表都感觉不能同意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在中国人民拒签和约的群众运动的坚决阻止下，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而实现了“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以“六三”为标志，第一次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对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推动着工人阶级的觉醒，促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建立在坚实的阶级基础之上，这一切都在组织上、思想上和干部上孕育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先锋队的正确领导，并最后夺取反帝、反殖斗争的伟大胜利。

    “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政权仍然被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政治代理人把持的情况下，在人民多次奋起抗争都未成功的情况下，英勇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不断探索、总结、积蓄力量，并在“五四”运动中开始以鲜明的主张，有力的行动，针锋相对地反对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政治态度，赢得对外关系中的初次胜利。这是自英国殖民者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沦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80年以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卖国政府的一次巨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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