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原有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学生时代读了蒋光慈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深受启发，1915年不满十五岁在上初中二年级时离开学校，就来到江西中央苏区。他非常喜欢读书，据说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说过胡耀邦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小青年。还当面对他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你算得上我们军队和共产党的一颗耀眼的新星了！”①
1952年，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中央团校作报告时，也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渎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像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他就很熟悉”②。
读《广西通志》至凌晨三点
1932年，胡耀邦出任共青团江西苏区中央宣传部负责人。他在《红色中华》写了很多作品。当时苏区图书稀少，我们现在虽还没有见到有胡耀邦利用图书馆的文字记录，但多见的是他努力读书，而这些书显然来自各处，有私人的，也应该有图书馆的吧。1937年初开始，胡耀邦在延安抗大学习和工作。1938年，又在设在瓦窑堡（绥德）的抗大第一分校任政治部主任。延安抗大和一分校都设有简陋的图书馆，他就找书来读，后来在毛泽东等关切下，延安先后筹建、开办了中山图书馆、鲁迅图书馆（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中央党校图书馆，这就为胡耀邦读书开创了有利条件。他后来说：“在延安时，我见书就想读。”古今中外，马、恩、列、斯、毛、经、史、子、集等。在延安时只要一有时间，什么书都读，几乎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只要搞到一本书，就拼命地读。白天没有时间，就晚上在窑洞里点个煤油灯读。几十年后，每当说起在延安的读书日子，胡耀邦的眼睛总闪烁着兴奋、激动的光：“我文化程度不高，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或向同志们请教，有时对一些古书读不懂，就一遍遍地硬读、硬钻。古人不是说过，‘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吗？”可以想见，他当时为了读书见缝插针，付出了多么大的精力！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呀！
在红军和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里，胡耀邦是如此勤奋好学。解放战争时期，胡耀邦在军队中先后任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在战争凯歌行进时期，每攻下一个城镇，他就从图书馆里找书，找要读的书，收集历史、地理和各种报刊。有个记载，说他在此期间，虽然军务倥偬，仍抓紧学习，行军间，还常在马背上读书，遇到不甚珍贵或多有副本的书，读一页撕一页，到最后书读完了，也撕光了。
在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国家要职日理万机，他仍然坚持用知识来增长自己的见识，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胡耀邦每逢外出，“辞书不离身，老师常作伴”。必带一部大《辞海》，一本大地图和其他需要看的书。他也同毛泽东一样，非常喜欢阅读地方史志，熟悉各地的风土人情、名人轶事、地方掌故。而每到一地，必要向所在图书馆查阅本地地方志。有如1959年春，他在参加上海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前夕，赴苏州调查研究。刚到苏州，当晚就从图书馆借阅了《苏州府志》。1962年11月，他带职下放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来到酃县视察时，即向当地要来《酃县志》八卷，一直看到晚上12时。第二天，对县委书记说：“你们的县志还是同治十二年（1873）修的，间隔时间太长了，太平盛世好修志，我们要把这个缺陷补上去。”他读志书相当仔细、认真。1965年2月，他在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并代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赴汉中地区调查。当天晚上就在当地图书馆借来《汉中府志》阅读。翌日在谈完工作后，与当地干部谈风俗时，说及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到褒城的寒溪，传说寒溪突然涨水，韩信过不了河，才被萧何追上时，问道：“你们汉中人就这个故事写过一首有名的诗，谁记得？”与会者无人回答。他说：“那首诗是：‘若非一夜寒溪涨，焉得汉家四百秋’”。又说：“我也是现炒现卖，昨天晚上从你们《汉中府志》上看到的。”“我考你们的意思是，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你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府的地方志。地方志记载了当地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物产、自然灾害、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不可不看。”③在读了河南《鹿邑县志》后，接见共青团河南鹿邑县委书记说，你是老子的老乡，欢迎你了。当对方还未反应过来时，他又笑着说，我说的老子不是常说的狂妄自大、天下第一那个老子，我说的老子是春秋战国时代出生在你们鹿邑的大思想家，他的辩证法思想很高明，孔夫子还向他求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1958年他到南宁，坐下来就问同行的人，“为什么叫广西”？在座的人谁也答不上来，当晚胡耀邦由图书馆借来《广西通志》一直读至凌晨三点。第二天清晨告诉同行：五岭以南曰广，在东面的叫广东，在西面的叫广西。据载胡耀邦在80年代做总书记期间，全国二千个县，他就到过一千六百多个县，如果每到一处，就向当地图书馆借阅府、县志，那真是一个很大数字。他是充分利用了图书馆。
王稼祥的妻子朱仲丽说：胡耀邦在学习方面非常自觉，很有毅力，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岁月，还是在他担负繁重领导工作的日子里，甚至在“文革”迫害的年代，他总是在坚持学习。1969年胡耀邦和团中央的工作人员一起被遣到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团中央的“五七”干校劳动，当时干校的活很重，但胡耀邦从没说一句苦。晚饭后，当经过一天的艰苦劳动后疲惫不堪的同志们为防蚊虫叮咬，穿上高筒胶鞋，打扇聊天摆龙门阵的时候，胡耀邦早将劳累、辛苦抛在身后。他独自一个钻进蚊帐，借着马灯昏黄的光，挥汗如雨地攻读，几乎每天都要读到凌晨一二点钟。当新的一轮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他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繁重的劳动中去，曾目睹他夜读的农场工人感慨系之：胡耀邦如此勤奋读书，真是令人敬佩！
一有空闲就跑图书馆
胡耀邦自己酷爱读书，还激励他人读书，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干部大会发表讲话时就指示说：“我希望每一个共青团干部都要完成阅读两亿字的任务。”如果每天读一万字，阅读两亿字便需要五十年的时间。1962年，他在湘潭对当地干部说：“多读点书，我主张读3000万字，”“对自己要订个规划，每天起码看二万字的书。”他自己要求很严格，就在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一有空闲就跑图书馆、资料室。他知道图书馆积累、收藏着大量的人类文明、进步资料。有时忙得不能脱身，就委托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到图书馆、资料室借书、查找资料。胡耀邦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持之以恒读书伴生，阅读涉猎广泛。50年代初期，他任川北行署主任期间，是机关图书室借阅图书最多的一个读者。在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仍勤于读书。当时很难从市场买到的“二十四史”，因为要读，就托人上中国青年出版社图书馆借来一套开明书店影印版“二十五史”，置在身边，随时抽空阅读；其它的书，只要认为是值得阅读的，都要买来或借来阅读。据有关记载他从团中央图书馆先后借阅，就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诸子集成》、《昭明文选》、“四书”、“五经”和《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科技读物。其中各类人物传记也是他极喜欢读的。他几乎读遍了团中央图书馆所有馆藏和世界各国名人的传记。读书又交友，以至许多大作家也成了他的至交，如郭沫若、冰心、另外还有青年作家刘绍棠、白桦和英籍华人韩素音。
胡耀邦看问题的深远，知识运用得那样熟练，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勇于实践的结果。他的主要消费是买书，他有自己的藏书室，但不够，还向图书馆借书。有一次有人问他怎么知道那么多，连世界上有多少树种，有多少狗都能讲得出来。他饶有风趣地说：我是个“杂家”，“三教九流”都爱好。又问怎么连数字都记得那么清楚，不要稿子就可以脱口而出？他说，没有什么奥妙，就是我看了以后就讲给别人听，讲得多了，在脑子反复多了，就记住了。
他也很喜欢读古文，能背诵不少好的范文，像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就会背诵如流。有年他在河南南阳参观武侯祠，看到署名岳飞手书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他说《出师表》是一篇好文章，自己很早以前读过，至今可能还会背下来。接着，他扭过身子一口气背下前后《出师表》，并问有错漏否，陪同者都说一字不差。胡耀邦全部通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其中至少读过两遍《马恩全集》，仅第二遍记的笔记就有二十四本。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发行后，他将选集与从图书馆借来的过去解放区（如晋察冀解放区）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选集中的相同文章作对照阅读，并将四卷本的文字修改到老版本上，从比较中获得新的认知。
要秘书去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出典
1954年，胡耀邦在听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讲到要把黄、淮治理好所引用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就要秘书去查此话出典，秘书到北京图书馆查到了答案是《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他听了后，有点惊诧地说：“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年了。他引的古逸诗产生的年代当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古老，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历史年代了！”又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④
他经常用自己读书体会用之于日常谈话。有次正在家里读书的胡耀邦突然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过来，大家说说，‘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这句话所包含的道理？”平时他读书时也常对工作人员提一些问题，启发大家思考，共同探讨。这次提的是《淮南子》的一句话，这可是大家没有遇到过的呀。见大家默不作声，胡耀邦先把这句话的意思解释了一遍，“为什么说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呢”？“治大，治国不能采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烧多大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方法。治国就是要想办法解决国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条件不够就要努力创造必要的条件。如财力不充裕，就可以考虑发公债、借债或者其他办法，不能采用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的消极方针”。“我认为这一句话可以借用来发挥我国经济建设中应该注意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为了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仅仅依靠现有条件是不够的，而要经过仔细研究，确定可以达到的发展目标，然后借助于一切可用的手段，想方法创造条件去实现。这是一个极有启示意义的博览群书、升华理论，指导社会实践的例子”。
1963年春，时为湖南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有天，来到家乡浏阳，听到老艺人们正集中在县里开会，并且了解到他们或是由于历次运动被审查，或是由于生活清苦而情绪低落，于是径直去同这些老艺人见面。刚见时，他就背诵了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此处李龟年是国家级乐师，杜甫又正巧与他在潭州（湖南长沙）相遇，有他乡遇知己之感。因而当他刚背诵完，大家立即鼓掌，气氛顿时轻松而又亲切。胡耀邦将这首《唐诗三百首》等书常见的诗恰如其分地引用，正说明他对书的熟悉，善于应用于实践。挂一见百，这种例子是很多的。
①《党史博览》2004年第3期。
②④《炎黄春秋》2004年第3期第29、31页。
③《回忆耀邦》1999年，转引《北京地方志》2002年第4期第28页。
（上海市黄浦区图书馆韩筱芳）
胡乔木：藏书十万卷，遗泽在家乡
被人们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的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长达26年。他在晚年，除主持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四卷外，还先后主持了《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陈云文选》、《任弼时选集》、《张闻天文集》、《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集、《遵义会议文件选编》等一大批党史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丰富了国内外图书馆的馆藏。
学生时代即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
胡乔木是江苏盐城县鞍湖镇张本村人，1912年出生。他出生不久，父亲胡启东被推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去北京赴任。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背诵唐诗，用毛笔写简单的字。六岁那年，父亲因拒绝段祺瑞的贿选，愤然离京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途中绕道回家探望，觉得胡乔木很聪明，便送他去设在张本村上的鞍湖小学就读。在小学读书时，胡乔木穿的是哥哥胡达新穿旧的衣服，同学中的纨绔子弟见他常穿一身黑粗布褂裤，笑他是“土包子”，他毫不介意。他读书很用功，不但在课堂上认真读老师教的书，回家把父亲的藏书找来读；还经常在晚饭后，一人坐在家神柜旁点着柜上小油灯，看书到深夜，夏天有蚊虫叮，就躲在帐子里看书。
胡乔木读了六年小学，高小毕业那年，父亲已告别官场，回家续修《盐城县志》。他送胡乔木去扬州报考省立第八中学，以良好成绩被录取，编入乙班读初中一年级，此时他只有十二岁。省立八中的图书馆有很多藏书，为了方便学生阅读，在每个教室里都设有图书柜，一次放进百余本书，供学生自由取阅，过一段时间更换一次。胡乔木自告奋勇管理图书柜，及时把看过的书送还图书馆，再把更换的书取回来。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课余时间读了很多书，如鲁迅、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的作品和外国文学译著。一次，他读了郭沫若的剧本《三个叛逆的女性》，与几个要好的同学作了一番热烈的讨论。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扬州中学当时并没有指引我们革命的道路，也没有教导我们许多革命的道理，但是扬州中学给了我们“正直向上，乐于求知”的教育，给了我们宽松的读书环境，图书馆为我们提供大量藏书，这使我至今非常感激。
1930年夏天，胡乔木高中毕业，考入北平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时系主任是吴有训，新生入学，吴有训总要找新生谈话。他对胡乔木说：“上物理课，要做许多实验，很费时间。”胡乔木据实回答：“希望能有时间，自己多读点书。”吴有训给他出主意，说：“文科的读书时间多，何不转到文科去？”就这样，胡乔木转到文科，本想进入国文系，可国文系新生名额已满，历史系尚余有名额，于是胡乔木进入历史系就读。从此，他一面听老师上课，一面到图书馆借阅藏书。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是翁文灏，思想还算开明，图书馆内也有介绍马列主义、宣传革命的进步书刊，胡乔木在这里读了许多书，思想进步很快，不久即由同学曾迪先（白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胡乔木入团后，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成立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胡乔木还和同学吴组缃等一起，在清华园办起工友子弟夜校，动员清华大学的工友参加学习。1931年8月，胡乔木离开清华园，到共青团北平市委任宣传部部长，寄住在一个同乡家里，辗转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旁听老师讲课，同时钻进图书馆阅览群书。一年后，胡乔木进入浙江大学外文系就读，仍坚持到图书馆借阅图书。用胡乔木的话来说，他学生时代即与图书馆结下了难解之缘。
烽火征程离不开图书馆
1940年2月14日，延安地区最大的图书馆延安中山图书馆的理事会上，胡乔木被增补为理事，同时任常务理事主任，但因公务繁忙，没有到任。同年7月7日，即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中山图书馆正式开馆，藏书约5000册，报纸杂志100种。胡乔木是图书馆的座上客。他稍有空闲，就上那儿去借书。
1941年2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找胡乔木谈话，说：毛主席点的将，调他去给毛主席当秘书。他来到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从这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胡乔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才二十九岁，而毛泽东已经是四十八岁。胡乔木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协助毛泽东选编、校勘中共六大以来的党内文献。当时延安的几家公共图书馆提供了图书，而主要乃靠中共中央秘书处资料室，资料室兼有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功能。胡乔木的夫人谷羽，是资料室的资料员。毛泽东主编的中共六大以来的文献，原是为召开中共七大准备的，后来成为整风学习文件，最初排印的只是单篇活页，胡乔木校勘得很认真，不仅改正了错别字，连原先误印的地方都校了出来，他觉得有把握的，就改正了，还有疑问的，他就批注在旁边，让毛泽东斟酌，这使毛泽东很满意。这年的八九月间，毛泽东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将这批单篇活页文件，汇集成册，定名为《六大以来》。
《六大以来》发下去，大家通过学习，分清了党内两条路线，许多同志又要求将中共六大以前的党内文献也能编印出来，以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1942年3月，毛泽东又主持选编《六大以前》。为了纪念广大党员同干部的整风学习，毛泽东于1943年7月，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书和1941年12月以后的党内文件，选出131篇，以《两条路线》为书名，分上、下两册，印2000套，分发范围更广。胡乔木协助毛泽东选编《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在这段时间，胡乔木几乎是在资料室度过的，资料室收藏的党内文件和图书报刊，为他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1941年9月26日，毛泽东组织在延安的中央委员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中共20年历史，胡乔木协助毛泽东摘编《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当时的延安，图书很缺乏，胡乔木虽已担任了成立未久的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但仍难以满足，他跑遍了中央党校、抗大、鲁艺、陕北公学等学校图书室，才顺利地完成了摘编任务。
此后，胡乔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起草党内文件、领导人讲话和为《解放日报》写言论，有时需要引用前人的话和典故，同样离不开去资料室（图书室）借书翻书。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的先头部队逼近延安，毛泽东电召在陇东搞土改的胡乔木回来，跟着转战陕北，这时，中共中央图书馆的藏书，用肩挑、马驮，将先期转移。胡乔木从中借得必备藏书随身携带。在途中经常翻阅。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安排胡乔木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仍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
整个50年代，胡乔木除了完成毛泽东交给的，诸如参加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高饶反党联盟报告、批判赫鲁晓夫的文章等许多重要文文稿外，耗去他很大精力的仍是参加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陈伯达负责选稿，胡乔木负责语法修辞方面的修改和标点符号的校正，田家英负责注释。胡乔木晚年，除了继续为党中央起草，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稿，主要精力仍放在整理出版中共党史文献上，一大批党史文献都是在胡乔木主持下出版的。胡乔木还倡导和主持出版了一大批重要图书，主文有：
胡乔木根据姜椿芳的建议，亲自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主任，这是一部代表国家水平的工具书。
胡乔木倡议编辑出版一套《当代中国》丛书，如实地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
胡乔木指示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全国有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一套《祖国丛书》，现已出版了100多种。胡乔木还支持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我的中国心》丛书，为丛书写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序言。
胡乔木支持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许多国内外有影响的社科、文艺著作。不少知名作家的著作，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吴寿彭翻译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周作人三种未出版的译书（日本《浮世理发馆》、《枕之草纸》和希腊《卢奇奴对话集》）等等，都是在胡乔木的关心和支持下，才得以问世的。大量高质量图书的出版问世，丰富了图书馆的库藏。
盐城“胡乔木藏书室”
胡乔木一生爱读书，积聚藏书多达十几万册。为了使藏书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80年代末，胡乔木主动捐献出张本村故居独门独院三间瓦房，将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万余册藏书，委托盐城驻京办事处送去，办了一个“六一图书馆”，并亲笔题写馆名，赠给他的学校张本小学（原名鞍湖小学）。
胡乔木病逝后，夫人谷羽遵照他的遗嘱，将家藏的极大部分藏书，除了其中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部分，上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以外，其余的十几万册图书，全部捐赠给了盐城市图书馆。1997年，盐城市图书馆开设有由胡绳题匾的“胡乔木藏书室”，向公众开放，每年都有一万余人前来借阅。
胡乔木藏书纪念室内的藏书，大体是属于三个时期的：
一是胡乔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这些书有自购的，有同学赠予的，有赠送者签名或盖章，也有是向同学借阅后因故未能归还的。这部分书籍数量不多，如1922年共学社出版的罗素丛书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陈与漪译。
二是胡乔木在战争年代看过的书。有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以及国统区、沦陷区出版的，也有外国出版的。这部分也不多。有一本“苏联外国文出版局印行”，“1948年·莫斯科”出版的《斯大林传略》，胡乔木用钢笔在上面写了多处眉批，一些重要句子还划横线。这书乃是友人从国外带给他的。
三是建国后胡乔木收藏的书刊。这部分最多，其中：有全国各地出版社赠送胡乔木的书，部分书上还盖有该出版社赠阅章；有胡乔木自己购买的；还有解放前出版的书刊，解放后影印的。
在胡乔木全部藏书中，有关党史文献书稿均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当代中国研究所收藏，胡乔木阅后批注过的书，大部分都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因为“胡乔木传记”写作组就设在当代中国研究所。
胡乔木藏书上都钤有图章，大部分是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收到书后，加盖一个菱形的“胡乔木藏书”章，用号码机编上号码即存档；一部分是胡乔木收藏的，盖有两种图章，有的盖胡乔木署名章，有的盖“乔木藏书”章。
（江苏省盐城市文联曹晋杰）
链接胡乔木休息的一大方式是同时交叉地看五六本内容完全不同的书。
余思1．胡乔木有哪些主要著作？
2．《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是怎样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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