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更值得关注的另一个收获是，在对话形态的解诗学运作过程中，批评家与诗人的意识中，似乎都产生了一种比起具体解读一篇诗更为重要的美学要求：在“一次创造”和“二次创造”之间，如何建立起一种沟通诗歌生产与消费的公共关系的美学渠道，如何激活他们之间这样一种审美创造的迫切感：批评家—读者—诗人三者之间经验差异的“对接”和对作品预留传达窗口的自省。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两次“创造”之间，各自通过承担和完成自己的努力，怎样最大可能地消减、缩短或淡化诗人的审美创造与批评家（或读者）的审美接受之间横亘的距离。

    这种迫切感的产生与表述，在诗人与批评家意识深处所形成的愿望和理念，是现代解诗学宝贵的心理积累。李健吾在对先锋诗人新诗创作的探索中，已经深切感到，在他们新奇的语言背后，蕴涵着一种独特的经验、感觉与想象。他是这样描述卞之琳及其诗友们所创造的诗的世界的：“你几乎不得不相信诗人已经钻进语言，把握它那永久的部分。对于他和他的伴侣，特别是何其芳和李广田先生，言语无所谓俗雅，文字无所谓新旧，凡一切经过他们的想象，弹起深湛的共鸣，引起他们灵魂颤动的，全是他们所伫候的谐和。他们要把文字和言语揉成一片，扩展他们想象的园地，根据独有的特殊感觉，解释各自现时的生命。他们追求文字本身的瑰丽，而又不是文字本身所有的境界。他们属于传统，却又那样新奇，全然超出你平素的修养，你不禁把他们逐出正统的文学。”因而，就必然出现了对话的障碍和以一种经验接近另一种新的经验时对于理解和同情的呼唤：“拿一个人的经验裁判另一个人的经验，然而缺乏应有的同情，我们晓得怎样容易陷于执误。”

    理解的困难或缝隙，可能就产生在这里了：如何穿透语言的外衣，进入诗人独特经验的领地。“一本书象征一个人最高的精神作用，一首诗是这最高活动将逝未逝的精英。了解一个人虽说不容易，剖析一首诗才叫‘难于上青天’。”一个作者的创作从经验到表现，几乎是一个坎坷的“天国历程”。而“一个读者，所有经验限于对象（一部书，一首诗）的提示，本身和作者已然不同，想象能否帮他打进读书的经验，即使打进去，能否契合无间，正如一句伤心的俗话：‘天晓得！’一个读者和一个作者，甚至属于同一环境，同一时代，同一种族，也会因为一点头痛，一片树叶，一粒石子，走上失之交臂的岔道。一个作者，从千头万绪的经验，调理成功他表现的形体；一个读者，步骤正好相反，打散有形的字句，踱入一个海阔天空的境界，开始他摸索的经验。这中间，由于一点点心身的违和，一星星介词的忽略，读者就会失掉全盘的线索。”李健吾这些带有自我辩护性质的述说，包含了一个批评家（或读者）在误读某些精英创作后，所产生的对于“二次创造”与“一次创造”之间经验差距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揭示了超越这种经验距离或隔膜的心理冲动。作为自己也是一位诗人，一位先锋诗人的朋友，一位相当自信于自己“灵魂的冒险”的批评家来说，这种心理冲动甚至比他清醒的成分更大一些。没有微观文本对话形态的解诗，只是宏观的理论批评，这种清醒和冲动是不可能产生的。摆脱居高临下的裁判批评话语，“经验对接”的渴望才能成为批评者与作者双方审美心理的共同需求。

    李健吾在进一步的辩护中说，“时间”这个不作美的天公，是一切“误会的根苗”。他举《湖上》这首如画也如话的白描小诗为例，说这首诗当得起一个明白清楚，但是，如今即令作者自己来下注解，他能保险一丝不漏，“重新获有那天‘夜游’的经验吗？”李健吾说，这是因为，即使是明白清楚，所谓表现，也“只是比较的，层次的”。“同样一个经验，有的诗人体会的更为深刻些，有的更为辽阔些，有的简直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他最后的止境。”明白清楚是作者追求的一个目标，是作品本身的一个要求，是读者意内的一个希望，却不是作者达到目标的一个征记。“至于读者的希望，在创作的过程中，很少放在作者的心上。”这是造成经验与理解差异的第一个因素。一个读者，因为时间造成的年龄心境的差异，对于一部作品的理解都不能始终如一，怎么会同另一个读者“合好无间”呢？这是造成经验与理解距离的第二个因素。

    这第二个方面的障碍，可以靠批评家和读者“用尽了心力”，去获得“一切加上一切的无从说起的经验——诗的经验”的重生。但是，第一个方面隔膜的克服，则应是对话解诗过程里，诗人心理所应该产生的反思和自省。种种刺激的直接结果，是诗人卞之琳自己出来辩驳批评家对自己作品的某些“误读”，揭示自己创作的真实意旨和传达方法的隐秘。更重要的，诗人由此而更坚定地产生了一种与读者沟通的意识，即在自己“独到之处”甚强的创作中，怎样给读者留下接近诗的内涵的窗口。他在读了李健吾的评论《鱼目集》的文章之后，感受到批评家、读者与自己诗的隔膜，这样表述说：

    “独到之处”，并非标新立异，在文字上故弄玄空，或者把字句弄得支离灭裂，叫人摸不着头脑，假若您自己感觉不具体，思路不清，不能操纵文字，不能达意，那没有话说，要不然，不管您含蓄如何艰深，如何复杂的意思，一点窗子，或一点线索总应当给人家，如果您并非不愿意他理解或意会或正确的反应。

    卞之琳在这里提出了现代诗在艺术传达方面的一个尺度：你尽可以进行“独到”的探索，可以表现得含蓄艰深，可以在传达文字与意象创造上运用新颖的技巧，可以通过经济的组织和结构传达“复杂的意思”，但是必须在自己的最经济或复杂的组织中，给读者留下“一点窗子”，或“一点线索”。这里不仅有一种先锋性艺术家的良知和责任，还有对于先锋性的现代诗艺术本身的“自我限制”的深刻理解：读者通过“窗子”或“线索”，进入诗本身，可以成为一个再创造过程。这个过程，乃是自己创造过程的合理的延伸与继续。因为这种阅读接受过程中的再创造，带给诗歌作品和作者自己的，不是枯萎单调的剥蕉所剩的“蕉心”，而是读者在再创造中获得的一只只美丽的“蝴蝶”。

    §§第四章 朱自清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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