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流[1]

    初识周作民

    我原在香港一家报馆工作。日本人占领香港后，在香港待不下去了，我就辗转返回内地。刚回到上海，旧日认识的朋友就介绍我去中国经济研究会任职，这个研究会有很大部分依赖金城银行的资助，研究会的理事长由周作民担任，上海工商界如吴震修、李升伯等人也在研究会任理事。

    我最初担任研究部的研究员。我曾写过一些有关经济方面的文章，周作民认识我，是他提升我为研究部主任。这样，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

    我平时去研究会上班，除了各自写文章或搞调查外，同办公室的经常在一起聊天，谈论的话题很多，比较激进的谢寿天、吴承禧等人也常与我们一起畅谈。周作民有时也来参加。

    上海当时是在日军的统治下，而苏北一带是新四军的解放区，我听说那里正在进行土地改革。有一次在聊天中，我说：“在敌伪时期办中国经济研究会，要真正研究中国的经济与出路，我们应该派人去苏北了解当地的‘土改’情况，这也是关系到中国前途的大事。”周作民正好在边上，立刻说：“好呀，我们应该去了解、研究。”

    这情况被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张执一同志知道了，他托人转告我说，“你们去与周作民谈谈，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派几个人去苏北看看”。周作民表示同意。

    当谢寿天、张执一正准备安排吴尘西去苏北时，上海地下党突遭日军破坏，地下党的几位同志被捕入狱，苏北派来的交通员亦被捕。

    苏北方面派人来找我。徐雪寒受饶漱石之托到上海来到我家，他说：“饶漱石让我来上海找一位陈彬伍（《中报》社长），请他出面去宪兵队营救被捕的同志。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他肯帮忙，我们不会忘记朋友的。”

    我连夜给陈彬伍挂电话，约他出来见面。我在香港就认识他，与之很熟悉。他到我家后，我很坦白将共产党的要求告诉他，我说：“你愿意不愿意？如不愿意我不勉强你，这件事是我们请你帮忙。”

    “我很乐意去做。”

    第二天，他到宪兵队了解情况，随后就给了消息，他说，被抓去的几个人中，有个别受不了拷打刑罚，已经招供了，不但供出了他们的党组织，还供出他们这次来上海的目的是接周作民派的人到苏北。

    陈彬伍与我商量，“如果告诉日本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恐怕日本人也不会相信。我只能先设法将他们保释，再去安排他们的生活。”

    这件事将周作民想派人去苏北考察的秘密暴露了，我与党内同志商量后，将事件的前后经过告诉了周作民。

    没想到，周作民听完后并不慌张。他说：“我知道了，没有关系。日本人会来找我，但我会告诉他们，我组织经济研究会，就是为了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这么大的问题如不研究（指苏北经济）那不太好，不仅我要研究，还要劝日本人也研究。”

    果然，周作民平安无事，被捕的人也陆续放出来了。日本宪兵队了解我的一些情况，天天来找麻烦。

    “你跟共产党什么关系？”

    “我与共产党毫无关系！”

    每次来盘问总这么几句。宪兵队有位小队长叫甲斐，常到我家，每次来总买包糖给我女儿，一而再之问我“到底是共产党？国民党？”我都否认了。

    可能他相信我了，觉得我还是一位比较正派的人，便说要与我交个朋友，自此再没有为难我。

    我与周作民联系较密切，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资助《群众》周刊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力量一天天在壮大，周作民也看到这一点，他对蒋氏父子不满，蒋手下人认为周作民是大汉奸，尤其是抗战期间待在上海，与日本人有来往，不少特务趁机找他的麻烦、敲竹杠……

    周作民开始找关系，想与共产党方面联系。有一次，他问我：“你与那边有什么关系吗？”我知道他指的是与共产党的关系，“上海没有，香港还认识一些人。”他嘱咐我：“你到香港去跑一趟，顺便看看老朋友，看看他们与你的关系怎么样。”

    我立刻启程到香港，在香港见到了章汉夫、潘汉年、许涤新，找到了林默涵，我与党内的朋友谈话是很随便的，我直言相告：“这次是周作民叫我来找诸位，想与你们交个朋友。”

    林默涵当时在香港主编《群众》周刊，有人认为周作民现在来与共产党联系，是投机的，林默涵却诙谐地对我说：“投革命的机总比投反革命的机强吧！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想找周作民帮忙。”

    在香港办杂志是很不容易的，《群众》周刊经费十分困难，林默涵想请周作民支援一些，这对于周作民来说是很容易办的。我回上海后将这情况转告周作民，他一口答应，只是不愿意由他出面公开捐钱。他与我商量，可否将钱交我转手。

    我对钱的来往，一向是很小心慎重的。作为中间人，一手进一手出，其间账目扯不清楚。于是，我向周作民提议说：“你可用假名捐钱，如以印刷费等名义，这样在《群众》周刊上就可将假名刊出。”周作民同意了，他觉得这办法不错，钱捐了又可以马上知道周刊收到否。记得由我经手捐了二三次款，后来周作民亲自将钱交给章汉夫，我就不再经手此事了。

    这件事在解放后“三反”“五反”中被人“揭发”出来，说周作民有一笔外汇账交给我，现在下落不明，认为我有贪污嫌疑。我说：“我经手的这几笔账都是清楚的，你们可以去查证。”此事过去后，上级派人说：“你没事了，经核实数字都对。”

    正是因为捐钱给《群众》周刊的关系，周作民认识了潘汉年，他们曾经见过面。解放后潘汉年当了上海市副市长，1950年周作民回到上海后，潘汉年在原宋子良家中办了一席酒，宴请周作民，经介绍我始知他们曾在香港见过面。

    劝说周作民回上海

    1949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党内的同志我认识的也逐渐多了。有人对我说：要继续争取周作民，希望他能稳下来，解放后留在上海。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张执一当时对我说，我们要争取周作民，要稳定上海工商界，不要让国民党破坏上海。

    我听从张执一的意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做工作。我对周作民说：“一定要保护好金城银行，如果一旦出现蒋介石逼你离去的局面，能否组织个行务委员会，请一些经理或职工参加。”

    经周同意，我便在职工中组织、推动职工成立行务委员会。我受周作民的委托，成了资方代理人。周作民离开上海到香港，到了解放前夕，徐国懋也离开了，就剩下我们几位资方代表维持局面。沪行副经理殷纪常也准备离去，他在沪行待了几十年，银行的头寸、放款都是由他负责，我劝他不要离开上海，“共产党比国民党讲道理得多。”这样殷纪常便留下来了。

    上海解放第二天，我们就收到周作民从香港拍来的电报：“庆祝解放、安心工作”。电报是拍给总处与上海行全体同人。

    第三天，许涤新忽然来找我，“现在有条船去香港，你准备一下去香港吧！”我大惑不解问：“去干什么呢？”他说：“你再去联络这些上海帮。让他们帮我们买些棉纱进来。”

    我到香港后立刻去见周作民。他很高兴，详细询问了上海解放后的情况以及金城银行员工的情况，当他听说上海缺乏棉纱，无法开工时他说：“可惜金城银行外汇没有了，但即使没有外汇，我也要帮助想办法。”

    随后，他找了中南银行黄金书、合众贸易行的王靳成，又找了王宽减等人，由于资金缺乏，没有做成这笔棉纱生意。周作民当时很遗憾地对我说：“虽然金城银行没有外汇，但再困难，我也要投10万元进去。”

    在香港工作的乔冠华同志也知道这件事。棉纱生意没有做成，周作民有些内疚，我对周作民说：“不要紧，上海现在局势稳定了，周先生从大局考虑应该回内地去。”

    周回答说：“我一定回去！”

    周作民同意回内地，拖了将近一年时间，一方面他身体不好；另一方面香港有人拉他的后腿。他让徐国懋先回上海，徐回来后担任总经理，我担任秘书处处长。

    1950年7月，周仍未回来，我又动身到香港。这次是徐国懋、殷纪常委托我，我到香港实际上是坐催周作民，周作民终于动身了。他乘船到天津，我则先到天津码头迎接他，周作民下船后说：“我唯一的要求是到北京先见见周总理。”

    我立刻将周的要求转告乔冠华，乔说总理一定会见他的。到北京第三天，周总理就接见了他。

    周作民回上海后，参加了公私合营，随后被邀为第二届政协特邀代表。有一次在政协大会上，陈叔通特意带周作民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与他握手说：“你是北四行的人。”周作民曾对我说过，与毛主席仅仅见见面，没有深谈，而周总理却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总理很照顾他。

    周作民回上海后，我还帮他办了几件事。第一，我到香港将周作民私人所有的古董运回内地，后来在故宫博物馆还举办过周作民珍藏之文物展。第二，周作民有些私人财产，约值300万港币，大都是买了美国公司的股票。他想将这笔钱拿回来，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方面冻结了有关资产。周作民给我留下三张签有其名字的空白信纸，我用第一张信纸写了封信给美国银行，信中说我手中有多少股票，请他们帮忙查一下现在的股份是多少，并开一张明细表给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美国银行寄来账目明细表时，周作民已经去世了。我与他儿子计算后，认为差不多，便用第二张信纸又写信告之，请银行委托人将所有股票出售，将这笔钱汇到香港。美国银行都一一照办。我收到钱后，大约280万～290万港元，又将钱汇回上海。

    就这样，周作民回内地后，古董也回来了，钱也回来了，也算了却了他的一桩心事。

    周作民是很有魄力的人

    周作民对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有贡献的，如天津的永利，金城银行拿了不少钱支持。侯德榜、范旭东借钱九次，仍未试制成功，范旭东找周作民，周又拿出10万元，最后试验成功。

    金城银行附属工业很多，解放后，我负责清理的有100多个单位，在西北开发石油，在河北种植棉花，在淮南办煤矿，还有保险公司、轮船公司、纱厂、水泥厂，投资民生公司，在国外投资太平洋轮船公司等。

    我与周作民曾有一段谈话。

    “你作为银行家，为什么对工业感兴趣？办这么多企业是什么意思？”

    周作民回答说：“如果光开银行，只顾赚钱，能否赚钱尚不敢说。而办工矿业，这是关系国计民生，我在日本念书时，就有这样的想法。”

    周作民是很有魄力的人，善办大事，他与各方面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国民党政学系中他与吴鼎昌私交最厚，张群、张嘉璈、钱新之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有人想抓他，全靠这几位国民党元老在蒋介石面前呈情才保了他。他与日本人的关系也很深，我后来在金城银行当经理，有几位日本人来找周作民，我言周已去世，日本人深表惋惜。

    周作民是一位很能干的事业家。金城银行最初的资本大部分是来自北洋军阀，故有书称“北洋军阀搜刮的民脂民膏”。我觉得这个结论有商榷的地方，周作民筹措资金固然靠这些军阀，问题是筹集了资金做什么事，从历史的角度看，他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不靠这些资金，不与政学系及各种政治集团来往，金城银行是绝不可能存在的。

    （陈海滨 整理）

    注释

    [1]陈伯流：曾任金城银行总管理处秘书处处长、金城银行上海行经理、香港分行经理及中国银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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