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民是金城银行的创办人。从1917年金城银行创立之日起到1949年止，他连续担任了金城银行32年的总经理，并且还兼任了十多年的董事长。在这30多年中，金城银行经历了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及敌伪三个时期的统治。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他都能左右逢源，不断开展和扩大金城银行的业务。为什么他在不同环境中能像“不倒翁”一样呢？一言以蔽之，他有一套应付手法，能运用各种社会关系，找不同的靠山。例如在北洋军阀时期，安福系当权时，他就凭借金城几个安福系的大股东如倪嗣冲、王郅隆等，并竭力拉拢徐树铮。因此金城在这个时期营业迅速扩展，存款由开业时期的404万元增加到1198万元。安福系失败后，周作民又拉上了交通系的头子梁士诒，并推他为金城的代理总董。从安福系失败到北洋军阀政府垮台这一时期，金城银行所吸收的存款有大幅度的增长，从1198万元增加到3496万元，纯益累计达到1065万元。
1928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周作民很快地在庐山会见了蒋介石，还上了所谓“改革金融”的条陈，搭上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抗战前夕，金城的存款达到15900万元的最高峰，比1917年增加38.3倍。
在抗战期间，他和大汉奸周佛海往来密切，尽管山河破碎，国难深重，而金城业务还是居积日增。同时，在“大后方”，金城也成立了总管理处，凭借张群、吴鼎昌、钱新之的关系，扩占了业务地盘。金城银行此时遵循着周作民的指示，把业务重点放在外汇套购和物资囤积方面，因而获得了巨额利润。到1945年抗战胜利，金城的实力较前大大增强，只要以一小部分囤购的物资和套购的外汇就可偿付全部存款。
在抗战八年里，金城和其他银行一样，都大发国难财。过去不少有亏损的银行，在这一时期，利用“法币”不断恶性膨胀，投机倒把，都变亏为盈。但好景不长，胜利后，美帝国主义的物资在市场上大量倾销，民族工商业濒于破产，金城也和其他银行一样，不但收益远远不敷支出，而且过去的积累还逐渐消蚀下去。
周作民的后半生，由于金城金融资本的不断壮大，他在社会上的活动地位也随之而显著提高。现就我和他十多年的接触，并根据他的口述和他1945年、1946年两年日记里所提到的几件事，加以阐述，提供一些史料。
一、金城银行重点投资的两个企业
1.周作民资助范旭东创办永利公司的经过
范旭东是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创办人。在他创业初期，得到周作民的不少帮助。
范旭东由日本学成归国后，先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在抵制外国进口的精盐挽回国家权利方面，博得社会上的好评。接着在1917年他又创办永利制碱公司。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大规模的碱厂。在他制碱成功以后，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千方百计地想要收买，收买不成，就企图扼杀这个中国的新兴企业，使卜内门的制碱垄断中国市场，但是没有得逞。总之，范旭东筹办碱厂，确实是克服了种种困难而获得最后成功的。除技术方面得力于他的老友侯德榜外，资金方面则得力于周作民的支持。1921年后，永利直接和金城开户，订立透支10万元的合同，透支数额逐年增加，1924—1925年增加到15万元，1925年超过6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尤其对一个基础尚未巩固的企业来说，金城给予这样大的透支，确实冒着极大的风险。
为什么金城对永利肯做这样大数的放款呢？这完全是周作民个人的主张。当时天津金城银行里的同人对这笔放款很有意见，但是周作民坚决贯彻他的主张，面嘱津行照做，责任由他承担。
永利制碱成功后，范旭东又筹办硫酸铔厂。建厂需要资金大约500万元，他又请周大力协助，周作民对范一向敬佩，答应金城大量入股，同时，并愿意对上海方面的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作强有力的介绍。范旭东到了上海，和张嘉璈、陈光甫商谈，他们都表示愿意支持。永利制碱公司股本原为200万元。1934年3月改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股本为550万元，其中金城、上海和中南三家银行承购了200万元。
周作民为什么肯冒这样大的风险协助范旭东呢？据我所知，他们同在日本肄业时，感情很好。回国后，两人的事业同在北方，而且企业都日趋发达，相互关系因而更加密切。周作民认为范旭东具有勇往直前的创业精神，对他所举办的事业具有信心，因此愿意在资金方面予以大量支援。周作民自永利成立日起，即被选为该公司董事长，直到他1955年去世为止。同样，范旭东也一贯支持周作民，当了多年的金城监察人，直到他1945年病逝。
有一次我问过周作民关于范旭东的为人怎样？他说：“范旭东这个人脾气耿直，平时绝少迁就，对人从不敷衍，自信力很强，事业心很重，也守信用。”周作民每逢谈到永利在困难处境时，他如何排除阻力予以支持，总是津津乐道，认为自己“有眼光，有气魄”。他的日记中记载他于1946年年底在重庆会见蒋介石时，曾特别提到他和永利公司的关系，要蒋介石“继续维护”，可见他也以永利的成功而自重。
周作民曾对我说过：“我深切知道范旭东做事扎扎实实，为人坚守信用，在他的周围又有一班工程技术人才，他的事业不会不成功的。”他又说：“久大刚刚有些基础，旭东接着要办制碱厂，永利制碱厂刚有点苗头，他又来和我商谈筹备硫酸铔厂的事，一件事比一件事需要更多的资金。我们金城在永利的投资从业务观点来看，很不划算，分的红利很少，可是永利事业的成功，对于金城来说，也大有好处，替我们做了很好的宣传。”等等。周作民一贯是喜欢耍手段的，但是他每逢和范旭东打交道却不如此。范的主观很强，他的事业是从不让别人插手的。周作民虽然担任了一辈子永利的董事长，但对永利的事却从不过问，范也不让他过问。另外，不论永利遭到什么程度的困难，范总是自己担负起来，直到范在重庆病逝后，关于公司的事，永利的负责人才经常和周作民商量，向他请示。在周作民的日记里，有几段提到和永利负责人谈话的事，如：“1946年3月4日，鸿畴、致本、倜夫诸君来谈永利借款事，余意为该公司筹措美金50万元，完成第一年预定计划，诸君固极赞成，其条件及手续容缓商之。”“3月6日鸿畴、筱秋来商永利发行公司债事，殊不易。”他感叹地说：“1946年3月20日，永利公司在余家举行董事会，余第一次与会主席也。”
范旭东在抗战期中，曾策划胜利后扩展永利硫酸铔厂的生产。因此，他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接洽成功一笔1600万美元的借款，但美国方面提出条件，须由中国银行担保。各项条件都已谈妥，回国后，他曾向宋子文提出请中国银行担保，但宋拒绝了他的要求。宋认为所有中国方面向美国的借款，应由他包揽，而范旭东没经他的手竟能成功，非常嫉视。因此，范旭东愤恨成疾，于1945年10月4日在重庆抑郁致死。
范旭东逝世的时候，周作民还在上海，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悲痛。1945年11月1日范旭东的生前友好准备在上海为他举行追悼会，公推周作民主持仪式，周因环境关系，不便出头露面，特地清李侗大转告永利同人，说明苦衷。1945年12月初他到重庆，还特地到范旭东柩前行礼，不禁痛哭。他在1945午12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约侯德榜、范鸿畴、李烛尘、孙学悟、余啸秋五君午飧，听取水利公司一切报告，……欣羡之余，不胜惭愧。此后关于水利事业之进展，自当尽力助之，其目前计划：（1）塘沾卸甲甸二厂复工出货；（2）完成五通桥深井工程及其计划；（3）完成株洲各厂计划（包括酸碱焦电等厂）；（4）青岛碱厂。以上各厂机器材料可于此次美国借款1600万美元内处理。唯在中国境内需用款项约法币30亿元，可谓巨矣，如何筹措，此系问题。”
周作民在1946年1月底由重庆乘车到成都，特地路过自流井、五通桥，侯德榜、傅冰之领他参观了碱厂、电厂及设计图案各室，他感到规模宏大，具有生气，对范旭东、侯德榜深表钦佩。
2.周作民与卢作孚的关系
卢作孚是民生实业公司的创办人，从公司创立之日起一直任总经理。创立初期，规模很小，船只少，资金短。随着交通运输的需要，他不断扩大公司业务，一方面添购新船，一方面吞并其他中小型轮船公司。他比同业中人在业务管理方面眼光较远，曾排除了不少旧的习惯势力，使用了较新的经营方法，如坚持轮船按时起航，不许强索小账等等，博得旅客的好感。同时，他手腕灵活，能很好地应付川江一带的军阀，所以民生的船只可以顺利驶航。在几年里，民生不仅在川江一带渐露头角，而且逐步排挤掉太古和怡和的竞争，把航线延长到汉口上海一带。在抗战开始时，上海工厂内迁，很大一部分就是由民生的船运输的。
在川江一带的业务已有基础，卢还想把业务推向省外，这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添购较大的船只，为此计划发行100万元的公司债。他首先向四川省内银行联系，但是认购者寥寥。随后卢去汉口找他的同乡、金城银行汉行经理王毅灵，请他帮忙，王就写了一封恳切的介绍信给周作民，请卢到上海和周面谈。
卢到上海和周晤谈后，周立即表示愿意支持卢的要求。原因之一，是由于王毅灵深得周的信任，凡是王所介绍的人，周总比较相信，王所认为可以投资的项目，周也比较放心。周对卢说，关于民生公司债的发行，金城愿为协助，就是全数认购问题也不大，不过民生主要的业务在四川，总公司设在重庆，最好再和川帮银行协商，川帮能认购多少，就认购多少，其余不足之数，金城负责凑成100万元。卢得着这个保证，对周很感激，认为周有气魄。这件事加深了周、卢间和金城、民生间的经济关系，带来了以后金城和民生在许多方面的合作。卢回返四川，宣扬了他和周作民谈判的结果，心情极为兴奋，而后再向几家川帮银行提出他的要求，美丰、聚兴诚、川康、和成等银行都愿意协助，共认购公司债60万元，金城根据前议独家认购了其余的40万元。由于金城认购独多，加上原来投资，它在民生的股本中就成为最大的一户。几占民生全部股本的1/6。
约在1935年底，王毅灵调任天津金城银行经理，汉行经理由戴自牧升任。抗战后戴又兼任金城重庆管辖行的经理。在这期间，金城和民生的联系更加密切，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抗战开始后，民生担负了川江航运的主要工作，有不少船只用柴油作燃料，当时柴油是进口货，后方不生产，如果民生不大量存贮柴油，必定影响航运业务。但是要存贮大量的柴油，需要一笔相当大的头寸，卢就向金城汉行借了三四十万元，抢购了一批柴油。因此，抗战初期，虽然柴油供应紧张，但是民生的船只却能在长江上游及川江一带继续航行。
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重庆不仅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在经济方面也骤居要冲。因而民生和金城的业务都有大幅度的拓展，两家的往来关系进一步密切。
在抗战快结束时，卢作孚向加拿大的银行谈妥了一笔1500万元加币的借款，借款规定民生须自筹15%，约合美金200万元，并须由中国政府担保。卢原意在抗战胜利后，利用在加拿大造的一批富丽豪华的船只航行沪渝直达航线，借此吸引国外旅客来华旅游，欣赏长江三峡的奇景，赚取大量外汇。为此他特地到加拿大办理借款造船手续。在他出国期间，请戴自牧以常务董事的名义代理民生公司总经理，这说明了不仅民生和金城两家关系密切，而卢、戴两人也拉得很近。
关于民生自筹的200万美元外汇，卢作孚原来准备向国民党政府申请官价结汇，同时还要求给予担保。申请提出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很想借此插手民生公司，一面表示同意民生的要求；另一面即提出政府参加投资的主张。如四大家族插手进去，当然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势必影响卢作孚的地位。卢随即表示：加拿大银行所以愿意提供这笔借款，主要是因为民生是私营企业，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就改变了公司的私营性质，恐加拿大银行借款将重行考虑。后经张群提出一个折中办法，即民生申请官价结汇的200万美元由它自筹，向市场上套购，政府仅给予借款担保，说是为了照顾到国际的关系，政府也就不必投资了。这个提案获得通过，帮了卢的大忙，也暂时挡住了四大家族对民生的侵入。
民生自筹的外汇从哪里来呢？卢作孚于是又和戴自牧商量，由金城承借。金城在抗战几年中，在后方赚了不少钱，积累了200多万美元外汇。戴随即表示愿借给民生美金100万元，双方签订了合约。关于这笔美金借款，戴自牧事先未向周作民请示，事后才向周谈起。周听后勉强同意，而嘱戴把渝行其余的100多万美元，尽数提归总行支配。
关于民生公司的重要事项，卢作孚也经常向张群、张嘉璈等请教。有一天，周作民应张群之约与卢作孚、张嘉璈等谈民生公司的事，卢认定工会“操纵”工友，与公司为难，大发牢骚，颇有如不适当解决宁可停止营业之意。当时在座的人对此极表同情。他们也经常对国事交换意见。有一次，何廉、卢作孚来周作民处，畅谈国事，大家都抱悲观。周在日记中感叹地说：“三人者爱护国家之忱绝不后人，乃有此种心理，诚非国家之福。”他们最后的结论仍是“尽力而为之”。
卢作孚于1946年11月当选为金城董事，1948年8月改为常务董事。卢本人在金城不持有股票，他名下的股票是周作民过户给他的。周请他为金城董事是因为卢在社会上有声望，在政治上有些地位，而且金城与民生在许多事业上都有合作关系，例如在重庆的渝鑫钢铁厂，在上海的中华造船厂及太平洋轮船公司，等等，双方都有合作关系。卢作孚对金城的事也很关心，全国快要解放的时候，卢作孚去香港，解放后不久动身回来，当时周作民嘱我先回上海，并叫我遇事多向卢常董请示。那时，凡我请卢协助的事，他无不热情办到。在争取周作民回到大陆的过程中，他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我在1949年10月由香港回来后，不断地向周函告大陆情况，特别是党对工商业者的英明政策，以及金城的业务人事等问题，说明利害，争取他早日回来。大约在1950年的夏天，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已着手准备回来，不过他放心不下香港金城的头寸。当时金城港行的存款为数不到1000万元港币，而呆账竟有几十万港币，周转时有困难，他曾向香港中国银行经理郑铁如商谈透支100万元港币，如果成功，他对港行就可以放心了。郑回答说，透支这样大的数目，须经北京总行同意。于是他电嘱我去北京向人民银行总行联系。我到北京后，先找卢作孚，告诉他周决心回来以及对港行的顾虑。第二天，卢对我说，他和人民银行总行南汉宸行长虽见过面，但够不上谈这件事，他已经和黄炎培谈过，由黄同南通了电话，南行长约定第三天上午9时在人行总行和卢作孚及我见面。我们见到南时，向他说明了情况。南行长对我们说，人民政府考虑问题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而不是单纯从经济上考虑，周作民愿意返回大陆，应该表示欢迎，他有困难，当考虑协助解决。他随即问我，香港金城需要多少透支呢？我回答说，有100万元港币的透支也就够了。南行长毫不犹豫地表示，他即电告香港中国银行拨给香港金城500万元港币，作为定期一年的存款。我把和南行长谈话经过电告周作民，他真是喜出望外，深感共产党办事气魄之大。在这件事上，卢作孚确实对金城帮了大忙。
二、抗战期间周作民在沦陷区的活动
1.周作民和汉奸周佛海的往来
敌伪时期，和周作民往来最密的汉奸是周佛海。根据周作民日记的记载，仅1945年6月一个月内，他们就面谈十二三次。周佛海的母亲做寿，周作民到他家祝贺，并详谈时事。日记上说周佛海当时“心神俱瘁”，他“力劝其一心向上，重为国家努力，必有明朗之日”。7月13日周佛海请周作民到他家谈话，到时日人川本、小笠原已先在，于是共同“协商要事”。8月3日晚，周作民与徐采丞公宴川本，邀颜惠吠、李思浩、徐寄顾等作陪。徐采丞在日本投降前夕，非常活跃，他是杜月笙的门客和在上海的代理人，当时重庆和上海的往返电报，不少由徐采丞经手。8月9日周佛海得到苏联参战的消息，随即电话通知周作民，周在当天的日记里说：“是则局势又须急变，为国家前途着想，意怦怦动，但如何是好，殊无把握耳。”8月11日周佛海又电邀周作民到他家谈话，日记里说：“至则川本已先在，晤商地方问题。据称部队方面决定协同维持，至大问题之命令，则尚未到。”8月12日徐采丞电话通知周作民说，他获得重庆方面的电报，谓局势急转，请周佛海尽力维持治安，并托他（指徐自己）相助。
徐采丞在上海一向和日本人紧密勾结，又和军统特务联系。徐利用周作民的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住宅设一秘密电台与重庆通电，特嘱陆鸿勋到周家安装。对于在他家私设电台，周作民初不愿意，但又怕得罪徐采丞，发生误会，也就不坚持了。8月16日，陆鸿勋告诉周作民说：蒋介石今有命令致冈村，令其赴芷江何应钦处投降，并有禁令数条，措词颇客气。此电已交徐采丞转致，而徐采丞嘱其暂密。冈村复蒋介石的电报也是托徐经过这个电台发出的。此时周作民看到这些重要电报在他家拍发，颇为兴奋，在日记中写道：“此乃历史上之事件，两电均在余宅收发，亦幸事也，另以文记之。”
据周作民的日记记载，8月14日周作民清晨起来，就接到周佛海的电话，要他即刻到他家晤谈。会面后，周佛海说，中央令他维持地方治安等。周作民认为周佛海“一年来为地方斡旋，得有今日，甚善。”第二天，8月15日，周佛海又把他收到顾祝同和戴笠的两封电报给周作民看，顾的电报系托陈公博、周佛海、任援道转致冈村宁次的，大致关于接收手续等项。戴的电报系呈转蒋介石，任彼（指周佛海）为行动队总队长。周佛海说他当晚即赴南京，周作民说：“中央信任如此，应将维持地方治安事宜妥为部署，勿使稍有疏忽。”周佛海极以为然。同天下午5时，徐采丞在通园举行茶会，也邀周作民参加，意在与川本等人“话别”。
8月19日周佛海又约周作民往见，说治安当可无虞。周作民再一次告诉他说，你的唯一责任在维持境内治安，万一疏虞，贻患匪浅，于个人亦极不利，周佛海极表赞成。此外，周作民还请周佛海注意金融情况，因为重庆官方一再托其协助周佛海维持上海的金融。
关于办理维持上海地方治安，川本和周佛海之间当时曾有过一些争议，周作民注意到此种情况，从中加以斡旋。8月22日周去访问周佛海，指出他在接收问题上与川本有意见，这对治安之维持颇有关系，应当设法疏解，周佛海颇表赞同。第二天，周作民访问川本，川本说他对周佛海有些误会，因为在日军投降未经正式签字以前，“形式上不能容许中国方面的活动”，经周作民详加解释，川本“似也了然”。周作民把访问川本的经过面告周佛海，彼此心稍安定，因为周佛海当时感到没有实力，不足以“维持”云云。
8月27日周佛海对周作民说：“南京诸君（即指陈公博等）已于前晚飞日”。两人相与叹息，认为这是“最下策”。
9月10日，周佛海对周作民说，他在前一晚会晤戴笠，谈得很久，也很“欢洽”。戴对他这次“维持地方治安”颇为满意。关于中储券的整理，重庆尚未确定办法，戴希望周作民在这个问题上代拟一个办法，呈报重庆核定。周作民听了表示同意，回金城银行后，嘱咐他的秘书陈伯流根据他的意见起草了关于整理中储券的办法，第二日晚请杜月笙、周佛海在他家吃饭，亲自将整理中储券的方案交杜月笙转致戴笠。关于伪中储券的整理，重庆来的“新贵”有过讨论，并邀请周作民参加。他在9月12日的日记里说：“月笙昨托约同骏人（颜惠庆）、赞侯（李思浩）至其宅，与汤司令（恩伯）及雨农（戴笠）晤谈。届时前往者尚有王晓籁、徐寄庼、杨啸天（虎）、郭顺、奚玉书、何世桢诸君，而地址临时改在朱文熊宅，不知何故。席次，汤君略言处理日军及日侨方法，菜未数上，钱慕尹（大钧）市长邀寄庼、晓籁退席往他处议事，牵余同行，势难谢却。至钱新之宅，心雅（浦新雅）、吴绍澍诸君已先在，随即入会议室会商初拟中储券流通办法，余于此事不甚明了，只好随声附和，不能有所主张，11时半始归。”
上文提到“新贵”宴会的地方临时改在朱文熊家。朱文熊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张嘉璈的妹夫。朱妻张嘉蕊在政治上很活跃，和何应钦、戴笠都很熟悉。在敌伪时期，她经常往来于上海重庆之间做生意，发了国难财。朱文熊“大以妻贵”，也在特务汉奸之间活跃起来，做穿针引线的工作。戴笠初来上海时，经常利用朱文熊家会客和宴会，一切都由这位“能干”的朱太太代为筹划安排。周作民想问戴笠拉关系，请他吃饭，也是通过朱妻联系。周于9月14日晚假朱宅宴请戴笠，并邀周佛海、任援道、杜月笙作陪。朱文熊、张嘉蕊夫妇为什么肯为周作民卖力呢？这也有段经过。他们虽然知道周作民和张嘉璈关系密切，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朱文熊办了一个南洋企业公司，周作民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除有投资关系外，周还经常在经济上给予支援。周作民曾对我说，他这个董事长是张嘉璈的替身，张因为政治生活变化无常，随时可以上台，也随时可以下台，如在上台的时候不做好下台的准备，一旦下台，那就束手无策。周还说起，“搞政治的人，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比如吴鼎昌、卢作孚就很聪明，如果不干政治，吴仍可退为盐业银行总经理，卢仍可退为民生公司总经理。”他担任南洋企业公司董事长，就是替张留的退步，张下台后，随时可接充这个董事长。
上面这些资料，大多来自周作民的日记。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周作民与周佛海两人往来之频繁，关系之深切。
2.周作民和日本人的往来
周作民早期留学日本，研究经济，对日本垄断财团的组织经营方式具有深刻的印象。他来往的日本人是比较多的，对日本问题平时注意研究。抗战前，他担任过中日贸易协会副会长（会长是吴鼎昌），该会的工作一向由周主持。他和吴鼎昌率领代表团访问过日本。太平洋战事发生后，他在香港被日本人拘留约三个多月，日方派飞机把他送回上海，同机被送回沪的有李思浩、林康侯、唐寿民等，可见日方是深有用意的。回上海后，他和日本人有些什么活动，由于这段时期我不在上海，不很清楚。但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和日本人往来频繁，特别是在日本投降前夕，接触很多。
1945年6月4日，“田川来访，告余曰，渠北京住宅被炸毁，所有书物化为乌有，石井菊次郎被炸死。以其个人意见，胜利无望，徒供牺牲，如在皇室安全之下，及时乞和，似无不可。”
6月5日，“访川本少将，晤谈良久，渠转述冈村大将对于撤兵的意见，希余转达当局，允加考虑。”
6月14日，“五时，川本少将来谈，就前次转达冈村意见，又有更正，究不知其何故也。据告该军将自西南北撤，撤至宁汉待机。询之俄在东北有无军事行动，若谓俄有增兵增械情形。”
6月24日，“田川率其子来访，谓战事不久当可结束，询其故，则曰力竭。余问军人意态如何？则答以不可知矣。”
7月5日，“川本来询冈村晤谈后之消息，告以简略电述，尚无复示。询其与阪田君之关系，果有裂痕，似徐采丞之误解多由于此，余当注意及之。”
8月3日，“晚与采丞公宴川本、小笠原诸君，邀骏人、赞侯、寄庼作陪，九时半散。”
8月4日，“答访田川不值，以《乐善堂集》赠之。”
8月10日，“川本来访，力劝其转告冈村处此环境，应以最大决心处理时事，不可再存姑息侥幸之想，听否未可必也。”
“川本来电略谓伦敦、纽约及莫斯科广播，日本托由瑞士、瑞典通告联盟国，接受无条件降服之通告，但关于皇室之尊严须加以保持，至此间军方尚未得正式命令。”
8月16日，“木村来告日方积欠中储款项官欠1.7亿元，银行欠9亿元，均按黄金每两1040万元比率如数偿还。又转告高岛诸君意见，振兴各系公司极愿圆满交代，唯日侨众多，生活发生问题，极冀吾辈向当局善为说项，态度甚安详，情词不免惨然。余谓从前种种均已清结，此后自当力照友谊处理，俟接收大员到沪，当将来意告之。”
8月20日，“木村来谈在沪日人推举高岛、河村、木村、船津、西川五人主持经济金融事务，大使馆已不能执行职务也。又将日本对于接收时之希望事项交余，声明系个人友谊的，决非正式的。余观其中所希望者亦多片面之词，殊不易办。”
8月22日，“高岛、木村来访，对于接收问题有所希望，允择要转陈当局，效果固未敢必耳。”
9月14日，“高岛来约同往访小仑，除寒暄外，对余数年来周旋两国间颇费苦心，极表感谢。”
从周作民的日记里很明显地看出，他与日本人的接触很多，往来频繁，方面颇广，有的是日本现役军人，也有的是日本文职人员，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治安等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及。冈村希望他将撤兵的意见转达重庆当局，高岛请他代向当局商量有关日侨的生活问题，木村又将日本方面对于接收时之希望事项请他转陈当局。究竟他的这些活动是代表他个人呢？还是他负着一定的使命？我虽然和他相处多年，也从不了然，成了一个谜。在他死后，我才从他的日记里对这个谜有所了解。他在敌伪时期，不论和汉奸来往也罢，和日本人士往来也罢，绝不是个人交际，主要是担负着蒋介石交付的使命的。
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可以说明我的看法。1938年当我任汉口金城银行副经理时，有一天早上，中统的副局长大特务徐恩曾忽然来行，问我戴自牧在不在行，说他要和自牧见面。徐和我原来很熟，都是仁社（即在美国所组织的中国学生的一种兄弟会）会员。我说：“自牧还未来行，大约十点多钟来。”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同我谈也是一样。自牧平时和哪些人来往，我说：“他来往的朋友，我大概知道。”他接着问我他和日本人有无往来，我说：“大概没有，他虽然是日本留学生，但和日本人来往很少。”徐恩曾于是直截了当地说：“昨天我们在邮政局检查到寄给戴自牧的一封可疑的信，拆开一看，知道是个日本人从上海寄给他的，信里面说，他在上海做的工作差不多了，不日东行。这个日人是什么样的人，所谈的是一件什么事，等自牧回来，你问问他，便中请他来我处一谈。”戴回行后，我把徐恩曾来谈的经过告诉他。他向我说：“这有啥子关系呢？如果他要问我关于这个日本人的事，请他去问张群就明白了。张群叫老总（指周作民）和这个日本人联系，遇事要他写信给我，由我转达。我不过是个传话人而已。”戴就去见了徐恩曾，后来就无下文了。此外，约在1944年我在重庆时，有一天张群由成都来了，住在吴铁城家里，他打电话要我去看他。我到吴家时，看到张群和吴铁城在一起，吴向我说：“我们得到情报，你们老总（指周作民）在上海很活跃，最近又和一从北京来的日本人（名字我已忘记）在上海见面了。”张群在旁听了，一言不发，我想他心中有数，周作民和日本人的活动，张群是知道的，是由他指使的。
胜利后不久，蒋介石派他的亲信李叔明（叶琢堂的女婿）来上海，嘱他到达后先找周作民，并要周介绍他去见日本人高岛有所商谈。商谈的内容如何，在周的日记里没有记载，不过他写了下面一段话：“高岛踪迹，余亦不知，因其（指李叔明）衔命而来，自当设法觅之，当即邀涤生略告其意，嗣得复，明午后两时（即1945年10月4日）可相晤谈。”我想：如果周作民在上海和日本人的活动不负着使命，蒋介石为什么叫李叔明在上海和高岛见面，首先要找周介绍呢？
1946年1月12日，通过张群、吴鼎昌的关系，周作民终于在重庆会见了蒋介石。他在日记里描绘了他和蒋介石见面的情况：“10时三刻同赴国府文官处与达诠（吴鼎昌）晤谈，至11时25分，达兄邀余同车赴主席官邸，稍坐，即延入客厅，主席以笑容相接，余鞠躬致敬毕，主席执余手问好。坐定，余谓数年来在沦陷区内仅将比较重要事件托张岳军（张群）转陈，未能随同为国家有显著之贡献，抱歉万分，且为掩护工作计，不免有些沾染之处，诸承包涵成全，尤为感激。主席谓：‘汝之作为甚好，余悉知道，但部下人员不知我的意思，更不知我们的关系，发生误会，实在对你不起。’余又谓：‘在沦陷期内，人民爱护国家、拥戴领袖的情绪，异常激烈，略举事实以证明之，如敌人经济政策的失败等等。此次来渝，一，向主席致敬；二，整理全行行务及有关事业。余行系民国六年余与达兄（吴鼎昌）等发起，迄今二十有八年，抗战前两年即将渝蓉两行成立。’主席询余曰：‘昆明有行否？’曰：‘有，后方计有分支行二十五处。在抗战期中，有关事业如酒精厂、铁工厂、面粉厂等，计有十数单位，就中永利公司系范旭东君所主办，余自始至今，承乏董事长，所有经济多相助理，现拟前往视察，该公司有于四年内完成十厂之计划，仍请主席继续维护。’主席谓：‘永利已有基础。’主席又谓：‘上海情形如何？’余曰：‘物价较最高时跌至十分之九，秩序自奉“杀无赦”电谕后，渐次良好。’主席又谓：‘上海民众度阴历年之习惯仍旧否？’余曰：‘然。’又谓：‘君是否回上海过年？’余曰：‘不定，如主席有使命，当可留此。’主席谓：‘北方开发公司意令照旧办理，即其主要职员亦可留用，君可赴沪与彼商量。该公司主持者是高桥？’余曰：‘从前系津岛，现在何人不明。主席既有照旧办理之意见，可否待回沪后稍事摒挡，即赴北平详加调查，具备意见来渝复命。’主席谓：‘甚好。’达兄谓此事应与翁先生（翁文灏）接洽，余曰行政系统，当然。……余谓：‘现在交通不便，如赴沪市，须请达兄帮助。’主席面嘱达兄即请助之。余又谓：‘俟自成都归沪以前，再来请示。’主席谓：‘上海经济金融事，希望君多多帮忙，如有意见，随时尽量告我。’余谓：‘当然遵命。’主席复与达兄略谈公事，遂辞出，时已12时30分，计谈话三刻钟。与达兄同至岳兄（张群）寓所，所内与主席住宅相通，稍待岳兄归，余将谒见主席及谈话详细告之，复与达兄同车归馆。”
从周蒋这番谈话中所涉及的一些事实，不难肯定周在沦陷区的政治性活动是受到蒋介石指派的。蒋对周这许多活动表示满意，由于周和敌伪的联系而引起外间对他的攻击，蒋还表示道歉。这证明，蒋在抗战期间曾多方面和日本人进行投降勾当，周作民不过是他的一个方面。
那么，是不是周在沦陷区的活动，完全是奉命而行的呢？我看也不尽然。他的活动很多也是为了他自己。抗日战争开始，他看到日本军力强大，对抗战没有信心。他曾对我说过：“抗战能否持久，能否必胜，我们无能为力，这是国家大事，我们不能因为抗战而把我们金城的事业先搞垮了。我们如果保存实力，壮大力量，在任何政局下都能生存。”这就证明他只希望在任何情形下，他的金城银行都能存在下去，留在沦陷区只是为了保全他的企业。在抗战前期，如果他愿意到后方去，他是可以去的，但他不愿意。回忆1937年，沪宁客车已经停驶，他曾特地乘专车到南京。当他要折回上海时，火车已不通，不得已改乘轮船到武汉，再飞香港，绕道返沪。他可留在武汉，或跟随国民党政府去重庆，但是他不愿意。他说：“金城在北方有王毅灵、杨济成主持，以他俩的能力应付华北局面，问题不大。但是上海金城账面最大，环境最复杂，吴蕴斋应付不了。何况金城还有庞大的投资事业，不能没有我照料。”他回上海后，由于和日本人及汉奸的联系，金城和其他有关企业的确没有遇到风险。
三、抗战胜利后周作民在上海的处境
敌伪时期，周作民在上海和周佛海的频繁往来及与日本人的不断交往，社会上议论很多。他在汪伪时期虽没有公开露面或担任过什么要职，却在幕后很活跃。有人说，汪伪要拉他出来主持“商统会”，他婉辞谢绝，推荐唐寿民担任。事实经过是否如此，我不清楚。事隔多年后，我就这件事问过周作民和唐寿民。周说他从来没推荐过唐寿民，是他自己在政治上不甘寂寞跳出来的。而唐曾对我表示过，他出任此职，是上了周作民的当，周不干，要他来干，他是代人受过。胜利后，唐因汉奸案被逮捕坐牢，周逍遥法外，对唐不加营救，又不给予经济上的支援，唐对周牢骚很多。总之，由于敌伪时期周在上海的频繁活动，胜利后受到各方面的攻击，处境很尴尬。我可以举几件事来说明。
1.胜利后，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在沪拒绝和他见面
在日本投降前夕，重庆政府电知周作民，着其协助维持上海金融，他与重庆不断有电报往返。重庆要员到上海，周总是想和他们见面，但时常受到他们的拒绝，他感慨很深。
杜月笙是在1945年9月初到上海的，他到上海后就邀周作民在钱大钧家里会商金融事项，在座的陈行，是当时财政金融的接收大员。陈向他们说，重庆当局对于金融方面有几项措施，即对于中储券的兑换只限于小额券，对于商业银行要清理后方能复业，他认为按照这样的措施执行起来，颇有困难，已陈清财政部从长计议，尚未得复云云。陈行对周的态度很傲慢，不但不请周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反而给予不理睬的态度。尤其难堪的是，当时财政部部长俞鸿钧来上海，周千方百计地想和他见面，竟受到陈行的阻挠，未能实现，因而更为懊丧。可是等到周于12月间去了重庆，蒋介石优礼相待并见面会谈，张群、吴铁成设宴招待，而且邀俞作陪。俞对周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为这件事，周作民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描写：“1946年1月21晚，应岳军（张群）、铁城约，遇君劢（张君劢）、敬之（何应钦）、伯聪（魏道明）、达铨、鸿钧在座，略闻政协会议近况。饭后岳兄（张群）约同车至禹九（张嘉铸）处畅谈，余对于本行之志愿约略告之，极表赞同。”“1月22日晚应俞鸿钧部长约，余为主客。回忆3月前之沪市，不啻霄壤，人间社会果如是耶！”
2.胜利后周在上海受孙科的敲诈勒索
1945年9月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周作民对我说，他听说国民党有些派别对他肆行攻击，尤其是二陈和孙科，要我留心打听。还说，孙科想利用立法院的某些委员诬蔑他是汉奸，从而夺取金城银行。当时我听了并未十分注意。不料到了翌年6月12日，我正在沪行办公，忽然有人来说，立法院有两人要见我，一个叫杨庆簪，一个叫蓝业广。他们手持立法院院长孙科的介绍信，这封信是孙科具名写给周作民的，因而当时周不在行，由我代见，我当场把信拆看，才知道孙科的确来向周敲诈了。这封信的原文如下：“作民总经理吾兄台鉴：敝眷顷需头寸运用，数额约2亿元，拟向贵行抵押透支，一切手续即着杨庆簪、蓝业广两君洽办，至希赐予玉成，无任感荷。此候台安！孙科。1946年6月6日。”
我看完了信，回答他们说：“周总经理现在不在行，等他回来时，我把信交给他，请你们过几天再来，或者请你们留下电话，我再以电话相约。”他们说过几天再来听候回音。他们走后不久，周作民来行，我把孙信递给，他看了皱起眉头说：“这是一件麻烦事，我知道孙哲生是要来这一手的。我听说早几天立法院某些委员正在打我的主意，说我在敌伪时期有些不干不净的地方，借此攻击我，攻击金城银行。这封信说得好听些是一笔借款，实际上是向我敲一笔竹杠。”他踌躇了半天，又说：“唉！不应酬他吧，会要出事，这些人什么坏事都会做得出来，应酬他吧，2亿元不是一个小数目。让我考虑考虑，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吧。”
当时法币2亿元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约合1000两黄金。孙科信中所提到的“敝眷”指的是曾经名噪一时的交际花蓝妮。为什么蓝妮要孙科向周作民敲这笔竹杠呢？她原来是财政次长李调生的儿媳，离婚后当交际花结交权贵，随即做了孙科的情妇，据说还和孙科生了一个女儿，面貌很像孙科。她想利用孙科这块招牌向周作民敲一笔大竹杠，供她挥霍，孙科竟称她为“敝眷”。接信五天之后，周亲自拜访孙科，除寒暄外，彼此有意不提这事。蓝妮在旁忍耐不住，竟当面提到借款问题，周答以现正交给同事洽办中。过了两天，杨庆簪、蓝业广二人又来找我，其势汹汹，摆出非借不可的姿态。由于周作民已有暗示，我也只得同意这笔所谓借款。随后蓝妮亲自来找我，对我说了一套恭维的话，表示感激。她拿几幢在白赛仲路（现名复兴西路）的房屋地契及所有权状作为抵押品，随后并把押品交来，办理借款手续。事成后，她为了拉拢我和殷纪常（沪行副经理），还请我们到她家吃了一顿丰盛的酒席。这笔借款的期限一转再转，过了一两年，由于法币恶性膨胀，二万万元的数字实际已值不了几个钱，结果我们干脆把押品退回去了，金城银行白白地遭受了损失。
3.为了吴蕴斋汉奸案周作民十分狼狈
1952年周作民曾亲笔写过一段叙述：“胜利后，国民党某部分人对于我行蓄意掠夺，施用各种手段无所不至。我曾被拘二次，一次被拘二小时后释放，一次逃避。王毅灵（天津行经理）被捕三次，均获逃避，杨济成（北京行经理）被拘一日释放。”此外，他又谈到“前总处协理兼沪行经理吴蕴斋，于1945年10月由军统诱捕监禁，1946年4月移送高检署，7月底起诉，患病移居监狱医院，10月判决徒刑二年六个月，1947年2月取保外出就医，又患神经病，八月改判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
吴蕴斋任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前后20年。在敌伪期间，他还兼任《新闻报》总经理、区的联保长，由于案情严重，势必要遭逮捕。杜月笙到上海后嘱周作民劝告吴说，与其待法院逮捕，不若自行具状自首，反可减轻处分。1945年10月5日他与朱博泉、李祖莱一起投案。从这天起，周作民便千方百计向各方面运动，企图为他开脱。在上海，周作民面托不少权贵代吴说情，请了许多名律师为吴辩护，还贿赂了有关部门，指望对吴案从轻发落。他请卢作孚找过戴笠，面恳保释。还托钱新之（兼《新闻报》董事长）写信给程沧波（当时的“监察使”兼《新闻报》社长），请汪有龄为吴作申辩书，又请冷御秋在见到蒋介石时为吴说项。他又拜访陈蔼士（陈果夫、陈立夫的叔叔），请他保释。在当时最高法院方面，他对院长夏勤也作了不少工作，除送给他一笔厚礼外，又把他的儿子夏道泰安插在上海金城银行工作，专为吴案奔走，充当周和他父亲间的桥梁。在周7月15日的日记上，关于夏勤的事有这段记载：“据道泰面称，乃翁改于18日飞京，询余有无事，可感。”9月19日，“道泰奉告经手事。”9月30日，“道泰报告晤谈经过。”周作民为了此事还资助夏道泰赴美留学，我知道的便有美金五千元。
周作民于1945年12月初到重庆后，又面托钱新之分别访问宋子文、戴笠代吴说项，他还面恳张群协助，并要求吴鼎昌代为设法。
周作民为了吴蕴斋还重礼聘请了不少名律师出庭代吴辩护或作幕后活动。他请过律师徐士浩，并请他推荐几位名律师参加辩护。
为了吴案，周花了一笔骇人听闻的运动费，法院处理吴案的法官和上下有关系有影响的人们得到大量贿赂。1952年周作民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曾交代说：“当吴君在初审未判以前，我闻各方传说，如不行贿，必判徒刑五年以上，于是我约钱新之、王毅灵、徐国懋等会商应否营救……授权于我主持办理，需用款项由沪行暗账项下拨付”。“此案经过20余月，遭遇敲诈恐吓及各种手段，笔难罄书，前后共计用去包括法币、美金及金条大部分由沪行支取，约美金22万元，黄金160余条。金条一小部分系由国外取来，约40余条，又由新裕纱厂取来约40余条（系金行应分得的），每次支取款项均由我主持。”
所谓“授权”，我记得当时是有一次“过场”：有一天（日期忘记了），周作民在他家邀约了金城几位董事和高级负责人开会，并提出他为吴案所花的钱，要在金城的董事会上获得承认。他说完之后，钱新之（当时任金城董事长）接着说：“现在金城银行是商业银行中数一数二的，中外驰名，信用卓著，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渡过难关，务使金城和周作民的个人安全不受到牵连。”最后肯定，他完全同意周的意见，建议授权周采取适当措施给吴营救，花钱多少由行报销。到会的人一致表示同意。
周作民为吴案到处奔走，花了这样巨额的费用究竟获得什么效果呢？吴蕴斋虽然没有得到免刑，但至少从原判的二年六个月徒刑改判为一年三个月，而且还缓刑二年，这不能不说是“钱能通神”，同时也说明国民党司法机构的贪污卑鄙。法院作出判决后不到四个月，吴就以“患了神经病”为理由，保外就医，移住广慈医院最高级的病房。不久出院，移居香港，约在1955年病逝。
4.抗战胜利后周作民在上海的两次风险
胜利后，周作民在上海和戴笠会过几次面。邵毓麟（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主任）来上海时，特地来看周作民，对周说，他在重庆听到某机关曾将周的名字列入通缉名单，呈请蒋批准时，才将他的名字圈去。做过财政部次长的李调生有一次电告周作民说，宋子文已到上海，他们已会面，也谈到周的事，请他放心。何廉到上海和周作民接触更多，告诉周说，张群为了他的事曾谒见蒋介石。周感叹地说：“盖友如此，感何可言。”周作民一度以为可以平安无事，不料在他去重庆之前，还是出了两件小岔子。根据周作民的日记，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1945年10月18日中午，军统派来两名特务，口称奉戴先生命令，传周问话。周欲致电杜月笙，亦不见许，其态度与逮捕无异。遂即拥周乘彼等自开之汽车至海格路某机关，拘留约一小时余，邓葆光先生即来，说系误会，并谓奉戴先生谕，向周道歉，随即伴送周回寓，先后经过不到两小时。
在周作民被拘时，我正在楼下，随即和朱文熊妻张嘉蕊及杜月笙通电话，告知前情，并请他们和戴笠联系。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也很诧异。戴在电话中告诉张嘉蕊说，他不知道这件事，也从未下过命令，随即下令送周回宅。
另一次是发生在1945年10月24日。周的内弟媳电告，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派兵多人至周寓所觅周。周即乘车至张嘉蕊处，由张嘉蕊电告戴笠，戴不在。移时，适戴至张家，闻讯震怒，当即乘车过其办公处带领武装兵士至周宅，将所有巡守士兵装载而去。
周作民在一星期中连续发生两件事，内心不免有些惊慌，遂与李思浩相商，约会王新衡、戴觉生两个军统特务头子，商谈个人今后安全问题。李思浩首先对他们说：“余等在此诸承雨兄及诸兄关顾，得以无事，唯雨兄不能长居此间，随时随地均可发生事故，商请雨兄予以保证。”王说：“对于周先生两次事故已郑重道歉，此后纵有此种波折，随时电告即可解决。”又谓：“两老事（指周作民、李思浩）雨公亦系承上意处理，非可自作主张，万一有麻烦，我与雨公随时可出面做证，目前给以证明，殊不易办。传闻北方事业尚须借重，两老尽可安心，不必过虑。”第二天，戴觉生在电话中告诉周作民说，戴笠已饬知各处对他加以保护。同时，周作民又把他最近的情况函告在重庆的朱文熊，托其就近和张群商量。朱复信说，张群准备作一签呈。接着钱新之也给周作民来信说，他的事已由“主席”电令京沪区当局保护。
朱文熊于11月6日回到上海，详告周作民关于张群、吴鼎昌斡旋经过，说张群尤其尽力。同时张肖梅把蒋介石致何应钦、汤恩伯、钱大钧、戴笠、吴绍澍五处的电稿抄送给周，电文中说：“查周作民君过去担任秘密工作，迭有报告，希加保护，以免误会为要。”周对此感激万分，但仍虑难免有人从中作梗，很想到重庆去见蒋。此时张群也电促其行，周遂于12月9日飞往重庆。
四、周作民和张群的关系
周作民和张群的关系极深。周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张群是他的生死之交。的确，在周作民几次严重关头，若不是张及时援助，必定发生问题。他们的关系怎样开始的，我不知道。他们虽然都是留日学生，但是据说在日本的时候，他们并不相识。当1930年蒋介石派张群、吴铁城到东北对张学良进行活动时，每逢张过北平，周必优礼接待，这时他们已相当接近。当然，达官贵人和银行往来，双方互相利用，这是常有的事。以下就我所知道的和亲身参加的几件事，来说明他们的关系。
1945年秋日本刚投降，我由重庆飞到上海，在各方面所听到的关于对周作民的评论确是不好。那时周很痛苦，处境也很困难。重庆来的金融财政大员，不少和他是老朋友，过去往来很密切，现在都很冷淡。陈行不理睬他，俞鸿钧拒绝与他见面，他的住宅受到搜查，还两次遭到特务的威胁，他内心紧张，惶恐不安。他急于想去重庆面见蒋介石，希望回来后不致再遭受各方面的白眼和敌视。这年10月里朱文熊去重庆时，周托他把他的苦痛及要去重庆的心情向张群说明。张随即代他作了一些准备工作，签呈蒋介石，肯定周在“地下工作”中的“成绩”，并一再嘱卢作孚、何靡等致电周作民促其早日去渝。周在日记里说：“余事承岳（张群）、达（吴鼎昌）诸兄斡旋，尤其岳兄维护不遗余力，诚生死骨肉之交也。”张群认为周如能离开上海到重庆住上一个时期，让周和重庆的要员打打交道，改变他们对他的看法，另外也可以缓和上海一些人和他的矛盾。而且在汉奸中的确有些人如唐寿民之流怀有不平，他们说为什么他们被拘捕，周某却能逍遥法外？因此张群急于要周暂时摆脱这个不利的环境。
周到重庆后，随即和张群通话（那时张在成都任绥靖主任兼省主席），张嘱周在重庆小住，并告以自己不久即来。周即去看吴鼎昌（时任蒋的文官长）。他在日记中说吴和他同年，“而乌发满头，神采奕奕，见之可羡可愧。”吴留他吃饭小饮，并说：“主席处由渠代为致意。”原来在周到达当日，吴已向蒋作了报告。第二天见蒋时，蒋说他可以见周，也想见周，不过他将去北平一行，命吴嘱周在此稍留，待其返渝晤谈。此时吴对周说：“委座”对他感情甚好。周把吴的话随时用长途电话告知张群，张嘱周可酌访知友谈谈。周抽暇偕卢作孚去北温泉倾谈。同月25日张群从成都到了重庆，张嘉铸、张肖梅晚宴招待，张群、周作民即席见面，饭后张群送周返寓，谈到在上海很多情况，直到深夜12时始去。次日周答访张群。张那次到渝是为了参加协商国共问题，在他逗留的一个多月时间内，虽然事情很忙，但还挤出很多时间和周晤谈，几乎无日不见面，即或不见面，亦通几次电话。张和周时常谈到对时局的展望及国共协商情况。周在1946年1月7日的日记里说：“岳兄谈及最近交涉事，略谓内政问题而形式俨如国际谈判，含意颇深而有感。”
蒋介石于1945年12月24日回重庆后，张群、吴鼎昌又向其提及周作民请见事。到了次年1月11日张群和蒋午餐时，又提到此事，蒋答以已由军委会通知于翌日午前来见。张群立即把这个消息从电话中通知了周。次日，周先到文官处，由吴鼎昌同车伴赴“主席官邸”。谈话内容，前文已谈过了。
周见蒋后，准备去成都游览，路经自流井、五通桥、嘉定等处，顺便看看金城和永利在四川所办的企业。他告诉张群他想去成都，张随即以他的名片介绍经过地方官厅，予周以招待和便利。周到成都后，住在金城招待所，张群的妻子随即来访。周要去华西坝牙科医院诊牙，她还嘱咐她的儿子张继正先去和医院联系，并介绍来华38年创办该院的加拿大人林则君为其疗治。在春节除夕晚，张群赶返成都，特邀周同车视察成都市区年景，还下车在马路步行一小时许，周感慨地说：“岳兄待友周到至此。”到了春节，张又在寓所备了丰盛的肴馔宴周。周说：“据称抗战中，（张群）款客极俭，今特为余而设此盛席，可感。”2月5日周再访张，从晚上8时谈到11时半，所谈涉及时局、川局、金城现状及准备在川拓展的希望、北四行和四行储蓄会的合并、金城推选新董事以及有关金城的人事问题等等。2月8日周又应张约，在寓对饮畅谈三小时半之久。
在周的日记里提到张群对政学系的看法。1946年3月17日午，周作民去沙坪坝何廉家午餐，张群、张嘉璈、张肖梅等在座，餐后畅谈，周记载说：“岳兄对于政学系之传统有所表示，意在诚实拥护主席，尽忠国家，不愿有所组织以示异，以为现党内派别不免有争权之嫌”。
周作民在重庆见到了蒋，蒋还当面表示歉意，但周仍不放心，希望能有一个书面文件抓在手上，回到上海后可借以应付特务等找他麻烦。他把这想法告诉了张群，张随即代他策划，邀同吴鼎昌、钱新之三人联名致函文官处转知有关方面予以保护。这年3月6日文官处给他们复信说：“径启者，前奉主席交下执事等去年12月20日签呈关于周作民等在沦陷期间为中央秘密工作，请分令各有关机关加以保护，以免误会一案，并通知司法行政部上海法院知照，并奉批示准电何总司令暨上海钱市长、吴主任委员及军统局戴局长与司法行政部谢部长知照，当经遵批分别办理，相应函达。”张、吴、钱三人特于3月17日附备正式通知交给周作民。这样周就抓到一个护身文件。张等给周的信原文如次：“径启者，查抗战期间，台端在上海一带沦陷区内为我方工作情形，曾经弟等呈报主席。现值抗战胜利结束，复由弟等汇报陈明，唯虑各方不明情形，或有误会起见，已蒙主席分别电饬何总司令、钱市长、戴局长及其他有关机关等予以保护，并经政务局通知前来，合将来函附送台阅。”
有一段期间，周因受到行内行外的压力，意态颓丧。自他接得张群等转致的文官处信件后，才兴奋起来。张群和他几次谈话中，又力劝他“应积极做事，对于行员宜取纵贯横联方法挽回风纪，绝不可持消极态度。”张嘉璈也劝他“精神上应积极担当一切，事实上应稳定处理一切，冀得渡此难关，一年后社会上当有一番认识。”
这年四月底，蒋命张群组织西南行营，张对周作民表示，要周“鼎力协助，主持经济建设委员会的事宜”。周希望先回上海，料理金城内部问题，说是“万一不谐，当折回助理一切”。周在5月中旬回沪后，张群还不断地从重庆来电话，询问周的处境。总之，胜利后周的处境，困难重重，主要靠着张群对他的援助，才化险为夷。下面所记的一件事，也是一个例证。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把所有的黄金、美钞、外汇向中央银行兑换，否则以破坏金融论处，予以逮捕。为了推行这一暴政，蒋介石在上海、天津、广州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大员，派俞鸿钧督导上海，由蒋经国协助，张厉生督导天津，宋于文督导广州。上海经济“督导”工作，俞鸿钧挂个空名，实际上由蒋经国独断独行。他的办公室设在乐义饭店，每天传讯、逮捕不少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搞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就金融界来说，他先后邀约了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戴铭礼等去谈话。据周作民亲口对我说：这年9月11日，他接到蒋经国的通知，要他去乐义饭店谈话，即遵时前往。一进门，看到蒋经国脸色阴沉，气势汹汹，办公室内仅有他和秘书一人。他看到周后，劈头就问：“你知道政府最近颁布法令，私人不得藏有黄金外汇，你个人有多少外汇？”周回答说：“我个人没有外汇，我从事金城银行工作几十年，除在上海、北京有三处房地产及一些银行股票外，个人向来不作外汇买卖，也不积存外汇，仅有美金三五千元。至于金城银行积存的外汇，早向政府遵令呈报，有案可查。”蒋冷笑道：“我不问你金城银行的外汇，我问的是你个人的外汇，你说你没有外汇，谁会相信？我看你还是放漂亮些、放识相些，自己说出来，免得大家不好看。”周仍然答以仅有三五千元。蒋非常恼火，在屋内踱来踱去，时而拿起电话，似欲着人把周拘留，时而又把电话放下，仿佛犹豫不决。考虑了一会儿又对周说：“你说仅有三五千元的外汇，我想任何人也不会相信你这句话。我今天不办你，你先回去想想，我自有办法。可是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你今后非经我的许可，不准离开上海。”周出来后，情绪非常紧张，怕小蒋蛮干，拿他开刀，吓得不敢睡在家里，几乎每晚换一个地方。后来便搬到美国人密勒所办的虹桥疗养院避风，除极少数亲信外，什么人都不知道他的行止。他在乐义饭店出来的当天，首先把我找去，嘱我务必当夜赶往南京，面见张群、吴鼎昌、何廉等，要他们赶紧设法解围。我随即乘夜车前往南京，第二天清晨到达后，先去看何廉，因为我和他比较熟，我把周作民这几天的遭遇告诉他，拉他一道去看张群。事前我在何廉家先打了一个电话给张，说有要事面谈。我见张后，把周嘱咐我的话转达，并描绘蒋经国威胁周的经过，请张赶紧设法。张听完了我的话，不慌不忙地对我说：“好吧，待我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叫他放镇静些，千万不要惊慌。照我看来，经国不致于蛮干，这几天不会出什么岔子，如有变化，你再来南京。”出了张家，何廉对我说：“岳军先生既然知道经过情况，他会立时向委员长报告的，当然他不便向我们说明。”何和周的关系很密切，那几天他为周事在南京到处奔走，看过吴鼎昌、翁文灏、俞鸿钧等，请他们分别设法解围。我回上海，把了解的情况向周作了报告，他的情绪稍为缓和。当周住到疗养院才二三天，上海警察局就派人来行要他亲自具结，非经批准，不得擅离上海，并要有家企业保证。我随即把具结书亲自送给周看，他在书上签了字，嘱我联系太平保险公司及通成公司代为保证（这两家都是金城的有关事业）。手续办好，按时交给了警察局，此后警察局没有再派人来。周作民虽在疗养院，心神极不安定，过了一两天，他叫我再去南京见张群。这一次张对我说：“据我了解，现在情况缓和下来了，不致对作民先生过意不去，你回去对他说，请他放心好了。”显然，他已把周的事报告了蒋介石得到蒋的暗示。的确，蒋经国就不再对周作民找麻烦了。隔了一两个星期，情况日见缓和，周想趁机离开上海，飞往香港，但是又不敢公开地走，怕受到飞机场特务扣留。于是他嘱我向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联系，搭他们的飞机，由美国人护送上机，务必做到不受检查。该公司有金城银行的投资，我又是公司的董事，向公司的副总经理美国人魏劳尔商量，他表示愿意帮忙。于是在他的庇护下，于十月的一个清晨，我陪同周到了该公司的虹桥飞机场，魏劳尔送周登上飞机，安然起飞。检查人员明明看到了周，但因有美国人护送，他们不敢过问。飞到广州，周即改乘火车去港，以后此事便不了了之。
周作民除了遇有以上的重大问题要与张群商量之外，凡是关系到金城银行的事，也经常和张群商量。1949年5月上旬，我离开了上海。上海解放后，我准备回来，周就叫我先到广州，就应否回来这一点征求张群的意见。他给我一封信，让我亲自交给张群。张看完信，考虑了一下，对我说：“金城银行急需要一个人回去主持，我看你可以先回去，没有什么问题。至于作民先生回去的问题，我看等一等再说。”于是周促我先回，这年10月下旬我搭英商轮船由港转到天津返回上海。
的确，在几个重要关口，张群帮了周作民的大忙。是不是都是他帮忙而周没有报答呢？当然不是，举例来说，张群的不少私人存款用他老婆的化名如“山记”“德记”“中记”“厚记”等等，都由周作民经手存放。此外，张群在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置有私人花园洋房一幢，在敌伪时期完全由周作民代为照料，一切开支由周负责，胜利后完整地交还张群。张群也经常利用金城在各地设立的招待所作为临时别墅。
在张群飞美治病的时候，周作民为他筹措川资医药费等，据说送了一张几万美元的汇票，另外有美元现钞一万元。张到上海后，周到张寓所，事前还很关心地先向医生了解张的病况。他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节：“初遇董秉奇医生，密询其病，相答以病根尚未觅得，不无可虑，闻之哑然。岳兄颜色态度尚好，略谈数语即归。饭后再访岳军，畅谈至11时归。主席派达兄（吴鼎昌）来沪送岳兄，并带亲笔信及医药费美金三万元云云。”1946年9月10日张群偕其妻及董秉奇医生起飞赴美，周送往机场。
五、解放后，周作民摒除障碍，归返祖国
1.金城银行在香港为党做的一件好事
周作民于1948年秋在上海受到蒋经国的威胁（蒋当时在上海强迫银行用外汇承购金圆券，掠夺工商界），气愤潜去香港。他在港通过民主人士的介绍，同当时在港的党的地下工作负责人潘汉年取得联系。当时留港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为了响应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急于前往华北解放区。同时华北解放区当时缺乏西药和某些生活用品。为此，潘汉年希望周作民设法协助解决。周作民随后派原上海金城银行国外部经理杨培昌和潘汉年联系，愿意由金城银行出资，在港租一艘轮船开往天津，担负这个任务。经潘同意后，金城银行花了约40万港币，租了一艘轮船“华中号”（挂外商旗号）载送留港的不少民主人士去北平和华北解放区，同时运载西药等到达天津。解放前，金城银行有一定数额的账外资金转移海外，周作民以董事长的名义花了些钱为党做了这件好事。此后，周作民和潘汉年同志的关系更加密切。周作民在留港期间，经常和进步力量接触，对党的方针政策，在认识上不断有所提高，终于在1950年8月回归。但在他回来之前，嘱我先回来主持银行工作，因而有必要补述我到港及大陆的经过。1949年春，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警备司令汤恩伯等召集上海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开会，勒令与会者离开上海，或去台湾，或去香港，可由自己选择，并以威胁的口吻说，如不离开，将强迫送往台湾。当时我任上海金城银行总行经理，也在受威胁之列。同时我的好友监察院委员范静波受命不断来到我家催我离开。因此，我于1949年4月底飞港，在港住了半年。上海解放后，刘念义由上海到了香港，劝他父亲刘鸿生回来。念义是我的知己朋友，也说服我返回上海。这时，章士钊又奉总理之命来香港，做我们这些留港的上海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劝我们早日回来，还在香港召开了几次座谈会。为了响应周总理号召，我于11月初由港乘太古轮到天津，再去北京，在京停了十多天返回上海。在我先后回来的有刘鸿生、吴蕴初、戴立庵等。
我到北京的当天晚上，便用电话告诉了章士钊。他很高兴，并说，即与周总理联系，约期接见。第二天，章士钊来电话说，周总理于第二天晚上7时约我在怀仁堂见面，并问我要不要派汽车来接，我说用不着。那时我住在北京金城银行王府井东城办事处楼上。我准时乘车前往。接待人员领我到一间小的会客室。几分钟后，周总理偕同一位秘书到会客室来接见我了。总理和我谈了40多分钟的话，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镇江人。总理又问我赵棣华、施奎龄、魏文翰我说，我同他们都很熟悉。我初见总理的时候，很拘谨，有些紧张。他看到我的神情，对我说：我们既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可以随便谈谈。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想，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我们国家的总理，竟能和我谈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态度谦和，平易近人，使我由衷地敬佩。随后，他又问我留港的几位金融界头面人物如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周作民在港的生活和事业的一些情况，我都一一相告。他说这些人过去在经济金融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希望他们早日回来，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并嘱我多做些工作争取他们回来。最后他问我今后的行踪如何，我说我打算日内去上海，主持金城银行的工作。他关心地说，你到了上海，可以去看看潘汉年和许涤新，遇到困难，他们会帮助解决。我一到上海，就去市府拜望潘汉年。他一见到我，就表示欢迎我回来，并说，他已经得到总理电话通知，对我和金城银行加以照顾。
2.党对金城银行的照顾
周作民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感召下，决心回到人民的怀抱。但在他准备回来的时候，曾受到不少阻挠。有一部分金城留港的老同事不赞成他回来，由上海逃往香港的不少金融界的头面人物也劝他不要回来，逃往台湾的国民党要员、他的所谓“生死之交”的朋友张群更不同意他回来。然而他终于摒除一切障碍，决心回来，这是他向人民靠拢的具体表现。就老一辈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来说，他还是第一个返回的。周作民于1950年8月由香港经天津、北京返回上海。他在北京时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又和李济深、黄炎培、章士钊等老友相见，并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到了上海后，我陪他去拜望潘汉年，颇感亲切。过了几天，潘汉年借余庆路衡山路转角一幢花园洋房设宴为周洗尘。一共请了两桌客，菜肴极为丰盛。应邀作陪的，除人民银行华北区行正、副行长陈穆、谢寿天外，述有上海市经济金融界各部门的负责人。我也被邀作陪。我想潘汉年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有助于周在上海生活和工作。
潘汉年对金城银行的照顾，还表现在这样一件事情上。金城银行于解放前夕，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生意难做，月月亏损，特别是1948年改用金圆券后，被强迫把银行外汇上缴，调换成转瞬成为废纸的金圆券，使金城银行的实力大为削弱。这个后遗症延续到解放初期，使金城银行赤字大增，无法弥补。对此，周作民心急如焚，不得已决定将金城、中南二银行共同投资的新裕纱厂的一个厂售给政府，以售价抵偿赤字。周作民要我去看望潘汉年，说明情况。隔日，潘派财政局局长顾准来看周作民，说明为了帮助金城银行解决困难，政府愿意承购纱厂。据顾讲，潘汉年曾嘱咐他，周作民在香港时，曾对我们党做过有益的工作，我们不能忘记，尤其是一个创业的人要变卖他的产业，这种难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要求顾与周洽谈时，请周提出纱厂的要价，并嘱咐顾，对周提出的价格，不要还价，照数接受。他们会谈时我也在座。周作民回答说，他对潘汉年的好意非常感谢，但不能自行要价，还是请纺织部门订出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最后双方同意采取这个办法，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样既解决了金城银行的困难，又团结了工商界人士，使工商界人士加深了对党的信任。周作民在领导北五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联合五银行）争取走公私合营的道路和随后参加各商业银行钱庄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1955年3月8日他因心脏病复发，在上海病逝。在他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都送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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