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捻炸裂的声音把父母惊醒了。母亲从被窝里探出身子，不耐烦地说：“别看了，省着点儿眼吧。”
父亲摁下她的身子，“孩子愿意看会儿，就由着他，别添乱。”
母亲很不服气，“这年坎儿，念了书有什么用？再把眼睛觑乎坏了，下地的时候，庄稼和草都分不清，就成废人了。”
“嘁，你是怕费油。”
“是又怎么着？”母亲的语气有些亢奋，“就你这个支书当的，一个日工才三分钱，只够买个油饼，年底结算，还欠着队里的，买个油盐酱醋都没钱，还得抠鸡屁股用鸡蛋换。”
母亲的话戳中了父亲最薄弱的部分，他的腿在被窝里重重地摔了一下，“真是妇道人家，夹缠得很，你也不想想，灯油它长着腿呢，省着不用，也会搁干了。”
父亲是指煤油的挥发。
母亲就不吱声了。
我就接着看书。其实我那时看书也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朦胧地觉得，父母的锄杆的确捋不出什么来，正被批判的孔老二的一句话——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或许是有些道理的。
书虽然继续读下去了，但躺在被窝里的父母总是不时地弄出一声叹息，让人心不安。“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瞎眯着。”晚饭我们喝的是稀粥，靠睡眠把肚腹欺哄过去。所以，贫穷的日子承受不了多余的灯光。
我只好装作已经困倦了，悻悻地把油灯吹灭了。
在土炕上辗转反侧地期待了很久，终于等来了一头疲脸子的瘦驴，径直朝我走来。地点是村口大柳树下，那里有一盘石碾子，村里人收工之后，多是聚集在那里乘凉。蹴着那么多人，驴子唯独走向我，我兴奋极了。驴子对我说，你跟我走一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驴子让我骑在它的背上，抬腿就飞了起来。飞到大平原的上空，盘旋了一阵，发现了一处烟囱林立、有围墙的地方。驴子咴咴地叫了几声，直直地落了下去。落在一个院子里，有一群穿蓝工装的人，正围着一个大笸箩吃馒头。他们从笸箩里拿馒头，可拿来拿去，那笸箩里的馒头总也不见少。我吃惊不已。驴子朝我点点头，问我，吃馒头的日子好不好？我说，当然好。我说的是真话，在我们那里，“啃咸菜就窝头，一天两顿稀面粥”，生活得跟口诀一样，有谁不稀罕馒头？驴子说，那好，念你读了那么多的书，就留在这里当技术员吧。这天降的喜事把我弄懵了，我愣在那里。驴子啃了我膀子一下，你已经是这儿的人了，还不赶紧去吃馒头。我朝着那个笸箩扑了过去。
当当，当当……发抖的手就要触到馒头的时候，刺耳的声音把我弄醒了。当当，当当……我分辨得出，这讨厌的声音，来自村口大柳树上的那口锈钟。“睡觉都不老实，净踹被子，被子里那几两棉花，哪经得住你这样踹？”在远的钟声中，母亲在近处埋怨道。
我睁开眼睛，很懊恼，“敲钟的，是不是我爸？”
“不是他还能是谁？”
“敲得再响，能敲得出馒头？”
母亲摇摇头，觉得我既莫名其妙，又十分刻薄。
别看父亲赞许我晚上读书，但每到星期日和寒暑假，他就绝对不允许了。他把我赶到庄稼地里去，参加劳动。我跟他说，我不稀罕那几个工分。他说，你以为我稀罕？你是支书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地里劳动，你不能搞特殊。那时，一个伟人撂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不仅要学工、学农，还要学军。父亲牢牢地记在心里。
春天社员们在堰田里翻地，用瘦长的铁镐。山西人用的是镢头，刃子很宽。因此人家翻出了个大寨，而我们什么名堂也没翻出来，虽然地处北京，被燕山的大脊梁遮盖的这个京西小山村，却始终籍籍无名。社员们翻地的时候，懒洋洋的，与其是为了种粮食，不如说是翻给他这个支书看。
依山起伏的堰田，看着是一方美丽的风景，镐子翻下去，薄薄的土层下，净是石头。翻出的声音透着穷气，旱出的烟尘，很呛人。人心恓惶，种子撒下去，出得了苗吗？
一个叫扁儿的社员，总是直起腰来，愣愣地戳在那儿。父亲走过去，朝他的腰眼上踹上一脚，“卖点儿力气好不好？”
“卖个鸡巴！”
父亲又踹了一脚，扁儿回应的还是那句粗口。
“扣你的工分儿。”父亲威胁道。
扁儿反而嘻嘻笑起来，“不扣，你是丫头养的。”
扁儿的个子很矮，瘦刀螂一样的脸上，净是被抓过的伤疤，谁都不把他当人看。家里总是亏粮，媳妇就总拿他出气。媳妇叫小金花，却长着个大身坯，他只要一顶嘴，小金花就抓他。他忍着，忍着，心里怕她。但临出门的时候，却趁其不备，在女人娇气的腰眼儿上狠狠地踹上一脚，女人来不及叫上一声，就趴在地上了，十天半月出不了门。他像对自己也像对别人说，怎么忍来忍去就忍不住了呢？你说他不怕媳妇，在媳妇面前萎萎缩缩地任打任骂；你说怕媳妇吧，出手又那么狠。人们不理解他——即便是伤痕常挂在脸上，谁也不关心他。
没人给他做饭，中午的干粮只是两只柿子。
到了中午，人们要在草窠子里睡上一晌。肚子喂不盈，睡就盈了。父亲惜时，跑到山梁上去打烧柴。一大捆烧柴打回来了，人们还横七竖八地挺着尸首。父亲挨个地踢他们，“起，该干活儿了。”
扁儿从眼缝里乜了一下父亲的那捆烧柴，“看来，就属你是盏人灯哩。”这是一种极端的反感——于公于私，你都占了先先，我们还做不做人？
收工的时候，扁儿蹴到父亲跟前，阴郁地笑笑。父亲一边回应地笑笑，一边往背篓上装柴捆子。父亲刚要背起来，扁儿伸手就把柴捆掀下来。因为没有宣言，父亲愣了一下，“你要干吗？”“不干吗。”扁儿嘻嘻笑着。
“你真是没事闲的。”父亲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只是摇了摇头，重新装他的柴捆子。
扁儿又给他掀了下来。
父亲急了，喊了一声，“你再掀一个试试？”
社员们都围拢过来，他们觉得，这下该有好戏看了。
父亲阴沉着脸子，索性把柴捆子直接扛上了肩头。扁儿的脸色也庄严起来，“今天你肯定背不成！”他跳了起来，越过了高大的父亲，把柴捆及父亲全扑倒了。
周围一片欢笑。
父亲爬起来，高大的身躯直直地朝扁儿的小身材逼过去。
我看到，扁儿的脸色苍白，整个身子都在颤抖。我兴奋极了，一个壮观的场面就要诞生了。
“横竖就是一捆烧柴，不背就不背。”在父亲居高临下的时候，居然说了这么一句泄气的话。
没有故事发生，人群便无声地散了。人们走在阔大的山脉上，像羊拉下的粪便，很渺小，看不到表情。
扁儿走在我们的身后，走得无声无息。
父亲几次搭讪着要跟我说话，我懒得理他。这个支书当的，一点儿尊严都没有。
进了家门，我把事情的原委跟母亲讲了，母亲一下子就火了，“我去找他，干吗欺负老实人！”
父亲一把没拦住，母亲转眼之间就没影了。
但很快母亲就回来了。我问：“出气了？”
母亲白了父亲一眼，“出气？憋气！”
母亲说，小金花死人似的躺在炕上，扁儿死人似的圪蹴在炕洞前，炕洞里连一粒火星都没有。
父亲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吃饭。”
扁儿确实让父亲跌了威信。上工的钟都敲了两袋烟的工夫，居然不见人出来。父亲很纳闷，对我说，你去挨家挨户问问，他们还出不出工，如果不出工的话，就扣他们的工分。我说，你还是自己去吧。我还在对他昨天的表现耿耿于怀。父亲很柔情地摸了摸我的头发，说：“我一个堂堂的支部书记，哪能这么干？”
我挨家挨户问过，对兀立在大柳树下、满脸渴盼的父亲说：“他们都铁了心不出工了，且让我捎信给你，工分太少，他们不稀罕，你愿意扣就扣鸡巴的吧。”
父亲跌坐在碾盘上，嘴里大叫：“完了完了！”
我说：“你还是去公社吧，让他们派工作组来。”
“你净出馊主意，你当他们是谁？他们都是老街坊哩。”父亲瞪了我一眼。
那个时候，讲政治挂帅，破坏生产的人，往往是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
父亲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独自上山了。
在堰田里，山风凄切，他权当是社员们的窃窃私语，镐子翻下去，也一丝不苟。他对自己说，狗日的都看着咱哩，绝不能偷一点儿懒。翻着翻着，脸上挂满了眼泪。他也不明白，这么没地力的薄土，打下的粮食还吃不盈一季，干吗还一年接一年地死死地摽着？干吗不让搞点副业，肥肥嘴儿呢？
他怀着满腔的幽怨，复仇一般使着狠力气。天气不体恤他，还是初春，就已经是干热干热的了。他闪了棉袄，只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破秋衣。汗水洇湿了后背，继而变成碱。日光游移，汗碱的图案不停地变换：一会儿是张羊脸，一会儿是只牛头……总之，都是山里的畜牲。累了，他只想笑。就笑。呵呵地，似哭，似犯了神经。“这个支书当的。”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嘲笑自己。
呵呵，呵呵……
终于干满了点儿，他披着稀薄的夜色，踽踽地走回村口。大柳树下，蹲满了一色的青壮劳力，他们端着青瓷大碗，一边哧溜哧溜啜着稀粥，一边用筷子敲着碗沿。他们是做给他看的。他低着头，径直走过去，愤愤地撂下一句话：“真是一群贱人！”
第二天，该敲钟的时候，他手里的钟槌举起来又放下，最后，还是敲了。“兴许他们只是装个样子呢？”
两袋烟工夫的钟声，终于没有唤来一个人，他彻底失望了，头也不回地上山了。
第三天，柳树上的钟他只是看了一眼。第四天，他头都懒得抬一下，急匆匆地从柳树下走过。
或许是过了一个星期的光景，父亲正在没滋没味地吃早饭，钟声竟恶作剧般急急地响了。父亲手里的粥碗跌落在地上，碎了。母亲说：“瞧，又没了八分钱。”
父亲推门而出，跑到了大柳树下。见队里的青壮劳力都簇在那里，手里都攥着翻地的家伙。
“敲钟干吗？”父亲问。
“出工。”众人回答。
父亲摇摇头，“是怕扣工分吧？”
“放屁，我们是怕错过了节气。”
父亲心头一热，到底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种地的本分，让他们呆得恓惶。他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兀自朝前走去。人群尾着他走，谁也不说话。他心头突然难受起来，喉头哽咽着。“你们且记住，我会对得起你们的。”他对自己说。之后，又有些不甘心，恨恨地骂了一句：“这帮狗日的！”
玉米勉强地拔节了，荒草却茁壮。这是旱地特有的景象。因此，社员们不得消闲，还得锄耪。玉米的叶子像一把把有暗刃的刀，在人们的臂膀和腿子上割出一道道的伤痕。人们怨恨不已，却异常勤劳。他们有一个朴素的道理：糊弄庄稼，就等于糊弄自己。
还不到蝗虫发作的时候，蝗虫的青虫就很肥大了。这是对庄稼人的嘲讽，他们心里很受刺激。因而也就爆发了一种野性——
他们把锄头撇在一边，在田埂地垄上，蹿来蹿去地捉青虫。他们用草梗子把青虫穿起来，燃起地火烧烤。他们有大本事，青虫烤熟了，草梗子却不断。他们大量地吞嚼这些虫子，咬肌暴突，真不像人。
父亲捉虫子的数量最多，吞咽的数量也就最多。他的嘴唇和舌头都黑了。捉到兴头上，他觉得汗碱浆过的衣裤很是碍事，索性就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内裤的成色实在糟糕，关键的部位破破烂烂的，开了天窗，蛋卵子时隐时现。在场的社员有不少婆娘和小姑，她们偷偷地笑，男人们则嗷嗷地叫。但父亲却很忘我，翻转腾挪，如入无人之境。父亲身长，动作的姿势很像什么。扁儿突然说：“简直是条大狗。”众人大笑，齐声呼应：“对，大狗！”
“大狗！”
“大狗！”
……
传到父亲耳朵里，他居然知道人们是在叫他，不恼就是了，还索性叫上几声，汪汪，汪汪……
众人笑得前仰后合。“好日子！”他们说。
起初我还为父亲羞惭，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之后，也不觉得那么严重了，便偷偷地笑。
扁儿看了我一眼，“小狗。”
我嘿嘿一笑，“我要是小狗，现在就把你裆里的东西咬下来。”
扁儿做了个捂裆的动作，好像真的被咬到了，眉头紧锁。
随后，我们往一块儿笑，都不觉得对方可恨。
玉米终于顺利地吐穗了，小雨也极节俭地来了几次，人们紧悬着的心落得妥帖了些。在常识里，只要不是连天的大旱，即便是雨水稀少得像泪珠子，也不会闹蝗灾。山地的玉米长得忒慢，平原的中茬玉米都收获了，它仅仅是抽穗而已。锅里的粥越来越稀了，社员们便且闲且恓惶。
父亲对众人说：“狗日的们，我让你们开开荤。”
扁儿撇一撇嘴：“你糊弄谁？”
“我让你们吃鱼。”父亲毫不犹豫地说。
扁儿翻了翻白眼，像明白了什么，嘴角刚要绽出笑来，却猛地拍了一下大腿，“操，你真是馋晕了！”
村里的确是有条河，但连年干旱，河脉浅，有的地方，索性就断了。没有大水，哪里有大鱼？一些小鱼罢了。
山里人没有打鱼习惯，不置备网罾。那么，用什么捞？所以，扁儿认为父亲在起哄他们。
父亲坐在河边的鹅卵石上，想了半天主意。
“药它。”父亲突然说。
“用什么药呢？”扁儿问。
“苦杨。”父亲给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行吗？你真会想歪主意。”扁儿带头反对。
“支书是我还是你？”
父亲便带着众人到山上去打苦杨。并称，不管理解不理解，打就是了，给你们记工分。
苦杨，并不是一种杨树，它是山上的一种灌木，枝条柔曼，有细长的叶子。苦杨的皮剥下来，捣碎后放到碗里，倒上水便呈浑黄色，喝上一口，苦极了。但去火治淤病，是一种药材。
把成捆的苦杨运到小河边，父亲选了一处河面最窄的河脉，指挥人们把它从上游截断，再在下游筑一道沙垄，便截了一段有十米长的不流动的“死”河。
把苦杨放到这截河里浸泡。两天后，再把泡酥了的苦杨捞上来，大家坐在岸边，一人一把锤子，以一块大的卵石为砧，把苦杨的枝条砸碎，然后再撒到河里去。
啪啦啪啦，砸。
哗啦哗啦，撒。
河水被染黄了。
我们注视着水面。那黄色的水面很平静。心里都没底，着急。
哗，那黏滞的水面终于被扯裂了。成群的小鱼浮上了水面，身子懒懒地扭了几下，便舒展开了。
它们被“呛”晕了。
“快用口袋把它们捞上来，等它们醒过来，就不好抓了。”父亲说。
因为苦杨的药性是很快就会过去的，河水不断地稀释着呢。
人们用盛粮食的布口袋捞鱼，真是山村的一个奇观。“你这个当支书的，真是操蛋。”扁儿兴奋地说。父亲明白扁儿送来的是一种赞美，只是他好话也不会好说。“不操蛋能当你们的支书。”父亲回敬了一句。
人们都有收获，回家焖鱼去了。
那天晚上，久无声息的猫狗也叫了半宿。俗话说：猫狗叫，人气旺。夜幕下，每家每户都鼓捣同一种事情。以至于日上中竿，历来勤勉的女人们才半是慵懒半是羞惭地走出家门，抬头相见，不禁打趣：“看来，这男人是不能吃鱼的，吃了鱼，女人就遭殃了。”
接下来的几天，人们如法炮制，把浅浅的小河，都折腾遍了。大有竭泽而渔的势头。
小金花开始给扁儿好脸色看了，他因此而迷恋上了打鱼的事体。晚上收工之后，他会不由自主地踅到河汊上去。不是他贪婪，而是在与众人一起“药”鱼的时候，他有独特的发现：这条浅河里其实是有大鱼的，只是它们懒在河底的石头下，即便是苦杨的药性它们也能忍耐。他拿了一把没有开刃的砍刀，先捅翻了石头把鱼“惊”出来，然后砍下去。居然就砍到两条。那种鱼，头大、须长，一张阔嘴翕动不止。“鲇鱼！”扁儿居然认识它。
鲇鱼焖好了，用筷子从鱼的中脊上轻轻一戳，两片细白的鱼肉便完整地从鱼骨上分离下来。那么大的一条鱼竟只有细细的一根骨刺！扁儿两口子很惊异。再吃那鱼肉，竟然绵软、光滑，有淡淡的奶香，二人就更惊异。“这山里真有好东西哩！”他们香在嘴里，热在心里，彼此之间有点儿爱情了。怕别人分享，他们偷偷地品味，决不张扬，隐忍着。
那天晚上，扁儿在河里蹚了半宿的水，却没有打到一条鲇鱼。他有些心烦，眼也被水光映花了。想收手，但心中不甘，便最后捅翻了一块河底的卵石。果然有两条硕白硕白的大鱼游出来。他暗自笑了一下，死死地盯着它们，高高地举着鱼刀。他存着一个志在必得的念头，不想贸然下手，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候。但鱼很是调皮，他移动，鱼也移动，他停歇，鱼也停歇。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好像是在检验他的耐性。一阵小风，吹皱了平静的河面，那白色的鱼立刻就变了形，有了逃脱的危险。情急之下，他狠狠地砍下去。鱼“呀”地大叫了一声，不能忍受地跃出水面。重又落下的时候，扁儿的右脚感到了钻心的疼痛，他终于明白了：发出叫声的不是鱼，而是自己；眼皮底下那两条大鱼也不是鱼，而是自己的脚。
他不能出工了，窝在家里。人们看他的时候，发现，媳妇小金花，还是冷冷地对他，还不时地弄出两句恶言恶语。其实关起门的时候，小金花是很疼他的，只是在旁人面前，她这个公认的厉害媳妇如果突然温柔了，她自己抹不开面子，甚至还感到羞耻。
父亲是最后一个来看扁儿的，但却最让他感动——别人都是空手而来，父亲竟提着几块点心——
这是最低档的一种点心，山里人叫“大粗饼子”。即便低档，人们也吃不起，所以，低档而珍贵哩。扁儿下意识地把伤脚收起来，藏在膝弯下，他承受不了这种关怀。
以为父亲要说两句安慰的话，父亲竟说：“你这是自作自受。”
“嗯？”
“都是你贪嘴。”
扁儿尴尬地笑，他无话可说。他觉得这个支书不好惹——能把人看透了。
再上工的时候，他总是躲开父亲很远，不愿让支书看到他。没有他这个“各色”的人吊腰子、出幺蛾子，众人就愈加驯顺了。
玉米挂苞，须耪第三遍地——深挖土，高培垄，蓄养水分，子粒才能灌好浆。在这个裉节上，公社领导把父亲叫到公社去，说，全民皆兵你知道不知道？一支拉练的队伍要到你们那儿去，你们要全力以赴接待好。那庄稼还要不要？父亲问。别跟我提你的庄稼好不好？领导有些不高兴。拉练的都是些什么人？是京城里一家毛纺厂的工人。
“鸡巴的放着好好的工不做，抽什么风？”父亲不理解，很忧愤。
公社领导吃了一惊：“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说的是实话。”
“那好，你的支部书记就歇了。”
“歇就歇。”父亲不懂利害，依旧正直。
待他要甩手出门的时候，领导说：“你走不了了，你已经是现行了。”
所谓现行，就是现行反革命的简称。父亲吓坏了，一下子蹲在了地上。因为他知道，一旦被打成现行，接下来就是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被游街，被批斗。更可怕的是他不能出工了，不能挣工分了。不挣工分，就分不到口粮，一家子吃什么？“分儿分儿命根子。”这是社员的口头禅。那时的村支书，也就是个带班的工头，除了多吃一些苦，与一般的农民无异，工分也是他的命根子。
他蹲在地上，不知说什么，最后眼泪如珠断串。
泪光之中，幻化出他的岳父也就是我的姥爷坐在铺垫上往前挪的身影。姥爷是三八式老党员，土墙上成年累月地挂着边区政府发给他的一份特殊礼物，一张领袖的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那年月搞膜拜，一日三餐前要对着领袖的画像请安问福。他不以为然，摇头晃脑地占了一诀：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一天三顿稀菜汤。他觉得自己有资格这样说。不期就被打成了现行，戴帽游斗。有人挟私怨以报，把他“请”到高脚凳上批判，义愤填膺时，把凳子踢翻了，他重重地摔下来，腿子断了。无人敢收治，就残了，只能坐在铺垫上挪着走。
那一份悲凉对父亲有锥心之痛，所以想着想着，竟孩子一般出声地抽泣了。
领导动了恻隐之心，“其实我也不想把你打成现行，只是你太不听话，不知深浅。”
愚钝的父亲这时特别机敏，他马上省悟到，这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且当我是条狗，乱汪汪了一阵。”
“那好，就按我说的去做。”
回到村里，立即就敲钟集合，让每户都搬出自家的铁锅，依次架在村口，给拉练的人烧开水。自然有抵触，比如扁儿，“把锅拿出去，我们家拿什么开伙？”他说。父亲径直走到他的锅台前，一言不发，抄起铁锅就砸了。砸了人家的锅，父亲却还端着苦大仇深的样子，双眼通红，像被追急了的土狼。扁儿愤长起来的身子，就又渐矮下去——这个人突然变得不通人性了，没法理论了。
锅子支出了一个很大的阵势，父亲才安生下来。看着翻滚的水泡，他突生一计，让婆娘们把藏在板柜里的鸡蛋都拿出来——有鸡蛋汤垫底，领导他还能说什么？
鸡蛋是农人的银行，意味着油盐酱醋。婆娘们便很不情愿，偷偷地搞坚壁清野。父亲黑着脸，带着一干基干民兵，挨家扫荡。板仓、炕洞、鸡埘、柴草垛……可疑的地方全翻到了，兜尽了家底。
烧鸡蛋汤的还是这些婆娘，鸡蛋汤上漂浮的便不尽是油珠，掺足了泪水呢。
拉练的人终于来了。背着背包，挺着胸膛，步伐整齐，喜气洋洋。到了近旁，原地踏着碎步，齐喊：
“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这个声音在山沟里反复回响，极有气势，将山人震撼。社员紧皱的眉头，居然舒展开了，因为不知如何回应，只是憨憨地笑。
“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喊声继续着，父亲终于纳过闷来，兀自喊道：
“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
声音虽然孤单，但毕竟是声音，来自同盟军的声音。那个踏步的队阵，终于停下来。
解散之后，从背囊里拿出雪白的馒头，来就这里的白开水。接到的竟是热腾腾的鸡蛋汤，队伍整个的被感动了，本来打算水过地皮湿地从这里经过就算了，感动之余，竟决定在这里宿营。
山里人的热情把自己害了！
其实人家是就地宿营，就睡在村口的露天地上。但父亲觉得不妥，把队员们分配到各户去。社员们心中大骂，觉得这个支书太过分了，真的不是东西了！
住下来之后，队伍觉得应该给予回报，便在村东的关公庙搭了个临时戏台，唱革命京剧《杜鹃山》。
汽灯挂在戏台两边，吱吱地叫着，叫出的白光，把厚重的夜幕染得一片通明。
山里人感到稀罕，很兴奋。
一阵开场锣鼓，用扁儿的话说，把鸡巴都弄活泛了，人们更是兴奋。
“毛纺厂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演出现在开始！”演柯湘的女演员宣布道。
半天没有反应，一片沉寂。她的声音太好听了，跟她作比，山里的女人还算女人？
紧接着就是一片掌声，傻得很，因为该停下来了，还是不知歇息。
戏唱得很用心，看戏的更是动心，掌声、喊声，还杂以跺脚、哭泣，整个山村都疯了。
戏演完了，由于气氛热烈，柯湘竟走下台来，牵着父亲的手，把他“请”上台去，要跟他合作表演一下。
他吓坏了，手忙脚乱中，竟撞在柯湘的怀里。柯湘也不恼，始终笑吟吟地。社员们感到自己的支书真是太窝囊，“你鸡巴的装什么孙子，唱就唱哩！”他们大骂，把白天的怨气也借机发泄了。
父亲说：“我不会唱，就会两句温其九。”
柯湘说：“那就温其九。”
父亲拙拙地开了嗓，乐队拖着他往前走，居然把那个段子完整地“蒙”下来了。下面的人拼命地跺脚，感到他们的支书到底还像个支书的样子。
接下来是柯湘的“呵斥”。唱得声情并茂，咄咄逼人。由于慌乱，父亲辨不清真假，浑身颤抖，在柯湘收尾的拖腔扔过来的时候，他脚下一软，栽在了台上。这意外之栽，正吻合了剧情，连宣传队的队员们都给他鼓掌了。
散场之后，扁儿已忘了恩怨，追上父亲，拽了一下他的衣角，“支书，你有两下子。”
父亲挺了挺腰板，“还用你说。”
父亲倨傲地往前走了两步，突然谦恭下来，“分配到你家的人，是不是她？”他指的是柯湘。
扁儿说：“那当然。”
“那咱俩换一换。”
“凭什么换？”
“谁让咱是支书哩。”
柯湘被请到我们家里，父亲看人家的眼神有些异样，好半天也不错一下眼珠子。柯湘也不躲闪，还对他殷殷地笑。这一笑，乱了他的心，怎么也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便给人家沏红糖水，便给人家端来热水盆子，“累一天了，洗洗脚哩。”柯湘的脚很小，青鞋白袜，他盯着瞧。见人家总也不洗脚，他突然明白了什么，红着脸走出门去。
母亲也尾着他走出来，嗔了一句，“你真不像样子。”
父亲说：“她好看。”
“别丢人了。”母亲说，“横竖就一张土炕，你就睡柴棚吧。”
第二天送人家走的时候，他要人家给他留下地址，还嘱咐道：“来啊。”
柯湘大大方方地点点头，“来。”
但人家一直没有来，他倒是背着母亲偷偷地去过一次。回来之后，他总是偷偷摸摸地打开一个纸包，看一阵子。一有响动，他就像被烫了似的，哆哆嗦嗦地收起来。这个秘密竟让他对母亲格外的好，像欠了账似的。
扁儿却又看不起父亲了，说他作风不好。可别人却不这么看，说，在一筐烂杏里落下一颗鲜桃，你咬不咬？
玉米到底是被耽误了。因为自从柯湘他们走后，拉练的队伍就不断趟了。对那次接待，公社领导很满意，满意的后果，便是不间断的接待。村里的鸡蛋，下得的确少，社员们说什么也不再往出拿了。村口的大锅，就只能烧白开水。父亲很无奈，他不敢再逼迫他们，因为他没有可兑现的承诺。然而父亲又很要强——
领导越是满意，他越是想干得像个样子。他绞尽了脑汁，想出了许多花样。屋墙、树干、山崖……目力可及的地方，他都让人刷上了欢迎的标语。村口大柳树上的标语，是木匠凿上去的，临风而立的那面山崖上，集合了所有石匠，突击出一条巨大的石刻：全民皆兵。时至今日，树大山老，那些字体，愈加年轻，虽沧桑变幻，也清晰如昨。这个气势，比鸡蛋汤的热情更震撼人心——那时的人们，血管里流淌的是斗争的激情，温情，几乎是死的。所以，一个不毛之地，因切入潮流，竟远近闻名了。
盛名之下，秋收无几，人心恓惶。
父亲背着母亲，把窝里的两只老母鸡捂在口袋里，进了公社大院。
“我来了。”他对领导说。
公社领导正趴在桌子上打瞌睡。
见没有反应，他提高了嗓音，又说了一遍，“我来了。”
领导颤了一下，不情愿地抬起头来。见是父亲，眼里倏地亮了一下——也仅仅是那么一下，之后，有气无力地摆摆手，“坐吧。”
两个人木木地坐着，谁也不说话。沉闷之中，听到几声叫：咯嗒，咯嗒，咯咯咯嗒……领导复又抬起头来，疑惑地看着父亲。父亲嘿嘿一笑，指了指身边的口袋，“两只老母鸡。”
领导立刻站了起来，走到父亲身边，挨着他坐下。父亲下意识地往一边挪了挪，他不习惯有地位的人跟自己这么亲近。
“让我看看。”领导指了指口袋。
父亲解开口绳，两只被捆缚着的母鸡见了日头。“真鸡巴的瘦。”领导说。
“一孵出来就没吃过粮食，能不瘦？”父亲为鸡们抱委屈。
领导摆摆手，“你拿回去吧，我不能被你腐蚀了。”
“领导，我问你，我听没听话？”父亲是指自己的工作表现。
“你表现得不错。”领导说。
“那好，你这次就得听我一回。”
“听你什么？”
“请你撩开裤脚子。”
领导很纳闷，“你说事儿就说事儿，让人家撩裤脚子干什么？”
“你撩就是了。”父亲坚持道。
领导撩起裤脚子之后，一双小腿超常地肥，皮肤亮亮的，紧绷绷的，只要稍稍摁一下，肯定会破的。
父亲叹了一口气，“都这个样子了，还摆领导的样子。”
领导的腿是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因为领导之上还有领导，他比父亲强不了多少。
领导的眼圈立刻就红了，他被突然浮出水面的温情击中了。
接下来他们讨论了村里的事。
父亲说：“村里粮食歉收了，明年一开春留下籽种，口粮就没了，瓜菜代，榆皮面，狗日的们一定都得浮肿了，到了那个地境，他们还不把我当成老母鸡吃了？”
领导说：“你鸡巴的真不容易。”
父亲的眼圈也立刻就红了，但他还是很节制地说了一句：“咱们谁容易？”接下来他就提出了享受国家救济，吃返销粮的问题。
“我就知道你没憋着好屁！”领导站了起来。
“我们大队的情况符合国家政策，也不会让你犯错误。”父亲也站了起来。
回到家里，母亲黑着脸对他说：“咱家的母鸡不见了。”
“你再找找。”父亲说。
“都找遍了，就是找不见。”
“那就别找了，肯定进了狗日的肚子了。”父亲解释说，“你想想，咱整日地算计这帮社员，社员们还不反过来算计咱？”
“那我就站在高台上骂一顿，出一口气。”
“别骂了，这帮狗日的肚里都有怨气，咱惹不起哩。”
因为领导答应了吃返销粮的事，父亲找到了当支书的感觉，这等小事已不在话下了。
办妥了吃返销粮的事，的确给父亲争来了面子，社员们开始无原则地拥戴他。比如他与母亲吵架，他们总会把起因归罪于母亲。我有自己的想法：整日里与土地打交道的人，却挣不来养活自己的粮食，还要向国家伸手虽然返回的都是成色欠佳的玉米），这样的威信是可耻的。所以，我更有理由不参加劳动了，只埋头读书。那时的课程真是浅显，到了不值得用功的地步。便尽可能地搜寻课外读物。支书的特权使父亲订阅了“两报一刊”，但他只是草草地翻一下，记下一些标语口号，能够糊弄那些狗日的就成了。之后就被我据为己有，油灯之下，悉数通读，认识了大量“多余的”字，长了大量“多余的”见识，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小地方，早晚要走出山外，自食其力，去吃大白馒头。
父亲知道我瞧不起他，说：“你裆下无毛，就充圣人了，你是谁的儿子？”
我说：“你说是谁的就是谁的吧。”
“你个臭德行！”虽然骂了我，他依旧放任我糟踏他的灯油。母亲对他说：“你这是图什么，就图出个逆子？”
“家有逆子，百年兴旺，就怕他逆不到家哩。”父亲的话，让我高看了他一眼，觉得他到底是与别的社员有一点不同的。
奇怪地，吃上返销粮，不再为吃饭发愁之后，父亲和社员们反而对粮食的事比以前更有热情了。数九寒天，本来应该是“猫冬”在屋——
窝在热炕上的时候，他却把社员们赶到梁峁上去，打着红旗，开山造田。
“大干三年，甩掉吃返销粮的穷困帽子。”一直糊涂为官的父亲，居然有了清晰的路子。
古老山川，老棉袄一样厚实的清静，从此就破了。号子声，锤錾声，爆破声，响得一塌糊涂啊。
一个冬天过去了，梁峁上还真的造出了几块梯田。梯田平阔、匀整，那窄窄的堰田与之相比，真是猥琐。公社领导在这里召开了“三级干部”（公社、大队、生产队）现场会，这个村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尊严。
在我家吃派饭的时候，领导对父亲说：“看来，让你们大队吃返销粮，算是吃对了。”
父亲要到县里去介绍经验，他对我说：“小子，借用一下你肚子里的墨水，给老子整篇稿子。”
“不借！”我断然拒绝。
嘿嘿，父亲涎笑着，“别拿糖。”
“就是不借！”我依旧拒绝。
父亲的笑容刷地凝固了，给了我一个耳光。
这时的父亲，已非昨日，他有脾气了。
三天之后的深夜，他回来了，一进门就喊，“孩子他妈，快把油灯点上。”
点了油灯。
他继续喊，“快把饭桌放下。”
放下饭桌，他迫不及待地把手中拎着的一条布袋子往上一抡，滚出一大片馒头。
在县里介绍经验，住招待所，招待所每顿供应四个白馒头，他把自己的那一份从牙缝里撙了下来，偷偷地带回来了。
“孩子他妈，还有剩粥没有？可把我饿坏了。”
守着一堆馒头，他把整个粥锅端起来，大张了喉嗓，一股脑地灌下去。
“你呀！”母亲喉头哽咽，泪流满面。
“狗日的！”我心情复杂，把探出的脑袋，狠狠地缩到被窝里去了。但是，一个信念更坚定了：要想不这样吃馒头，自己须有出息哩。
开山造田，爆破是个关键环节。一般的庄稼人，常年握锄把子的手，粗笨，愚钝，在炸药、雷管和导火线之间，显得吞吞缩缩，无所适从。然而爱出幺蛾子的扁儿，却很快就琢磨出门道，因而就脱颖而出，成了专职的放炮员。
他居然成了一个人物，大家感慨不已。
人们打炮眼的时候，他躺在草窠子里吹口哨。大家都烦他。自家整天挥汗如雨，可人家身上连个汗星都没有，而且还挣最高的工分。扁儿知道这些人的心思，走起路来故意弄得吊儿郎当的，一点正形都没有。人们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
但能说人家什么呢？
人家一进入爆破区，一袋烟的工夫就把用了老半天才打出的炮眼都装填好了炸药，一转眼的当口，一排的导火索都精确地点燃了，然后还不慌不忙地巡视一番。在为他揪心的时候，他已稳稳地站在人群里了。他撤离的过程，众人的眼睛居然都没看见。就像一条老狐狸，刚才还在猎人遥指的枪口下，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就突然出现在猎人的脚下了，狠狠地咬上你一口。
他不可替代，就像山里一百年才出现一条老狐狸一样。
人们有节制地敬慕他。因为敬慕背后，是嫉妒，是老大的不甘心。
第二年的冬天就要过去了，山上的梯田已经连接成片，再用一个冬季，整座山就拿下来了。父亲的嘴里，有了喝烧酒、吃炖鸡的味道。他想，无论如何，扁儿是不可少的，得动员这小子入党，将来当个大队干部。在父亲的意识里，这时已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老实人是当不了干部的。
那天，扁儿居然穿了一件只有在年节才舍得穿的整齐的建设服，四个衣兜里鼓鼓囊囊地装着东西。人们很纳闷：这么一个烟尘匝地的地境，你穿得这么好干吗？
一排炮响过之后，人们拥着要走出掩体。扁儿压一压手，“别动，好像还有一炮没响。”
大家站住了，他却跃出了掩体。父亲叫了一声，“别逞强好不好？”
扁儿回头笑笑，“没事儿，我有把握哩。”
这次，人们真切地看到了他是怎么跑上山头的。他弓着腰，屁股撅得高高的，样子一点也不好看。
人们摇摇头，跟狐狸比，他还差远呢！
接着就听到沉闷的一声响，大家脸上的嘲弄，就凝固了。
跑上去一看，扁儿果然就倒在地上，一块石头从腹部把他穿透了。他浑身抽搐着，嘴里还能含混出一个声音：“支书，支书……”
父亲俯下身去，想听清他说什么。他说：“终于出事儿了……”
之后，头一歪，不动了。他的脸上，居然没有痛苦，怪怪地笑着。
人们很惭愧，跪倒了一片。“扁儿！”
公社领导很快就来了。
他铁青着脸，对父亲说：“我撤了你！”
“你不能撤我！”父亲狠狠地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低沉地说。
“为什么？”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亏了你还是领导，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你？”
两个人僵在那里。
还是父亲首先打破了僵局，他矮下身去，蹲在地上说，大干三年，甩掉吃返销粮的穷困帽子，我是跟你立了军令状的，你要是把我撤了，谁能接着干？
社员们也跟着他齐刷刷地蹲在了地上，是哩，是哩，你撤了他，谁能接着干？不能接着干，扁儿同志，就白牺牲了。
领导思忖半天，无奈地摇摇头，说，操！接着干就接着干，不过，要扣除你一年的工分，留党察看一年，做个代理书记，以观后效吧。
时间到了七十年代末，村里有了电灯。
是那个拉过练的毛纺厂到村里支农，帮着架上了高压线。这城里人到底是有良心的，那鸡蛋汤没白让他们喝哩，社员们说。但父亲认为，村里能通上电多亏了有那个柯湘。柯湘在他们造梯田的时候，嫁给了毛纺厂的厂长，能吹枕头风了。在明亮的灯光之下，他大大方方地打开那个纸包，竟是柯湘的一张照片。母亲一把抢过去，玩味了半天，平静地说：“她真是好看哩。”
这一声赞美让父亲很受用，在母亲的屁股上捏了一把，“好看是好看，就是不中用。”
即便整日吃粥，母亲的屁股也很肥，用父亲的话说，像个碾盘。母亲知道父亲这是在稀罕自己的，便说：“都让你中用了，天下就乱了。”
通电之后，父亲带着社员建了一个扬水站，把小河里的水引到了梯田上。他觉得梯田迎着日头，光照长，是可以种麦子的。麦子收获之后，竟每亩仅一百几十斤的产量。有人说，产不了几把白面，真是劳民伤财。操，这么个破村子，什么时候有过财？父亲反驳说，到底我们是吃上大白馒头了，伤财也是值的。
新麦子打下来的时候，父亲把公社领导请来了，让他尝尝鲜儿。尝过鲜儿之后，父亲问，你看我们能不能摘下吃返销粮的帽子？
领导想了想，说，摘它干吗？国家也不在乎你的这几粒粮食。
父亲明白这话背后的意思，这梯田上死过人，于心不忍。
两个人半天没说话，空气显得格外滞重。
“我该走了。”领导欠起了屁股。
父亲摆摆手，“再坐一会儿，我有话要讲。”
“讲。”
父亲吐了半天唾沫，半个字都没吐出来。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领导不耐烦了，催促道。
“这个支书我想辞了。”父亲终于讲出话来。
“你癔症了是不，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就辞了？”领导站了起来。
“孩子考上了县里的重点。”
“这跟你辞职有什么关系？”
“他要花钱。”
“当了这么多年的支书，就没一点积蓄？”
“嘿嘿，成年挣那么一点工分，年终结算，扣除口粮钱，还该队里的，我能有什么积蓄？”
“你真是死心眼儿，就不能‘变’出点钱来？”
“都是一帮穷人，没几滴油水，一有那心思，就浑身不自在，咱毕竟只是一个农民，还要往长处活人哩。”
“你辞了，大队（村）的事儿怎么办？你不能只为自己考虑。”
“咳，大队的事儿好办，眼下的大队，就像咱山里的小驴车，没人赶它，也会自己走哩。”
“你真是瞎比喻。”
“怎么是瞎比喻呢？这么多年，村里的事儿，哪件是自己做的主？随便从青年党员里选个支部书记，也就齐了。”
“辞了职你能干什么？”
“岭那边有煤矿，咱当个窑工可以挣到现钱，嘻嘻，咱身体好，有的是力气。”
领导颓然地坐下，深重地叹了一下。身后的母亲也随着叹了一下，在场的我不能承受，悄悄地溜了出去。
几乎是与新麦上场的同时，我领到了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在通明的灯光下，父母反复地摩挲着那张白纸，傻笑了一番。“还是咱有远见吧，你还心疼那几滴灯油。”父亲笑着讥讽母亲。
“嘁，我是怕他把眼睛觑乎坏了，将来干不了力气活儿，不好找媳妇。”
“真是瞎操心，你看他觑乎了这么多年，眼睛坏了吗？”父亲得意地笑了笑，“找媳妇？找就找柯湘那样的。”
“你就吹吧。”
夜里他们竟整夜地睡不着，他们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在犯愁。他们从我这里弄明白了，穷家破业承受不得喜事，学费，伙食，住宿，哪儿不要钱？临近天亮的时候，他们终于想出了办法：借。
借到东家，人家说，你做支书的怎么也糊涂了，咱靠鸡屁股银行趸油盐的人，哪儿来的现钱？不过，托你的福，咱有粮食吃了，你可以撮几簸箕老玉米回去哩。
父亲摇摇头，你还是省省吧，刚吃了几顿饱饭，就这么大方了？
到了西家，依旧是老玉米的买卖。借来借去，父亲的心寒了——乡风淳朴，他们肯定会借给你什么，但是就是借不出一样东西——他们的确没有这样东西。
回家的路上，他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这个支书当的，真他妈的操蛋！
父亲找我商量，你看，那个重点咱是不是就别上了，村外不也有一所中学吗？
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义正词严地训斥道。
父亲哆嗦了一下，嗫嚅道，好，好，好好……
父亲的支书生涯，就这样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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