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自牧

    湖北书友黄成勇出差到济南。想看看与书有关的部门和人，打电话问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龚明德：找谁领路合适？龚明德想都没想马上答复：找自牧！其实，龚明德和自牧两人还没有见过面，只是神交已久。龚明德说：“在几千里之外，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爱书的友人，实在是人生一大幸福。”

    自牧乃何许人也？他不是专业作家，却有国家一级作家的职称，先后出版了《百味集》、《抱香集》、《疏篱集》、《三清集》、《绿室诗存》、《人生品录——百味斋日记》、《淡庐日记》等著作；他不是专业编辑，却为文友们校编了百余部作品集；他不是书法家，有些报刊社却找他题写刊名。自牧原名邓基平，又号淡庐，是一位在全国书话界颇有人缘的书爱家。

    认识自牧，首先是读了他的日记，再读他的书信、序跋，最后接触他的人。在没有见到他之前，读他的作品，那里面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对书的痴迷。搞文学创作大都是从小说、诗歌、散文开始，而他却一直倾心于日记文学的创作。几十年来乐此不疲，正是因为日记的原因，书斋里的自牧才开始为社会大众和媒体所注意。他与于晓明共同主编的《日记报》，由报纸型改为书刊型出版后，时间、精力、财力的投入日益加大。几年下来，他们投入了几万元，为营造书香社会，一直在默默地工作着，奉献着。他们的《日记报》也逐步被书话界书友所认可，并成为书友们喜爱的“民刊”之一。

    我在自牧的办公室里看到过他自己装订的日记本，日记写在16开稿纸上，每篇日记都字迹端正，没有一丝匆忙潦草之感，装订的整整齐齐，有封面、有衬页，封面上题有集名，装在十分精制的档案盒里。如果单单一个时期这样做尚不算难，难能可贵的是自牧二十几年来一直是这样仔细地去记录去保存日记。其做工之仔细，就是一般的档案管理人员也无法比拟。这些年来，自牧写了几百万字的日记，1993年10月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人生品录——百味斋日记》。在自牧的日记里，几乎每天都有与各地文友交流的信息。读了他的日记，一个豪爽、好客的当今孟尝君的形象就在脑海里形成了。张炜评价说：“我想这大概是山东文坛第一部长篇记事，也是泉城文人当中第一个有心人撰写的。这部日记文笔洗练，记事清晰简约，而且极少有情感的夸张。我想这是中国式的《龚古尔日记》，必将成为今后研究山东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的手中瑰宝。”（《文友自牧》）

    书友于晓明在一篇文章里说自牧每年散书3000。自牧每编一本书，都留100本送人。他说：“我给文友的回信都是随信寄去一本书的。”他的日记、书信上也都有他送书的记录，他编了100多部书，散书又何止3000呢？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就送给我20多本书，有他自己的书，也有为文友编的书，他在书上分别题跋道：“我以我文行我法，甘为人弟不为师”、“沐浴书香”、“自放幽香不争中”。以后，每次与他见面，都有书相赠。

    自牧推崇孙犁的文品和人品，孙犁欣赏自牧的才干，两人遂成忘年交。孙犁生前，自牧曾多次前去天津探望，并与孙犁的研究者刘宗武、郭志刚等专家、学者以及孙犁的儿子交往密切。在孙犁的《书衣文录》（1998年5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中，曾三次提到自牧：他在《古今伪书考补证》书衣上写道：“山东邓基平寄赠。国家形势堪忧，心绪不宁，午饭后装整之。1989年5月18日”；在《遵生八笺》书衣上写道：“1989年9月19日，邓基平寄。书价昂，已寄款去。此书收入4部丛刊中，已不易得。余见有排印本，原想购置。然此本油墨纸张均甚差，所谓好书不得好印。且有删节，未能令人满意，然今日出版物，亦只能将就看看。当日晚记”；在《菜根谭》一书封皮上又写着：“此昨日收到之山东邓基平所赠小书。余初认为明人议论，不甚注意。及见书后附傅连璋序，乃叹为珍本也。傅氏行医汀洲，红军至参加革命，随军长征，于我军医，大有贡献……1989年11月10日下午装讫记。”

    在孙犁的《芸斋书简》（1998年6月山东画报出版社版）中，收入了孙犁写给自牧的16封信。自牧的处女集《百味集》出版时，孙犁为之题写了书名，并由此衍生出一段书缘：北京有一位叫孙桂升的老先生是孙犁的崇拜者，只要是孙犁的书见到必买。孙桂升在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发现了孙犁题签的《百味集》后，买回去读了，并与作者自牧取得了联系。此后两人鱼雁往还，10年间便得信几百封，全是淘书、读书、写书之感受，遂于2003年两人合作出版了书信集《南北集》。

    每次去自牧的办公室，都看到成摞的正在校对的书稿，奇怪的是整天与文字打交道的他却不会使用电脑。为了迎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读书报刊研讨会，他编了一部《半月日谱》，收录了全国48名书爱家2005年1月1日至15日的日记。当我收到他寄来的我的《泰山日历》样稿时，我打电话告诉他，我改好了稿子即发到他的电子邮箱里。他说，他不会用电脑。尽管他家里的电脑已买了好多年，却一直都不会使用。在当今信息时代，从事文化工作的哪儿有不会用电脑的呢？自牧不但不会使用电脑，就连手机信息也不会发，我笑他：“你这是在拒绝现代文明呀！”仔细一想，他拒绝电脑，也有他自己的道理，如果使用了电脑，他那一本本装订整齐的手写日记、书信还会有现在的效果吗？前些年，写信与朋友交流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写起信来洋洋洒洒数千言，有些信文采飞扬，有些信情意绵绵，现在读来仍觉有趣。自从有了电话，特别是使用电脑写作以后，写信就极少了，即使发封电子邮件，内容也像电报一样简捷，再也没有原来写信时的那种情趣了。电脑可以提高人的工作效率，同时也容易使人浮躁。我想，这也是自牧拒绝电脑而坚持用笔写作的原因之一吧。

    王小波是一位游走在文坛边缘，被称为“文坛外高手”的特立独行的自由作家。自牧与王小波有相似之处，他不愿介入文化圈内的山头之争，醉心于自己的日记写作，别人的小说出版、散文发表、诗歌获奖，他都无动于衷。想想这些，自牧何尝又不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平民作家呢。

    2005年7月2日于《泰山周刊》编辑部

    夜访伍立杨

    中国真是个伟大而又神奇的地方，中午还是长衣大褂，几个小时后，就进入了T恤衫的世界。每年一度的来访，对海南已是轻车熟路，下了飞机，打的来到早已预定的宾馆，一番洗漱，换上夏装，步入附近的夜市，品尝海南风味小吃，一下子被淹没在叽里呱啦的海南土语之中，顿有置身异域之感。

    这些年，独自外出已成习惯，自己喜欢的地方可以多玩一会儿，多住几天，无拘无束，不受任何人的干扰。每到一地访书访友是必做的功课。用过晚餐，给伍立杨打电话，他正巧在家，约我过去聊天。遂打的赶到海南日报社新闻公寓。

    来到浮沤堂，仿佛进入了一个书的世界，写字台、茶几、地上到处都是书籍。他亦用书架放书，高大的书架及至房顶。我也不喜欢用书橱，书橱放书太少不实用，总觉得那是摆在官员身后做装饰用的。对爱书人来说，书籍就像皇上的妃子，没有嫌多的时候。立杨兄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与另一家人合住一套房子，真不知当时他把那些宝贝藏在哪儿。后来，他放弃灯红酒绿、市声喧闹的京华生活，携8000“佳丽”飞抵海南，著书立说，与世无争，做他的逍遥“皇帝”去了。

    140平方米的房子被他布置成了一个大书房，客厅40多平方米，为第一书房，藏书大都放在这儿，命之曰：“浮沤堂”，斋名由范曾题写。“浮沤”一词典出苏轼《龟山辨才师》一诗，“羡师游戏浮沤间，笑我荣枯弹指内。”本意是指水面上的小泡沫，旋生旋灭，喻人生无常耳。立杨兄在其《书房散墨》一文中云：“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鱼少水，斯有何乐？是曰浮沤而已。”写字台后悬挂着流沙河的一副对联：“九州风雨写史笔，百尺楼台读书灯”。以前，我曾走马观花地看过立杨兄的藏书，有好多只闻其名而未见之书。第二书房10平方米，名“发呆室”，立杨兄解之曰：“盖以不为发呆之事，难遣有涯之生而已。”另外还有画室，立杨兄不但是作家，他的国画造诣颇深，圈内人皆以藏有他画作为荣。    说起这些年出版的作品，他说已经出版十八九本书了，但个别书印数少，影响不大。秋缘斋所藏立杨兄的著作大都是他的签赠本，也有一些是从孔夫子旧书网邮购的。2006年去海南时，刚到宾馆，立杨兄就驾车来接我出去吃饭，他给我带了《漏船载酒》和《墨汁写因缘》两本书，我让他签名，他说，吃完饭再签吧。结果回来时忘了。立杨兄曾给我寄过他的《故纸风雪》，邮途丢失，所以我不敢再相信邮政，把书寄给立杨兄签名。事隔两年，我去海南时又把那两本书带上请他补签的。每次拜访立杨兄都有收获，他又找出了《读史的侧翼——打捞历史的碎片》签名相赠。

    立杨兄的作品愈来愈受到读者的青睐，出版社稿约不断，他说，最近，还有几部书稿要赶写，忙得焦头烂额。近日，辽宁教育出版社同时推出他的两部新著《烽火智囊——民国幕僚传奇》和《倒计时——晚清迷局中的生死较量》。出版社要在济南举行的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举办首发式，立杨兄也亲临现场签名售书。聊天时，立杨兄先后给济南、泰安的几位朋友打了电话，分别告知他要去济南参加书博会。

    怕影响立杨兄的休息，我起身告辞。立杨兄说，他约了《南国都市报》副刊主编叶海声来与我见面，现正在报社值班编稿子，一会儿就过来。大约10点左右，叶主编带着报样过来了，他刚从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回来，我问起鲁院的一位朋友，他说是他的副班主任。这次和他同去鲁院学习的有两个山东人，其中的一位也是我的朋友。有共同的朋友，话题也就多了，聊得兴奋，忘了时间，不知不觉聊至深夜，相互留了联系方式，匆匆告别。立杨兄让我回山东时一定给他打电话，他说要送我一幅画。

    办完了在海南需要做的事情，便订了返程机票。本来不想再打搅立杨兄，但经不住那幅画的诱惑，还是在给他打了电话之后，冒雨赶到海南日报社，立杨兄已在大门口等候，他交给我一个手提袋说：“里面有一罐食品，是香港的朋友寄来的，送给你！”立杨兄执意要送我去机场，他那么忙怎么再去麻烦他呢，遂婉拒之。

    回到宾馆，见手提袋里还有一本书，是唐晋主编的《治国与治史》，收录了二月河、孙立群等7人的史学讲座内容。一个大信封内装有立杨兄的国画《峨眉山月》，另有一个微型册页，有十几幅立杨兄的《花鸟小品》。随即发信息致谢，立杨兄回信息说：“那个册页是我的早期作品，但愿有点儿意思。”

    2009年4月19日于秋缘斋

    董宁文：营造书香社会的义工

    南京有个凤凰台饭店，凤凰台饭店办了一份民间读书杂志《开卷》，《开卷》的主事人叫董宁文。

    董宁文这个名字爱书人都不陌生。南京画家刘二刚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他圆头圆脑，装着智慧，眼睛不大，目光敏锐，嘴不伶俐，包含着修养，腰背不挺，背负着责任和学问。”简单的描述，形神具备，一副憨厚、睿智的形象活灵活现。

    现在的杂志大都在改版、增刊、精印，急功近利地追求时尚、浮华。相比之下，只有一个印张、封面与内文皆黑白印制、骑马订的小杂志《开卷》，在外形上有些相形见绌，但内容却是厚重的。《开卷》为月刊，创办至今已出版100多期，作者多为腹笥充盈的文化老人，绿原、谷林、牧惠、黄宗江、范用、何满子、周有光、黄裳、舒芜、杨绛……文化老人们不会轻易给杂志写稿，一要看杂志的质量，二要看编辑的人品。能约到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文坛大腕的稿子，说明董宁文的人品受到了老人们的肯定。董宁文对这些文化老人大都登门拜访过，季羡林、施蛰存、柯灵、杨绛、王元化等老先生家里都留下了董宁文的足迹，《开卷》和董宁文都被这些老人认可了。于光远说：《开卷》好就好在小，不论发展多大，也不要变大，还是这样的小册子，文章小，有干货。长文章空话套话就多了，没有意思。

    《开卷》有一个“开有益斋闲话”专栏，是一个与各地文化人物互动的栏目，也可以说是文化名流的起居注，记录了他们出了什么书，参加了什么活动，创办了什么杂志，甚至病逝的消息。每次收到杂志，我都是习惯地先读这个栏目内容。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文字，却记录下来许多珍贵的史料。后来董宁文把这个栏目的内容结集先后出版了《开卷闲话》、《开卷闲话续编》、《开卷闲话三编》和《开卷闲话四编》，再过两个月，《开卷闲话五编》又将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董宁文在编辑《开卷》的同时，还与国内十来家出版社合作，参与策划出版了近百种图书，其中“读书台笔丛”10种、“六朝松随笔文库”12种、“中国版本文化丛书”14种、“书林清话丛书”16种等。《开卷》所刊发的文化老人的文章都是原创性的，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出于对精英文化的责任感，董宁文还编辑出版了三辑开卷文丛，将这些文化老人的作品精华结集出版，每辑10种，三辑分别由凤凰出版社、岳麓书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开卷文丛”与《开卷》的风格基本一致，以文化老人作品为主，并着意发掘被文学正史所湮没的作品和作家。《人书俱老》的作者李君维先生是20世纪40年代海派报人和海派小说家，和沈从文、张爱玲一样，是中国文学界的“出土文物”。他和张爱玲是同时代的作家，当年曾拜访过张爱玲和张爱玲的同学炎樱。《人书俱老》是他在解放后出的第一本书，书中收集了不少忆旧文字，现代文学史料学专家陈子善先生在序中介绍了李君维被重新“发现”的经过。

    2005年，董宁文把他所约写的50多篇介绍自己书房的文章结集为《我的书房》，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王世襄、黄苗子、于光远、吕剑、王元化分别题签，董桥、流沙河作序。全是大家文章，并配有书房图片及作家手迹，图文并茂。这个阵容想不火都不行。董宁文乘胜出击，又连续主编了“我的系列”——《我的书缘》、《我的笔名》、《我的闲章》、《我的开卷》，一时洛阳纸贵。

    在许多媒体不断地削减读书版的时候，各地的民间读书报刊相继创办，北京的《芳草地》、山东的《日记报》、上海的《博古》、湖南的《书人》、四川的《读书人》……一时间如火如荼。2003年11月，《开卷》领衔组织召开了首届全国自办读书报刊讨论会，对民间读书报刊的办刊方向及发动全民读书活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自此形成惯例，每年一届的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已在湖北、北京、江西、内蒙古、山东等地召开了六届。因为董宁文对读书界的贡献，2009年5月份在宁波召开的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上，董宁文当选为中国阅读学研究会读书报刊联盟副主任。

    董宁文藏书亦丰，在他的书斋“癖斯居”里有相当一部分签名本和名人题字，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在与文化老人的交往中得到了许多的签名本和题赠墨宝。一次，黄裳先生重游金陵，董宁文陪同，游览明孝陵回城后，车子进了一个小区，是宁文的家，宁文从书橱里取出了一叠黄裳先生的早期著作，请黄老签名。黄裳先生笑称是“绑票”式签名。黄老一一签名后，宁文又拿出宣纸，请黄老留下墨宝，黄老提笔写下了“嫏嬛福地”四个字。流沙河先生光临“癖斯居”时题写了“夜临书城”，并作跋曰：“公元2000年9月10日之夜，携国梁、明德以及内子茂华访宁文之书斋，诸君所谈莫非书也，夜久竟不得出。流沙河记”。宁文还有个专题收藏，就是收藏“书缘”二字，每期的《开卷》封三都刊发一幅名家题写的“书缘”。他与人有缘，与书有缘，因而他的随笔集就叫《人缘与书缘》。

    我与董宁文几次见面都是在会上，来去匆匆，一直没能细聊。直到丁亥秋日，我与徐雁及宁文二兄同往曲阜朝圣，才有机会畅谈，名人掌故、书界趣闻、出版轶事，与他似乎有聊不完的话题。对他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是一个宽容之人，俗话说，人无癖不可与交。大凡有作为之人都有个性，甚至有怪癖。董宁文时常与各色人等打交道，对一些人的怪癖也能理解。他说，越是有毛病的人也越是能做点事的人。正是因为他的包容之心，才使得《开卷》获得了更多爱书人的支持与关注，使得《开卷》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份名刊。

    2009年6月29日于秋缘斋

    灯下窗前长自足

    认识刘德水缘于他的女儿。那次我们一帮书虫去北京布衣书局淘书，一个小女孩儿也跟着去了。我们淘书，她在一旁写写画画，当时谁也没有在意。吃饭时，小女孩儿拿出她画的速写，让陈子善教授题了“陈子善淘书图”几个字。我看了，见画面上也有我在翻找旧书。这才知道小女孩儿叫刘莐，是北京书友刘德水的女儿。

    德水兄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三余斋”。“三余”二字，语出《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魏略》，“三余”者，“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以三余名斋，意在珍惜时光、勤奋读书自勉。德水兄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京郊一所中学教书。地处京畿，又爱苦读，因而结识了一些大家耆宿。在他的《三余斋杂写》一书中，前两辑“书缘琐记”和“三余独语”皆为书人书事及读书随笔，记述他与张中行、启功、金克木、萧乾、姜德明、钟叔河等文化老人的书缘。老作家们每有新著出版，便常常打电话让他去取书。关系密切且获益最多的，大概要属张中行先生。十几年的交往中，他与张中行先生结成了忘年之交，隔一段时间不去说梦楼，老人便常念叨：“刘德水怎么好久没来了？”

    1999年，行公患脑血栓住院，让家人给德水兄打电话，把正在印行的几本书的终校任务交给他。前后两个月时间，他为行公审校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张中行散文》，群言出版社的《望道杂纂》，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的《旧燕》，上海书店出版的《不衫不履文抄》和苏州大学出版社的《顺生论》。行公新书出版后，总要送德水兄一册签名本，他说：“你帮我做了那么多事，我得感谢你！”

    德水兄还曾为行公“捉刀”写过一本书呢。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茗边老话”。“老”，一是话题限定在传统文化中，二是作者必须是腹笥充盈的耄耋老人。张中行也在被邀之列。当时，行公的精力已难以完成，却又难以推辞。无奈，给刘德水打电话，说：“咱爷俩趣味相投，文笔相近，看看能否你先写，然后我再看看，帮我把这一关渡过去。”最后商定了选题，决定写两人都感兴趣的“八股文”。德水兄在工作之余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搜集资料，写出了《闲话八股文》一书。编辑在署名的问题上征求德水兄的意见，但他坚决不肯署名。书出版后，行公把所得稿费全部给了他，并在赠书的扉页上题道：“此刘君德水费心血之作，应出版社之情，由我掠美，甚惭愧也。”

    读、写多了，德水兄脑子里也不可免地多不合时宜者。身边便有人指责他“不务正业”。出版家钟叔河得知，在信中鼓励他：“读书写文章，即如酒人之于酒，欲罢不能，不懂味的人是难于理解的。恐怕由他去吧是惟一的处理办法。中学教师，夏丏尊，朱自清，周作人，都是当过的，如果他们当初不‘不务正业’，在文学上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当然，如今确实不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读书人自由，遇到不合意的人或事，可以拂袖而去，到哪儿都可以工作、生活，一不留神就可能出现一个大家。体制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遇到这些事，也只能忍气吞声，委屈自己，怎么能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呢？孟子曰，“不得罪于巨室”，良有以也。

    德水兄的《三余斋杂写》中的最后一辑除了《爱竹杂说》一文外，全是谈吃的文字。《儿时野味》、《春日菜肴》、《猪蹄儿》、《狗肉》……由此可见德水兄亦属饕餮之徒。但他又特别爱竹，信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古训，在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处地处一楼的房子时，马上从友人处刨来竹根，种在窗前，并想像着三五之夜，竹影摇窗的景像，复名书斋曰“竹影婆娑之室”。这德水兄懂吃，会吃，且能吃出趣味吃出品位来，真堪称“老饕”矣。

    虎父无犬子。德水兄的女儿刘莐受其影响，不但善画而且能写。那次一起淘书之后，便写了《书鬼陈子善》一文发给我。多少年来，人们对爱书人有各种称呼：书迷、书痴、书蠹、书奴、书呆子……但“书鬼”一词却是第一次听说，实属刘莐首创。文章描写也特别传神，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了爱书家陈子善教授对书的痴迷形象。

    德水兄在他的《书斋不亦快哉》中戏言：“余每欲终生与书为伍，而人多思与官同列；人视我为‘书蠹’，不求上进；我视人为‘禄蠹’，一心求官。直如泼妇骂街，打一平手，不亦快哉。”德水兄读书、教书、编书、写书，与友交往也都以书为媒。他先后给我寄来了张中行的《顺生论》、启功的《诗文声律论稿》等。在赠我的《三余斋杂写》扉页上写道：“因为有了书，这世界便不再清冷，而平添了几许暖意。”

    唐弢先生诗云：“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德水兄读书成瘾，甘以书蠹自居，移以比况，庶几当之。

    2006年10月11日于秋缘斋，时夜深人静，秋风微凉。

    小潜徐明祥

    和徐明祥相识缘于书。

    2004年到济南中山公园淘书，在一家书店看到了《书脉集》。据说书话家徐雁教授的藏书中，书名带“书”的就有500余册。我在淘书时，特别留意书名带“书”的书。我拿过《书脉集》翻看一下，果真是一部书话集。《书脉集》是徐明祥的第二部书话集，1999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钱仲联题签。书分四辑：“潜庐书话”、“临风随笔”、“潜庐书简”和“静夜心思”。其中的“临风随笔”和“静夜心思”两辑是散文、随笔，夹在其中，在阅读上有些阻隔。如果去掉这两辑的话，就是一部纯粹的书话集了。作者别出心裁地留了一个空白序——在序的位置印了两页空白稿笺，让读者随意填序。为人作序者，或学术上有所建树，或社会上有一定影响，或与作者相熟。让素不相识的读者作序，也是一个创举。

    从书简的字里行间得到一点信息，作者是一位教育杂志的编辑，因为同道，便产生了结识徐明祥的念头。我在百度搜索网打上徐明祥的名字，搜索他的信息。查过好多资料之后，终于在徐明祥写的一篇教育论文的后面找到了他的工作单位和电话，一拨电话，是空号。再打114去查找单位，终于听到了徐明祥那略带乡音的普通话。

    接到我的电话后，徐明祥就马上到邮局为我寄书，等了许久，没有收到。在此之前，南京的董宁文、湖北的李传新、甘肃的尚建荣、河北的高玉昆、安徽的许俊文、上海的陈克希、北京的周叶慧……给我邮寄的书刊都丢失过。不知现在的邮政部门怎么了，不挂号的邮件，根本没有保障。明祥只好再次挂号寄来了他的《听雨集》和《潜庐诗草》。

    《听雨集》也是一部书话集，1997年4月华艺出版社出版，赵丽宏、秋禾、王稼句作序，自牧跋，张中行题签。《听雨集》中也有“临风随笔”和“静夜心思”两辑，如果把这两本书重新组合一下，分别出一部书话集和一部散文随笔集，就完美了。

    明祥后来又送我一册《书脉集》毛边题签本，他在扉页上题道：“郭伟先生于济南中山公园旧书摊淘得拙著《书脉集》，因此而相识而结缘。特赠毛边本以留念。”

    龚明德说过：“别小瞧这种‘秀才人情’，在我们这类爱书人——我称为‘书爱家’——心目中，这互相送好书，简直就是过节日。”朋友的赠书，我在读后都会在专架珍藏，珍藏的不止是一本书，还有一份情感。

    明祥因追慕大诗人陶潜，便在上大学时取笔名小潜，斋名潜庐。明祥不愿介入由文人、伪文人一个个小圈子组成的所谓的文坛。工作时间做学问，业余时间潜心读书写作，自得其乐。文人宜散不宜聚，文学创作是一种纯个体的行为，很难想象，组织沙龙，整天聚在一起，交杯换盏，虚伪地相互吹捧，像传销者一样臆造一个个虚无目标的人，能写出思想深刻的作品来。明祥起步虽晚，厚积薄发，两本书话集的出版，奠定了他步入中国书话界的基础。

    从“潜庐书话”上可以看出明祥阅读范围的宽泛，《易经》、《诗经》、《陶渊明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等都在他的研读之列；从“潜庐书简”知明祥广交师友，与流沙河、忆明珠、张中行、范用、王学仲、姜德明、龚明德、林斤澜等都有文字往来。

    借用书友自牧兄的话说：“读书医俗，藏书养趣，书籍使他沉静，也使他开始‘富有’。作为心系书道的文朋诗友，我为他的骄人成绩而欣慰，同时也对他的文学前程持乐观态度。”

    2005年6月5日于秋缘斋

    书香盈盈一水间

    书画大师王学仲为袁滨兄的新著《盈水诗草》（2006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题词：“袁滨君学生时为少年诗人，青年为散文作家，中年为广播电视媒体人物，近则为万卷淘书人，故有此赠。”王老的题词也是对袁滨兄创作历程的总结。袁滨兄此前还出版有诗集《窗子与风》，但我对他的书话集《草云集》更感兴趣，一直放置案头，其中的文章读过不止一遍。

    结识袁滨兄，亦为书缘，我曾编发过吉林作家葛筱强的《清新淡雅〈草云集〉》一文，介绍了书话集《草云集》。不久，便收到该书作者袁滨寄来的《草云集》的毛边本。原来，袁滨兄亦是山东人，我居鲁国边境，他在齐国故地，相距不远，却是通过千里之外的朋友介绍相识，岂不为缘？

    书生相交，电话、书信、E-mail皆为书也，相互通过作品去探寻对方的心路历程。两年后，在胜利油田的一个笔会上，我见到了一直未曾晤面的袁滨兄，他刚到宾馆，就来到我所在的房间，知道我收藏志书，为我带来了《周村区志》和《百年商埠——周村》两部大型志书和他早期的诗集《窗子与风》。

    笔会结束，袁滨兄搭乘我的车回家，车到周村，我们去了一条古建筑街游览。中央电视台《旱码头》剧组正在这儿拍外景，编剧是《大染坊》的作者陈杰。过去时，剧组刚刚收工，一杆做道具的大秤还挂在那儿。

    我们在这条街上选了一家饭店，里面陈设全是清代装饰，随时可作拍片的场景。就餐的桌椅也是古式，用一种黑碗喝酒，端起酒碗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梁山好汉。饭菜极具当地特色，这次晚餐似乎是在体验生活。袁滨兄约了几个朋友陪我们，其中的葛思绪是专写长篇小说的作家，舍下庋存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世民大帝》，几位朋友与袁滨一样豪爽，在他们的热情中，我们不知不觉中也进入了角色。吃过晚饭，袁滨兄执意挽留我们住下，由于预订了去海南的机票，急于回家收拾行装，便带着袁滨兄赠送的当地特产——周村烧饼赶回家。

    袁滨兄与各地的藏书名家均有交往。丙戌秋日，他随《鲁商》摄制组跑了20多个城市，他的动态不断从各地反馈回来，武汉李传新发信息说：“袁滨来武汉，黄总请客，我把《崇文》一至五期让他给你捎回去。”苏州王稼句发邮件说：“前天，袁滨一行8人来苏州，他没有来过，因为时间短促，只看了几个地方，今天下午去扬州，然后转道南京回淄博。” ……袁滨兄回来后就马上发来电子邮件：“这次外出采访长达28天，颇有收获，除了采访报道，还见到了王学仲、峻青、何满子、阿红、李福眠、韦泱、王稼句、黄成勇、段华、袁毅等师友……《泰山书院》创刊号很有影响，我见王学仲、何满子和峻青先生时都问过他们，他们都已见到，并且印象很好。”

    袁滨兄近年来致力于书话的创作，他的《草云集》除最后一辑外，全是有关书的文字，其实也是一部书友交游集。书友每有新著出版，他都会及时写出一篇赏读文字，为书友呐喊助威。在网上看到我连载的《秋缘斋书事》，马上发来一首藏头诗：“秋水滢滢照书窗，缘分如诗滋味长。高朋云集凭栏处，雅兴意飞看斜阳。”袁滨兄人缘好，美女作家夏岚馨的畅销书《你们的恶》出版时，也特意请袁滨兄作序。

    袁滨兄性情耿直，为人作文皆直抒胸臆，亦不为尊者讳。孙犁先生对周作人偏见颇深，他在《书衣文录》中写道：“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都说他读书多，应加分析。所写读书记，无感情、无冷暖、无是非、无批评。平铺直叙，有首无尾……是一种颓废现象，不足为读书之法也。”（《知堂书话》）。这段话曾多次被人引用过，作为对知堂书话的评价。袁滨说：“耕堂老人为延安革命作家，长期受赤色宣传，排斥性灵文学，其义愤填膺，情由可原。文字本身很难区分高下，就文学性所言，知堂比之耕堂要高。知堂文字之妙实非芸斋主人所言也。老人观点，宜应辨析。”孙犁先生是我敬重的作家之一，但对知堂老人的评价，我亦与袁滨兄持相同的观点。

    贾平凹的《废都》出版后，引起了悍然大波，一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一边琢磨着《废都》里那些方格中应该是什么内容，一边口诛笔伐。《废都》在国内遭到围剿，却在法国获了奖，不能不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谈到《废都》时，袁滨兄说：“他的‘方格’不同于《金瓶梅》，《金瓶梅》本系后人所加，《废都》则是作者自加，几百年了，作者写作还要加‘方格’，这从某方面体现了一种文化现象。加‘方格’是无奈之举，国情所限，也含有一层抗议的意思。”在贾平凹四面楚歌时，袁滨兄撰文支持，可谓贾氏知音矣。

    爱书人都有一个书斋，袁滨兄原来斋名草云斋，因名字带有水字旁，总觉得与水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愫。当他乔迁新居之后，便改斋名为盈水轩，并请王学仲先生题写了斋名。盈水轩里，袁滨兄坐拥书城，挑灯夜读，正如吴门作家王稼句为袁滨兄所题：“香茗一盅，残书一卷，卧游胜地，此乐何极！”

    2006年9月13日于秋缘斋，时夜深人静，秋月盈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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