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苗得雨老亦壮

    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两位文艺界名人，一是戏剧表演艺术家牛得草，再是著名诗人苗得雨。那时就想，牛儿得草、禾苗得雨就会茁壮成长，名字起得真好。

    丁亥盛夏，在自牧的引荐下，与苗得雨先生约好，前往拜访苗老。下午3点，我们准时敲响了苗老的房门。苗老身材魁梧高大，满面红光，典型的山东大汉的形象。迎门的整面墙壁都是书，现在有些作家只是把写作当做一种谋生的手段，书都不读了。爱书人见到书，心里就发热，敬意油然而升。苗老说：“让你们3点来，我两点就起来了，这叫留滴水。”我问什么是滴水？苗老解释说，在农村盖房子两家之间要留滴水的空间，其实就是留有余地的意思。第一次见面，苗老就讲了一个有趣的典故，给人的感觉更加亲切自然了。

    我对苗老说，和您有缘呢，您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我。苗老问，哪篇文章？我说是《久远的歌声》。苗老在文章中写道：“去年省音协同志分工编辑的《山东抗战歌曲选》，我今年得到好友自牧割爱相赠一本……1944年春，省文协李林创作的杂耍剧《打花棍》，流传很广，此书中有苍山白爱玲、郑世荣记的《打花棍》，只有大体与原词一致的第一段。1987年省民间文学集成征集时，有新泰郭伟记录的基本准确的全词。”当时，《民间文学集成》中收录了我搜集整理的两首民歌。2005年8月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山东抗战歌曲选》时，由于篇幅所限，只选收了160余首，集中收录的作品从不同方面，代表和体现了当时山东抗战歌曲的基本风貌，其中有我整理记录的民歌《打花棍》。苗老起身到书房，找出了一本发表有《久远的歌声》的杂志给我看。

    苗得雨1932年生于山东沂南县苗家庄。12岁当儿童团长时就开始写诗，被延安的《解放日报》称为解放区的“孩子诗人”。 先后任《鲁中南报》和《农村大众》编辑、记者，《前哨》和《山东文学》副主编，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出版有各种作品集39种，700余万字。苗老说，针对中国目前的诗歌创作状况，曾经说了很多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不说了，并转向散文创作。连续出版了《苗得雨散文集》、《苗得雨散文二集》、《苗得雨散文三集》，目前正在编选散文四集。近几年，苗老又致力于民歌的挖掘与研究，古稀之年，每年都要回沂蒙山几趟采风，尽管当年的幼苗已成参天大树，但还离不开沂蒙山水的浇灌，因为他的根深深地扎在沂蒙山的大地上。

    苗老家乡的人说：“苗家庄有两个名儿起得最好，苗得雨和苗长水。”很多人以为苗得雨是笔名，其实不然，苗老说：“小时候上私塾，父亲借‘大德日生’之意给我取名苗德生，当革命的雨露洒向这片大地，我就改为现在的这个名字，不是笔名。”苗长水是苗老的儿子，也是作家，名字是他老奶奶起的，她说：“孙子是八路军浇大的苗，重孙子就叫长水吧。”苗长水创作了《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坊之子》、《非凡的大姨》、《战后纪事》等多部中篇小说，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雷达评价说：“苗长水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的尝试为文学拓宽了路子。”电视台曾为他们父子拍摄专题片，介绍这对父子作家。

    我给苗老带去了拙著《秋缘斋书事》。苗老赠我上下两巨册精装本《苗得雨六十年诗选（1944~2004）》，该书按时间先后为序，精选了苗老从事文学创作60年来创作的诗歌作品800余首。苗老在扉页题道：“郭伟、郭孟尧父子文友赏正”。我是带着在济南上大学的儿子郭孟尧一块去的，苗老在签名时，把儿子的名字也签上了，并与我和孟尧拍了合影。在《苗得雨散文三集》扉页亦有同样题跋。书房里有一个很大的书案，是苗老用来挥毫泼墨的，苗老的书法写得很随意，不拘谨，很放得开，飘逸潇洒，这与儿时读私塾打下的扎实的基本功是分不开的。我说：“苗老，等您不忙的时候，求您一幅墨宝。”苗老高兴地说：“行呀！写好后给你寄去。”我们不想过久地打扰苗老的休息，合影之后，就匆匆告辞了。

    回家不到一周，果然收到苗老为我写的条幅：“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老子语    丁亥年    阿滢文友惠存    苗得雨”。苗老的书法作品，又使秋缘斋增添了墨香。

    2007年7月29日酷暑之日，赤膊于秋缘斋

    孙永猛：《藤萝花》下的逝者

    书友玉民兄在电话里兴奋地说，他淘到孙永猛的散文集《藤萝花》了。我马上上网，见他已写入博客：“书友阿滢兄曾多次向我提及此书。孙永猛生前十分赏识阿滢，他的章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至今悬于阿滢客厅，笑对老兄。阿滢踏破铁鞋，寻寻觅觅，始终未曾得到此书。今日鄙人捷足先登，得来全不费功夫，羡煞阿滢也！”

    20世纪80年代末，孙永猛曾在我栖身的小城挂职，任市委副书记。他亦是作家，对我特别赏识，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有一件小事一直记忆犹新，当时他住在市机关招待所二楼，我住一楼，我时常到二楼去找他聊天，他在我这个20出头的文学青年面前从没端过架子。我知道他忙，每次都是稍坐一会儿就告辞。一次，我带了一盒烟，抽出一支给他。他说，你怎么这么俗了？你不吸烟带烟干什么？一句话说得我面红耳赤。孙永猛为人刚正不阿、做事认真，触及了某些地方势力的利益，一个掌握实权的地方恶霸扬言，孙永猛挂职结束后，让他走不利索。恶霸只能在地方作恶，螳臂当车只是可笑之举。后来，孙永猛升任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

    我的《中国节日大全》要出版，去济南找他写序，他正手拿馒头一边吃着一边大声争论着什么，见我进门，放下馒头迎了上来。又是安排吃饭，又是安排住宿，我说，什么也不用。就把书稿交给他，很快就收到了他作的序言。序的开头说：“时下兴请名人或相当职务的领导作序，我似乎还不到为人作序的名声、职务和年龄，郭伟君请我为他的《中国节日大全》作序，我还是欣然答应了……”

    1999年，在《大众日报》上看到了孙永猛的散文《槐抱藤》，是他的散文集《藤萝花》序，引起我对他的思念之情，便写了《长者》一文，回忆了与他交往的过程，写完文章，就听说他病逝的消息。天意乎？巧合乎？

    我在寻访《藤萝花》。在孔夫子旧书网搜索，在《藏书报》的旧书栏目查询，在各地旧书市场探访，陆续淘到了他创作的《宋庆龄》和《董必武》两书。书海茫茫，《藤萝花》一直没有下落。

    一个春天，我与诗人石灵去李白当年隐居的徂徕山礤石峪探幽，山涧有一古藤，挂满了串串紫花。石灵说，这就是你常说的藤萝花。果真像孙永猛描述的那样，“一树的藤萝花挂满了一个天，一穗穂，一串串。一朵花就是一个小灯笼，一穗花，一串花，就是一串灯笼。”孙永猛说，“藤萝花好看，有时可以吃的。似开未开之际，捋下来，放点盐，放点面，拌一拌，蒸着吃。我们则攀着青藤，单拣嫩的藤萝花吃，有时竟然剥去花瓣专吃花心，有些香，还有些甜。”据说，礤石峪的一家饭店就用藤萝花加上鸡蛋和面做藤萝花饼，虽未尝过，那滋味一定会“有些香，还有些甜”的。

    那串藤萝花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看了玉民兄的帖子，心痒难耐，又去孔夫子旧书网碰运气，打上《藤萝花》搜索，搜到的都是刘心武的散文集《藤萝花饼》和京梅的历史小说《藤萝花落》。搜了数百条信息，当我渐渐感到无望时，也该着老天惠我，最后，竟然发现有一册孙永猛的《藤萝花》，而且书相十品，马上订了下来。唯恐有变，赶紧到银行把书款汇去。

    《藤萝花》，1999年12月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印数2000册，定价10元。收入作者散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共23件作品。封面设计和我想象的不同，在我的脑海里，《藤萝花》的封面应该像俞平伯的《杂拌儿》、周作人的《书房一角》一样清新淡雅，但这个封面凌乱不堪，上面是几串藤萝花，下面是杂乱无序的树枝充斥着整个封面，不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与书的整体风格不同。孙永猛没有等到散文集付梓，便英年早逝，遽归道山，如果他活着，一定不会同意用这个封面的。

    孙永猛用优美的文笔记述了故乡的亲人、故乡的河流、故乡的风俗，充满真情实感，没有丝毫的做作。孙永猛说：“我把它归于我的恋乡恋土恋母情结。这是一个解不开的结。回忆中我就想写东西，于是就有了这个集子。”在这里读出了久违的宁静与淳朴，仿佛置身于胶东他老家的那古老的槐抱藤树下，听他讲家乡的故事。

    孙永猛曾说：“青年人外在要谦恭些再谦恭些，谦恭些才能得到周围更多人的帮助，而且可以除却许多麻烦；内心要狂放些再狂放些，不狂放些，没有自信，是很难有大作为的。”这些年来，我时常想起他的教诲，也自觉地以他的教诲作为处世准则。

    好在我找到了他的《藤萝花》，想他的时候，可以与他聊聊天了。

    2008年8月6日于秋缘斋

    杂家陈子善

    在读书界陈子善这个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了。陈子善是一位编著等身的著名学者、书人，现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我曾问他：“您编的书不下100种了吧？”他说：“差不多吧。”其实，他到底编了多少本书，他自己也没数了。有人建议他编一个目录，他一直没时间去做。

    在北京的一个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陈子善教授，他高高瘦瘦的，戴一眼镜，有一种魏晋学士的风度。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友聚在一起，书友间大都是第一次见面，但却全无陌生的感觉，因平时皆用书信、电话联系，即使没人介绍，也能猜出对方是谁。大家纷纷与陈先生合影，有人风趣地说：“陈先生成旅游胜地了。”    陈先生讲话风趣幽默，他对我说：“我收到你的信时，很激动呀。阿滢，我以为是一个女孩子。”我说：“你现在是不是很失望呀？呵呵。”他在做客人民网文化论坛，与网友交流时，一位网友说：“看到你的照片，真清瘦啊！精神矍铄！一个可爱的小老头，做的事情却朴实而又伟大。”他说：“感谢表扬。我知道我离小老头还有一点儿距离，因为还没有到老头的份上。按照国家的规定，我还不到60岁，还不到退休的年龄，虽然外表看起来比较像老头。而离伟大更远，永远不可能伟大。”

    我带着他的著作和他编的书到他房间请他题跋。陈先生接过书，说：“好，我现在开始为你工作。”

    陈先生研究的都是非主流作家周作人、刘半农、郁达夫、梁实秋、林语堂、台静农、徐志摩、邵洵美、叶灵凤、潘汉年、张爱玲等。对此，他曾说：“大家都在研究的，比如鲁迅、郑振铎，别人都做得很好，我们就要借鉴、运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必要重起炉灶了。而我所研究的作家，在我之前都没引起注意，或者说研究得不够，我感到有责任、有必要来研究。”《逃避沉沦》，1998年1月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是一部名人写郁达夫和郁达夫写名人的作品集。陈先生题跋：“编这本书是编辑硬逼出来的，但编成以后觉得还有点儿意思，毕竟郁达夫是我喜爱的作家。为郭伟兄题。子善，乙酉仲秋。”

    在1996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斋文丛”之《闲话周作人》书中题曰：“阿滢兄索题。这本书自以为编得比较好，费时数载，书出时，有些作者已谢世，总算为知堂老人研究留下一点儿有用的资料。子善，2005、10、14。”

    香港地区董桥是他较早地介绍到大陆来的作家，先后为董桥编了几本书。我收藏的《董桥文录》毛边本是龚明德老师寄赠我的。陈子善编，龚明德担任责任编辑，1996年4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年10月第二次印刷。陈先生在书扉题跋：“阿滢兄：10年前编的这本书，是我与龚明德兄的一次愉快合作。我至今以为文学爱好者不可不读董桥。编者陈子善乙酉秋。”我说：“可惜今天龚明德老师因编校流沙河先生的书稿没能来京参加会议。以后我再让龚老师题跋。有机会让董桥先生再题，那这书就更加珍贵了。”

    陈先生喜欢养猫，一次他养的猫丢失了，夜里两点多，他隐约听见猫的叫声，赶紧叫醒老伴，两人打着手电筒，寻着去。果真，发现了丢失了3天的小猫，喊着它名字抱回家来。每次外出回家总要给小猫带点好吃的作为礼物。爱屋及乌，在从事研究之余他把郑振铎、夏丏尊、丰子恺、冰心、梁实秋、徐志摩、季羡林、柏杨、刘心武等写猫的文章辑录在一起，编选了《猫啊，猫》一书，2004年6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书中配了很多精彩的图片，有名人与猫的照片，有丰子恺画猫作品，著名摄影家拍猫图片等等，图文并茂。陈先生在该书扉页题道：“我是养猫人，至今仍与两只小猫为伴。所以编了这本书，与天下爱猫人分享养猫的乐趣。为阿滢兄题    子善    乙酉秋日。”

    陈先生还在我带去的其他几本书上签名盖章。当我请求先生为我散文随笔集《寻找我的精神家园》作序时。他爽快地答应了：“好呀，我在回上海的路上有东西看了。”

    在京期间，我们一起去淘书。早上4点半，天不亮，我们乘坐一辆大巴车，来到潘家园。摊位上没有电灯，可能是故意制造这种鬼市气氛，每人一个手电筒，晃晃悠悠。人们在鬼火一样跳动着的手电筒光下淘书。陈子善先生跪在地上，两手趴在书摊上扫瞄着每个书脊，惟恐漏过一本好书。

    到布衣书局访书，陈先生找到了一本郑振铎的女婿萨空了的《科学的艺术概论》，但在结账时，让书局的工作人员拿了出来，说是这本书在网上让人预订了。我挑的书也有几本被捡了出来。陈先生给书局的老板打电话，才答应卖给他，当算完账到了楼下，陈先生翻看新购的书时，发现没有那本《科学的艺术概论》，陈先生又马上跑回楼上理论，总算买回了那书。这也是书局工作人员的失误，订出去的书就该从书架上撤下来，来这儿的人都是书虫子，看到了好书，又不让买，不是成心让人难受吗？陈先生说：“他先让我对这书馋了，又不让我买，这不是成心整人吗！以后应该仿照性骚扰罪，定一条罪名，叫‘书勾引’罪！”一语惊人，人们哄堂大笑。

    从北京回来不久就收到了陈子善先生为《寻找我的精神家园》写的序言，他说：“序已写好，寄上，请查收，不知合用否？尊著书名似较啰嗦，也许改成《寻找精神家园》或《我的精神家园》较好？请酌定。也因此，我的序文中提到尊著书名的几处，暂时空着，待你确定书名后添入可也。”原来书名字数确实太多，按陈先生的意思改为《寻找精神家园》。

    除了编书，他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了《遗落的珍珠》、《中国现代文学侧影》、《捞珍集——陈子善书话》、《文人事》、《生命的记忆》、《海上书声》、《说不尽的张爱玲》、《陈子善序跋》和《发现的愉悦》等个人专著。

    据说在现代作家研究论文中，最多的是鲁迅，胡适次之，张爱玲排第三。1995年大陆流行张爱玲作品，为了让读者更真切地了解张爱玲，陈先生先后编选了《私语张爱玲》、《作别张爱玲》、《记忆张爱玲》等书。陈先生编选的《沉香》，辑录了张爱玲从20世纪40年代到她去世前，所发表的一些散文和电影剧本。这个集子所收的文章，多是张爱玲的佚文。其中有张爱玲的电影处女作《不了情》以及第二部电影《太太万岁》，还有她在香港地区时写的电影《一曲难忘》。有关电影《不了情》的资料，张爱玲自己也找不到了。而陈先生在广州一家影像公司出版的一整套的中国早期电影的VCD里，发现了《不了情》，还原整理了《不了情》的文字剧本。陈先生挖掘出了许多张爱玲的佚文，人们一直认为1940年发表的散文《天才梦》是张爱玲的处女作，张爱玲本人也是这样说，而陈先生发现了张爱玲1936年在就读的圣玛利亚女校《国光》半月刊上发表的小说《霸王别姬》和《牛》，推翻了《天才梦》是张爱玲的处女作的论断。后来，陈先生又发现了张爱玲更早的作品，1932年发表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总十二期上的短篇小说《不幸的她》，当时张爱玲是该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这一重大发现，把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又推前了4年。

    陈子善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品牌”，在出版业低迷的今天，只要是他编的书，都能畅销。

    淘书、藏书、编书、写书、教书，构成了陈先生完美的人生。有好为人师者，喜欢为人开列书目，并出版了《必读书××种》之类的书，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读书。对于如何读书，陈先生却说：“对没有兴趣的书，你不要去强求，不要人家说这个是好书你就认为自己非要去读。作家余华最近讲的话我很赞成，‘什么书对你是好书，那就是你读了以后确实有感受的书’。可能别人读了以后没有感受，那无所谓，你读了有感受，对你来说，这就是一本好书，跟你个人的经验结合起来，跟你个人某个童年记忆、某一段回忆、某一段感受结合起来，你被触动了感动了，对你来讲这本书就是好书，就有意义。”    陈先生尽管常常埋身故纸堆，但不是呆板的“老学究”，无论在会议上，还是在餐桌上，他都是最活跃的。讲起话来，手舞足蹈。他忽而北京，忽而上海，忽而纽约，忽而台北……穿梭于各地的学术会议上。

    有人这样总结陈子善：“个子高，房子小；藏书多，收入少；年纪不小，心态不老；编书于帷幄之中，交友于千里之外。”他的弟子毛尖这样描述他：“这样平易的教授这样世故的年头真是不多了，他会坐在学生的自行车后座上，飞车党一样掠过校园，两只长脚拖地而行，他只管紧紧抱住胸前的一大包书。他爱书太凶猛，显得他的爱情生活似乎乏善可陈，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穿一粉红衬衣，肩挎一民俗布包，穿过黄昏的校园，去听一女郎拉小提琴，这故事到底有没有结尾，陈老师说，10年后告诉我们。不过，感伤忧郁的形象似乎不适合我们的陈老师，他是永远童心灿烂，永远心情开朗。在伦敦，他和柳叶一起逛书店，用着超高的分贝问，色情书放在哪里？柳叶公子花容失色，他却不以为然，洋鬼子，听不懂中文的。其实，就算在新华书店，他这样问，我们做学生的也不会惊奇，同样的事情，在他做来，是无邪，旁人要仿效，就邪了。因为，他是一个有工作的堂吉诃德。”

    2006年2月21日于《泰山周刊》编辑部

    走近海迪

    认识张海迪是10年前在省里的一次会议上。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年轻漂亮，穿着入时，思维敏捷，谈吐幽默，整个人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在济南南郊宾馆再次见到海迪时，10年过去了。已是43岁的她似乎没有什么变化，风采依旧。我想，已有10年不见了，她又是名人，接触的人多，可能早就不认识我了，没想到她依然记得我的名字。

    我对她说：“你去年出版的散文集《生命的追问》我读了。”

    她说：“今年又出了本书，明天我给你带来！”

    第二天见到她时，我开玩笑说：“是不是忘了给我带书？”她说：“没有忘，我给你带来了。”说着拿出两本书，一本是《生命的追问》精装本，一本是今年7月份刚出版的她和丈夫王佐良合作翻译的美国长篇小说《莫多克》。

    她在书的扉页上写着：“郭伟弟存念！姐姐海迪。”漂亮的字体是用金色的墨水写的，就像印在书上。我收藏的作家签名图书里，又多了两本珍贵的藏品。

    张海迪现为济南市文联专业作家。5岁时因患病造成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她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同病残作顽强的斗争。她虽没上过一天学，但自修了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出版了《海边诊所》、《丽贝卡在新学校》、《小米勒旅行记》、《莫多克》，还出版了散文集《鸿雁快快飞》、《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她的100多万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轮椅上的梦》，已在日本、韩国出版。1993年她获得了吉林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海迪这些年取得的成绩及其达到的水平，分到几个人身上，每个人也都是优秀者。论学业，她已是硕士研究生；论医道，她是合格的医生。在莘县下乡时，她自学了医药知识和针灸技术，先后为群众治病一万多人次；讲外语，她已翻译出版了多部外国作品，1988年还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日语演讲音乐会；谈技术，她在莘县广播局修理部学会了修理收音机、电视机。此外，她还举办过个人画展，她出版的书中插图也都是她自己画的。弹琴唱歌也不是外行，出过盒带，还和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员们一起拍摄ＭＴＶ。广泛的兴趣爱好，使张海迪的生活丰富多彩，紧张而又充实。

    海迪是爱美的。她有一头美丽的长发，像黑色的瀑布披在肩上。80年代初，当团中央表彰她时，她应邀到北京作报告。有人开始指责她的长发，那时，“披肩发”还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她生病住院，康克清到医院看望她,手里拿着一束大红花，说是朱德生前种下的芍药。康克清握着海迪的手说，希望她像这花儿一样漂亮。看到她的长发，也劝她剪短一些，但她就是舍不得。有关领导也几次打电话到医院催问剪头发的事，她依然坚持自己审美的观念，那天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时，她用手绢把披散的头发束了起来。但在进入会议大厅的一瞬间，她悄悄地扯下了那块手绢。

    海迪非常喜欢体育活动，也喜欢看体育比赛，如长跑、跳远、跨栏等项目，凡是能够展示腿部力量的运动，她都喜欢。1994年，她作为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参加了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简称远南残疾人运动会）。平时，无论工作多忙，只要有排球比赛，她都会到电视机前观战。赛场上紧张激烈的气氛，紧紧地抓住了她的心弦，她忘却了自己身体的麻木和疼痛，仿佛已融身于女排当中，和队员们一起翻滚、跳跃，一起发球、拦网，这一切都像是在梦中。当她到韩国参加她的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韩文版首发式时，面对韩国电视台的记者，她说：“我喜欢梦境。在梦中，我的健康失而复得。梦幻仿佛是一双无形的手，一双雕塑师的手，它将我残疾的身体修复得完整，它让我坍塌的身体重新站了起来，它使我萎缩的肌体重新丰满，它使我布满斑痕的皮肤变得光滑。梦是一种精神补偿，它给予了我走向生活的信心。在梦中，我如同健康人一样奔跑。在梦中，我与健康人是平等的。现实中，我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忍受疼痛。而在梦中，我从未见过自己坐在轮椅上，我总是看见自己在飞跑，跑向原野，跑向高山。奔跑的梦鼓舞着我，使我无限留恋美的一切。”

    10年前，我想采访她，但她身边总是挤满了人。我们好不容易约好了时间,但当我走进她的房间时，屋里的人还是满满的。海迪天生就是招人喜爱的人，她像月亮，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是繁星环绕。她小时候也是这样，妹妹的同学都成了她的好朋友。一有时间，都跑到海迪的小屋里，她们一块读书，一块学习，一块游戏。当她随父母下放到鲁西北一个偏僻贫困的村庄时，村里的闺女小子，很快就聚集到她的身边。她给他们带来了知识和新鲜的故事，他们也给她带来了幸福和快乐。她教孩子们唱歌识字，孩子们推着她的轮椅去赶集，去田野里享受新鲜的空气。多年以后，她回到了省城，也没有忘记乡下的“亲戚”，乡下的“亲戚”也没有忘记她。每到年节，他们都会带着大包小包地进城来看她。当她听说村里因无学校，孩子们要到外村上学时，她拿出了自己的5万元稿费，捐给村里建希望小学。她非常怀念在乡村生活的那段日子。《齐鲁晚报》专门为她开辟了一个“海迪和她的乡下小姐妹”的专栏，让她在那里诉说她对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下女孩们的相思之情。

    鲁西北平原用棒子面糊糊、三合面窝窝哺育了海迪。当她成为全国青年的楷模后，组织上曾考虑让她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但她拒绝了。她还是留在了创作室，从事她热爱的文学创作。她曾对我说：“其实我更愿意当一名医生，我的书籍也是医学方面的多。”她妹妹也说：“她一见别人生病心里就难受。”是的，因为她饱受病痛的折磨，她就一心想着为别人解脱病魔的困扰。但我认为当作家才是她最佳的选择，她可以用手中的笔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读海迪送给我的《莫多克》时，我被书中的故事情节感动了，眼睛一阵阵湿润。作者拉尔夫·赫尔菲是美国影城好莱坞的一位动物行为学家，书中讲述了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一个人与动物之间长达78年生死相依的故事。它向现代人诠释一个真理：动物与人是休戚相关的，动物也有情感，它们需要爱的关怀，也需要有人接受它们爱的付出。

    当作家出版社把《莫多克》的书稿交给海迪时，要求半年翻译完。海迪为了及时交稿，便邀请她丈夫王佐良一同翻译。王佐良比海迪大4岁，在山东师范大学工作，曾从事国际共运史研究多年，翻译发表了大量英文和德文历史文献，并译有《商海箴言》出版，还经常给《齐鲁晚报》写点散文。翻译《莫多克》是他们结婚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合作译书，由于只有一本原文书，海迪白天翻译，佐良晚上工作。为了译好这本书，他们反复讨论多次，包括统一全书的语言风格、人名、地名等，还四处搜集有关大象的资料。两口子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译完了《莫多克》。

    张海迪外出开会、作报告、出国，都是由她妹妹陪着。她妹妹就像她的影子，姐妹俩总是形影不离。可有一天，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给她打电话，邀请她到北京拍摄一部专题片时，妹妹有事不能陪她，于是她便决定独自去北京。海迪的爸爸把海迪送到机场安检门，就不能往里走了，服务小姐把海迪送到贵宾室。忽听广播说，因天气不好飞机要延误两个小时，海迪急了，关键是去洗手间怎么办？以前是妹妹相伴左右，现在只有自己孤独地坐在那儿。快要登机时，她决定自己去洗手间。洗手间的门很重，费了很大劲才推开。门口有一个台阶，出洗手间时，轮椅的前轮很小，上不来台阶，于是她便用后轮越障的功能倒着出门成功了。登上飞机后，她感到自己又有了一次超越。

    海迪说：“活着就要创造，就要探索，即使肢体已经残疾，思想的火花也决不停止迸发。”

    1998年9月5日于泰山书社

    出卖文章为买书

    大胡子彭国梁在《书虫日记》序中说：“这一年，除了编书写书，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逛书店。以买了书为准，这一年我共逛书店140多次……买书花去了四万多元。”在《开卷》读了国梁兄的序文，心便痒了起来，盼望着《书虫日记》早日出版，一睹为快。天遂人愿，不久，我便收到了上海书友袁继宏寄来的一包书，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是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开卷文丛”第三辑，一套10册，其中就有彭国梁的《书虫日记》。翻读新书的那种兴奋，也许只有爱书人可以理解。我没有向继宏兄道谢，我认为多一个“谢”字，却使书友间相互赠书的这种圣洁之情流俗了。

    彭国梁的藏书楼“傍河居”，因紧靠捞刀河，距湘江也只是一箭之地而得名。在这座四层的藏书楼里，每一层都有一个大书房。曾在《书人》杂志看到过他的书房图片，那宽大的写字台、高及房顶的书架，让我等为藏书的存放发愁的爱书人羡慕至极。

    淘书、读书、写作是彭国梁生活的全部内容，卖文所得，仍旧是淘书……周而复始。离开了书，他便不知道怎么打发日子，他曾说：“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要是没有美国，难以想像。可对我而言，要是没有书，那才真是难以想像。”在乡下老家过完春节，“回到家后，至少在书房傻站了一个小时。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有一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其实，也就在乡下呆了三天，可那是傻吃傻喝傻睡的三天，无所事事无可奈何的三天，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三天，那三天真是特别的长啊！”我常自称为书虫，但与国梁兄真是难以相比的。如果几天不逛书店，他便心痒难忍，就有一种饥渴感。即使大雪纷飞的天气，本想在雪地走走，可走着走着又走进了书店。在老家给母亲过完生日，回到长沙，来不及回家就直接打的去书店淘书，“好像只有到了书店，心才能静下来。”

    《书虫日记》读完一遍后，我又拿来与拙著《秋缘斋书事》一起对照着读，因两书皆为2005年的日记，某天，彭国梁买了什么书，而我则买了哪些书，更觉有趣。相比之下，《书虫日记》语言简练，而《秋缘斋书事》则有些啰嗦，对书的介绍过多。

    因龚明德老师的介绍，我与彭国梁结识，至今虽缘悭一面，却时时感受到他的关注。当他收到我寄去的《泰山周刊》文化版后，就马上发来电子邮件：“寄来的几期《泰山周刊》收到，感到非常亲切，见到了许多的朋友。我曾经也在一家广播电视报工作过，办一个叫‘月亮岛’的副刊，在当时还算有些影响的。你现在能用这么大的篇幅办一个如此有品位的文化读书周刊，真的是一件大好事……”《书虫日记》中有好多他在书店买自己的书用于朋友间交流的记载。

    与他结识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的《跟大师开个玩笑》签名本，附信曰：阿滢兄：

    你好！早就在明德兄处听到关于你和你的《泰山周刊》的介绍，最近几天，我又颇系统地把你寄来的报纸翻阅了，总的感觉很好。办一份文化气息很浓的《周刊》是很不容易的事。现在的一些报纸纷纷地砍掉副刊或缩小其版面，让人一见那些报纸就感到俗不可耐。

    看你的名片，知道你著了本《中国节日大全》，不知现在有存书否？我和杨里昂先生为岳麓书社主编了一套“中国传统节日”系列，已出来了“端午、中秋、春节、元宵”四本，还有“清明、七夕、中元、重阳”四本待出。岳麓书社新建的网站上可查到。

    寄上我的一本《跟大师开个玩笑》，请雅正。

    多多联系！即颂

    编安！

    彭国梁

    2005年11月10日当我创办读书杂志《泰山书院》向他约稿时，他发来了写沈从文的《兄妹书缘》一文。创刊号由于个别图片印刷质量欠佳，他来信说：“《泰山书院》收到后，便先找朋友们的文章看，有一种异常的亲切感。图片有些‘朦胧’之美，下一期也许就云开雾散了。夏天，长沙是一个火炉，而《泰山书院》的到来，仿佛就有了一些清凉。”看到他说的“朦胧之美”，对印刷厂的怒气也便消散了。

    彭国梁的工作不需坐班，他的生活充满了随意，往往读书到深夜，翌日，再赖在床上读书，早晨总是从中午开始。他自己有时也说：“这没人监督的日子过得有些乱套了。”书生做梦也离不开书，有一次做梦，梦见4部比他还高的精致大书，他打开其中的一部，发现自己变成书里的插图。他把头从书里探出来，老板却让他赔书，说书中有了一张他这样肥胖的插图，谁都背不动了。梦醒之后，好像还觉得脖子被书卡得有些痛。在梦里淘书，几乎每个爱书人都经历过，然而，这么有趣的梦也只有彭胡子才能做得出来。除了读书写作，他很少出门，“偶尔在街上碰见他，不是在去书市的路上，就是从书市回家的途中”。

    整理藏书是书人的乐趣，彭国梁常常整理到深夜两三点钟，仍兴致勃勃。他说：“什么叫充实？什么叫聚精会神？什么叫任劳任怨？看看彭胡子搬书就知道了。陶醉，痴迷，想像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更愉快的了。排列，组合，让他们排队，给它们分班，书们真好，任我随心所欲地折腾，却不发表任何意见。”彭胡子在他书的世界里自我陶醉。

    彭国梁出版有《爱的小屋》、《流浪的根》、《太阳起床我也起床》等诗文集20多部，在全国十几家报纸开设了专栏，并与朋友合作编了80多部书。稿费收入相当可观，银子到账后，转眼间便又掷入书肆。日记中多有从邮局或银行取出稿费，便直接去书店的记载。书店的老板对彭国梁也格外优待，往往打最优惠的折扣，书买多了，老板还亲自开车把彭国梁送回家。一位书店老板说，如果长沙有100个像他这样的买书人，书店的生意就好做了。

    “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郁达夫的这句诗也是对彭国梁的写照。《书虫日记》序中配了一幅丰子恺的漫画《钻研》，画一黑一白两部大书，一群书虫钻进钻出。而彭国梁正是那钻进钻出、乐此不疲的大书虫子。

    2007年6月10日于秋缘斋

    品茗夜读龚明德

    夜深了，妻子儿女都已进入梦乡。我沏好一杯刚从海南带回的苦丁茶，进了书房。我想此时远在成都的龚明德先生也一定会在六场绝缘斋里品茗读书吧！

    桌上放着几本书，《新文学散札》、《文事谈旧》、《书生清趣》……都是先生的书。品着苦丁，苦尽甜来的感觉，就像读明德先生的书，越读越有滋味。

    有人说：“北京的姜德明、四川的龚明德和上海的倪墨炎，是中国书话界的铁三角。是继唐弢、阿英、黄裳之后的书话大家。只要喜欢读书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名字。”2004年4月，我把这几年写的书话汇成一本《阿滢书话》，寄给了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工作的龚明德，在收到我的书稿后，龚先生马上给我回了信：“去年我忙了一年巴金。今年仍闲不了：去年巴金学术会把一堆稿子要由我弄成一本专著出版，《林徽因文存》要一字一句一标点地死对死校后赶在年内出书……还有临时硬派的任务，如上个月让我审读邓小平百年诞辰的纪念书，我又得抛开文学去看《邓小平文选》……你弄报纸，我们同行，可以叫叫苦。你的书话，我争取由我或由我的友人列入一套丛书中公开出版，至少不让你自己花钱出，最低也可免费得一堆书送人。我已写信给京沪宁等地友人并附寄《阿滢书话》目录，得等待机会……”信中还给我介绍了十堰的《书友》、呼和浩特的《清泉》、南京的《开卷》、上海的《博古》和北京的《芳草地》等读书报刊。从此，我便走近了龚明德。

    龚明德给自己的书房取名“六场绝缘斋”。“六场”原有所指，即官场、商场、情场、赛场、赌场和舞场，后来泛指“与书无关的场所”。他的书斋藏书数万册，家里放满了书，连孩子的卧室、阳台上、厨房里也都放了书架。有人见他这么多书，问他这些书都看过吗？他便恼了：“问这问题的人就更可笑甚至可恶，从此可以不再让这类东西进书房了，它们（不是‘他们’）是书的丧星，只该令其去当负责说空话的闲官或做与书无关的稳稳当当赚钱的生意。”（《书房叙事》）

    流沙河老先生风趣地说“陪著斋中万卷，断了门外六场”的明德是个书呆子。他对书的爱真到了“痴”和“呆”的程度，在一家书店看到一套巴金的《随想录手稿本》，定价500多元，囊中羞涩的他在书店抱着书看了两个多小时。过了几天，单位发了几百元的奖金，下着雨，就急不可耐地去书店买回了那套书。回到家，惬意地躺在躺椅上翻看这些宝贝时，却发现有几页空白，他又冒雨跑回书店换了书。

    现今，新书的价格让人无法接受，龚明德和众多的爱书人一样，走向旧书市场淘金，淘回的旧书，先用一干一湿的布帕擦干净，再用钳子把铁钉起出来，把内页用夹子夹好，画好线，然后扎眼，用尼龙线缝牢，最后糊上封面。上下各放一块木版，用石头压平。一侍弄旧书，龚明德“心中就荡漾着舒适——像看到手把手教聪明了的孩子，像目睹被自己一手调理好了的生病的人……”（《侍弄旧书乐无穷》）他对书房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谈到他的书房，激动、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好在我有书房，下班后，大门一关，便是深山了。这深山真有挖不完的宝啊……一想到我的书房，我整个人就生动起来，更不用说在里面读写了。”（《书房叙事》）

    明德先生不仅是书生，更是一位斗士。他的性格从《书生清趣》目录里就可以看出——“我行我素”、“点击作家”、“吹毛求疵”、“究根问底”。他在《营造宁静》一文中说：“我渴望做战士，为捍卫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弱势群体而呐喊。如果这样的机会还不成熟，我乐意躲在书斋，读者会从我的文字中发现我的不亚于做战士的价值的。”前几年他发现《围城》的各种版本不一，其中修改达3000余处，涉及内容的改动1000余处。根据研究成果，出版了《〈围城〉汇校本》，惹得钱钟书大怒，并引发了一场无聊的官司，面对“名家”，不卑不亢，赢得了读者的支持。他治学严谨、嫉恶如仇，“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令人忧心的“伪‘史料’”》，揭露了某些文坛前辈在垂暮之年为自己树碑立传，不惜篡改史实，制造人为的混乱。文章刺痛了不少‘前辈’，但瞧明德先生的神态，仍是义无返顾的庄严。”（《新文学散札·毛翰跋》）

    在《鲁迅全集》中，有段关于写章衣萍的诗的注文中写道：章衣萍曾在《枕上随笔》（1929年6月北新书局出版）中说：“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鲁迅全集》的权威性一下子把章衣萍定位为灰溜溜的“摸屁股”文人了。龚明德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来证明这句话是章衣萍引用别人的，实际上等于替章衣萍平了反。他还引用大量的史料证明鲁迅所写的《登龙术拾遗》不是针对《文坛登龙术》的作者章克标的，而是借以讽刺邵洵美的。《文坛登龙术》1993年5月由作者以“绿杨堂”的名义自费印行后，轰动了文坛，毁誉参半。龚明德认为这本书是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新文学惟一的长篇杂文体名著。在1999年11月，他为这位百岁老人重新出版了这部名噪一时的书。其实，他完全可以多编一些畅销书，多拿些奖金，但他老是喜欢干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中，左翼作家的书基本上都出版了文集或全集，而那些远离“政坛”的中立作家的作品一直无人问津，明德先生却在十几年前就年年填报凌叔华、章衣萍、陆晶清等人的文集，争取上选题，后来总算出版了两卷本的《凌叔华文存》。

    龚明德说：“在美国，挨骂最多的是现职总统，因为人们对他有很多期望，干得好，是他的本分，干不好，是他的罪过。在我们这儿，似乎不干活，不认真干活，就可以少受或免受指责，而一旦认真地从事一点儿事业，就难得过安宁日子”（《关于〈《围城》汇校本〉答记者问》）。是的，一个人只要想干点正事，就会马上有人诽谤、谩骂、诋毁，而且这些人采取一些下三烂的手段企图置你于死地。你做的正事干得越大，你的对手的势力也越强大。这些人有可能是你曾经所谓的“朋友”，甚至是曾得到你帮助最大的人。他在为自牧的《淡墨集》作序时说：“我们这些爱书的人，无论怎样地设身处地，也永远理解不了丧失人格弄出一个什么官位沾点大小便宜的乐趣。但就有那么一些伪‘文化人’，削尖脑袋去钻营与文化无关的门道……所以，对于说三道四的闲言杂语，应该听而不闻，不能往心里放，更不可以去与之理论。否则，真是抬高了这些东西们了！”（《书，自牧的天地》）

    明德先生喜欢较真，不管在哪儿，只要一发现错别字，非要纠正过来不可。他不但给书刊找出错字，连《新华字典》这样的权威辞书，都能给它找出一大堆的谬误。1998年5月《新华字典》（第九版）出版后，《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本错误率为零的书》的文章，文中写道：“很多权威人士指出，这次修订幅度最大，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的确算得上精益求精。据商务印书馆的一位负责同志讲，在前不久的一次严格的大规模图书质量检查中，第九版《新华字典》的错误率为‘零’。”看了这篇文章，龚明德来了劲，错误率真的为零吗？他马上开始审查《新华字典》，仔细一找，还真找出了不少错误，比如：第385页，“一大滩血”的“滩”应为“摊”；第657页，鲻鱼“背部黑绿色”应为“青灰色”……我在《泰山周刊》读书版专门为明德先生开设了一个专栏，每期刊登一篇《〈新华字典〉小议》，全是为《新华字典》找出的错误。

    校对本不是责任编辑的工作，但凡是龚明德责编的书他都亲自校对。在他责编《董桥文录》时，他把51万字的《董桥文录》细校了3遍。董桥深为感动，在赠书的扉页上题道：“明德伉俪编校此书，苦不堪言，至感而恧。盛夏书出，白云在望，倍觉思念。文化工作得以千里呼应，诚人生一乐。遥颂俪福，并祝笔健。”

    2004年底在湖北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民间读书报刊讨论会上，明德先生还建议在全国民间读书报刊设立一个无错字的奖项，每年评选一次，无错字的报刊奖励两万元，当年若无受奖报刊，奖金滚入下一年的奖励基金。有大学请龚先生为博士生讲课，博导希望学生们学习龚明德的这种精神。

    先生不但自己爱书，还在为营造书香社会而努力。《董桥文录》出版后，他用私款买了几百本《董桥文录》，分送各地的书友。他那些微薄的收入，买书时还总是在掂量着买，发点奖金，却全部买书送人。民间自办的读书报刊，他都在尽最大的力量去扶持。我外地的书友，也大都是经他介绍认识的，湖北的黄成勇和李传新、四川的傅天斌、南京的董宁文、北京的谭宗远、内蒙古的张阿泉……《开卷》、《书友》、《清泉》等，这些报刊也都是先生寄给我的。我在《泰山周刊》开设了一个书话专版——《泰山书院》，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在电话里一再叮嘱我要把这个栏目办好办活，明德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泰山书院》有读头，此类格调出报一二百期，对中国书香文化的建设，功劳就大多了。”对我更是关爱有加，他在给阿泉的信中说：“郭伟（阿滢）也是与你一样的书爱家，他已与董宁文、黄成勇、李传新等建立了联系。我从今年起想在地市甚至县级的报上弄出一批高雅的书香版面，为‘书爱家’的成长提供遍布全国各地的温床，郭伟兄早就这样干了，而且成绩可观。他的《泰山书院》可品可存，我是每期都剪存的。”

    龚明德的新书《书生清趣》刚刚出版，就给我寄来一册，在扉页上题曰：“毛边编号题签本百本之○四一，阿滢先生郭伟仁弟爱书且喜作书话，为吾同好。此书为闲书，供闲览。”

    先生的前几部书学术味较浓，给人的感觉六场绝缘斋的主人明德先生似乎总是板着脸的。而这本《书生清趣》是董宁文主编的《开卷文丛》第二辑中的一本，根据董宁文的要求，他“弄了一批不太死板的文章”。有了“清趣”两字，文字自然不会像以往那样冷峻了。读完《书生清趣》，一个执著、真纯的读书人形象就展现在人们面前了。是那些书造就了龚明德，同时，龚明德又赋予了那些书以新的生命。

    龚明德说：“一个文化人如果不在文化上显示自己的富有和高贵，那正好上了世俗的当，步入庸常一途了。”在龚先生的影响下，全国各地一大批的书爱家正在努力地使自己富有和高贵起来。

    2005年5月4日夜于秋缘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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