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星》和陆蠡

    一次淘书，看见一本很不起眼的小册子——《海星》，装帧设计很平常，而当我看到了作者陆蠡的名字时，我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我刚刚从《文人笔下的文人》一书中读了巴金、唐弢等人怀念陆蠡的文章，正想找陆蠡的书读，无意中遇到，真是天意。

    《海星》一书只有88个页码，定价030元，32开本。著名作家巴金1936年至1948年期间主编的《文学丛书》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先后出版10集，每集16种。其中收有当年我国文坛上不少优秀作家的主要作品。1984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从中编选10种出版发行，陆蠡的《海星》便是其中的一册。

    陆蠡原名陆考原，字圣泉，陆蠡是他的笔名。浙江天台平镇岩头下村人。资质聪颖，童年即通诗文，有“神童”之称。1922年跨越初中，考入之江大学附属高中部，初露文学创作的才华。后进入杭州之江大学、国立劳动大学学习，毕业后与吴朗西等南下福建，在泉州平民中学任教，课余从事创作和翻译。第一本散文集《海星》的大部分文章，就是在这时写的。

    1934年，陆蠡到上海教书。一年后，因吴朗西和巴金等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便辞去教职，改任编辑。在此期间，经常与巴金、丽尼、许天虹等促膝交谈到深夜，使其文学创作迈上了新的台阶。继处女作《海星》于1936年8月问世后，1938年3月，他的第二本散文集《竹刀》(曾名《溪名集》)出版，编入《文学丛刊》第五集；1940年8月，又出版了第三本散文集《囚绿记》，列入《文学丛刊》第六集。三个集子的共同特色，是凝炼、质朴、蕴藉而秀美。陆蠡还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罗亭》、《烟》和拉马丁的《葛莱齐拉》三部小说。陆蠡也写过许多短篇小说，给人的感觉总是“渴望着更有生命、更有力量、更有希望和鼓舞”。

    1937年8月，吴朗西、巴金分别去重庆、广州等地筹建分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便由陆蠡负责。几年中，在敌机轰炸中出版的书籍竟达数百种，还有十几种丛书。期刊《少年读物》因有抗日内容被强令停刊，他又先后主编了《少年读物小丛书》和《少年科学》。1942年4月，陆蠡发往西南的抗日书籍在金华被扣，日本宪兵队追踪到上海，查封了书店，没收了全部《文学丛刊》。陆蠡不顾众人劝阻，亲自去巡捕房交涉，便遭关押，从此失去踪迹，那年陆蠡34岁。

    陆蠡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优美的散文，这些散文表达了他向往光明、追求快乐的美好理想。在30年代的散文家中，陆蠡的散文最是奇丽明朗、清新可诵。《海星》一书只选了25篇散文，短的只有百余字，有的听着就仿佛进入醉人的音乐境界；有的读来又宛若身临美丽的童话世界，然而作者在这中间却深刻地表现了那里面的美与丑、爱与憎、哀与乐；表现了自己要追求什么，鄙弃什么。文中蕴涵着高洁的情怀，深邃的哲理，读来令人回味无穷。林非在评论陆蠡的散文时说：“在30年代发表作品的一批作家中，陆蠡具备着很多作家所有的长处，他像李广田那样洋溢着乡野和泥土的气息；他像吴伯箫那样驾驭着优美、清丽的文笔；他像师陀那样善于倾诉忧郁和动人的故事。他的作品的内容是比较狭窄的，然而在思想和艺术上却都闪烁着自己特有的光彩。他的不少篇章都像涧水那样明朗和清亮，像野花那样芬芳和妩媚。”

    陆蠡虽然是外表柔弱的文人，却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在关键时刻，他总能挺身而出。诗人柯灵说：“圣泉不趋时，不阿俗，切切实实，闭门劳作，殷勤地献与世人。他决不‘孤芳自赏’，或者‘孤影自怜’。他是淳朴的，一个地道的山乡人。这点淳朴使他在品格上显得高，见得厚，也正是他终于默默地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根基。在彼时彼地，如果真有所谓高贵的东西，我愿意举出圣泉的淳朴的性格为例。”

    在他失踪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许多熟悉或者不熟悉他的人，一直不停地写纪念文章，缅怀其崇高的心灵和无私的品格。与其说是陆蠡优美的散文打动了读者的心，使他留名青史，毋宁说是他的人格的巨大魅力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巨大影响。巴金先生在《怀陆圣泉》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在我活着的四十几年间，我认识了不少的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然而像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生命，重视他人的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这样高的评价，可能在巴金先生的一生中再也没有送给过第二个人了。

    近年来，全国许多出版社争着出版他的散文集，浙江和台湾地区先后出版了《陆蠡集》、《陆蠡传》，好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论述散文部分里，都写到了陆蠡，中国现代散文的各种选集，也都选进了他的许多作品。

    陆蠡虽然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伟人，但他是一个真正有骨气的人，他以自己34岁的生命在天地间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

    2003年7月11日于秋缘斋

    朱自清的第一本诗文集

    《踪迹》是朱自清的第一本诗文集。中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12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全书188个页码，文字竖排，每册定价大洋4角。书后附有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的10种新诗集广告。其中有胡适的《尝试集》、康洪章的《草儿在前集》和《河上集》，俞平伯的《冬夜》和《西还》，汪静之的《蕙的风》，陆志伟的《渡河》，宗白华的《流云》，还有《胡思永的遗诗》和《一九一九年新诗年选》。1985年6月，上海书店出版了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辑集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社团、流派、著名作家流传较少的著作，以及作家传记、作品评论、文学评论集等，皆为原样影印，供研究参考。朱自清的诗文集《踪迹》也在其中。

    《踪迹》分为两辑，第一辑收入作者新诗31首，其中有《光明》、《羊群》、《怅惘》、《挽歌》、《侮辱》和长诗《毁灭》等，《光明》是诗集中的第一首诗：“风雨沈沈的夜里／前面一片荒郊／走尽荒郊／便是人们底道／呀！黑暗里歧路万千／叫我怎样走好／上帝，快给我些光明吧／让我好向前跑／上帝慌着说，光明／我没处给你找／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这首诗写于1919年2月22日，当时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初期，中国命运前途未卜，一片混乱，国人处在迷茫之中。诗人便发出了“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的呼吁。

    《羊群》一诗写了一群夜间在田野熟睡的羊被狼惊醒了，它们“瑟瑟的浑身乱颤／腿软了／不能立起，只得跪了／眼里含着满眶亮晶晶的泪／口中不住地芊芊哀鸣”，“狼们终于张开血盆的口”，“他们喉咙里时时透出来／可怕的胜利的笑声……”面对如此的惨景“这时月又羞又怒又怯／掩着面躲入一片黑云里去了”。一首诗把中国人的奴性，帝国主义的残暴和腐败政府的无能软弱描写得淋漓尽致。

    《毁灭》是一首200多行的长诗，1948年朱自清去世后，李长之在《杂忆佩弦先生》一文中曾提到了这首诗：“一般人常常提到他的《背影》，并且因此称他散文家，我想这是故意小看了他，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毁灭》——在中国是一首可纪念的长诗。”

    第二辑收入散文4篇，其中有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扉页是周作人的诗《过去的生命》：“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我亲自听见他沈沈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的床头走过去了／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在纸上乱点／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但是一行也不能写／一行也不能写／我仍是睡在床上／亲自听见他沈沈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走过去了。”周作人的诗权作为序了。

    朱自清早年写诗，后来逐渐转向散文的写作，写的小说极少。1936年5月出版散文集《背影》时，他在自序中写道：“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25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我自己也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郁达夫在评论朱自清时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

    2003年6月27日于秋缘斋

    郁达夫选编《散文二集》

    《散文二集》是《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其中的一本。《中国新文学大系》为鲁迅、茅盾等编选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10年（1917年至1927年）理论和作品的选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赵家壁主编。于1935年至1936年间出版。全书分10卷。由蔡元培作总序，编选人作导言；胡适选编第一集《建设理论集》，郑振铎编第二集《文学论争集》，茅盾编第三集《小说一集》，鲁迅编第四集《小说二集》，郑伯奇编第五集《小说三集》，周作人编第六集《散文一集》，郁达夫编第七集《散文二集》，朱自清编第八集《诗集》，洪深编第九集《戏剧集》，阿英编第十集《史料·索引》。

    郁达夫选编的《散文二集》，文字竖排，450余页码。全书选编了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川岛、罗黑芷、朱大楠、叶永蓁、朱自清、王统照、许地山、郑振铎、叶绍钧和茅盾等16位著名作家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散文作品126篇。

    在《导言》中，郁达夫对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散文和从前的散文作了比较：“从前的散文，写自然就专写自然，写个人就专写个人，一议论到天下国家，就只说古今治乱，国计民生，散文里很少人性，及社会性与自然融合到一处的，最多也不过加上一句痛哭流涕长太息，以示作者的感愤而已。现代的散文就不同了，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

    郁达夫对鲁迅，尤其是对周作人特别偏爱，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炼得像一把匕首，能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

    《散文二集》中选了茅盾散文两篇，川岛散文一篇，冰心散文6篇，朱自清散文7篇，鲁迅散文24篇，而更让人吃惊的是周作人散文竟然选了57篇。一部百余篇的散文选集中一位作家的作品竟占了一半，这是让人很不理解的，也是一般的编选者所做不到的。对此，郁达夫专门作了解释：“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两个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从分量上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 沈从文在《读〈中国新文学大系〉》一文中说：“郁达夫选散文全书430余页，周氏兄弟合占222页，分量不大相称。其实落华生不妨多选一点。”

    《散文二集》一书所选散文有好多被选入中学课本。

    10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者皆为中国文学巨匠。1922年郁达夫在上海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成立创造社，在创办的《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郁达夫发表的《夕阳楼日记》和《编辑后记》，抨击当时不正确的翻译，引起了胡适之对创造社的一场激烈的笔战，双方的笔墨官司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后来为了文学事业，两人能在一起齐心协力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这种精神非常难能可贵。

    2003年7月16日于秋缘斋

    由《罗亭》想起丽尼

    一直在寻找陆蠡翻译的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却只找到1996年译林版石国雄译的《罗亭》。不能读到陆蠡的译本，心里总感到一种缺憾。年初三，无意之中在旧书摊上看到了这本心慕已久的书。让人惊喜的是，这本1957年12月人民文学版的《罗亭》不单是陆蠡翻译的，还是丽尼校改的。丽尼在《校后记》中说：“20年前，陆蠡、巴金和我曾相约分译屠格涅夫的6部长篇，陆蠡所担任的是《罗亭》和《烟》。抗日战争期间，陆蠡在当时沦陷的上海，被敌寇架去，不屈遇害。距《罗亭》译本刊行20年后，由我来校订陆蠡的遗译，每当执笔，对于为祖国牺牲的亡友，犹复不胜悼念之情。校读中，对原译文颇有改动，但已不能与陆蠡共同商榷，所有谬误，就应当由我自己负责了。”

    人们对巴金、陆蠡比较熟悉，但对丽尼多数比较陌生。丽尼原名郭安仁，湖北孝感人。据说他儿时有个非常要好的叫丽尼的外国女友，后来女友因病去世，为了纪念她，便用丽尼做了笔名。1935年，丽尼与陆蠡、巴金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并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黄昏之献》，后来又出版了散文集《鹰之歌》和《白夜》。

    《黄昏之献》收入作者1928年6月至1932年4月间的作品56篇，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黄昏之献”是唱给恋人的伤逝曲；第二辑“傍晚”和第三辑“深更”是一颗“漂流的心”漏出的疲惫曲和绝望曲；第四辑“红夜”则是不满黑暗不愿沉沦的抗争曲。作者感怀从“黄昏”、“傍晚”至“深更”、“红夜”，迫近“黎明”而暂告一个段落，贯穿始终的是作者“个人底眼泪，与向着虚空的愤恨。”整部作品充满了苦闷、压抑、感伤和失望。

    他的第二本散文集《鹰之歌》已经回到现实和人生中间来了，在写法上也增加了叙事的因素，他克服了早期散文中的个人感伤气息，开始歌唱希望和斗争。

    他的第三本散文集《白夜》侧重抒情与写人、叙事的结合。丽尼散文以抒发内心感受见长，较多采用散文诗的抒情方式，他的抒情方式个性近于倾泻型，长歌当哭，不吐不快，他用“我”的内心告白直抒胸臆，毫不掩饰，深受读者的喜爱。

    抗战开始后，丽尼和逃难到桂林的巴金邂逅，巴金准备在桂林复刊《文丛》，正巧丽尼手中有翻译的契诃夫的戏剧《伊凡诺夫》、《海鸥》和《万尼亚舅舅》，答应交给巴金。第二天敌机把他住的旅馆炸成了一片废墟，丽尼辛辛苦苦翻译的手稿顷刻间化为灰烬。后来丽尼又重译了那三个剧本，郭梅尼在回忆父亲丽尼时说：在那寒冷的冬夜，我们住的小土屋特别冷。深夜，我被彻骨的寒气冻醒，看见爸爸还坐在小菜油灯前写着，两根灯芯的微光，照着他瘦削的脸庞。那时，他才30多岁，可是，沉重的生活担子和过度的用脑，已经使他过早地秃顶了。大概是太冷的缘故，他瑟缩着身子写着写着，不时用嘴呵呵热气，暖暖冻僵的手指，一字一句地翻译契诃夫的剧本……1950年，丽尼担任武汉中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后历任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1965年，调任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8年，在劳改中猝死，直到10年后才得到平反。

    解放后，丽尼重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和《贵族之家》，校改了陆蠡翻译的小说《罗亭》，但再没有写过散文。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丽尼散文选集》，巴金写了一篇《关于丽尼同志》作为“代序”。巴金这样评价他的朋友：他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平平常常的人。

    2004年2月11日于秋缘斋

    刘大白与《旧诗新话》

    刘大白（1880～1932），浙江省绍兴人，现代诗人、教育家。原名金庆棪，字伯桢。辛亥革命后改姓刘，名靖裔，字清斋，号大白。5岁熟读唐诗，8岁学习制艺试帖律赋，10岁潜心诗词，15岁应科举考试，得过优贡生，并曾膺拔贡。1914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发表反对袁世凯的文章，东渡投身“二次革命”，避难日本，旋至南洋。1916年回国，编《杭州报》并出任浙江省议会秘书长。1918年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19年任浙江教育会总干事。五四运动中，与经亨颐、陈望道、夏丏尊合称“五四浙江四杰”。因支持学生进步活动，被迫离校，后去上海复旦大学、第三中山大学（后改浙江大学）等校任教。1929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同年12月15日辞去了教育部政务次长的职务。1931年开始，刘大白闭门进行写作。1932年病逝。

    在1921年至1922年这两年中，刘大白写了许多新诗和随感，发表在《民国日报·觉悟》上，新诗署名刘大白。1924年，刘大白加入以柳亚子为首的新南社，同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3月，刘大白的第一部诗集《旧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597首诗，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陈望道、周作人为诗集作序。

    1926年12月，刘大白另一本新诗集《邮吻》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列入“黎明社丛书”之一，该书收录了1923年5月至1926年5月3年中写的100首诗。

    刘大白的第一部诗集《旧梦》，印刷装订粗糙，错误百出。全书从左往右横排，40开狭长本，500页订成厚厚的一册，封面灰色，刘大白很不满意。1929年9月，刘大白把《旧梦》完全打散，“剔除了些，添补了些，移动了些，订正了些”，重新斟酌组合，“把撕碎了的《旧梦》，做成现在的——《丁宁》、《再造》、《秋之泪》、《卖布谣》”4本诗集。上海开明书店分别于1929年9月至1930年1月出版了这4本新诗集。

    1930年前后，刘大白出版了多种学术著作：1928年5月，《旧诗新话》作为黎明社丛书之一种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29年7月，《白屋说诗》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29年8月，《白屋文话》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29年12月，《五十世纪中国年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成稿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学概论》、《中诗外形律详说》等也在其逝世后印行。

    《旧诗新话》共有60篇诗话，前45篇作于1926年以前，可以说是为文学革命“呐喊”的文字。作者要“从古墓中掘出抒情诗来”，以历史中的白话诗为由头，倡白话、反纲常。其文不仅有学问、有见识、有性情、有才华，而且还透露着五四运动的热情、凌厉与欢快。而后面十几篇，则是关于自家诗歌的诗话。

    《旧诗新话》中有一篇《双红豆》记述了他与江苏农民运动领袖周刚直的友谊。1924年元旦，周刚直送给刘大白一双红豆，过了几天又说：“此物是我故乡乡间所产。老树一株，死而复苏；现在存活的，只有半株。有时不结子，有时结子仅10余粒或百余粒不等，如将此豆作种别栽，又苦不易活；即活，也不容易长成；望它结子，更不知等几何年。所以此物颇不易得，实是珍品。”刘大白细观此物，颜色微紫，形状颇类心房，感叹古人以它为相思的象征，大约不是无故。刘大白睹物怀人，倍受相思之苦，作了三首红豆词。词前面还有一个小序：1924年元旦，江阴周刚直君赠我一双红豆，说：“此物是我故乡乡间所产”。1929年10月《旧诗新话》再版时，又增加了5篇，其中的《泪如红豆红》是刘大白在得知故友周刚直惨遭杀害后所作：“书一通，叶一丛，慰我相思尺素中，看花约我同。约成空，恨无穷，死别吞声泪泗重，泪如红豆红。” 并在序中说周刚直“因为提倡农民合作的缘故，被赏以赤化的罪名，惨遭杀死了！我知道，周君底心是赤的，周君底血是赤的，周君赠我的红豆，也可以算是赤的:除此以外，甚么是赤的呢？……然而江苏省议员勒令他赤，江阴县知事勒令他赤，五省联军总司令勒令他赤，他又怎能不赤呢？于是三刀斩下，赤血横飞，而周君便真的赤化了”。《泪如红豆红》表达了诗人相约成空、此恨无穷的悲痛心情，词中的情感热烈，似乎能听到诗人的声声泣诉。

    西安书友文泉清寄我一部台湾版的《旧诗新话》，中华民国七十年（1981年）3月庄严出版社三版。系该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新刊”之五，封底印有出版《古典新刊》的宗旨：“创行《古典新刊》的目的，在于以浅近生动的白话，透过现代学术研究的眼光，重新阐述中国古典作品，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使国人能够了解先民伟大的心血结晶，浸泳于浩瀚的书海中，获得中国人特有的人生智慧与才情气概，从而享受到读书的性灵乐趣。”

    该书由蒋梦麟作序。蒋梦麟是刘大白的老同事，也是老朋友，他们相识于1917年，当时刘大白任浙江省议会秘书，1928年，蒋梦麟任职浙江教育当局，他找到了当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刘大白，想让刘大白任自己的秘书，他对刘大白说：“大白，有人不敢请教你，有人不配请教你，我也敢，也配。你来不来？”刘大白说：“来。”就这样做了蒋梦麟的秘书，后来蒋梦麟升任教育部长，刘大白也被任为次长。

    蒋梦麟的序作于民国四十六年（1957年），说明台湾版的《旧诗新话》初版于1957年。该书有诗话60篇，删掉了那篇《泪如红豆红》，因周刚直是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所以台湾地区的出版物不可能收录这种揭自己疮疤的文章。虽同样是60篇，但也不是完全按初版本照排的，因为初版本是1928年5月出版，而台湾地区的《旧诗新话》中有1928年9月的文章，台湾版的《旧诗新话》是从刘大白的作品集《白屋诗话》、《旧诗新话》和《白屋说诗》3本集子中选编的。

    刘大白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作为清朝的举人，他的旧学功底深厚，可他反对传统文化的情绪尤为激烈，他与胡适等人不遗余力地提倡白话写作，并致力于新白话诗的创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6年8月12日于《泰山周刊》编辑部

    蒲松龄的幸福生活

    由于淄博朋友的热情相邀，我曾两次到蒲松龄纪念馆和蒲松龄书馆拜谒，两次探访，去寻觅这位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足迹，与蒲松龄亲密接触。

    蒲松龄纪念馆位于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是在蒲松龄故居的基础上扩建的，聊斋原有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一间，正房是蒲松龄出生和去世的地方。走进正房，上有蒲松龄的身后知己路大荒先生题写的“聊斋”两字，正中挂有蒲松龄画像，是蒲松龄74岁时，他的小儿子蒲筠请寓居济南的著名画师朱湘鳞所画。

    画像上有蒲松龄的亲笔题跋两则，一则曰：“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孔之羞。康熙癸巳自题。”

    一则曰：“癸巳九月，筠嘱江南朱湘鳞为余肖此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松龄又志。”

    画像两旁悬挂着郭沫若题写的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房间西侧是蒲翁的会客室，这里有他当年用过的坐榻，中间放个矮桌，在这里会客、聊天。南窗下有书桌、砚台等。东侧为卧室。

    由此看来，蒲松龄的生活是过得去的，而不至于像传说中的穷困潦倒。否则，家人是不可能也没条件专门从济南请来画家为蒲松龄画像的。

    蒲松龄书馆在淄博市周村区西铺村，是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家宅的东跨院，是蒲松龄在毕府教书、读书、著书的地方。蒲松龄32岁时受聘到毕府教书，70岁撤帐返里，在这里生活了38年。

    蒲松龄书馆有三进院落，拐进影壁墙步入第一个院落，是青砖灰瓦、斗拱飞檐的“绰然堂”，蒲松龄在这里设帐教书；第二个院落中有一二层小楼“振衣阁”，《聊斋志异》和全部俚曲的创作是在这里完成的；最后院落是后花园，有花棚，有种荷养鱼的池塘，后面是一座三层建筑——万卷楼，该楼为清康熙初年为藏书而建，后来重建，抱柱上楹联为“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树木起风云”。据说此楼曾藏书五万余卷，为蒲松龄读书写作提供了便利。

    毕自严一生著述颇丰，有百余卷著作传世，与蒲松龄惺惺相惜，宾主关系融洽。因此，蒲松龄所得报酬一定丰厚。蒲松龄在此过着衣食无忧的教书、读写生活，还可以把银子寄回家中，养活一家老小，是一般塾师所无法企及的。毕府与新城王家世代联姻，使的蒲松龄得以在毕府结交官高位显、有一代诗宗之誉的王渔洋，并深受王渔洋赏识，为他的《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为《聊斋志异》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情此景让曹雪芹看到一定羡慕不已，曹氏晚年在西山的茅屋里过着举家食粥的日子，哪有蒲氏的潇洒。即使身后，曹雪芹也没蒲松龄风光，曹雪芹尽其一生、数易其稿创作的《红楼梦》也只有半部传世，引得好事者狗尾续貂，凭空幻化出种种结局，且数次遭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幸运的多，可以完整流传。几百年来，《聊斋》故事在民间广泛传播，经久不衰，先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

    尽管蒲氏作品里讽贪刺虐，痛快淋漓，但他的仕途情结仍然很重，年复一年地参加科考便是明证，一直考到63岁，仍未考中。对他来说是人生憾事，但又是一大幸事。假若蒲松龄考中，中国官场只会增加一个平庸的官吏，而世间则少了一位文坛巨匠。

    蒲松龄的大半生在毕府度过，在这里，有优厚的生活待遇，有良好的写作环境，有丰富的藏书可读，还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作为文人复有何求？

    2008年11月1日夜于秋缘斋

    阿英与书

    阿英原名钱德富，安徽芜湖人。阿英不但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而且是我国现代著名藏书家。

    阿英少年时代在家乡读书，青年时代参加过五四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与蒋光慈等人组织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1930年加入“左联”，曾任常委，又任中国左翼文化同盟常委。孤岛时期，与郭沫若、夏衍创办《救亡时报》，主编《文献》杂志。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华中文协常委、华东局文委书记、大连市文委书记。解放后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兼任《民间文学》主编。

    阿英一生著述，包括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杂文、文艺评论、古籍校点等共有160余种。其中，《晚清小说史》等有日译本、德译本；《李闯王》有捷克译本。

    阿英一生爱书，只要手里有钱，就要到书市去，城隍庙、西门、四马路、琉璃厂、劝业场、前门小市、东安市场、宣武门小市、西单市场、隆福寺、通学斋、头发胡同，大大小小的书店，他没有不熟悉的，他说起书店来也如数家珍。

    苏浙一带的书价低，罕见的书也多，阿英便常常前去访书，有时一两天，有时七八日。沿途每到一地必先访书，一次他到达苏州时，书商们已收了市，有的人家连灯也都熄灭了，他便挨户敲门，看了几家，时间太晚了，连门也敲不开了。回到旅店，饭也来不及吃，就先翻看买来的书。第二天早晨6点半，他又继续敲门访书。

    1936年4月，他为访书专程去杭州、绍兴、余姚、宁波等地跑了一个星期，收了700余册小说。

    阿英还写了不少淘书、访书的文章，像《城隍庙的书市》、《西门买书记》、《海上买书记》、《苏州书市》、《苏常买书记》、《汴陵买书记》《浙东访小说记》等等，记载了他在访书过程中的酸、甜、苦、辣。阿英曾作有一联自嘲：“孜孜写作缘何事？烂额焦头为买书。”

    他在《海上买书记》中说：“买书究竟是一件太苦的事，在我个人矛盾尤深，因为旧书的价格都是可观的，价高的有时竟要占去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生活费，常常使自己的经济情况陷于极端困难。而癖性难除，一有闲暇，总不免心动，要到旧书店走走。”施蛰存在《旧书店》一文中说：“一次阿英在城隍庙桥上旧书摊淘书一堆，老板要价5元，还3元不卖，大概要4元，便向我借一元才将书买到手。”

    阿英特别喜爱周作人的著作，在他的《文代会日记》中记载他陆续访到的周作人著作就有《秉烛后谈》、《书房一角》、《自己的园地》、《苦竹杂记》、《苦雨斋叙跋文》等，多达26册。

    柯灵在《阿英散文选》序言中说：“任何磨难都没有使阿英放下武器。我查了《阿英文集》中的著作目录，从1928年到1941年，他在上海期间，著述编订并已出版的作品，就有66种之多。如果每种估它10万字，那就在600万字以上了，这就是他对反动派响亮的回答。他的作品不断交换署名：钱杏邨、张若英、阮无名、钱谦吾、黄锦涛、张凤吾、魏如晦……但不管他怎么换，也逃不了被查禁的命运。幸而查禁并不能扼杀作品的生命，它们还是在人间流传，有的就这样传到后世。”

    解放后，阿英陆续捐献给国家相当数量的珍贵图书，现残存的两张文化部文管局签发的阿英捐赠书单记载着：1954年12月26日，一次捐献明版书7册，1956年，一次捐献明、清善本书75册。

    1979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了由吴泰昌主编的《阿英文集》。吴泰昌在回忆阿英时说：“阿英总是早早地在那宁静的书房里生起火炉。晚上，他不愿过多的应酬交际，他爱围炉坐着看书。他一生爱书，爱读书，每当他阅读到一部好书有所得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泛起会心的微笑。”

    “文革”期间，阿英被戴上了“叛徒”、“反党分子”的帽子，1966年夏，戚本禹传达了陈伯达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阿英当时还以为是件好事，是陈伯达好意关照。因为阿英的藏书是有名的，陈毅、郭沫若都曾来看过书，陈伯达也来看过书，借过书。事过不久，陈伯达的卑鄙用心就暴露了，陈伯达以“审查”为由，亲笔手谕，抢掠了阿英的全部藏书。失去了他所钟爱的书，他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长期的郁闷，以至染上了癌症，“文革”后期，他的藏书才得以退还了一部分。

    阿英的女儿钱璎说：“父亲在生命垂危的日子里，他的床边堆满了书，西北墙角，从地面斜码到屋顶，宛似一座书山，这些书都是他几十年来，从上海、北京、天津、苏州、大连等处书摊、书店，花了无数的心血搜寻来的。”

    1977年6月17日，阿英去世后，他的子女将他的一万余册藏书，全部捐献给了家乡安徽省芜湖市图书馆，馆里专为他建立了“阿英藏书陈列室”。阿英穷毕生心血苦苦搜集整理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为文学研究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史料，它不仅是丰厚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是价值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

    2003年8月13日夜于秋缘斋

    孙犁和他的《书衣文录》

    孙犁爱书异于他人，凡从市场或书摊买回之古旧书籍，他必定“曝之日中，刷之擦之，粘之连之”，必使洁整而后稍歇。他从小就有包书皮的习惯，他“容不得书之脏、之残，每收书必包以封皮”，孙犁包书不是只包自己心爱的书，而是全部都包，他的包书用纸也是废物利用，从《孙犁书话》中可以得知他的包书用纸的来源：“余近年用废纸装书，报社同人广为搜罗，过去投入纸篓者，今皆塞我抽屉。”“自淮舟送残纸一卷来，包线装书将及百本，纸不用尽，则心不能安。” “再向马英索摄影封套6枚，用以裹书。”“适市委宣传部春节慰问病号，携水果一包，余亟倾水果，裁纸袋装之。呜呼，包书成癖，此魔症也。”这样从八方捡索而来的包书纸，使得孙犁藏书——“书橱之内，五颜六色，如租书之肆，气象暗淡，反不如原来漂亮，而余乐此尚未疲也。”

    20世纪70年代初，孙犁身体被“解放”了，但还不允许他创作发表作品，他便在家里整理抄家后退还的藏书。“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每当他翻检、修整这些书籍时，常常随翻随读随想，并随手把所感记在书的封皮上，称之为“书衣文”。

    80年代以后，他的书衣文录，从形式到内容，有了很大变化，发展成读书、论世、抒发心灵感悟的一种文体。文字很短，然意蕴极深。比如当他身处非常时期，只能作“寒树之蝉鸣，秋草之虫吟”时，在《西游记》的封面上，写了书的版本、来历之后，又有这么一段“书箴”：“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世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这96个字可袒露其爱书之心，是一位爱书人的自画像。

    在《湖海诗传》上写道：1975年5月29日灯下。人之相逢，如萍如水。水流萍滞，遂失其侣。水不念萍，萍徒生悲。一动一静，苦乐不同。

    还有一些话，读起来有一种警世箴言的味道。比如在《曲海总目提要》上这样写道：人恒喜他人吹捧，然如每日每时，有人轮流吹捧之，吹捧之词调，越来越高，就会使自己失去良知，会做出可笑甚至危险的事来。败时，吹捧者一笑散去，如小孩吹气球然。炮仗之燃放，亦同此理。

    有的只写一两句话，但寓意极深。如在《藕香零拾丛书第六册》上写道：梦中屡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作家“解放”后的第一本散文集题名《晚华集》，书的扉页上印着这句话，代表着全书的主旨。

    有些书衣文与书毫无关系。他在《司马温公尺牍》中写道：1976年1月11日灯下。世界舆论：五洲一盏灯灭了。谓周逝世。强忍热泪听广播。南通社称：中国无周，不可想象，然已成铁的事实。另一外人断言：无人能够代替他。另一外人评述：失去他，世界就和他在时不一样了。共同社称：北京市民静静地克制悲痛的心情，排队购买讣告。

    1976年1月13日，他在《画禅室随笔》一书上写道：今晚至邻居家看电视：向总理遗体告别。余多年不看电影，今晚所见，老一代发皆霜白，不胜悲感。邓尚能自持，然恐不能久居政府矣。这两则书衣文记录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以及世界各地人民及作者的悲痛心情。孙犁向无日记，这些书衣文实际上就是孙犁这些年来的日记片段。

    孙犁当时在书皮上写下这些文字不是为了发表的，“文革”结束后，他才把这些书衣文整理汇集，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并被收录到《孙犁散文集》、《耕堂杂录》等书中。1998年5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书衣文录》单行本，书中收录了孙犁1956年到1990年所写的书衣文270则。

    孙犁讲过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故事，黄丕烈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所触非书，是红颜少女。这正是对他自己的一种写照。黄丕烈曾搜购宋版书百余种，藏于一室，名“百宋一廛”，意思是百部宋书存放处。黄丕烈精于校勘，他为自己的藏书作注，说明版本源流、收藏传授。他每得珍本，必作题跋，后人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一书传世。孙犁的《书衣文录》，或许是借鉴这位干隆时代举人的做法。

    孙犁喜欢“一人在室，高烛并肩，庭院无声，挂钟声朗，伏案修书，任其遐想”的书房境界。灯影里，我仿佛看见孙犁又在伏案包书，提笔书写题跋了。

    2003年12月21日于《泰山周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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