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话剧与城市形象

    老舍新中国话剧中的城市形象

    李萌萌，马云

    李萌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研究生；马云，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论文摘要：老舍新中国话剧的城市意识大大增强，以北京为背景，以《龙须沟》《全家福》和《红大院》三部曲为代表，比较系统地构建了一个初步的城市文化发展轮廓，塑造了新北京的城市形象，真诚地为城市发展助力，为市民和谐生活祈福，为城市的现代化思索。但是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老舍的城市想象空间。老舍新中国的话剧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城市建设的先导。

    关键词：老舍；新中国话剧；城市形象

    作者：李萌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研究生；马云，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当时国内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于是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而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做出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决议，因此解放后在城市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改革，城市的变化可谓一日千里。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北京在城市改造中自然发挥着先锋与示范作用，老舍作为北京的代表作家，用话剧这种迅速而直观的反映时代生活的文体记录城市变化，以理想的姿态构建了一个初步的城市文化发展轮廓。

    一、老舍新中国话剧的城市意识

    老舍是一位城里人，他写的故事都发生在城市，他写得最多的城市，一是北京，二是重庆。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作家，北京这座城市已与老舍融为一体，“老舍经由发现‘艺术的北京’而发现自己的艺术个性，经由完成北京形象而完成了他自己”赵园：《北京：城与人》，第8页。。老舍抗战时期的话剧主要以重庆为背景。他发表的第一部剧作《残雾》写的是重庆一位洗局长在权钱交易中卑劣、丑陋的行为，《张自忠》的场景涉及河南道口、徐州、鄂北等地，《面子问题》批判了重庆小官僚为争面子而显露出的可笑且可鄙的虚荣心，《大地龙蛇》前两幕描写了重庆赵庠琛一家的生活，《归去来兮》的地点也是在重庆。可以看出，抗战时期老舍创作的话剧大都发生在重庆，只有《谁先到了重庆》发生于北平，可是剧中的人物最终还是要到重庆去。老舍抗战时期工作在重庆，他就以重庆为场景，话剧在重庆上演更具有现实感。这表现了老舍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尽管如此，老舍的内心却从未放下过北京。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老舍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四世同堂》仍是以北平为背景。不管是北京还是重庆，都是城市，老舍一生很少离开城市，他在国外也是住在大城市，如伦敦、纽约等。可以说，老舍是一位城市作家，他的城市意识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事实上，老舍创作的生活发生在城市与他有意识地关注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还是不同的，其城市意识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老舍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也写北京市民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代表底层民众的作家，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都没有保障，他不敢奢望城市建设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当老舍结束多年漂泊的生活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惊喜地发现城中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他的心情自然是非常激动的。所以“写好北京，写出北京的历史变迁，特别是新北京天翻地覆的时代风貌，成为他毕生的艺术追求。可以说，北京给了他艺术生命，也是他创造的特有的艺术世界”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新中国成立后老舍话剧场景自然转到北京，老舍是属于北京的，他的笔只有写到北京才更显灵气，才能创作出《茶馆》、《龙须沟》、《方珍珠》这样的经典作品。同时，老舍新中国话剧以北京为背景，有着典型意义，他在剧中反映的城市环境建设、文化建设以及人民生活的总体状态也都是当时各个城市正在经历的，老舍话剧以北京映射出新中国城市变化的过程，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城市发展的脉络，也表现了老舍对北京以及中国城市发展的憧憬。老舍以主人翁的姿态重新审视北京，加之他在英美等国游历的经历，使他的城市意识大大增强，话剧中的普通百姓也对自己的城市更关注。在《一家代表》中，常妈兴奋地说：“人民代表会议可真有用，人民一提意见，啪，街灯安上了！全胡同都亮堂堂的！您等着瞧，明年一开春，胡同东边准得修水道，不再存水！咱们提了议案哪！”王清臣还把“房子问题，卫生问题，哪儿存水，哪儿还缺公共厕所”都一一记下，以求早日解决，可见普通市民对城市环境寄寓了很高期望。在《龙须沟》中，老舍甚至把城市建设与市民的生存状态，乃至生命联系在一起：旧中国的龙须沟，在臭水沟里曾经淹死了小妞。因此，城市与市民密切相关。在老舍新中国话剧中，城市就是市民的城市，从城市发展变化中可以折射出市民生活的变化。

    二、《龙须沟》：北京城市环境改造的成就

    老舍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变化，他通过《龙须沟》这部剧揭示城市改建的成就，使《龙须沟》成为新中国改造城市环境的缩影，直到今天，我们还经常把一些得到有效治理的脏乱地区称为“龙须沟”，可见塑造这一形象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红色激情的涌动之下，北京城正经历着自其建城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手术、大改造，城墙被拆、街坊被打通，街道被拓宽，古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刘勇、许江：《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同时，其他城市也有着类似的改变，新中国的整体城市环境逐渐完善，上升到更高水平。虽然今日的学者部分倾向于认为这样的改造消解了古老城市积淀下来的文化品格，但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改造却是必要的，并受到市民欢迎的。生活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城市也应有一个新的开始，老舍耳闻目睹这番变化，心情十分振奋，在北京以及全国的建设热情的激动下，老舍受到巨大的鼓舞，他真切地感到昔日破败、落后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他所熟悉、热爱的北京城正焕发出新光彩，这正是老舍多年以来的愿望。他在新中国大地上看到了久蕴心中的城市图景，他十分感激新政府，因而积极地为城市建设思考，恰巧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希望“人艺”拿出一部以“城市建设为人民”为主题的话剧。“人艺”院长李伯钊找到刚回国不久的老舍，《龙须沟》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老舍在《我热爱新北京》一文中提到北京的三项建设让他感动：下水道、清洁、灯和水，这都是有关城市环境改造的。可以说，老舍写《龙须沟》主要是为美化城市环境助力的。

    生态环境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老舍所关注的。老舍非常爱干净，讲秩序，他喜欢花草，亲近自然，崇尚优美而整洁的环境，这在他的小说中有过多次表述。他的早期作品《二马》对伦敦北部韦林新城有这样的描写：“城中各处全按着花园的布置修的，夏天的时候，那一条街都闻得见花香……城中全烧电气，煤炭是不准用的，为是保持空气的清洁。”老舍：《二马》，《老舍文集》第1卷，第625页。《猫城记》中也提到：“猫城改建了，成了一座花园似的城市，音乐，雕塑，读书声，花，鸟，秩序，清洁，美丽……”老舍：《猫城记》，《老舍文集》第7卷，第368页。这里，韦林新城和改建后的猫城就是老舍理想中的城市样态，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花园”这一词语，在他的心中，城市就应该像花园一样，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悦。可是旧中国的城市，就像《龙须沟》第一幕展示的那样，普通市民居住在臭沟附近，“沟里全是红红绿绿的稠泥浆，夹杂着垃圾、破布、死老鼠、死猫、死狗和偶尔发现的死孩子。附近硝皮作坊、染坊所排出的臭水，和久不清除的粪便，都聚在这里一齐发霉。不但沟水的颜色变成红红绿绿，而且气味也教人从老远闻见就要作呕”，一旦下雨脏水就会冲进屋中，市民的居住环境又脏又臭，卫生条件极差。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得过且过，对生活提不起精神和兴致，而且臭沟还夺去了小妞的生命，使人悲痛欲绝。但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就大为不同，龙须沟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整治，臭沟被填，变成了暗沟，再也不能危害沟沿的居民，这时，居民所住的“杂院已经十分清洁，破墙修补好了，垃圾清除净尽了，花架子上爬满了红的紫的牵牛花”，生态环境变得洁净卫生，有花有草，非常美丽，人们都鼓足了干劲向前看。丁四做事更为认真，程疯子也有了工作，而且市民不再像过去那样看不到希望，他们对生活有了憧憬，二嘎子就提议“把金鱼池改作公园，周围种上树，还有游泳池，修上几座亭子”，他已经开始规划未来了。四嫂也说：“政府要老这么做事呀，龙须沟就快成了大花园啦！”这些其实也是作者老舍的心声，“花园”这一词语的再次出现说明老舍在龙须沟的治理过程中感到他理想中洁净美丽的城市面貌就要出现。虽然他只写到了一个地区、一个杂院的变化，但以小见大，“龙须沟”象征着北京城市建设的进程。

    除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外，《龙须沟》显示出新中国的基础建筑和设施正在加快建设，为市民营造出便利、快捷的生存环境。例如龙须沟修好后，新沟和旧沟上要修两条马路，方便人们出行。原来院中没有厕所，也没有自来水，经过一番建设，干干净净的厕所建成了，自来水也有了，保障了居民的基本生活。而且不只龙须沟附近的环境有这样的变迁，老舍还以此引申到其他地方的建设活动，程娘子在剧中提到“三海、后海、什刹海，连九城的护城河，都给挖啊！还垒上石头坝。以后还要挨着班儿地修马路呢”，可见北京城的大部分地区都在进行翻新改造。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城市环境有了很大提升，这是老舍希望看到的。就像剧中赵老说的那样：“我们的门前修了暗沟，院后要填平老明沟，一福。前前后后都修上大马路，二福。我们有了自来水，三福。将来，这里成了手工业区，大家有活作，有饭吃，四福。赶明儿个金鱼池改为公园，作完了活儿有个散逛散逛的地方，五福！”这“五福临门”正是城市人民最朴素的追求。老舍曾高兴地说：“我可以想象到，在十年八年以后，北京的全城会成为一座大的公园，处处美丽，处处清洁，处处有古迹，处处也有最新的卫生设备。”老舍：《我热爱新北京》，《老舍文集》第14卷，第314页。老舍创作《龙须沟》，实际上就是助推北京乃至全国的城市建设。

    三、《全家福》：市民和谐生活的象征

    如果说《龙须沟》是老舍为美化城市环境助力，那么老舍的另一部话剧——《全家福》则是为市民和谐生活祝福。在这里，失散已久的亲人得以团聚，市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可以说，《全家福》中“福”是全剧的中心，具有某种象征意味，“福”是市民美好生活的象征，“全家福”则象征着整个城市和谐安定的生活，只有每一个小家庭的幸福才能实现城市的整体和谐幸福。薛恩厚在观看该剧后感到“由《全家福》的‘福’字联想到在旧社会过年的时候，有钱的人家在门上贴上‘福’字，作为他们升官发财的符。但广大的穷苦劳动人民在过年的时候，也要在门上贴上一个‘福’字，意思不过是祈求老天降点吉祥，免去冻馁。但那时的‘福’字实际上往往会被‘祸’字所代替，那里有什么真正的福呵！新中国全家福的‘福’字就不同了，是真正的福”薛恩厚：《悲喜交迸——看话剧〈龙须沟〉》，克莹、李颖编：《老舍的话剧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第503—504页。。“福”是中国广大人民最为朴素的愿望，把一家团圆的照片称为全家福就体现了对和和美美生活的追求。所以，老舍的“全家福”既是指剧中人物最后的团圆，也是普通市民幸福和谐生活的象征。

    1959年，《全家福》在演出时，导演就注意到了“福”在剧中的重要作用，据当时的评论家梨花白所写：“这个戏的舞台装置新颖别致。大幕之后，是和大幕一样宽大的绿色大墙板，中绘红纸墨书大‘福’字，每场如大幕开阖，很有‘全家福’的味道。”梨花白：《看〈全家福〉》，克莹、李颖编：《老舍的话剧艺术》，第500页。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场景，“福”字烘托出热闹、喜庆的氛围，象征了市民对幸福生活的希冀。而在剧情方面，具体来说，该剧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体现市民的幸福生活。

    首先，从整体剧情来说，离散的亲人历经磨难终于团聚，误会烟消云散，家庭归于和睦，实现了“全家福”。剧作描写的是解放前王仁利因殴打日本兵逃跑到张家口，家人误以为他死了，妻子李珍桂和女儿王秀竹被婆婆赶出家门，而后妻子改嫁，女儿被卖到妓院，儿子王新英进了孤儿院，弟弟王仁德由于当初不但没能收留大嫂，还让她改嫁换钱，所以无脸见家人。解放后在人民警察的帮助下，一家人得以相认，并且彼此谅解，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最后大家决定一起照一张全家福。老舍十分关注下层贫民百姓的生活和命运，家庭的悲欢离合是他创作话剧的情节推动力，也是他情感的寄托，对平民百姓的同情和祝福。《全家福》的主旨就是为市民祈福。老舍在谈到《全家福》的创作经验时说，当初选材时“《全家福》的资料很多，可都是独立的：有的是儿子找妈妈，有的是妻子找丈夫……情节各异，互不相关。戏剧必须集中，不能零零散散如摆旧货摊子”，他“就把几件本来是孤立的事情组织到一处，成为一个新的故事。这就加强了人与人的关系，有了更多更好的情节，也更能感动人”。旧社会弄得人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新社会就是要使人民过上安定团圆的生活，这是老舍的真实意愿，也是他创作的最大动机。

    其次，市民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市民是城市生活的主体，幸福的生活要靠他们来创造，只有市民的积极性提高，生活才会更好。在老舍以往的作品中，小市民的性格大都趋于中庸、保守，而且社会的黑暗、国家的衰落让人心境苍凉，底层市民只能日复一日地挣扎，没有出路，也看不到希望，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十分灰暗的。而新中国的成立给城市带来了新气象，使市民振奋起来，他们受到社会主义理想的熏陶，变得乐观向上，整个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具体到《全家福》中，以王仁德为例，解放前嫂子被赶出家门，他无力收留，居然劝嫂子改嫁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自己得到说媒的二十元钱。他活得很没有骨气，所以一直也不敢面对哥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有了一份炊事员的工作，不由得哼着“社会主义好”，一心一意要把食堂办得更出色，用他自己的话说：“北京解放后，我又活了过来。”他也终于敢正视自己以前的错事，诚恳地向哥嫂道歉，使一家团圆。这表明人物的心灵和精神都有了净化与提升。另外还有王秀竹与王新英姐弟俩也由起初找不到亲人时的失落、悲伤变得乐观开朗，精神状态转好。不仅市民的心情变得舒畅，他们的思想也更为进步，精神境界有所提高。虽然王秀竹以前做过妓女，可是未婚夫丁宏并不嫌弃，而且他还一直鼓励、开导秀竹，让她鼓起生活的勇气，并帮助她寻找到失散的亲人，使她得到了幸福。王新英的学友沈维义也不断地帮助新英，最后助他找到了姐姐，这些人都在真心实意地帮助自己周围的人。同时，人们对陌生人也十分热情，如李桂珍捡到一串钥匙，担心失主着急，就主动为其送去。通过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在新的城市环境中，市民的精神状态与面貌也随之一新。这其实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话剧一直努力呈现的内容。新社会、新城市、新市民，老舍话剧开辟出一个新世界。

    第三，市民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使城市更显和谐。老舍在《我为什么写<全家福>》中谈道：“人与人的关系的确起了令人赞叹不已的变化！这个剧本就是要写一写这种变化。尽管我的知识有限，我的热情却使我欲罢不能。是嘛，这种人与人的关系的发展，使我绝对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是更幸福的。”老舍：《我为什么写〈全家福〉》，克莹、李颖编：《老舍的话剧艺术》，第162页。这表明老舍是希望借《全家福》中市民的融洽关系预示出他们日后的幸福生活的，在这一作品中，可以发现一些新型的关系。例如，警民关系变得和谐。民警是《全家福》的主人公之一，这一形象在老舍话剧中曾多次出现，如《方珍珠》中的巡长，《龙须沟》中的警察，《西望长安》中的公安厅处长唐石青等，这些警察大都是认真诚心为人民服务的，就是《方珍珠》中解放前欺压人的恶巡长在解放后也有了转变。而《全家福》与这些作品相比，更为突出地展示了警民之间的关系。解放前王仁利受一个铁路警察的欺骗，不仅让家人误以为他已死去，还被骗去许多钱财，弄得妻离子散，而解放后人民警察处处帮助他，为他寻回亲人，让他实现“全家福”。不仅如此，民警在日常生活中还天天帮助孤寡老人井奶奶挑水，并照顾其日常生活。老舍说：“我们可敬爱的人民警察千真万确是人民的。他们与人民的亲切关系是我在解放前无法想象得到的。”警民关系的和谐融洽极大地保障了市民的生活，使其生活更为舒畅、顺心。同时，《全家福》中大杂院的邻居之间关系也非常好，李珍桂、林三嫂、井奶奶相亲相爱、互帮互助，宛如一个大家庭。林三嫂抢着代替民警为井奶奶挑水，井奶奶发现李珍桂有时一个人掉眼泪，就耐心地开导她，让她吐出以前的苦水，他们的关系和谐而亲密。

    总之，《全家福》寄寓着老舍的城市生活理想，也承载着老舍对普通市民深切的爱。无论是家庭的团圆美满，自身行为修养的完善，还是邻里之间的和谐融洽，都是老舍多年以来渴望见到的城市景象。他用“全家福”作为象征，以小家见大家，在一片温暖真情中表现对城市居民幸福生活的祈愿。

    四、《红大院》：红色激情时代的现代城市型范

    北京城的标志建筑是四合院，由一个个四合院连成许多小胡同。但老舍描绘的并不是典型的四合院，而是大杂院，贫困人民住不起自成一体的四合院，只能每户住其中的一间或几间，这样多户人家聚集便成了大杂院。老舍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杂院中度过的，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北京的大杂院、小胡同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为中心。《方珍珠》中方珍珠一家住在“某胡同的小院里”；《生日》的地点是“北京某胡同，王立言家里”；《红大院》的故事发生于“北京某胡同的一个杂院”；《女店员》中除商店中的场景外，还写了摆在胡同口上的宋爷爷的茶摊子；《全家福》写的是“北京某胡同内”李珍桂一家的事情。这些场景体现出老舍对大杂院和小胡同难以割舍的感情，同时也可以看到老北京的城市单元是由小胡同和大杂院构成的。北京的城市建设离不开小胡同和大杂院。在旧中国，北京大杂院的百姓远离政治，处于社会的边缘；如今，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中，小胡同和大杂院如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这是当时老舍创作时思考的问题。

    在老舍1949年后的话剧作品中，《红大院》受到的关注并不多，可如果从城市构想的角度看，《红大院》有其独特价值。虽然作品中政治性较强，但毕竟展现了那个时代特殊的城市生活。而且在狂热的政治理念的推动下，老舍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即将建成，所以在剧作中通过“红大院”这一典型的城市单元展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城市构想。老舍在《写人民公社》一文中说，“我们的反映公社生活的作品将既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这些作品将不仅引人去作深思，而且使人看见实现地上乐园的具体办法”，“我们不是在幻想空中楼阁的乌托邦，而是结结实实地按照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建设我们的理想国”。“地上乐园”、“理想国”这些词语说明老舍在当时看到对未来的信心梦想。在这种红色激情的鼓动下，老舍对当时的城市生活进行热情洋溢的畅想。

    这部话剧创作于1958年，老舍的《红大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他把这个曾经的落后大院转变为红大院是有一定政治含义的。红大院的“红”，不只是传统的喜庆颜色，更是党旗的颜色，是中国革命的颜色，进一步推之，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颜色，“红”大院强调了政治在大杂院中的主导地位。院中妇女们不再纠缠于家庭琐事，她们齐心协力办起了工厂，李敬莲高兴地问这样的美好生活是谁给的，王大嫂立即热切地回答：“共产党！要不是党解放了我们，领导着我们，会有今天吗？”而且彭六嫂和王大嫂还认识到办工厂并非是要赚钱，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她们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剧中人民公社的建立本就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次实践，就连中学生大牛都提高了认识，想到：“有那么一天，我会造一个比月亮大一点的卫星，叫咱们地球有一对月亮……我的新月亮上有人，而且是最文明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觉悟最高的人。”在剧作的末尾，国庆节晚上，红大院的领头人耿兴久做总结道：“这是党，是毛主席把咱们从一个小院子里头领到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来了！”大幕在焰火中的天安门美景中缓缓落下，把全剧的政治气氛推向高潮，充分迎合了时代要求，此时红大院这城市元素已经充分融入共产主义氛围之中。《红大院》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具有很浓的政治意味。

    在政治理想的激励下，《红大院》还展现了北京城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场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早日实现国家富强，优先发展工业成为城市建设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城市的发展和工业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出于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广大人民竭尽所能，力求超英赶美，使中国成为工业强国。但是与此相应的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却并不多，而且这样的作品多以上海为发生地，因为那时的上海毕竟有着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如经常被人提起的《上海的早晨》就是描写上海的工业情况。相比之下，北京的工业实力并不是很强，它主要是一座政治性和消费性城市，而非以生产功能为主，因此表现北京的工业建设是不太容易的。但是老舍仍为此做出了努力。在1953年创作的《春华秋实》中，他写了荣昌铁工厂，剧中十五岁的丁小苹就能想到：“解放才三年，你们就做出那么多工业品来，赶明儿再有一个五年计划，两个五年计划，中国不就真正工业化了吗？”由此可以看出人们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的提高以及对工业的重视。不过《春华秋实》主要还是为了写“五反”运动，工业建设不是重点。到了《红大院》中，老舍则着重展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场景，大院中的家庭妇女要办工厂，造水泵，支援农业生产，她们不怕困难和劳累，自己翻砂、化铁，完成了大家认为女人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还决定在短期内把生产翻一番。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办厂条件自然是简陋的，甚至有些异想天开。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强有力地推动着人们的决心。老舍的《红大院》没有写大工业，却通过描写北京一个小胡同里的小院中自发的工业建设反映出工业化的发展状况，这一场景是热闹的、充满激情的，通常城市街道中无职业的居民受政治影响较弱，难以组织起较大规模的活动，可是很明显，《红大院》中涌动着红色激情，工业建设深入寻常百姓家，这是老舍理想中的现代城市景象，他希望新中国的经济腾飞，希望北京城在每一位市民的努力下，每个角落都向着现代化发展，成为现代化城市的型范。

    同时，老舍也在积极构筑他理想中的城市文化景象。在老舍新中国话剧创作中，政治热情与民生关注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从《红大院》中也能看到一些城市日常生活。例如院里的小孩子们一开始要么是相互打架，要么是爬墙上树，使树上的叶子和树皮都掉完了，可是后来他们在耿兴久的教育下成立了绿化组，还成立了小图书馆，虽然他们的图书馆很简单，只不过是一把旧椅子，“椅腿上安上了四个小轮子；座下安了两层薄板，座上座下都放着书”，但孩子们毕竟有了文化生活，在相互借书阅读中得到更多的知识。不仅孩子如此，大人们还决定把破庙改成夜校来学知识，平时方体兰教大家唱歌，大牛教工间操，到最后“这个大院已改为公社的俱乐部，院内置有克朗棋架子、象棋桌等”。这表明人们的文艺活动也开始丰富起来。在《西望长安》中老舍就曾说过“科学和艺术是人类进步的两个车轮子，把我们推到幸福的大路上去”，可见他一直十分重视科学文化的发展，《红大院》中的种种表现使人看到城市科学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市民的生活更有内涵，更加充实、有意义，城市的面貌因此而显得更加多彩，文明程度有所提升。《红大院》这部作品虽然打着鲜明的时代政治的烙印，但是老舍对市民生活的关注，对城市建设的热情仍然真实可感。

    五、现实环境对老舍城市想象空间的制约

    从老舍新中国的话剧创作中可以看到，老舍一直关注着城市的发展。他构想着城市蓝图，通过话剧描绘出城市的新变化，思考着城市的发展方向。但令人遗憾的是，综观老舍这一时期的话剧，他对于城市的构想还不够系统；除了《龙须沟》以外，其他话剧作品有关城市问题的叙述只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穿插于剧作中，表现不够集中；《龙须沟》中引发的对于城市未来的思考也没能继续深入下去。究其原因，是政治环境制约了老舍的城市想象空间。老舍新中国话剧创作时期，中国的政治气氛异常浓厚，当时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个政治社会，共和国的成立给人们带来了巨大喜悦，使人们产生了极大的政治热情，而且党和政府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也需要强化政治效力，这就使得几乎一切事物都染上了政治色彩。由于政治对文艺界的干预，同时代的许多话剧家都写历史题材，只有老舍执著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因为他在新中国诞生的狂喜中看到了久藏心底的城市形象逐步实现的进程，因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城市建设。由于过于复杂的政治环境及浓厚的政治氛围又使得他左右碰壁，缩小了城市想象空间。但他一直在努力构筑理想的城市形象与体系，在滔滔的政治巨浪中一点一滴地渗入，那些关于城市的多彩想象才没有被完全淹没，老舍最终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北京城那个年代的一些记忆。

    同时，在老舍创作话剧的时代，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尚未来到，许多作家只能沉浸在政治的想象里，城市意识尚未觉醒，老舍对于城市建设的初步思考实属难能可贵。可以告慰老舍先生的是，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规模与成就已经超出了老舍的想象，从这一意义上讲，老舍新中国话剧也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城市建设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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