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宇

    罗宗宇，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论文摘要：老舍小说中有着大量的都市民俗构成。老舍的小说对民俗进行了一种主动的叙事建构，它主要表现为场景化、情节化、意象化三种方式。

    关键词：民俗；场景化；情节化；意象化

    作者：

    民俗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页。。民俗在叙事文学作品中的被叙述及其结果称为民俗叙事。民俗叙事既是动词性的也是名词性的。动词性的民俗叙事指的是对民俗的叙事建构行为，它包括叙事处理方式和过程，名词性的民俗叙事指的则是被叙事建构的诸种民俗事象及其在文本中的呈现形态。老舍作为北京民俗和伦敦西洋民俗的书写者，其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都市民俗叙事，这些民俗叙事体现着老舍文化意识和叙事意识的自觉叙事建构，主要有场景化、情节化和意象化三种方式。

    一、场景化

    在现代汉语中，“场景”一词指的是戏剧、电影中的场面或生活情景。在叙事学中，作为一种叙述状况的“场景”，它与概要、停顿、省略等相对应，指的是“叙述故事的实况，一如对话和场面的记录，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大致相等”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从“场景”的这一叙事学含义出发，本文中的“场景化”民俗叙事建构，指的是叙述现实生活中民俗场景的实况，对民俗事象做还原式呈现，使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大致相等在民俗的场景式叙事建构中，严格意义上的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相等并不存在，因为并不存在完全由人物对话所组成的民俗叙事。在通常情况下，民俗场景中总是由俗民的一系列动作所构成，在叙述话语中很难进行与其一一对等的叙述，与此同时在叙述中也常常会包含一些非叙述的内容或者是叙述的其他形式，因此二者的相等事实上只可能是大致的。。在这一民俗叙事建构方式中，被叙述的民俗事象得到具体详细的实录和介绍，成为了叙述和描写的核心内容，民俗叙事呈现出风俗志特征，突出的是民俗文化的识别功能，它指示出与行动者和情节相关的环境背景和识别特征，是如同巴尔特所说的“指示体”。有关此范畴的分析，见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在老舍的小说中，“场景化”民俗叙事建构比较常见，且多是岁时节日的民俗仪式或场景，如小说《骆驼祥子》第二十四章对北平初夏朝顶进香时节民俗生活场景的叙述：

    秧歌，狮子，开路，五虎棍，和其他各样的会，都陆续的往山上去。敲着锣鼓，挑着箱笼，打着杏黄旗，一当儿跟着一当儿，给全城一些异常的激动，给人们一些渺茫而又亲切的感触，给空气中留下些声响与埃尘。赴会的，看会的，都感到一些热情，虔诚，与兴奋。乱世的热闹来自迷信，愚人的安慰只有自欺。这些色彩，这些声音，满天的晴云，一街的尘土，教人们有了精神，有了事作：上山的上山，逛庙的逛庙，看花的看花……至不济的还可以在街旁看看热闹，念两声佛……

    崇效寺的牡丹，陶然亭的绿苇，天然博物院的桑林与水稻，都引来人声伞影；甚至于天坛，孔庙，与雍和宫，也在严肃中微微有些热闹。好远行的与学生们，到西山去，到温泉去，到颐和园去，去旅行，去乱跑，去采集，去在山石上乱画些字迹。寒苦的人们也有地方去，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儿市，都比往日热闹：各种的草花都鲜艳的摆在路旁，一两个铜板就可以把“美”带到家中去。豆汁摊上，咸菜鲜丽得象朵大花，尖端上摆着焦红的辣椒。鸡子儿正便宜，炸蛋角焦黄稀嫩的惹人咽着唾液。天桥就更火炽，新席造起的茶棚，一座挨着一座，洁白的桌布，与妖艳的歌女，遥对着天坛墙头上的老松。锣鼓的声音延长到七八小时，天气的爽燥使锣鼓特别的轻脆，击乱了人心。妓女们容易打扮了，一件花洋布单衣便可以漂亮的摆出去，而且显明的露出身上的曲线。好清静的人们也有了去处，积水滩前，万寿寺外，东郊的窑坑，西郊的白石桥，都可以垂钓，小鱼时时碰得嫩苇微微的动。钓完鱼，野茶馆里的猪头肉，卤煮豆腐，白干酒与盐水豆儿，也能使人醉饱；然后提着钓竿与小鱼，沿着柳岸，踏着夕阳，从容的进入那古老的城门。《老舍全集》第3卷，第214—215页。

    这是一段典型的“场景化”民俗叙事。通过居于故事之外的叙述者聚焦，还原了一幅有声有色的北平俗民夏初的民俗生活图。在此，生活中的活动过程（故事时间）与叙事话语中对其叙述的时间（叙事时间）呈现出大致的对等性，民俗叙事类似于文化人类学上的一种田野调查实录，它为读者提供的是一个原生态的北京都市民俗文化标本。

    又如《骆驼祥子》第十九章叙述虎妞难产时请神婆治病的场景：

    陈二奶奶带着“童儿”——四十来岁的一位黄脸大汉——快到掌灯的时候才来到……眼睛直勾勾的，进门先净了手，而后上了香；她自己先磕了头，然后坐在香案后面，呆呆的看着香苗。忽然连身子都一摇动，打了个极大的冷战，垂下头，闭上眼，半天没动静。屋中连落个针都可以听到，虎妞也咬上牙不敢出声。慢慢的，陈二奶奶抬起头来，点着头看了看大家；“童儿”扯了扯祥子，教他赶紧磕头。祥子不知道自己信神不信，只觉得磕头总不会出错儿。迷迷忽忽的，他不晓得磕了几个头。立起来，他看着那对直勾勾的“神”眼，和那烧透了的红亮香苗，闻着香烟的味道，心中渺茫的希望着这个阵式里会有些好处，呆呆的，他手心上出着凉汗。

    虾蟆大仙说话老声老气的，而且有些结巴：“不，不，不要紧！画道催，催，催生符！”“童儿”急忙递过黄绵纸，大仙在香苗上抓了几抓，而后沾着吐沫在纸上画。《老舍全集》第3卷，第175页。

    这也是一段“场景化”的民俗叙事，仍然是通过居于故事之外的叙述者的聚焦，还原了北京俗民生活中“请神治病”的民俗仪式，从神婆进屋写起直至请神的一系列动作，略去写祥子心理的句子，生活中“请神”的活动过程（故事时间）与叙事话语中对其叙述的时间（叙事时间）呈现出大致的对等性。类似的外聚焦型“场景化”民俗叙事建构还有《骆驼祥子》写刘四庆祝七十大寿的生日布置和《赵子曰》中写新年庙会的内容：

    第二天早上，棚匠来找补活。彩屏悬上，画的是“三国”里的战景，三英战吕布，长坂坡，火烧连营等等，大花脸二花脸都骑马持着刀枪。刘老头子仰着头看了一遍，觉得很满意。紧跟着家伙铺来卸家伙：棚里放八个座儿，围裙椅垫凳套全是大红绣花的。一份寿堂，放在堂屋，香炉蜡扦都是景泰蓝的，桌前放了四块红毡子。刘老头子马上教祥子去请一堂苹果，虎妞背地里掖给他两块钱，教他去叫寿桃寿面，寿桃上要一份儿八仙人，作为是祥子送的。苹果买到，马上摆好；待了不大会儿，寿桃寿面也来到，放在苹果后面，大寿桃点着红嘴，插着八仙人，非常大气。同上，第116页。

    尤其是逛庙会的人们，步行的，坐车的，全带着一团轻快的精神。平则门外的黄沙土路上，骑着小驴的村女们，裹着绸缎的城里头的小姐太太们，都笑吟吟地到白云古寺去挤那么一回。

    “吃喝玩逛”是新春的生命享受。所谓“逛”者就是“挤”，挤得出了一身汗，“逛”之目的达矣。

    浅蓝的山色，翠屏似的在西边摆着。古墓上的老松奇曲古怪的探出苍绿的枝儿，有的枝头上挂着个撕破的小红风筝，好似老太太戴着小红绢花那么朴美。路上沙沙的蹄声和叮叮的铃响，小驴儿们象随走随作诗似的那么有音有韵的……然而这些个美景都不在“逛”的范围以内。

    茶棚里的娇美的太太们，豆汁摊上的红袄绿裤的村女们，庙门外的赌糖的，押洋烟的，庙内桥翅下坐着的只顾铜子不怕挨打的老道士……这些个才是值得一看的。《老舍全集》第1卷，第260页。

    与以上几段外聚焦型“场景化”民俗叙事建构不同，在小说主人公即“风习”的《正红旗下》中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8页。，小说中“洗三”仪式的场景化是通过小说中人物“我”的内聚焦来完成的：

    典礼这才开始。

    白姥姥在炕上盘腿坐好，宽沿的大铜盆（二哥带来的）里倒上了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冒着热气。参加典礼的老太太们、媳妇们，都先“添盆”，把一些铜钱放入盆中，并说着吉祥话儿。几个花生，几个红、白鸡蛋，也随着“连生贵子”等祝词放入水中。这些钱与东西，在最后，都归“姥姥”拿走。虽然没有去数，我可是知道落水的铜钱并不很多。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能不感谢白姥姥的降格相从，亲自出马，同时也足证明小白姥姥惹的祸大概并不小。

    边洗边说，白姥姥把说过不知多少遍的祝词又一句不减地说出来：“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大家听了，更加佩服白姥姥——她明知盆内的铜钱不多，而仍把吉祥话说得完完全全，不偷工减料，实在不易多得！虽然我后来既没作知县，也没作知州，我可也不能不感谢她把我的全身都洗得干干净净，可能比知县、知州更干净一些。

    洗完，白姥姥又用姜片艾团灸了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因此，我一直到年过花甲都没闹过关节炎。她还用一块新青布，沾了些清茶，用力擦我的牙床。我就在这时节哭了起来；误投误撞，这一哭原是大吉之兆！在老妈妈们的词典中，这叫作“响盆”。有无始终坚持不哭、放弃吉利的孩子，我就不知道了。最后，白姥姥拾起一根大葱打了我三下，口中念念有词：“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到后来也应验了，我有时候的确和大葱一样聪明。《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500—501页。

    尽管刚出生的“我”充当民俗仪式的聚焦者，叙述具有不可靠性，然而由于“洗三”是一个多少年来恒定不变的民俗仪式，因而没有人怀疑叙事的真实性及其文化展示效果。

    在老舍小说中，“场景化”的民俗叙事建构还有《赵子曰》中写北京过端阳节的情景，《民主世界》中的摆酒席场景，《鼓书艺人》中方宝庆刚到重庆开始唱戏时所举行的祭拜祖师爷的行业民俗仪式，《离婚》中老李逛东安市场等等。事实上，这些“场景化”民俗叙事建构不管是外聚焦型还是内聚焦型，它们都是对特定民俗事象的还原式呈现，被叙述的民俗事象一如生活本身那样得以展示，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也大致相等，民俗叙事成为地方性知识的“风俗画”表达。

    二、情节化

    如果说“场景化”民俗叙事着力于从某个断面上对民俗事像进行叙事建构的话，那么“情节化”民俗叙事则因为介入、组成和推动情节，表现为线上对民俗进行叙事建构。叙述学认为，情节不再是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而是“属于‘话语’这一层次，它是在话语这个层面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组合”。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4页。可见，情节是在叙述话语层面被叙述的事件，它是打破了故事自然时间与因果关系的事件排列。因此，所谓“情节化”，指的是将民俗按一定的关系（时间关系与因果关系）纳入到先后推进的情节线索链之中，使其成为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基本环节，它“不仅是叙述的基本单位，而且是因果链中的基本环节”，“是叙述中的将能开花结果的种子”。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第178页。

    老舍小说对民俗的情节化叙事建构之一是注意利用民俗冲突来安排和推动情节，让其成为情节动力，小说《抱孙》、《同盟》、《正红旗下》等是这方面的代表。短篇小说《抱孙》写老字号人物的代表王老太太盼望抱孙子，她的媳妇王少奶奶也怀上了胎，媳妇在分娩时难产，送不送医院成为新旧观念的冲突，好不容易送到医院剖腹掏了出来，王老太太又不顾医生的反对，认为据民俗传统办三天要紧，因而不顾健康状况要出院，最后落得孙子和媳妇双双去世的悲剧。在此，小说的情节动力源于是否坚守旧民俗的冲突，即王老太太坚持“办三”要紧，而医生和媳妇娘家人则认为人命健康要紧的冲突。又如小说《同盟》，小说前半部分写天一、子敬和小李同时追女孩玉春，天一和子敬结成同盟，设计在晚上讲鬼怪故事，讲要去守尸体、绕坟墓，从而吓退胆小的小李，在此也是利用民俗观念的冲突与否来设置情节。再如《正红旗下》，小说有一种是否坚守传统旗人风俗的冲突，如福海二哥学油漆匠手艺、信白莲教等，其中以多大爷和多老二的冲突为最，多二爷入了基督教，多大爷与全家人反对，并由此形成小说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的两大叙事序列，小说情节发动于民俗冲突且滑行在冲突双方各自的叙事交替上。

    老舍小说对民俗的情节化叙事建构还体现在注重用民俗行动和事件来充当情节链上的组成项。根据民俗行动和事件在构成情节链时所起的不同作用，又可分为核心化与非核心化两种情形。所谓核心化，即组成情节的民俗行动和事件是情节链上的核心因素，它们是整个情节的基本环节和根本骨架，充当一种情节提要的基本项。例如《牛天赐传》，小说的情节是牛天赐的个体成长史，这一成长史实际上是民俗行动和事件的历史，小说情节链上的基本环节有抱养——取名——办三天——满月——种痘——过周岁——上学念书——父母亲去世等，情节的推进基本上滑行在民俗行动与事件的轨道上，它们是叙事序列中的核心陈述。又如《正红旗下》，小说以“我”作为叙述者，用一种从容的笔调，慢慢叙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情节发动于主人公降生，由“我”降生——“洗三”——过年——满月——福海二哥反传统——多二爷成为基督教徒等关节点组成，整个情节链自发动以后都未离开满族的民俗文化活动与事件，它们是情节的核心骨架与要素。还有一种核心化民俗叙事是民俗行动与事件虽处于情节链上，但并不成线性状态发展，仅仅是情节链上的某一关节点和组成项。如《四世同堂》第十六章祁家过中秋节，第十八章钱孟石的葬礼，第三十八章过五月节的内容。《二马》中第四章写马氏父子在伦敦过圣诞节，《月牙儿》第三节写“我”和妈妈上坟，《骆驼祥子》第十五章写虎妞与祥子结婚，《老张的哲学》第三十八章写孙八娶李静，《一筒炮台烟》中写阚进一和秀华的婚礼准备等等，这些民俗叙事都处于情节链上，是情节线上的基本项与关节点，但不成线性发展，整个情节并不都由民俗行动与事件来充当。

    与核心化建构相对应，非核心化的民俗叙事虽然处于情节之中，但不是情节线上的基本项与关节点，只是起一种丰满情节的作用，如《老张的哲学》第十章介绍吃饭要过五关，《我这一辈子》第一章介绍叙述“我”学的“裱糊”匠，《骆驼祥子》开头第一章对北平的洋车夫行业民俗的介绍，《四世同堂》第二十四章展示旗人的生活习俗，第四十一章写老北平夏天的生活习惯等等，试以《老张的哲学》介绍吃饭的一段为例：

    一进饭馆，迎面火焰三尺，油星乱溅。肥如判官，恶似煞神的厨役，持着直径尺二，柄长三尺的大铁勺，酱醋油盐，鸡鱼鸭肉，与唾星烟灰蝇屎猪毛，一视同仁的下手。煎炒的时候，摇着油锅，三尺高的火焰往锅上扑来，耍个珍珠倒卷帘。勺儿盛着肉片，用腕一衬，长长的舌头从空中把肉片接住，尝尝滋味的浓淡。尝试之后，把肉片又吐到锅里，向着炒锅猛虎扑食般的打两个喷嚏。火候既足，勺儿和铁锅撞的山响，二里之外叫馋鬼听着垂涎一丈。这是入饭馆的第一关。走进几步几个年高站堂的，一个一句：“老爷来啦！老爷来啦！”然后年青的挑着尖嗓几声“看座呀”！接着一阵拍拍的掸鞋灰，邦邦的开汽水，嗖嗖的飞手巾把，嗡嗡的赶苍蝇（饭馆的苍蝇是冬夏常青的），咕噜咕噜的扩充范围的漱口。这是第二关。主客坐齐，不点菜饭，先唱“二簧”。胡琴不管高低，嗓子无论好坏，有人唱就有人叫好，有人叫好就有人再唱。只管嗓子受用，不管别人耳鼓受伤。这是第三关。二簧唱罢，点酒要菜，价码小的吃着有益也不点，价钱大的，吃了泄肚也非要不可。酒要外买老字号的原封，茶要泡好镇在冰箱里。冬天要吃鲜瓜绿豆，夏天讲要隔岁的炸粘糕。酒菜上来，先猜拳行令，迎面一掌，声如狮吼，入口三杯，气贯长虹。请客的酒菜屡进，惟恐不足；作客的酒到杯干，烂醉如泥。这是第四关。押阵的烧鸭或闷鸡上来，饭碗举起不知往那里送，羹匙倒拿，斜着往眉毛上插。然后一阵恶心，几阵呕吐。吃的时候并没尝出什么滋味，吐的时候却节节品着回甘。“仁丹”灌下，扶上洋车，风儿一吹，渐渐清醒，又复哼哼着：“先帝爷，黄骠马。”以备晚上再会。此是第五关。《老舍全集》第1卷，第46—47页。

    在此，孙八请张大哥等人吃饭，处于情节链之中，是情节线上的关节点和基本项，但小说对吃饭要过五关的叙写发生于此情节项发动之前，因此所起的是烘托铺垫情节基本项和丰满情节的作用。

    三、意象化

    意象，即审美意象的简称，它是一种特殊的表意性艺术形象或文学形象。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页。小说意象是小说中的审美意象。小说意象民俗化，即民俗的“意象化”叙事建构。老舍小说以北京形象的书写为目标，其中的民俗意象不少，它在小说中可以是贯穿全文的某个意象，也可以是出现在某处的意象。前者是小说的核心意象，如人力车（《骆驼祥子》）、三合祥老字号（《老字号》）、四合院（《四世同堂》《小人物自述》）、小羊圈胡同（《四世同堂》）、澡堂（《裕兴池里》）、断魂枪（《断魂枪》）等等。以胡同为例，它是一种居住民俗，被视为北京的名片，如：

    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像哥仑布看到海上有漂浮着的东西才敢更向前进那样。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围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三倍，这便是葫芦肚儿了。《老舍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9页。

    这是《四世同堂》第二章对小羊圈胡同的介绍，小说紧接着介绍了胡同里祁家、钱家的四合院和大杂院等，由此开始小羊圈胡同成为贯穿整个小说的意象，因而是核心化的。

    老舍小说中更多的是点式的民俗意象，出现于小说中的有茶馆、胡同、小杂院、大杂院、老铺子、烤鸭店、羊肉馆、澡堂、戏园（茶园）、教堂、西餐、西服洋装等民俗风物意象，这些意象作为北京或民族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具象符号，它们的衰败与兴盛成为了特定文化命运的隐喻，隐藏着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具有象征意义和艺术审美功能，比较好地实现了叙事技巧和文化意识的统一。

    归纳以上论述，老舍小说中都市民俗的场景化、情节化与意象化，实际上是在面、线、点上完成的自觉叙事建构，它们构成了老舍小说中民俗叙事建构的立体图景。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理解和把握老舍小说对民俗所进行的三种叙事建构时，不宜绝对化。场景化、情节化与意象化民俗叙事建构，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既体现在这三种方式只是老舍小说对民俗的主要而非全部的叙事建构方式，其他方式还有介入式、概要式等，同时还体现在三者之间并非绝对的对立，不同民俗事象或同一民俗事象在小说中可以是三种民俗叙事建构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最后，这种区分只是一种基于事实的描述和分类，并无高下之分，因而与价值判断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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