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城市底层叙述中的独特形象世界

    张丽军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催生了现代城市。大机器工业带来了大批工业城市的崛起。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工业文明平台上的城市化。新的大工业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础。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残酷地摧残和扼杀了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近代工业。近代中国城市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港口城市如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已成为帝国主义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基地，这些城市是按侵略者的意图来发展的，结构发展也极不合理，近代工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基础工业极其落后，而商业、服务业都过分膨胀，一个城市变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当时靠民族工业支撑起来的城市，生产力落后，力量薄弱，规模不大，对帝国主义统治的大城市表现出很大程度的依附性。近代中国没有像西方的英、法等国那样真正出现“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国社会也没有因明清之际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而使自身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近代中国城市，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不是因辽阔乡村土地上自然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产生出城市发展变迁的强大推动力量；而是由于西方的介入，在广阔的自然经济环境中率先获得神奇发展，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获得了畸形发展，地处封闭的内陆省份以及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却相当缓慢，有的甚至出现停滞和倒退现象。可以看出，近代的中国城市布局不合理，体系结构失稳，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形成，许多城市依然保持着封建时代的城市面貌。中国城市在加速发展的同时，渐渐出现了产业结构严重失调、贫富两极化、偏重原材料与轻工业的畸形化发展态势。这种畸形发展的城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城市。

    城市在标志着人类文明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城市这一人类新乐园建立的同时，也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城市在造就百万富翁的同时，也带来众多的底层贫困群体；城市在拥有现代性华丽外衣的同时，其内里也布满了残衣败絮。而且，在畸形繁华的城市现代性语境之下，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反映这种畸形状态的都市文学——新感觉派文学。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生活百态，着重描写病态的、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极力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穆时英在充满爵士乐、狐步舞、夜总会的疯狂中找寻热闹场景背后的极度悲哀，似乎一切都如《上海狐步舞》中的头一句话“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以极端的冲突形式展现一个畸形的、无序的、疯狂的、价值颠倒的都市世界和都市人荒诞的命运。

    那些“新感觉派”笔下疯狂追求声色犬马的都市上层人士所具有的精神痛苦是花天酒地、狂欢极乐之后的心灵失落、精神空虚，即使“新感觉派”形象世界中的妓女人物，那也是“交际花”式的、耽迷于生存之外的欲望化象征；但是，对于都市底层人物的每日填饱肚子的生存挣扎之痛苦，描写都市生活的“新感觉派”则与之无缘。即“新感觉派”小说的“感觉”更多的是“十里洋场”里声色犬马的“欲望”之“感觉”，而非苦苦挣扎的“生存”之“感觉”，因此，就更谈不上所谓的底层穷苦人物了，穷苦的良家妇女沦为风尘女子不是自甘堕落、自我耽迷于“里比多”，而是被穷困的生活苦苦逼迫的结果，也就自然没有那种所谓的“新感觉”了。都市底层穷人群体在城市巨大的畸形华丽外衣遮蔽之下，在现代文学世界中一直处于无声无息的黑暗世界之中，直到穷人作家老舍出现才渐渐被照亮，得以呈现出来。

    老舍从自己的穷人生命体验出发，通过汲取西方作家，尤其是狄更斯等人的审美风格，融会满汉民族风情、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塑造了一系列老北京的底层穷困人物形象，有骆驼般吃苦卖力的人力车夫，有为了糊口、为了养活家人而不得不“卖肉”的妓女，有像狗一样转来转去挣口饭吃的旧巡警，有苦学一身手艺而派不上用场的手艺人，有到处受欺负、社会地位极其低贱的旧艺人，更有深受生存挣扎苦难之中，还要承受“三纲五常”礼教折磨的最底层的穷苦女性形象——这是一个别样的城市世界，是一个“穷苦人”生存的“劳苦世界”，也是一个终日不见阳光、被鲜亮的现代性所遮蔽的“背后”的“穷人的城市”。

    一、“劳苦世界”的穷人力车夫们

    “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我明白，我知道！”

    ——《骆驼祥子》

    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在历经多次失败挫折之后，试图以西方现代性思想来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从思想文化源头来进行现代性转型，因此西方各种现代文化思潮纷纷传入中国。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潮为多数作家接受，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在文学界形成了反映底层劳工生活的文学作品。

    在众多的劳工文学作品中，描写人力车夫的作品，尤为众多和突出。刘半农的《拟拟曲》（之二）写车夫老九前年秋天就害咳嗽，但为养家活口，一直拉车竟至不起。死后，一件破袄，一根烟袋，权作了葬品。沈尹默和胡适创作了同名的《人力车夫》文学作品，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在大量以人力车夫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中，鲁迅的《一件小事》无疑是最成功的一篇。郁达夫的《薄奠》中的车夫也在非人生活中保持着高尚的品德。尽管生活贫困，却从不谋不义之财。在天气恶劣之时，绝不敲竹杠，对他人出于同情而赠予的财物，登门如数奉还。这些描写人力车夫的作品，虽然在当时还未对他们生活做出多方位的描写，但它毕竟给人们提供了穷车夫的生活侧面，初步展现了穷车夫们在困境之中顽强追求的一个剪影，为以后文学作品描写人力车夫打下了基础。

    老舍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人力车夫一方面是继承五四文学关注劳工的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更是源于自己的底层生活经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旗人，没有文化，没有手艺，也没有大能耐，一旦堕入生活无着落的境地时，稍微有点力气的只能去拉车维持生存，老舍周围就有不少亲友干这行。老舍熟悉他们，满腹酸楚地写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旗人哥们儿。

    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就出现了一个人力车夫——“赵四”。之后的文学作品中，人力车夫这种角色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在老舍的文学世界之中，构成了一个立体流动的人力车夫群体画像。在这群车夫当中，赵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小说对赵四的描写随着情节的推进而逐渐增多，赵四也由次要人物角色，渐渐升为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赵四在变成洋车夫以前，也是个有钱而自由的人。他少年的时候也颇体面，而且在乡里之中极有人缘。他曾买过八十多条小活鲤鱼分送给他的邻居，他曾穿着整齐布衫救过一个自尽的大姑娘，他曾召集逃学的学童们在城外会面管他们吃饭，他曾捡砖块打破了人脑袋被抓到监狱做苦力。但是，他并没改旧日的态度：他出狱之后，“他真算是个傻老，生死之际还想那条吃饭的道路可以挣饭吃而又作好事。他不能不去拉洋车了，然而他依然想，拉洋车是何等义勇的事：人家有急事，咱拉着他跑，这不是舍命救人！”老舍：《老张的哲学》，《老舍全集》第1卷，第131页。赵四在经历了层层的生活挫折和磨难之后，即便是在狱友和街坊人们的讥讽嘲笑下，也依然不改遇事行善、急公好义的热心肠性格，为老舍后来《骆驼祥子》中典型形象祥子的刻画做了最初的审美尝试。

    在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里，老舍素描般地刻画了一个名叫“春二”的人力车夫。小说通过春二之口点出晚清时期底层旗人的凄惨遭遇，即使选择拉车这样的自食其力的生存方式，“春二”等穷车夫们依然摆脱不了受剥削、受欺压的境遇。穷旗人在穷困与被歧视的双重压迫中，挣不脱他们的命。老舍巧妙地展现出春二的身份怎样从蓝旗人变为一个人力车夫，以及身为车夫的春二所遭受的虐待与折磨。1934年2月，老舍的短篇小说《眼镜》写一个人力车夫王四也处于这样的境遇之中，其结局更加悲惨。

    1936年春天，老舍与“山大”的一位朋友闲谈，听他说一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另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转祸为福，乘着军队移动之际，偷牵回三匹骆驼回来。老舍就以车夫祥子为中心，骆驼做陪衬，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成为一篇十多万字的小说，顺手把其余的各种车夫叙述出来，写出车夫的全部生活来，扩大为一个典型的“车夫社会”。

    刮风天，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假若我能把这些细琐的遭遇写出来……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这样一想，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老舍：《老舍创作与生活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6页。

    老舍在构思小说的时候，找到了一个中心主题，即是寻觅到了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源”——“劳苦社会”，老舍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地去写，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因而，老舍说：“在我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老舍：《老舍创作与生活自述》，第47页。

    所以，老舍写出了一个“劳苦社会”中底层穷人的心死的悲剧。祥子的悲剧蕴涵着无限严肃、深刻的悲剧内容。祥子开始的时候，要强好义，想做个自食其力的独立车夫，并将这视为生活的最高理想，甚至宗教。希望体面、光彩地活着的祥子，集中了老舍《老张的哲学》等作品中车夫们的优秀品质，然而乱兵抢走了他的车，孙侦探诈走了他的钱，虎妞给祥子的畸形爱的摧残与折磨，使这个“仿佛在地狱里也能做个好鬼似的”祥子，在三起三落的致命打击后，变成了一具堕落、自我毁灭的行尸走肉。

    老舍是蘸着个体与国家民族的血泪、屈辱来写出汗卖力的穷“祥子”们的。“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这是老舍《骆驼祥子》咳着血写出的“劳苦社会”里穷人力车夫的令人不寒而栗、深入骨髓的生命真实！

    二、“活在地狱里的”的妓女系列

    对19世纪晚期以来的上海娼妓生活进行研究的专著《危险的愉悦》写道：“娼妓同其他所有的下层社会群体一样，并没有亲自记载自己的生活。娼妓直接言说或再现自身的事例极为罕见（当然，我也将会阐明，她们并非完全沉默无语）。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了历史记载。”“有关娼妓的极其丰富的史料并不是发自妓女的声音。然而，即使我们能听到大家竭力搜寻的‘妓女本人的声音’，那也不可能是未受到任何中介影响的原声。”［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文学世界中的妓女，是一种“想象性”的、男性视域下的“他者”形象，与“妓女本人的声音”有着很大的距离。不同时期、不同思想视野的作家对妓女的“想象性重建”差别是很大的。中国古代文学从《救风尘》、《杜十娘》到《孽海花》、《老残游记》等种种作品中的妓女形象多是江湖味十足且有见识的女性，她们有爱恨情仇，甚为下贱却又格外可爱可敬。

    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潮兴起，此时文学作品中的妓女遭遇在作家笔下显得格外令人同情，这些作品中表现出的妓女形象总的来说是值得同情的，做妓女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她们为自己的身份羞愧，她们活得压抑而卑微，她们也在维护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一时期的沈从文写底层社会的妓女，与同时老舍写底层社会的妓女迥然不同。沈从文以温和的心境，对人性的真与善进行关注和肯定，笔下的女性形象，比如《柏子》和《丈夫》中的妓女都是那么可爱、可怜，读完让你叹息玩味不已。老舍描写妓女形象的眼光是批判的眼光，以一个底层者的眼光来审视妓女生不如死、悲哀挣扎的人生与“逼良为娼”的社会之“恶”。

    老舍在自己童年贫穷的生活经历中就曾亲眼目睹了一些底层旗人女子被逼良为娼的悲惨事情。老舍在文学作品中写过不少妓女，如《赵子曰》中的谭玉娥，《新时代的旧悲剧》中的宋凤贞，《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月牙儿》中的母女俩，《微神》中的“我”等等。这些妓女，几乎全是可怜的、善良的好女人，其中《微神》中的“我”有着老舍初恋情人的影子。在城市里，这些女子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有的还当过小学教员。家境衰落、穷困潦倒之际，她们多方挣扎，寻求谋生的路子，但是社会环境没有给这些可怜的穷女子一条能够自我谋生的道路。走投无路的她们，为了糊口、为了养活家人，被逼无奈不得不走上一条最原始的、悲哀的卖肉之路。

    “看看醉猫似的爸爸，看看自己，看着两个饿得像老鼠似的弟弟，小福子只剩下了哭。眼泪感动不了父亲，眼泪不能喂饱了弟弟。为教弟弟们吃饱，她得卖了自己的肉。搂着小弟弟，她的泪落在他的头发上，他说：‘姐姐，我饿！’姐姐！姐姐是块肉，得给弟弟吃！”老舍：《老舍全集》第3卷，第158页。《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就这样被逼无奈走进了卖淫的地狱之门，老舍笔下的妓女都是底层社会里最下层、最苦难、饱受身心双重摧残的女性，是《危险的愉悦》所描绘的最低级妓女行列里的“暗娼”、“野鸡”。

    面对虎妞的侮辱、父亲的打骂、邻居的鄙夷，想死的心都有的小福子却没有死的权利，“死是最简单容易的事，活着已经是在地狱里。她不怕死，可是不想死，因为她要作些比死更伟大更勇敢的事。她要看着两个弟弟都能挣上钱，再死也就放心了。自己早晚是一死，但须死一个而救活了俩！”老舍：《老舍全集》第3卷，第170—171页。这就是身在“地狱”里的女人们活着的唯一理由。虎妞死后，小福子失去了招待“客人”的地方，无奈到了“白房子”卖淫，彻底失去了自由。小福子在“白房子”里，无法忍受“客人”的频繁折磨，从中逃出来在小树林上吊自尽了。

    短篇小说《微神》中的“她”是识字有文化的女性，但是因为家道中落和一个抽大烟的父亲，被逼着走上了“暗娼”的地狱之路，但是无论何时，“她”的心中都留有一块神圣、纯洁的地方包裹着自己的初恋情人。但是，一旦初恋情人从南洋回来，并不计后果地决定娶她的时候，“她”杀死了自己。“她”说：“我杀了自己。我命定的只能住在你心中，生存在一首诗里，生死有什么分别？”老舍：《老舍全集》第7卷，第62页。“她”以死来与恶的社会抗争，以死来保存初恋情人心中永恒的纯洁记忆。死亡是“她”永生的存在方式，是“她”维护生命尊严的唯一的、最后的有效抗争方式。

    《月牙儿》中的女儿，在做暗娼的母亲保护下，能够接受教育，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知道廉耻、伦理、道德，在毕业之后，决定找工作养活自己：“我出去找事了。不找妈妈，不依赖任何人，我要自己挣饭吃……没有事情给我做。我才明白了妈妈，真原谅了妈妈。还洗过臭袜子，我连这个都作不上。妈妈所走的路是唯一的。羞耻不是我造出来的。”同上，第272页。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我”明白了一个真理——穷人的真理——“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我”就像鲁迅所分析的出走后的娜拉一样，城市底层的穷苦女子没有一个能够不愁吃穿的家庭可以回去，“她”只有一条“堕落”的路可以走得通，即“若真挣不上饭吃，女人得承认自己是女人，得卖肉！”老舍：《老舍全集》第7卷，第278页。

    五四新文学中，伴随妇女解放运动兴起的女性文学作品有许多是表现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在当时的确有着进步的时代意义。但是，在一个遍布“穷人”的“穷人中国”社会里，在众多穷人仍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时代，那样的文学离穷人的生活有着很大的距离。鲁迅的《伤逝》中的涓生之所以与子君分手，不是因为涓生移情别恋，而是最基本的“生计问题”。老舍由于自己独特的都市底层生活体验和强烈的“穷人”情结，他的作品中的穷人是真实生活在文本世界之中，是对穷人生活世界的多方位、立体的、本体性呈现，一针见血地表达出穷人生存的最大真理——“饿肚子”。

    女性在恶的社会被穷所逼、被钱所迫无奈走上这条屈辱的、悲惨的、难堪的卖肉谋生路的“地狱之门”。老舍深深地同情与爱怜活在“地狱”中的女人，把自己心底深处最美好、最真挚的感情也都捧给了这些可怜的女人。

    “她找到了女儿，女儿已是个暗娼！她养着我的时候，她得那样；现在轮到我养着她了，我怕得那样！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同上，第282页。老舍以文学审美方式念出了心中最悲惨的、最椎心痛苦的泣血之诗。

    三、“含泪冷笑”的巡警系列

    巡警是我国20世纪初的一种特殊社会历史现象，最早出现在清朝末年。到1905年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巡警机构，一直延续到20年代。巡警，按照社会政治学的分析，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之一。巡警是当“官差”的，巡警们具备一定的武装设备，有一定的权力，享受着官饷。按理，当巡警是一个美差，然而这一切只是最表面的现象，实际上的巡警生活却并非想象得那么好。许多现代作家在作品中都写到过巡警。在他们笔下，巡警只是作为一种现象或次要角色，他们的嘴脸又都是千篇一律的，甚至是相当公式化的，谈不上什么人物性格上的描写，很少有以巡警为主人公的作品。但是，老舍先生的作品中不但出现了大量的巡警形象，而且有的巡警还成为小说的主角，从而全方位地展示了巡警这一社会底层群体的真实存在镜像。

    老舍先生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就涉及了巡警，其中的巡警也只是作为一个现象背景，给我们留下一点概括性的印象，谈不上人物性格的刻画。《四世同堂》里的“白巡长”是描写得有血有肉、非常精彩的一个巡警形象。对巡警这一角色的审美想象，老舍在《我这一辈子》中进行了彻底的改写与独特的创造——巡警开始成为小说的主角。老舍在《我这一辈子》里逼真地描绘了一个巡警的苦难生活，并且以此为基点，控诉了社会制度的黑暗。把巡警作为城市底层穷人来描绘，这就使得老舍笔下的城市穷人形象系列更为充实、丰富了。车夫、妓女无疑属于城市底层穷人的行列，车夫靠着体力的出卖，挣得仅够维持生存的嚼谷；妓女靠着肉体的出卖，养活自己微弱的身躯；巡警同样是用体力、青春与自由换取基本的生存。他们同属于城市底层穷人系列。

    《我这一辈子》是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的，来揭示巡警生活的两面性本真面目。旧社会中的巡警，在一般穷苦人的眼中，不失为一个好差事：他们佩带着东洋刀，身着统一的警服，威风十足地在巡街，管理着街面上的事，每月定期拿着官饷。当巡警甚至成为穷苦人向往的职业。《我这一辈子》中“我”的儿子福海就觉得当巡警“穿上制服，在街上走，既能挣钱，又能就手儿散心，不像学徒那样永远圈在屋里”，从而选择了当巡警这一职业。而在显官达贵的眼中，巡警只不过是一个供自己随时支使的免费仆役而已，让他们站岗巡逻，可以造成增强社会治安的表象，让他们为自己看门护院，又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威。在大兵们眼中，巡警又是可以随时被开枪打死的。从表面来看，巡警给我们的印象是矛盾的：他们威风，他们又懦弱；他们欺负人，他们又被人欺负。具有深刻底层体验的老舍所刻画的“巡警”形象，不仅描绘了巡警这种表面的矛盾现象，而且尤为可贵的是老舍借助于平实、深刻、感人的文字，寄托其对底层穷人的心理认同与平等的感情，真实生动展现老巡警“我”的真正矛盾的内心世界。

    与《骆驼祥子》中的祥子的堕落一样，《我这一辈子》也表现出了一个善良的、上进的底层穷人的心灵堕落史和对这个恶社会的彻底绝望史。在“我”处处留心，既要认真又要敷衍，保住饭碗，逃过兵劫保住性命，兢兢业业工作20年以后，得到的竟然是被刷下来的结局，不仅自己老年的生活没有保障，而且后代受到连累：“你的儿子，因为你当巡警，不能接受教育；你的女儿，因为你当巡警，也嫁个穷汉去吃窝窝头……五十以前，你没挣下什么，有三顿饭吃就算不错；五十以后，你该想主意了，是投河呢，还是上吊呢？这就是当巡警的下场头。”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全集》第7卷，第561—562页。

    “我”的悲剧既有偶然性因素，也有个体性和时代变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不公正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我给公家卖过力气了，我对得住一切的人，我心里没毛病，还说什么呢？我等着饿死，死后必定没有棺材，儿媳妇和孙子也得跟着饿死……我仿佛已摸到了死，哼！我还笑，笑我这一辈子的聪明本事，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希望等我笑到末一声，这世界就换个样儿吧！”同上。所以，“我”在悲怆的笑声中希望埋葬这个黑白颠倒、无处讲理、造成城市底层贫民悲剧命运的黑暗社会！

    含泪的笑，冷冷的笑，是巡警“我”对这个黑暗社会、对穷人“世袭的”悲苦命运的无言、也是无奈的回应。穷人的职业是不一样的，穷人因饿而生、因饿而死的不幸悲剧却是一致的。

    四、“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旧艺人系列

    中国新文学作品中，以艺人为主人公，写江湖艺人的作品并不多。老舍描写旧艺人生活的酸甜苦辣把握得最贴切、最真实，而且生动展现了一颗颗凄苦悲情、令人九曲回肠的艺人之心，这主要得益于出身城市底层家庭的老舍最贴近旧艺人的生活及其心灵深处的感情世界。

    晚清后期北京天桥附近大多数的手艺人、说书的、唱大鼓词的、算命打卦的，都是满族人。城市底层出身的老舍，亲戚朋友中就有这样的耽于文化的“熟透了的旗人”，老舍熟识的亲朋好友中，就有卖艺的、唱戏的、做票友的、开镖局的、从事手工艺的等。老舍心中装着他们，装着这些确实能做一手绝活儿、好活儿的各种卖手艺维生的、唱大鼓曲艺的江湖艺人。这些穷艺人，都是当时北京城里人们时常碰到的没落旗人，在老舍经历的现实生活中都有着自己的原型。

    “一辈子作艺，三辈子遭罪。”老舍借“窝囊废”之口，点出了旧艺人的悲苦命运。小说《鼓书艺人》真实深刻地刻画那些蹈入卖艺这一“贱业”、活在世上矮人三分的艺人们，细致描绘了旧时代底层艺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卖艺生活。年轻女艺人秀莲在方二奶奶的眼里，只有“卖钱”的价值，根据自己卖唱的家庭出身经验，秀莲一定要走上卖艺又卖身的低贱堕落的路的。所以在秀莲需要有人疼，希望有人能给她出主意、开导、安慰的时候，方二奶奶从来没有好脸色，并且总是粗声粗气地说“贱货”、“只有你那臭×值俩钱！”这样羞辱秀莲。姐姐大凤拒绝关怀秀莲，认为抱来的妹妹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而她可是个有身份的闺女。只有方宝庆和“窝囊废”兄弟二人真正关心秀莲。方宝庆担忧秀莲受到不良风气的玷染，学坏了，对秀莲说：“从前人都看不起戏子和唱大鼓的，不过比奴才和要饭的好些罢了。可是如今改样儿了。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直，人家就不能看轻咱们。”老舍：《鼓书艺人》，《老舍全集》第6卷，第53页。虽然方宝庆和秀莲都坚定认为，只要不自轻自贱，人家就不能轻看，抵御来自旧习俗、旧传统和黑恶势力的压迫和凌辱；尽管方宝庆和秀莲等人本本分分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卖艺；可是，他们还是不能摆脱厄运：哥哥“窝囊废”被飞机炸死，书场毁于火海，亲生女儿大凤被副官骗去又抛弃，秀莲也被特务蹂躏。“而这，就是现实，就是社会对他的犒劳。他叹了一口气。他从来没做过亏心事，一向谨慎小心，守本分，一直还想办个学校，调教出一批地道的大鼓艺人。现在一切都完了。所有攒的钱，都给窝囊废办了后事。姑娘出嫁，他的病，花费也很大。钱花了个一干二净，连积蓄都空了。生活费用这么高，不干活就得挨饿。”老舍：《鼓书艺人》，《老舍全集》第6卷，第155页。“艺人都是贱命，一钱不值”，方宝庆只好以“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的俗语来慰藉自己。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塑造了一个一生只爱演戏唱戏、生活在“戏中世界”、不问人间世事的小文夫妇。他们一开始对日本人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参加了日本人举办的义赈游艺会。小文在舞台的演出极为投入，似乎忘了自己，“探着身子，横着笛，他的眼睛盯住了若霞，把每一音都吹得圆，送到家。他不仅是伴奏，而是用着全份的精神把自己的生命花在音乐之中，每一个声音都像带着感情，电力，与光浪，好把若霞死亡身子和喉音都提起来，使她不费力而能够飘飘欲仙”。老舍：《四世同堂》（下），《老舍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838页。杀人成性的侵略者因为文若霞没有满足他们的淫欲而在舞台上枪杀了小文夫妇。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并未因为小文夫妇的顺从，而放弃对他们的迫害。柔顺、唯美、别无所求的小文夫妇也没有逃脱悲惨的艺人命运。

    老舍如实地展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旧艺人的生活，描绘旧艺人在新旧时代交替时期和轻视艺人的传统不良习俗中的悲剧性命运。不管是无奈的顺从，还是拼命的挣扎，也许他们能逃避肉体的苦难，但也摆脱不了与生活、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精神痛苦。

    老舍对底层旧艺人的痛苦不仅是亲眼目睹，而且是感同身受的。老舍自称“写家”，从不以“作家”自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老舍本身就是旧艺人中的一员，是靠“写东西”卖文为生的艺人。自身就是“旧艺人”中一员的老舍以与旧艺人同甘苦、共命运的心心相通，审美观照下的为生存、为填饱肚子而挣扎的语言文字，字字皆是血泪之语、心痛之声。

    五、“大杂院”里的无名穷人群像

    作为一座古老都城，北京不仅有风景秀美的山光水色与堂皇富丽的高大宫殿，而且也有与它极不协调的贫民区——北京的老式住宅“大杂院”。在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大量无处安身的城市底层穷人和急剧增长的人口使北京这些四合院变成了成分复杂、多家杂居的“大杂院”。因此，四合院由本来单一的一家一户居住变成了几家，甚至十几家、几十家住在一所院子中，彼此没有了过去的亲缘关系。

    大杂院，顾名思义，一是大，二是杂。“大”指的是地域，“杂”便是指居住者的成分。社会中上阶层的人在老北京住的是四合院或是单独的院子，底层穷苦人多半住在大杂院里。一家十几口窝在一间小房子里，转个身都会碰到人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穷苦远不止是房子小的问题。大杂院里的人都是吃上顿没下顿、孩子多却养不起的，男人们白天出去挣“嚼谷”，可怜的女人们在家做一些洗衣服等辛苦赚钱的活，孩子们就自顾自地吵闹玩耍。等到晚上，男人们回来了，一天的劳累与不顺心总要拿这些在家的女人们当发泄出气的工具。

    老舍出生于一个城市底层穷人家庭，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里巷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大杂院”铸就了老舍心灵世界的苦难的阴影，成为老舍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烙入灵魂深处的精神记忆。因此，在老舍审美想象的世界里，老舍差不多在每一个作品里都写到“大杂院”或与“大杂院”相关的记忆与事物。“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老舍的出身十分特殊：与那些从书香世家、豪门大户、破落人家、小康家庭中走出的作家不同，他是从北京的小胡同、贫困的大杂院里走出来的贫民作家。套用老舍的话说就是，‘童年习饥饿’，少年饮酸辛；他看惯了下层市民的悲欢离合，听惯了劳动者痛苦的呻吟，经历了贫困艰辛的生活，对大杂院贫民的悲惨生活和悲剧命运有切身的感受，他的情感意识和审美心理、人生态度和创作追求大都与大杂院密切相关。”石兴泽：《平民作家老舍——关于老舍的一种阅读定格》，《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老舍研究专家石兴泽先生在多年研究中分析出“大杂院”这一城市底层穷人居住空间对于老舍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大杂院”只是偌大北京城的一个小片断，老舍就在这个抛却不去的“片断”上展现出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展示出北京城市底层的大多数穷苦人的生存状况——物质的、心理的、精神的挣扎与痛苦。

    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描写祥子在落入虎妞的圈套后就住进了大杂院。这也意味着祥子开始步入一个他从前一直回避的、最底层的穷人世界。从这里开始，老舍的审美观照不但是描写祥子的生活，而且是转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底层各式各样穷人的描写——“大杂院”世界中的底层穷人。

    祥子住进大杂院的空间转移，老舍的审美视线也随之发生了转向。老舍用饱含深切同情的笔触，尽量客观真实地展现了他记忆中的大杂院“最低层穷苦人群”的悲惨凄苦生活。相比较于《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月牙儿》中的妓女“我”、《我这一辈子》中的巡警“我”和《鼓书艺人》中的女艺人秀莲，这个“大杂院”中“有的拉车，有的作小买卖，有的当巡警，有的当仆人”，他们的生活命运更加可怜、更加悲惨，他们彻底地坠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之中，这里没有一线生机、一线阳光，有的只是无边无沿的“几代世袭的”、“头朝下”的黑暗。

    1951年初老舍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剧本通过大杂院几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历尽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穷人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献给新中国的一曲颂歌。剧本中人物生活的空间依然是一个“大杂院”，第一幕开篇就是对“龙须沟”这条臭水沟及其两边的“大杂院”场景的描绘：“这是北京天桥东边的一条有名的臭沟，沟里全是红红绿绿的稠泥浆，夹杂着垃圾、破布、死老鼠、死猫、死狗和偶尔发现的死孩子。附近硝皮作坊、染坊所排出的臭水，和久不清除的粪便，都聚在这里一齐发霉……沟的两岸，密密层层的住满了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各色穷苦劳动人民。他们终日终年乃至终生，都挣扎在那肮脏腥臭的空气里。他们的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危险，院中大多数没有厕所，更谈不到厨房；没有自来水，只能喝又苦又咸又发土腥味的井水；到处是成群的跳蚤，打成团的蚊子，和数不过来的臭虫，黑压压成片的苍蝇，传染着疾病……遇到六月下连阴雨的时候，臭水甚至带着死猫、死狗、死孩子冲到土炕上面，大蛆在满屋里蠕动着，人就仿佛是其中的一个蛆虫，也凄惨地蠕动着。”老舍：《龙须沟》，《老舍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39页。这个臭水沟边的“大杂院”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老舍详细展现了这个“人间地狱”里挣扎的穷人虽然时时刻刻受到臭水沟的“污染”，但是他们最迫切的问题还是来自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他们最急于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填饱肚子，因此“臭气熏天”的环境在“王大妈”看来：“这儿不分男女，只要肯动手，就有饭吃；这是真的，别的都是瞎扯！这儿是宝地！要不是宝地，怎么越来人越多？”同上，第446页。在吃饭、填饱肚子就是天大的难事的穷人看来，房租最少、食物最廉价的“臭水沟”大杂院就是生存得以获得最低保障的“宝地”，显然这是生活在最底层穷人的最无奈的自我慰藉。

    随着新社会的建立，“臭水沟”、“大杂院”和大杂院里的穷人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杂院已经十分清洁，破墙修补好了，垃圾清除净尽了，花架子上爬满了红的紫的牵牛花。赵老的门前，水缸上，摆着鲜花。丁四的窗下也添了一口新缸。满院子被阳光照耀着。”同上，第497页。“被阳光照耀着”的大杂院，具有浓重的象征意味，生活在黑暗的“人间地狱”的穷人们终于见到光明的新世界、过上新生活了。

    比较于《骆驼祥子》、《龙须沟》这样的长篇幅作品，老舍在短篇小说中也精彩地描写了大杂院中的无名穷人。《柳家大院》就是一个出色的短篇。在《柳家大院》中，“大杂院”不仅是城市最底层穷人的庇护之所，而且也是病态的传统思想文化依旧顽固存留之地。“北京是800年故都，每个角落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大杂院物质生活贫困，精神生活守旧，是传统文化最顽固的堡垒。”石兴泽：《从女性形像塑造看老舍文化心理的传统走向》，《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底层穷人一方面是病态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这些病态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坚定遵守者。封建思想文化与底层穷人就这样交错地结合在一起。

    在《柳家大院》的“大杂院”里，老舍向我们展示一个几千年来在场而“失语”的受迫害者——女性被压迫者。王家小媳妇的死，不仅仅是因为穷困的逼迫，主要还来自传统封建思想文化对女性的压迫与毒害。“大杂院”不仅是穷人居住的庇护之地，而且也是封建思想文化的“藏污纳垢”之地。深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的底层穷人，也具有其病态的、非人性的思想意识，且会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迫害者”的行列中去。

    因此，老舍在对底层穷人如祥子、赵四、白巡长、方宝庆、秀莲、妓女“我”等具有美好善良品质的人物进行详细刻画描写、给予满腔同情热泪的同时，也对底层穷人中的一些丑陋思想、恶人进行深刻反思，描写了如《鼓书艺人》中的唐家、《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柳家大院》的老王父女等人的丑恶嘴脸。“世界上不应当有穷有富。可是穷人要是狗着有钱的，往高处爬，比什么也坏。老王和二妞就是好例子。”老舍：《柳家大院》，《老舍全集》第7卷，第85页。这充分显示了老舍对“穷人”的深刻思考，不是基于某种片面的道德或阶级感情认知，而是在“人性”意义上的全面认识，是其“城市底层”叙述空间所生产的独特文学形象群。

    “空间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均质性的又是断离的。它存在于新兴的都市中，存在于绘画、雕塑和建筑中，也存在于知识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空间便成了这种再生产的场所，包括都市的空间、娱乐的空间、所谓的教育的空间、日常生活的空间等等。”［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空间不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几何概念，而且是一个精神意识的、具有“生产性”文化存在其背后隐喻着更深层的精神、文化、文明的差异，隐含着秩序、权力与话语的等级区隔。老舍对“城市底层”空间的独特发现和审美书写，形成了想象城市的另一种形式和审美可能性，为新世纪中国城市文学提供了一种极为宝贵的、异质性的、属于中国也是第三世界的城市审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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