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言

    刘诚言，襄樊学院文学院教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山东济南即将沦陷，老舍毅然抛妻别子，来到当时的抗日中心武汉。老舍自1937年11月18日到达武汉，至1938年7月30日离开，其间从事抗日的文学创作、文学组织和宣传活动，尽管仅有八个多月，然而，在这并不太长的时间里，革命的抗日洪流却成就了一个新的老舍。老舍一生中有几个重要的人生转折时期，“武汉时期”则是他的重要转折时期之一。

    老舍到武汉之前，他的重要时期有三个，一是北京的“成长时期”（1899—1924），二是伦敦的“外教时期”（1924—1929），三是山东的“成名时期”（1930—1937）。在这三个时期里，老舍的生活内容很单纯，概括起来就是六个字“读书”“教书”“写作”；主要活动的地方也很简单，也是六个字“北京”“伦敦”“山东”。

    所以说，这时的老舍“没有统领全国性文艺组织的经历，没有写过通俗文艺，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以为这就是老舍的“三无”。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来到武汉的老舍，他以上的一切，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武汉，对于老舍来说，完全是一个崭新的天地，一个特大的熔炉。在这个新天地和大熔炉里，老舍开阔了视野，受到了洗礼，得到了历练，从而造就了一个新的老舍。一个新老舍的诞生，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获得成功的。

    一、主持“文协”工作展示领导才干

    1938年３月27日，在当时政治、军事与文化中心的武汉，数百名文艺工作者济济一堂，庆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也是抗战期间存在时间最长、覆盖面最广的一个文艺家团体。老舍在整个“文协”

    活动过程中究竟起到了哪些重要作用呢？

    第一，在“文协”筹备与成立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要筹备成立“文协”，在政治斗争极为复杂的当时，首先就要物色好它的“中心人物”，而确定老舍为负责人，这是“文协”的一个正确选择。

    1938年初，“文协”的筹备工作在武汉正式开始，老舍也受邀参与了筹建活动。关于由谁来主持“文协”工作的问题：国民党方面既难以推举出能孚众望的作家，同时又绝对不可能接受共产党可能推荐的任何“左翼”作家人选。在这样的背景下，毫无党派色彩的老舍就获得了国共双方的一致认可。他历来无党无派，作品也在文坛享有盛誉，人品亦无可挑剔，就这样，老舍被推到了“文协”的中心位置。

    对这段历史，左翼作家萧伯青曾回忆说：“那时，我正由党组织的指派和冯乃超等同志负责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文协’要成立了，由谁去主持，这是领导权问题：我和乃超同志商量，决定推荐老舍主持‘文协’。周恩来同志和党组织也同意。”帅彦：《乱世浮生》，中华书局，2007年。通过慎重的商议之后，老舍被确定为“文协”负责人最合适的人选。此后，老舍在“文协”从组建到成立后的整个过程中，他的领导才干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要筹备成立“文协”，就要做好“筹备组织”、“会议内容与地点”等方面的准备。

    “文协”成立，大致经历了临时筹备、正式筹备和正式成立三个阶段，其间老舍参加了多次临时筹备会议，包括两次非正式的“酒会”，并被推举为正式筹备委员会成员。筹备期间他还参与起草了《致各地文艺界负责人的公函》和《大会成立宣言》。经过老舍和阳翰笙等人的紧张工作后，“文协”成立的相关事宜很快就确定了于志恭：《我在冯玉祥身边看到的周恩来》，人民网，2010年11月6日。。

    要筹备成立“文协”，就要做好成立大会有足够的与会人员的准备，有完整、充实的会议议程等方面的安排，务求成立大会圆满成功。

    “文协”成立大会于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召开，老舍是主席团的成员。通过“文协”筹备委员会的精心组织，参加会议的正式与会代表有97人，连同参加会议人员共达500余人，这在急剧动荡的战乱时期，应该算是一个规模相当宏大、热烈而隆重的会议。这个会议，在当时武汉三镇的一百多万市民中，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并成为全国的重大新闻。

    会议议程也相当周全、充实，主要议程包括：选举产生了郭沫若、茅盾、冯乃超、胡风、田汉、老舍等45人的理事会，周恩来等人为名誉理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由老舍参与起草并宣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等文件，发表了《告全世界文艺家书》、《致日本被压迫作家书》、《给前线抗敌将士的致敬电》等。《简章》确定协会的宗旨在于“联合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并保障作家的权益”。这一切表明，“文协”成立大会的确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成功的大会，“文协”是一个可以带领全国文艺家走向抗战胜利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组织。

    在成立大会的间隙，老舍朗诵了他的最新诗作《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三月莺花黄鹤楼，骚人无复旧风流。忍听杨柳大堤曲，誓雪江山半壁仇！李杜光芒齐万丈，乾坤血泪共千秋。凯歌明日春潮急，洗笔携来东海头。”表现了他的豪迈气概与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第二，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

    紧接着，4月4日在武昌福音堂，在冯玉祥接待周恩来的客厅“文协”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老舍作为筹建“文协”的主要负责人，当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对内主持日常会务，对外代表“文协”于志恭：《我在冯玉祥身边看到的周恩来》。。从“文协”成立直到抗战胜利的7年间，老舍连选连任，始终担任总会的总负责人的工作。

    老舍在“文协”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坚持写“会务报告”，而每篇“会务报告”都刊登在每周一期的《抗战文艺》上。“会务报告”记录得非常详细，包括会员怎么发展、分会怎么建立，《抗战文艺》怎么出版，各种活动怎么展开等等，会务报告的起草人以及在理事会上的报告人都是老舍。在主持“文协”工作期间，老舍的“会务报告”一共写了二十五篇，文字总共达到了三万多字，从1938年一直写到1942年，这成为“文协”乃至中国文艺界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老舍在“文协”的另一个日常工作，就是坚持出版“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因为老舍除任总务部主任外，还任出版部的副主任，姚蓬子为主任）《抗战文艺》自1938年5月4日创办，至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了71期，是唯一贯通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刊物，对于开展抗日文艺活动、繁荣文艺创作、培养青年作家等，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三，发展分会与发展会员。

    要使“文协”真正成为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就必须注重在全国发展分会、发展会员。

    在老舍的关注之下，当时，全国各地都成立了“文协”的分会。第一年就扩展到了成都、昆明、襄樊、延安、香港、徐州、西安、宜昌，第二年又延伸到了贵阳、桂林、曲江、嘉定、北碚，以后又扩展到了晋东南、兰州、榆林等地。当时，“文协”发展会员也非常普遍，可以说会员遍及全国。这使得“文协”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唯一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

    1939年6月，老舍还利用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的机会，近半年之中，行程近两万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凡所到有“文协”分会组织的地方，他都要深入细致地了解那里“文协”工作的开展情况，做好记录，写成文章，最后向有关方面汇报。比如1939年，老舍访问延安之后，9月16日在榆林，就写了一封以《关于“文协”工作》为题、长达2800字的信给在延安的周扬，通报了“文协”总部及全国各分会抗战文艺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的情况。（载1940年2月16日《文艺战线》第一卷第六期）

    第四，组织“文协”各种对内对外活动。

    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文协”做到了每个星期都有活动，召开各式各样的会议，比如小说座谈会、诗歌座谈会、戏剧座谈会、新歌剧改进问题座谈会、以《抗战文艺》为主题的出版工作座谈会、民族座谈会、报告文学座谈会等等；还有给外国作家或者各地来的作家，召开的欢迎会，比如，老舍在汉口举行欢迎会，并作为主席招待英国作家阿特丽女士；哪个地方又新成立了分会，以及“文协”每次开展的活动，“文协”都有详细记载，同时报纸上也有报道。

    据统计，仅就老舍任职的1938年5月这一个月内，他所做的事情就有：（1）参加了第一、第二次理事会；（2）在“文协”会刊《抗战文艺》上发表了5份“会务报告”，并向“文协”会员汇报了各项工作的运作情况；（3）先后两次主持“文协”召开的“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座谈会”；（4）代表“文协”，两次参加了“全国音乐、电影、戏剧、美术、文艺各抗敌协会联合会”筹备会；（5）在“新歌剧改进问题座谈会”上发言；（6）与茅盾、郁达夫、夏衍等十余位作家一起，签名发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谴责周作人背叛民族的行径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由此可见，老舍在“文协”里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泛，充分释放出了他蕴蓄已久的社会活动能量与运筹才干，其工作负荷量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文协”大大小小的负责人，没有一个是脱产的，全部都是业余奉献，全部不拿工资。“文协”共设总务、组织、研究、出版四个部（组），每个部（组）都设有干事，除总务部驻会干事（萧伯青）每月有30元车马费的补贴外，由老舍带头，所有主任、副主任、干事一律义务工作。

    第五，为“文协”筹集活动经费。

    当时“文协”的经费极为匮乏，据“文协”驻会干事萧伯青回忆：“当时文协经费的来源有三，（一）会员交纳的会费，（二）私人特别捐赠，（三）中宣部和教育部的补助。”舒济：《老舍和朋友们》，三联书店，1991年。

    “文协”一年的收入大概是2000多元，其中教育部给200元，中宣部给500元，政治部给500元，会员每人每年1至5元会费，以及冯玉祥等人的捐赠，加起来是2000余元。（其余所有史料都认为其收入是1200元，原因是他们没有计入会员交纳的会费与私人捐赠——笔者）当时，出版三个刊物（《抗战文艺》、《抗战画刊》和《抗到底》）是最重要的，费用在700元左右，然后给各个会员邮寄这些刊物的费用在200元左右。剩下的钱，作为办公和开展各种活动的开支。

    对于“文协”的工作，老舍曾经回忆说：“（‘文协’）第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穷。文协成立，得到手里的只是筹备会的欠债三百余元。债必偿，事必办，‘弄钱去’，乃成为口号。”《老舍为赴国难忍痛离别娇妻幼子》，中国网，2009年1月23日。经费捉襟见肘，老舍只得一再节省开支，压缩酬劳，甚至“吝啬”到即便“文协”聚会时的茶水费用，也得由作家自掏腰包。七年中为使“文协”的各种活动能够正常开展，老舍不得不四处“乞讨”，八方奔走，甚至亲自到有关部门坐索。有一次，眼看《抗战文艺》该出版了，老舍直奔姚蓬子在汉口交通路的家中。一进门，老舍便道：“我给各位请安了！”接着便提到“缺钱”，姚蓬子推脱不得，就硬着头皮答应“给”，老舍还不放心，说：“咱们击掌为定吧！”“啪”，就这样算是订下了“合同”朗云、苏雷：《老舍传——沉重的谢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4月版。。老舍的朋友以群曾回忆说：“为了文艺界的团结，为了‘文协’的工作，他不知费去多少心力。奔走，求情，乃至叩头，作揖，只要是为了‘文协’，他不推辞，碰到困难也从不退避。”舒济：《老舍和朋友们》。据萧伯青回忆，老舍就曾亲自带他到教育部会计室去领过补助费。

    老舍是“文协”的主要负责人，他为“文协”在艰苦环境下的运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协”也为老舍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他领导才华的平台，让他在大风大浪里学会了驾驭全局，在党派纷争中学会了穿梭运作，在身处塔尖时学会了更加谦虚地做“公仆”，正如他在“文协”成立时《入会誓词》里说的：“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事实上老舍做到了：在“文协”成立大会上，他总是坐在不起眼的地方，毫不张扬；照相，他站在最后一排，致使在“文协”的“全家福”里，我们几乎发现不了老舍，连舒乙也只能看见他父亲的“半个脸”；来宾索取名人题字，他总是称自己的字写得不好而婉拒。

    老舍总是不显山不露水，任劳任怨，默默地做事。这就是堂堂“文协”负责人老舍的做人与办事风格。

    抗日战争，铸就了老舍之魂；武汉，成就了老舍这样一位文艺界不可多得的帅才。这不仅让他在这个职位上纵横捭阖，显得游刃有余；也为他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一职得到了磨练，奠定了基石，铺平了道路，成为当然的人选。

    二、坚持服务抗战创作通俗文艺

    老舍是一位以擅长写小说著称的作家。如果不是抗战，我们很难想象他会去写鼓词、小调乃至于戏剧。但是，老舍又是一个以时代使命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作家，来到武汉的老舍，为了抗日的需要，开始了他创作形式与创作方向的大转型。

    1938年春天，老舍受抗日爱国热情的激励，带头响应“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创作号召。从此，老舍动笔写了许多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内容的新鼓词和新京剧。

    田汉是极热心改革旧剧的，在武汉，田汉鼓励老舍试写戏剧。对于鼓词等，老舍是外行，不能不去向行家请教。他向大鼓名手白云鹏与张小轩讨教过鼓词写作的经验，找富少舫和董莲枝讨教过北平的大鼓书与山东大鼓书的写作方法。同时，老舍当时所住的武昌福音堂冯玉祥处，收容了三四位由河南逃来唱坠子的艺人，他也与他们相处在一起，学习坠子的唱法。随后老舍开始写一大段抗战的故事，一共写了三千多句韵文，让艺人们去唱，起到了直接宣传抗战的作用。

    抗战期间，老舍和民间艺人交往最密切的，要数鼓书名手富少舫（艺名“山药蛋”）及其养女富淑媛（艺名“富贵花”）了。老舍与他们朝夕相处，向他们讨教过北平的大鼓书与山东大鼓书的写作方法，为他们写些鼓书新段子，并且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这为以后写作反映艺人生活的小说《鼓书艺人》，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1938年1月20日老舍记载：“冯先生（冯玉祥）正请几位画家给画大张的抗战宣传画……教民众看。这需要一些韵语，去说明图画，我也就照着‘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腊月好冷天’的套子，给每张作一首儿歌。”据《冯玉祥日记》记载4月29日举办了“由赵望云作画、老舍配诗的画展”，这种形式十分形象直观，在当时汉口的日本租界流动展出，深受市民欢迎，观者十分踊跃，收到了极佳的宣传效果。

    他在《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一文中写道：“抗战文艺是民族的心声。”“除了抗战国策，抗战文艺不受别人的指挥，除了百姓士兵，它概不伺候。因此，它得把军歌送到军队中，把唱本递给老百姓，把戏剧放在城中与乡下的戏台上。它绝不是抒情自娱，以博同道们欣赏谀读，而是要立竿见影，有利于抗战。”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1940年7月7日重庆《大公报》“七七纪念特刊”。1938年11月，出版了抗战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此集因其中收有三段鼓词、四部抗战戏剧和一篇旧文体抗战小说而得名。这一时期，老舍在《抗战文艺》、《抗战画刊》、《抗到底》等抗战杂志上发表了许多以抗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

    老舍在武汉的225天里，写了散文八篇、政论七篇、论文五篇、杂文五篇、大鼓词儿五篇、剧本五个、短篇小说四篇、通俗小说一篇、带韵的文章二篇、新诗四首、旧体诗一首、整理出来的发言记录三份、为他人做序三篇、长篇小说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一部、公开信四封，一共是五十九篇（不含三万多字的“会务报告”）。老舍在“文协”会务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文艺创作也如此丰厚，实属不易，更何况这些文学样式，还多半不是之前他驾轻就熟的小说。

    这时在武汉的老舍，年龄不满四十，对以上现象，如果我们仅就年富力强来解释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的。我以为老舍开始他创作形式与创作方向的大转型，原因更在如下方面：

    其一，爱国主义思想的强烈迸发。

    老舍从1924年开始写小说《小铃儿》，就表现出了爱国主义思想，一直到1937年发表《骆驼祥子》，他的这一思想是一条鲜明的红线，贯穿了他创作的始终。但这一条思想的红线，都是从反对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方面表现出来的。而抗战爆发以后，老舍面对的则是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腥风血雨的更加惨烈的现实，这种现实，就更加激发了老舍创作的忘我精神，为此，他才能玩命地工作，拼命地写作，而把自身的一切置之度外。老舍抗战时期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是前一个时期的升华，是在侵华日军的飞机轰炸中，从胸中迸发出来的强烈怒吼，是在武汉三镇的防空洞里发出的抗日斗士的呐喊。

    对于日军轰炸武汉，老舍曾做了如下记载：“（1938年）四月二十九与五月三十一日的两次大空战，我们都在高处看望。看着敌机被我机打伤，曳着黑烟逃窜，走着走着，一团红光，敌机打几个翻身，落了下去；有多么兴奋，痛快呀！一架敌机差不多就在我们的头上，被我们两架驱逐机截住，它就好像要孵窝的母鸡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动那样，老老实实的被击落。”《老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老舍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显得如此坦然淡定；对敌机遭击的场面描写得绘声绘色，形象逼真，诙谐幽默，显示了一位抗日爱国作家的英武气概与必胜信念。

    其二，“遵命文学”创作思想的发端。

    抗战首先要发动工农大众，要依靠抗日战士，所以“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是当时爱国作家写作的正确方向。

    老舍意识到：“这时候大家所谈的差不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如何教文艺下乡与入伍，一个是怎么使文艺效劳于抗战。前者是使大家开始注意到民间通俗文艺的原因；后者是在使大家于诗、小说、戏剧而外，更注意到朗诵诗、街头剧及报告文学等新体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创作形式转换到“通俗文艺”和“使文艺效劳于抗战”方面来，因此，老舍毫不犹豫地“弃旧投新”，从驾轻就熟的小说，转向“通俗文艺”（包括相声、鼓词等）和戏剧。这同鲁迅的“遵命文学”一样，使自己的创作活动服从于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我这里说的“遵命文学”，决不是“听命文学”。诚如鲁迅所说：“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选集》第5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老舍的“遵命文学”不是“为尊”“为上”的“听命文学”、“附势文学”，而是自觉的以抗日战争为己任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

    老舍认为，文艺家想到民间去，军队中去，就是要写出民众读物，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对此，老舍生动地记述了自己的感受：“一天，见到一位伤兵，他念过我的鼓词。他已割下一条腿。他是谁？没人知道。他死，入无名英雄墓。他活，一个无名的跛子。他读过我的书词，而且还读给别的兄弟们听，这就够了，只求多有些无名英雄们能读到我的作品，能给他们一些安慰，好；一些激励，也好。我设若因此而被拦在艺术之神的寺外，而老去伺候无名英雄们，我就满意，因为我的笔并未落空。”《老舍自传》。

    这时，已投身到抗日洪流中的老舍，没有去考虑自己的成败与否及名利得失，而是以抗日救国为己任，我以为这就是老舍“遵命文学”创作思想的发端。从这时起，一直到1951年，他创作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都一脉相承地体现了老舍“遵命文学”的这一文学创作思想。

    其三，武汉是老舍创作转型的大舞台。

    抗日时期的老舍，之所以能够实现创作形式的转换，也与这时的武汉聚集了许多谙熟通俗文艺的高手密不可分，他们就是老舍实现创作转型的启蒙者。在当时的武汉，汇集了像田汉、宋之的、赵清阁等戏剧界名家大师与戏剧研究新秀。他在武汉遇到了极热心改革旧剧的田汉，并且在戏剧写作上受到了他的鼓励。正因为有了老舍与他们在武汉的交往，他才从武汉开始写新剧，才有了日后在重庆，老舍与宋之的、赵清阁写剧本的成功合作。无论是通俗文艺方面的艺人，还是戏剧方面的大师与新人，在这个新的创作领域里，可以说他们都是老舍的“老师”，因为他们所熟悉的，都是老舍需要重新学习的。是他们帮助老舍开始了文艺创作形式的转变，是武汉孕育了老舍这位戏剧家。

    也是在当时的武汉，有从沦陷区逃难来的灾民，有从前方战场回来的战士，有从大后方汇集来的各方人士，他们把方方面面的信息，都带到了武汉，这就给老舍创作通俗文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是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是他们给老舍提供了开始文艺创作形式转变的精神食粮。还是在当时的武汉，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人员，他们都迫切需要得到多种形式的抗日通俗文艺的滋养，因为它既能抚平战争的创伤，又能动员民众投身抗战，更能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念。这种渴求，就在武汉催生着抗战通俗文艺，使其拥有更多的受众，是他们的需求激励了老舍文艺创作形式转变的信念。

    以上就是老舍之所以能够在武汉实现创作形式与内容转型的“三大要素”——天时、地利与人和。

    三、成为共产党的亲密友人

    抗战以前的老舍，思想倾向较为单纯，除参加过基督教而外，政治上无党无派，思想倾向不带浓厚的政治色彩。过去的老舍，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而这一时期他通过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进而成为共产党的亲密友人。

    其一，不偏不倚中掩藏着的感情色彩。

    1938年5月中旬，“文协”在武汉召开第二次理事会，会后老舍写了“会务报告”，记载了这次理事会的情况。文中，在国民党要员周佛海名字下注明了“早退”二字，而对周恩来在会上讲话的情形，却有一段细致而又颇带感情的记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同样是提前离会，前者态度傲慢地不告而别，而后者在简要地讲了一番务实的话之后，则彬彬有礼地说明了提前离会的理由，老舍的如实记录，也充分显示了他对国民党反动头目的冷漠与蔑视，和他对周恩来人品的敬佩之情。

    另外，当周作人当汉奸的嘴脸刚一显露，老舍就与茅盾等18人联名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为先生耻。”可见老舍的爱憎是何等的分明，也诚如他明确表示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在以上看似不偏不倚的记录与言谈里，却掩藏着老舍真实的感情色彩。

    其二，在周恩来影响下对共产党人的思想变化。

    老舍思想倾向的变化与一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老舍夫人胡絜青在后来的回忆里道出了真情：“这个时期，虽然老舍还在迷雾中徘徊，但他凭着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深深地为结识了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周恩来——引者）而自喜。”《周恩来与人民艺术家老舍之间肝胆相照的友谊》，2007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武汉，老舍通过与周恩来的多次亲切接触，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渐加深，最终义无反顾、心悦诚服地“成为共产党的一位忠实可靠的朋友”。他曾感慨地说：“这就是共产党，没有别的。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对每个人都热情关注，目光四射！”《周恩来与老舍之间的友谊：“总理最了解我”》，《中国青年报》，2010年1月26日。在周恩来的影响下，老舍把“文协”的工作做得卓有成效。

    后来，“文协”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全国各地设有分会，搞了许多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成为全国文联、全国作协的前身。它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两大历史贡献：一是团结了一大批有爱国心的文化界人士，抗战时期是中国文人在历史上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二是使文学走向民间，走向普及。“文协”举行成立大会时，挂在武汉街头的口号就是“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应该说，这两个口号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文学走向。这里面不能不说凝聚着周恩来与老舍的心血，同时，也表明老舍协助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其所期望完成的文艺统一战线的光荣任务。

    尽管这时的老舍同以前一样，仍然是一个无党无派者，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已经悄然地发生了变化，他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亲密友人。

    其三，在有意回避中显露的政治倾向。

    作为一个在抗战时期有着巨大社会影响的文化团体，“文协”的工作免不了要受政治的钳制，在一定程度上，“文协”成了国共两党政治关系的晴雨表。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微妙化，“文协”的活动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到重庆以后，“文协”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文协”的许多活动都要报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批准方可进行，而活动的审批却时常受到刁难。而且，老舍本人也时常遭到无端的挑剔，甚至监视。

    由于有了在武汉这一段时间“文协”工作的历练，老舍的政治敏锐性与警觉性得到提高。1939年，他随北路战地慰劳团一路慰问，在其后写成的《剑北篇》里，我们看不出谁是团领导、成员都有谁。这是老舍有意采取的回避策略，因为在北路慰问团里，团长及其主要成员都具有较浓重的国民党右翼色彩，总团团长与分团团长都是往日的反共干将。老舍不愿意提到他们，表明他不愿意与他们为伍的真实态度。而到了延安，老舍作了《有关抗战以来全国文艺发展形势》的报告，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据说毛泽东在欢迎宴会上向他敬酒时，老舍意味深长而恰当地回答说：“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量，我不能比！”关纪新：《老舍评传》。这些都表明老舍蔑视国民党、倾向共产党的政治态度，但表面上自始至终都是含而不露的。

    也就在老舍随北路战地慰劳团访问延安之后，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道藩，亲自散布了“老舍叫共产党包围了”的说法。对此，老舍给张道藩发了一封措辞坦率、态度明朗的信，信中说：“现在是团结抗战的时候，大敌当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不抗战，假抗战的不管什么人我都反对。你的说法是在分裂抗日战争，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抗战。”对于特务对他的监视和跟踪，老舍非常气愤。有一次，他直截了当地对跟踪他的特务说：“老兄，你每月拿几块钱？我替你写我的报告好不好？”对于这一段的工作，老舍说：“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老舍为赴国难忍痛离别娇妻幼子》。这番话立场鲜明，言辞犀利，又有理有利有节，充分体现了老舍的政治斗争智慧。

    综上所述，一个政治上无党无派、思想倾向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老舍，通过在武汉的亲身经历，通过他对国共两党的交往、甄别与考量，他的政治色彩与思想倾向已经十分明显，只不过，他在暗流涌动的当时，为了“文协”，为了抗战，为了大局，他不能彰显，不能张扬，然而，他心中的天平已经开始倾向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老舍一生中的转折时期，胡絜青也做过很好的概括：“对舍予来说，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关键转折是和周总理有密切关系的。一次是1938年初酝酿成立‘抗战文协’时，究竟让谁来当领导人，很费了些周折。最后经总理和冯玉祥先生商定，要舍予出来担任。这件事几乎决定了舍予此后的人生道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此，他由一个单纯的‘写家’变成了一个时代洪流中的‘尽职的小卒’……”李琪等：《实话实说西花厅·“我有幸认识了一位巨人”——胡絜青回忆周总理》，《文汇报》，2007年5月8日。的确，老舍在武汉时期，是老舍一生中思想与创作的重要转折时期之一。武汉，成就了新老舍，而老舍也为武汉的现代都市文化增添了亮色，增添了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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