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空间与文化心态

    早期老舍旧京人文审读心态之一瞥

    关纪新

    关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审，教授。

    老舍先生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他笔下最为出彩的作品，无不见诸对旧京地界之场景人物、生存样态、民俗风习、心理走势、文化大千等方面的刻绘。老舍的旧京世相描绘，堪称古今人文地理的一项绝版书写。

    而早期老舍的旧京人文审读心态，别有意味，值得揣摩。

    老舍出生在19世纪末尾，成长于20世纪肇端，故国“首善之区”北京城其时之风云际会，实乃千载难逢的独有气象。将此般社会蜕变尽收眼底的老舍，偏偏具有前朝遗民满洲人的特殊身份，这便为其早期的旧京人文审视及书写，涂上了一层微妙的规定色。

    早年间，京师旗族社区的主流心态，对老舍有诸多带有路向性的思想导引。他初期作品透露出清末旗人共有的、以故都人文传统为价值本位的精神认定。尽管作者不曾言明，其作品的某些社会性思维与判断，却有意无意地归依于亲近旧京文化自我的情感自在倾向。

    1923年1月，老舍曾用“舍予”的笔名，在《南开季刊》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小铃儿》。虽然日后老舍对这篇作品并不重视，但是，从分析他的初期写作倾向来看，小说却是有价值的。作品内里包藏着若干老舍早期的文化“密码”，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小主人公、京城旗族出身小说主人公小铃儿，本名叫“德森”，这个名字耐人咀嚼。德森是另有姓氏，而为人们所忽略了呢，还是本就姓“德”？如果另有姓氏却不常用，这种情形，只有在清末民初的京城旗人中间才会有；而如果是本就姓“德”，我们知道《百家姓》里是没有“德”这个姓氏的，相反，北京城里迄今尚存的一些姓“德”的人家，他们的身份证件上，则都明白无误地注记着是满族。——这个只有满族人才使用的姓氏，多出自辛亥年之后，一部分原来以“德×”为名的满人，为形势所逼，便指用了原来名字前面的一个汉字，作为自家姓氏。此现象当时很常见。与舒舍予发表《小铃儿》同一年，1923年3月，另一位北京籍满族作家儒丐，在一部题为《北京》的长篇小说中有这样一处描写：“此时伯雍在车上问那车夫道：‘你姓什么？’车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个固赛呢亚拉玛？’车夫说：‘可不是，现在咱们不行了……’”这中间的“固赛呢亚拉玛”，是个满语词组，即“旗人”。《小铃儿》的作者也给自己的作品主人公用“德森”命名，留下了一道为一般人不易觉察的“机关”，既不说透，也不愿让读者过多捉摸，便再给德森启用一个“小铃儿”的绰号，且在作品中一用到底。的失祜少年“小铃儿”（本名德森）的言行及遭遇，表达出清末民初时节京师满族人倔强自守、一味排洋的城市理念。小铃儿的父亲是在某场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家里只剩下母子相依为命。他品学兼优，很得老师与同学好感。他有很重的爱国心，恨日本侵略者，也恨权臣们的丧权辱国。他约小同学一道“弄一个会”，为的是“大家练身体，互相的打，打疼了，也不准急，练这么几年，管保能打日本去”。由于幼稚和急于表现，没多久，他们袭击了“北街教堂”里外国神职人员的孩子。学校无奈，把小铃儿和他的伙伴儿除了名。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青年老舍刚刚受洗入了基督教，可作品中却没有丝毫批评小铃儿的意向。相反，倒让人感到作者对小铃儿的某种赞赏和姑息，这无疑是无条件地服膺于当时京师旗人的集体无意识。

    26岁时只身旅英，老舍接连写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正式把他送上中国文坛高位置的长篇小说。假若我们今天也用旧京旗族惯用的道德尺度来观察这些作品的主要人物，不难发现老舍当时析分“善”、“恶”两类北京市民的特殊用心。像《老张的哲学》里面的老张、蓝小山，《赵子曰》里面的欧阳天风，都是作者所痛恨的大“恶人”。老张是书中的罪恶渊薮，故事里一切悲惨结果都跟他有关，作者对他极力鞭挞。为了多挣钱少花钱，他的道德缺损超出了常人想象，连他的相貌也被写得丑陋无比。其实，撇开过于放任恣肆的刻画，老张形象自有他真实的客观摹写价值。20世纪初，中国社会阶级关系较之以往复杂起来，在地主阶级势力继续顽固存在、积蓄久远的封建意识照旧阴魂不散的背景下，资产者在社会夹缝中的萌动与发迹也比比皆是。老张就是这一时代的畸形产儿。他有一定的“国学”根底并以此招摇，给人“正统的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化”的幻象，骨子里却熏染了新生资产者的思维恶习。像所有资产者起初做原始积累那样，他秉持压倒一切的拜金观，进行肮脏卑鄙、泯灭人性的财富聚敛，寸步不离他的既定“哲学”：“要不是为折债，谁肯花几百元钱买个姑娘？‘以人易钱’不过是经济上的通融。”小说极写他的可恶，又像是在为老张辩护地说：“我们往清楚里看，老张并不是十分的恶人，他却是一位循着经济原则走的，他的头脑确是科学的。他的勇敢是稳稳当当的有经济上的落脚点……”不难想象，老张的这种“经济原则”，和旧时代的社会法则已然分道扬镳。虽然从小说里，读者还寻不到老张作为资产者典型活动的内容，他的意识，可是距离资本家们不太远。作品中挂上这么一笔：“果然他有十个银行，八个交易所，五个煤矿，你再看看他！可怜，老张没有那么好的基础！‘资本厚则恶气豪’是不是一句恰对的评语，我不敢说，我只可怜老张的失败是经济的窘迫！”老张的形象，是集“假道学先生”、市井无赖和新生资产者于一身的社会怪胎。20世纪初期，此类人物在中国社会的阶级视野中扶摇暴发，作品描写既来源于现实，留下了年轻作家对旧式旗人们所习惯了的京城传统文化精神眷恋的痕迹。老舍对中国都市间老张们的出现有如此敏感的洞察，得益于他先前的旗族社会位置，一个在传统文化环境中走过来的受过贫困折磨的旗人子弟，会对世道演变中“钱本位”法则和“钱本位”人物的张狂乍现，具备本能的反感和抗拒；而作者来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首都，这种既有的切身感触势必得到加倍强化。此时，东方古都北京城里旗人同胞们厌恶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强烈感触，在青年老舍的笔下余温尚存。对老张的痛斥，实际上也是在帮他的北京满族亲友们出一口恶气。应当说，老舍对资本主义系列法则的辩证思考，不是老舍刚刚登上文坛就有的能力，而是比较晚些时候的事情。

    身为一个彼时的京城旗族青年，老舍极端瞧不上民国初期中国都市日趋泛滥的资产阶级理念做派，是自然的。对《老张的哲学》中蓝小山和《赵子曰》中欧阳天风的塑造，更凸现了老舍的鄙夷与反感。报馆主任蓝小山，没有老张那么多的老派“迷彩”，他“薄薄的嘴唇，留着日本式的小胡子，显出少年老成。长长的头发，直披到项部，和西洋的诗哲有同样的风度”。他是欺哄青年、伪造新闻、坑蒙钱财、玩弄女性的行家，浑身散发买办资产阶级的恶少气味。这个人物在作品中没有卷进更多的矛盾冲突，作为老张的对衬体，却颇具内涵。“老张与蓝小山的哲学不同，所以他们对女子的态度也不同。老张买女子和买估衣一样，又要货好又要便宜；穿着不合适可以再卖出去。小山是除了自己祖母以外，是女人就可以下手，如其有机可乘！”“玩耍腻了一个，再去谄媚别个”，“于是你得新弃旧，新的向你笑，旧的向你哭，反正她们的哭笑是自作自受！”作者认定：“小山所有的是二十世纪的西洋文明。”从老张和蓝小山一对社会渣滓身上，民国初年横行于国内都市不同类别的资产阶级市侩形象，在同一作品中达到了相辅相成。有了蓝小山，中国半殖民地都市的社会性质，就有了更加清晰的折射。至于欧阳天风，书中明确交代是个来自十里洋场上海滩的流氓恶少，这个外表俊俏、风度翩翩的男儿，有着比蓝小山更为典型的新生资产者的卑劣灵魂。他淫荡成性，始乱终弃，贩卖人口，落井下石；在吃喝嫖赌恶习俱全又手头拮据之际，凭伶牙俐齿能哄得赵子曰们屡屡上当频频解囊。他居心叵测地怂恿他人罢课胡闹，打校长和教师，自己却轻溜溜逃脱干系。在他的为人法则里，“钱就是名，名就是钱！卖国贼的名声不好哇，心里舒服呢，有钱！中国不要他，他上外国去，中国女子不嫁他，他娶红毛老婆！名，钱，做官，便是伟人‘三位一体’的宗教！”当有恩于他的张教授成了他实施罪恶计划的障碍，他竟预谋借封建军阀的屠刀，来暗杀恩人。作品以系列描写，揭示了这个恶棍与荒淫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及殖民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告诫人们，千万要当心暗藏在时尚都市“新潮”底下的恶魔。

    旧时的京旗人士普遍葆有对姓氏文化的一种敏感，老舍从开始到后期的创作，时常不动声色地，向不同人物的姓氏上，埋些不软不硬的“钉子”。蓝小山之“蓝”姓，欧阳天风之复姓“欧阳”，均不是北方人尤其不是北京人的传统姓氏，而分别带有典型的南人姓氏特征。老舍早期的长篇书写故意把两个活动于北京城内的鲜耻恶少，写得暗含南人身份，诚非偶然。民国伊始，古都北京政局大变、世风日下、人心摇曳、道德骤衰，本来很是得意于前朝“温馨”、“醇厚”世态的旗人们，心灵上过不去这道“坎儿”。他们既是本能而又不无盲目地认为，政局、世风、人心的丕变，尽是南人们“闹”出来的。虽不敢怒不敢言，却心里总是有点儿忿忿然。老舍显然受到了这种偏见之影响——这也难怪，西去英伦前他一直生活在北京，只是短期住过天津，也还不大能够全面看待南方人。日后的老舍成熟起来，虽然还是时常用“姓氏暗示法”写人物，却不再曲意影射和褒贬南方人以及外埠人。相反，在《骆驼祥子》、《大地龙蛇》、《面子问题》等作品中，他更多地调用满族人常用姓氏写他的主人公，为的是检讨同胞们身上的是与非。

    《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中，与以上“恶人”相对，也写了众多的“好人”。这些“好人”当中，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洋车夫赵四、舍身取义的大学生李景纯、身在西方用心实践现代精神的青年李子荣，这类优长突出的形象毕竟不多，而诸如赵姑母、赵子曰、马则仁等等缺陷杂陈的“傻好人”则俯拾皆是。

    《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姑母，是“真对于李氏祖宗负责任”的“好妇人”，到头来，毫不犹豫地破坏了侄女李静与年轻恋人的纯真爱情，满怀“好心”地将李静送去充当老张的小妾！她有着自己的一定之规：“我就不爱听你说姑娘心目中有人。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怎样管束我们来着？父母许咱们自己定亲吗？”“我爱我侄女和亲生的女儿一样，我就不能看着她信意把自己毁了！我就不许她有什么心目中人，那不成一句话！”把侄女送上去做小妾的大马车时，她对姑娘说：“这是正事，作姑母的能有心害你吗！有吃有穿，就是你的造化。”后来老张娶妾一事被冲掉了，原本如同慈母的赵姑母，居然跟亲侄女一刀两断，“她不能理李静，李静是个没廉耻的女孩子，临嫁逃走的！”孤立无助的李静，走向了绝路。赵姑母，这个作者评价定位为“中国好妇人”的都市底层家庭妇女，其所秉并非个人选择，而是地地道道地隶属于封建时代千古不变的伦理规则。她辛苦操持着侄女终身大事，却把孩子推进了灭顶之灾！小说中说得深刻：“世上不怕有蓝脸的恶鬼，只怕有黄脸的傻好人，因为他们能，也甘心，作恶鬼的奴仆，听恶鬼的指使，不自觉的给恶鬼扩充势力……恶鬼可以用刀枪去驱逐，而傻好人是不露形迹地在树根底下钻窟窿的。”

    《赵子曰》中的赵子曰，表面上受到过大都市新思潮感召，内心却跟时代精神相去甚远，只是“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随波浮沉的糊涂虫。他是一帮没出息的大学生的“盟主”，大把地花从地主父亲那儿要来的钱以确保自己的“威信”，考试“名列榜末”，又能用“倒着念不是第一吗”来解嘲，很具几分“阿Ｑ精神”。他的个性本含有向善助困和软弱胆小的一面，却经不起欧阳天风的谄媚和煽动，“为博别人的一笑，叫别人一伸大拇指”，就能在捆校长、打教员的时刻冲在前头，裸露出兽性的另一面。他自夸要当“世界第一”的“总博士”，其实鲁莽愚昧、缺少文明修养到了极点。他既“不大爱睁眼睛”，也不会思想，把认识社会、辨别是非，统统看成是活受罪。李景纯规劝他，他会落泪，生出些弃旧图新的念头和决心，再一遇上欧阳天风，自新愿望又马上落空。作者借对赵子曰的讽刺批判，达到对这类所谓都市“新人物”民族劣根性的挖掘和鞭笞的目的。因为，要靠他们来主宰中国的未来，国运是可想而知的。

    《二马》中的老马即马则仁，“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他自幼生长在北京这个古国文化的“首善之区”，从灵魂到做派，都堪称中华传统礼俗和习性的典范体现者。他年近半百，到工商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来经商，“真像个摸不清的梦”。他不懂商贸，拒绝学习，对经营上的一切都感到茫然，看到店里一把中国产的小瓷壶的定价，大惑不解：“合多少中国钱？六十来块！冤人的事，六十来块买个茶壶！在东安市场花一块二毛钱买把，准比这个大！”他毫无经济头脑，“每礼拜给房钱的时候，一手把账条往兜里一塞，一手交钱，永远没问过一个字”。轻商贱利，确是中国古老观念中相当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老民族”在现代世界愈演愈烈的工商竞争中可能遭受的厄运，是不言而喻的。马则仁的精神老化还表现在他好虚礼，重面子，放任疏懒，不求进取，以及他对中国传统式长幼尊卑观念的固守。他的思维僵化、故步封难以救药，“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他的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没有一回钉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的”。身处异邦英伦，从来没考虑过能否由西方人那里学到点什么，“我们的文明比你们的，先生，老得多呀！”他竟可笑地用“小棉袄和洋裤子就弄不到一块儿”来推断“东西方文化不能调和”。

    作家是怀着写“自己人”中某一个的感觉，来写赵姑母、赵子曰和马则仁的。赵姓本是北方人、北京人乃至满族人的习见姓氏。当时有些排斥南人的青年老舍，写赵姑母、赵子曰却并没有一棍子打死。而马则仁的姓氏，我们知道，老舍本人的血管里就流淌着“马”氏的血，他的母亲以及他的祖父的母亲，都来自“马”姓人家。老舍写《二马》时，不会忘记异常亲爱的生母就姓这个“马”字。因而有理由揣测，作者创意时有某种不欲明言的初衷，希望借写这部小说，暗自反省一下旧京满族文化传统的利与弊——比较熟悉满族社会历史文化情形的人，都可以从老马、赵姑母、赵子曰的形象中，找到旧京旗人的相关影像。何况，这本来就和审视中华都市文化以及中华大文化的总体任务相类相通。

    赵姑母、赵子曰、马则仁，老舍早期长篇的这三个不同类型的“傻好人”，与他笔下的老张、蓝小山、欧阳天风之流的“恶人”性质截然不同，他们三个都是北京地面上的人物而彼此之间却又各具不同的代表性。赵姑母体现的是都市底层妇女的“愚昧”，赵子曰体现的是都市时髦青年的“胡作”，马则仁体现的是中华老派都市人物的“迂阔”。然而，他们都没能跳出东方古都“老民族”的传统窠臼。

    《二马》中有一段振聋发聩、醍醐灌顶般的文字：“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的呜呼哀哉了！”如果作家没有上个世纪末的旧京满人出身，没有成长过程中对满、汉族双重文化积淀入木三分的深思，这段话怕是很难说得出来的。老舍早期小说对“自己人”赵姑母、赵子曰、马则仁们的针砭所向，既有中华都市文化这个总系统，亦有满族京城文化这个更其典型的子系统。

    老舍早期的三部长篇，所包蕴的旧京人文审读，预示了日后老舍针对古都北京、针对古族中华的文化批判业已启动。他对于北京城陈旧的文化内里所暗含着的严重的精神疾患，由此发起不渝的思索。同时，随着作家都市人文思考与民族人文思考的愈益客观，愈益深入，他早期作品中所带有的诸如盲目影射南人道德缺损之类的片面性，也不复存在了。

    老舍个性化的旧京人文审读心态，是与生共进的。姑且不说晚年的不世巨作《茶馆》与《正红旗下》，50岁之前他所完成的《离婚》、《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就已然是在旧京人文审读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无懈可击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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