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有贤

    一

    2015年7月11日，南华鹦鹉山公园，《郑和与南华》文学创作采风座谈会在这里举行。这一天，没有什么特别，滇中楚雄的阳光依旧炽热，久旱的天空没有一丝下雨的迹象，人们盼雨、渴雨的心情没有改变。但这一天却又很特别，600年前的这一天，江苏太仓市的刘家港，三宝太监郑和奉明成祖朱棣的命令，率领两百多艘海船，27000多人出发，下西洋。人类从此揭开了大航海的序幕。

    请记住这一天——1405年7月11日，人类航海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天。当巨大的船锚被众人拉起，当两百多艘海船迎着滔天巨浪出行的时候，年轻的大明王朝注定为全世界瞩目，古老的中国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伟大的航海强国。

    艘艘巨船出航了，无论航行在什么地方，郑和率领的大明皇朝船队都是世界上唯一强大的、不可挑战的力量。郑和，一个家庭破碎，经历苦难童年的太监，注定成为一个伟大的航海家、大冒险家。

    时间过去了600年，即使在今天，西方学者专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马等人，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采风座谈会还在进行，讨论非常热烈。我一个人走在鹦鹉山公园中，反复掂量着南华县文联出的命题：从高原湖走向世界海。

    世界海好解释，而高原湖指的是南华、晋宁，或泛指拥有滇池、洱海的云南高原。从大的视野来看，云南高原是郑和出生、成长的沃土，云南是郑和的故土。但就小的范围来看，郑和是晋宁人，也是南华人。南华县提供的资料简洁明了：明洪武四年（1371年），马和出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4岁时被父亲马哈只米里金（滇阳侯）送到镇南（今南华县）郑姓回族家避难，马和到镇南后，“遂袭其姓”，改名郑和。1382年，郑和11岁时被沐英在镇南掳往南京，故镇南是郑和成长故里。

    二

    2013年秋天灯红酒绿的一个深夜，我和文友李天永在西宁市的街边小酒馆吃烤羊腿，喝藏青稞酒。酒至半醉，天永说，正在写《云南南华是航海家郑和故里》的一篇稿子，我惊讶，这要查阅多少资料，采访多少人才能说得清楚，面临的是学术争议和各类挑战。况且，在楚雄，甚至云南，知道南华是郑和故里的人少之又少，偶尔提及郑和是南华人，总有人目瞪口呆，言：有何依据？别糊弄人。2014年的一天，天永就把他同普显宏先生共同完成的洋洋上万言的文稿邮寄给我，说有可能的话向省《学术探索》或《楚雄师范学院学报》杂志推荐发表，我积极勾兑，后却石沉大海。所幸的是《郑和研究》《云南档案》发表了这篇稿子。

    细读天永、显宏先生充满深情厚谊的稿子，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此前，对于南华，我的记忆总是离不开一大片的蚕豆地。那是18岁那年，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南华在城边上玩耍所看到的田野风景，我们在豆地边跑、跳、打闹，偷摘地里的蚕豆，还把豆秆儿丢了一地，最后遭到了一老妪的恶骂。记忆如此深刻，是因为那时我正陷入苦苦的单相思中，同行中就有我梦寐以求的美丽少女，以同学郊游的由头“小范围”见面，祈盼有机会“单独行动”，只可惜后来她远嫁他乡。2012年夏天，为寻旧梦，一个人上路来到南华，寻找青春记忆。时过境迁，南华已今非昔比，再也找不到那大片的蚕豆地，找不回二十多年前的景象。黄昏，天际一派火红，我尽量走在南华城的老街子上，当作对回忆的一种慰藉和怀旧。我甚至一个人在烧烤摊上点了几个小菜，喝了几瓶啤酒，遥想青春的消逝、事业的颓废，现在想来好生奇怪。

    南华一直陌生。

    2013年秋天，因工作关系，我与楚雄师院杨甫旺教授、陈永香教授等人，为南华五街做一项五街彝族文化个案研究，我算真正意义上对南华有所了解。五街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楚雄最为特殊的彝族文化个案，无论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的传承与嬗变都是独特的。透过五街，我隐约感受到了南华的特殊。

    就地理位置来讲，南华地处滇中高原，川、滇交通要道，素有“九府通衢”的美誉，是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历来商贾云集，商贸繁荣，有英武关、罗武关、镇南关及条条古驿道为证。就在座谈会之前，我们还到了古驿道路上的灵官桥参观。从小的位置来讲，南华东接楚雄、牟定，南连楚雄、景东，西邻弥渡，北毗祥云、姚安，整个地形状似不规则的马蹄形，在楚雄州再也找不到一个县同时与六县市、两个地州接壤的地方。南华，处于滇池与洱海之间，其文化不仅受滇池文化的影响，同时受洱海文化的影响，作为两大文化圈的交融地，山灵动，水灵秀，人和谐，折射出特殊地理环境、多元文化交融所繁衍出的独特魅力。就文化渊源说，它沟通了滇池文化与洱海文化，甚至古滇国与古哀牢国之间的联系。难怪在五街，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多元文化碰撞、交融所结出的文化硕果。就拿咪黑们村来说，一个彝族村寨，有人信奉大黑天神，有人信奉道教，亦有人信佛祖、信基督。甚至在一个家庭中有人当道士，有人当毕摩，各用各的法器，各敬各的神，互不干扰，和睦共处。彝族文化研究院李世康先生说：“自唐朝以来，道教和佛教就已在南华县境流传，大致在明代，咪黑们彝族受道教、佛教的影响，原始宗教吸纳道、佛思想，形成了多层次的信仰体系和庞大的神灵系统。”

    2014年的一天，我打电话给天永兄，说，到鹦鹉山看看。天永明我之意，就早早地在街上等待，到后就直奔鹦鹉山“郑和故里碑”而去。读南华相关史料，读南华文联《龙川江》杂志，读“南华美”文学丛书，终于对南华有了一些浅薄的认识，“九府通衢地，革命老区县，生态美食城，野生菌王国”形象地概括了南华的一些特质。

    “镇南是郑和成长故里。”我完全相信这样的断言，只是“故里”一词有待商榷。

    故里，指的是旧时的门巷故居，指故乡、老家。《辞源》中解释为故乡，南朝梁江淹《别赋》有“视乔木兮帮里”，白居易《小阁闲坐》有“二疏返故里，四老归旧山”，唐李中《送人南游》有“早思归故里，华发等闲生”的句子。

    《咬文嚼字》公布的2009年国人十大常犯语文差错之一就是“故里”。现在一些地方为了提高知名度，常号称是某名人的“故里”，理由是该名人曾在当地生活居住，为争夺名人“故里”称号甚至相互对簿公堂。其实，“故里”指的是故乡、家乡。住过的地方应称“故地”，住过的居室应称“故居”，都与“故里”无关。

    想来，说南华是“郑和故里”也不错，只是不按《咬文嚼字》的词意理解就行，可以直接理解为南华是郑和的老家更为直接。若按南华习俗“姑娘不论出生于何处，出嫁地才是其娘家”来理解的话，说南华是“郑和故里”却又是千真万确的。

    三

    郑和七下西洋，究其原因是什么呢，明成祖的动机是什么呢？

    查有关资料获悉，当时，明王朝建国三十余年，农业经济恢复、手工业发达、航海技术先进，崭新的明王朝可谓国势强盛，贸易发达，航海已经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为什么要下西洋呢？而且不是一次，是七次，每次出使往返要两年，二十八年间七次下西洋，等于平均每四年一次，如此频繁，如此规模宏大，如此耗费巨资。

    明宪宗成化年间，郑和档案被毁，给郑和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史无前例的航海行动，当有重要史料保存，但却寥寥无几，是有意隐藏？还是刻意销毁？一切都是谜，让后人去猜测，让史学家去研究。

    百度百科中有郑和七下西洋的推断：

    说一，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是为安定海外，解除后顾之忧，以利明朝专注防御北方之乱。但当时海外诸国武力都不强，没有侵略明朝海域之可能。

    说二，下西洋是为控制遗存在中南亚及印度北境之蒙古汗国。这也不可能，因在永乐年初，此国之可汗死亡，对明朝已没有威胁。

    说三，郑和下西洋主因是为寻找建文帝。但郑和每次出海都浩浩荡荡两万余人，建文帝若亡命海外，早已闻风而藏。

    滇中楚雄作为笔者的故乡，从情感上来，我更愿意相信寻找建文帝朱允炆一说，但情感代替不了历史，史实就是史实，容不得情感的掺和。

    也许，目的是多元的，不会只有一个目的。譬如，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提高明成祖的威望，以缓和国内国外对永乐帝武力夺取政权的不满；譬如，下西洋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再譬如，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

    这一切的一切都有可能。

    总之，郑和下西洋了，二十八年间，七次，耗资数百万两银子（相当于国库年支出的两倍多）。它不是一般的商船，商船上不需要几千人的正规军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两万多人的外交使团恐怕是示威。它是兼有外交和贸易，还有其他不可示人目的的庞大船队。每到一地，就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同时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

    中国海军纵横大洋，完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的强盛，传播了文明，沟通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拓展了贸易。有专家认为“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开启了世界航海史的新纪元，同时也铸就了郑和本人的人生辉煌。不辱使命的郑和，成为南洋等地人民一直纪念着和平友好的使者。在一些城市里，至今还保有纪念郑和的寺庙和胜迹。

    时光远去，6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眸历史，想象着一艘艘巨船乘风破浪的场景，想象着起航前的繁忙，起航后的艰辛，大船靠岸时的欢呼雀跃，郑和七下西洋，早已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种文化象征。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它引领人们去回忆、想象那段遥远的时光，勾起我们重构国人形象的无限向往。

    四

    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是中国先进航海科技的光辉，同时也折射出大国文明的气度不凡。它证明了中国即使具有世界霸主实力时，也没有寻求武力称霸的“霸道”，而是谋求和平与通商树立威望的“王道”。

    也许，纪念郑和大航海活动，我们完全可以反思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反思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进而打破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迷障。

    利玛窦，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继马可·波罗之后，另一个完整地用国际眼光考察了中华文明”（余秋雨语），在中国逗留了整整三十年，通过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经典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答案：中国文明具有非侵略、非扩张的本性。他说：“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对于成吉思汗的大范围征服，利玛窦认为，当时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也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征服者”。

    余秋雨先生在其文章《利玛窦说》一文中说：“我发现，古代的希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近代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在一系列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征服世界的计划。但中国浩如烟海的各类典籍中，却怎么也找不到类似的计划。”进而，他认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厚土观念”重，立国自有疆，对占领远方不感兴趣。而海洋文明、游牧文明本身具有生存空间上的拓展性、进犯性、无边界性。

    这似乎是接近了中华文明的本质问题，也许中华文明内部，争权夺利发生过无数血腥争斗，但对外，却以和平自守方式相处，余秋雨说：属于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型文明。

    郑和七下西洋为中华文明的特质作了最好的注脚。

    郑和船队每到一国，宣读诏书，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赏赐宝物。除了建立藩属关系之外，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饱受强国欺凌的满剌加国，就是在郑和的帮助下获得独立的。

    有关资料表明，郑和每次下西洋，随船队来中国的各国贡使、国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超过60多个。

    这么多国家乐于朝贡究其原因是什么呢？也许，利益驱使才是真正的原因：大明朝廷按“赏赐厚宜”的原则予以赏赐。赏赐物品与贡品的差价一般在1至20倍左右。比如，胡椒在苏门答腊市场每百斤值1两白银，但作为“贡品”，明朝政府给予每百斤20两白银。“永乐间多给铜钱”。1405年赐给日本国王铜钱150万枚，次年又赏赐1500万枚，王妃500万枚。以致一段时间内，日本甚至自己不铸铜钱，以永乐铜钱作为通行日本的货币。赏赐之外，招待贡使也是一项巨大开支。繁杂的朝贡手续，需要很多时日，需要开支，沿途往返的车船住宿、车马费等各项开支均由政府承担。于是，许多贡使和大批随从，一边从容处理自家的贸易，一边乐不思蜀地等待。有的贡使，为了搭乘免费的宝船回国，一等就是三年。

    印尼的学者认为，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锡兰（今斯里兰卡）一次，而且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性作战。郑和在处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动用武力，而且不要赔偿，充分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他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

    学者周彬璐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郑和七下西洋的比较》中认为，郑和远航意在宣威异域，造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际天极地皆王道”的气势，当然也广泛搜罗海外珍奇。但赢得了亚洲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和友谊，建立了亚洲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而哥伦布的远航则以寻求黄金，向西探索一条抵达中国和印度的新航路，货币和黄金是远渡大洋的终极目的。最终结果是引起了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重大变化。殖民制度和殖民掠夺阻碍了被奴役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为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1200万～2000万人被杀，众多的人感染上从西班牙带来的致命疾病，当地玛雅文化、阿兹特克和印加文化遭到严重破坏。

    东西方两种航海模式，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郑和行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文化观念，而哥伦布则代表了暴力、掠夺、剥削与残酷，正如哥伦布本人说：“有了黄金，可以送灵魂上天堂。”这正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两种不同的结果，引发深思的是东方文明或东西方文化的差距，其本质上是文化价值观上的差距。是东行西渐，还是西行东渐，似乎一目了然。

    综观世界古代文明，不是烟消云散，就是中途退场，从古到今，延绵不绝的，只有中华文明。这完全可以说明中华文明的本质是世界上独特的，有着优秀的遗传因子。易中天先生在《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一文中指出：“任何一种文明，如果能够风雨沧桑而延绵不绝，骨子里就肯定有核心价值。”

    也许，美国学者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合著的《世界文明史》的表述，让我们的思路更加清晰：

    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有地理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过侵略性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家的和平主义精神约束了它的向外扩张。

    胸怀天下，有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有着独特的文化品质和价值观的民族，是不可能称霸、不可能搞扩张，也不可能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信仰和道德标准，也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由。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阅兵式上所说：“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

    走人间正道，中华民族必然实现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必然能够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作者系楚雄州社科联《楚雄社科论坛》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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