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原湖走向世界海-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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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华发现有关郑和姓郑的记载

    杨春茂

    人们都知道,我国明代著名的航海家郑和是云南昆阳人,原姓马,叫马和,后说“天子赐姓”,故名郑和。但是,郑和姓郑的来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李根源先生曾根据梁启超的考证,在镇南(今南华)立过三块“郑和故里”碑。近年来,南华县地方志办公室又在新征集到的民国《镇南县志》中发现“郑和故里”碑文和有关“郑和姓郑”的记载。现特予提出,供专家们考究。

    郑和乃云南昆阳人,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说他是“天子赐姓”,至今仍有人认为是个谜。天子赐姓,为何不以国姓,而要姓郑?这个问题,曾参加编写过《云南光复纪要》的晚清举人郭燮熙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左右编纂的《镇南县志》中,就有邑人郭荫超所撰的《明三保太监郑和事略考》一文做过专门记载。其文照录如下:

    距今五六百年前,有超前轶后为中国破天荒之大冒险家,彼何人?斯则明三保太监郑和是也。

    世称和云南昆阳人,而梁启超氏著传则曰楚雄人。李根源氏又定为镇南人,于民国元年树碑城东西门外,文曰:“明三保太监郑和故里碑”。然则二者何居,昆阳人?抑镇南人耶?以吾考之,则二说皆是也。盖和初本是昆阳姓回。其祖、若父曾朝天方以归,均称哈只(见永乐三年大学士李至刚所撰和父墓志)。然侧闻和幼时流落,为镇南郑姓所得,养以为子,遂袭其姓,故名郑和。而李撰之墓志乃曰:“天子赐郑姓。”考之古史,凡天子赐姓,必以国姓。如汉高祖之赐项伯姓刘,唐太宗之赐徐绩姓李,即其明证。绝无赐人以他姓之理。意当日和既贵显,不便更正,而李至刚为其本生父作墓志,亦不便言为郑姓养子之事,故以赐姓言讳之也。抑又闻和幼不知书,及长为阉,则不得其详。当是时明兵入滇,元梁王兵败奔大理,明兵逐之西上,和被明兵掳,为黔国公沐英送之京师,给事于燕王邸内。后随王出藩北平,日侍左右,及燕王起靖难之师,逐建文而篡天下,和亦有功于其间,益受成祖宠任,擢之为宦者长,于是遂有统兵出海外之使命。(案:成祖斯举初意非行侵略主义,其心别有所图焉。方燕王之入京师也,大内火起,建文失踪,及即位后大索不获,或有传其已出海外者,成祖信之不疑,乃命和率兵舰数艘,兵士数千,迳出海外。假征贡之名,而踪迹之。复因此隐衷,不便明白派遣大臣,故命宦者为之也。)当和初出海时,茫茫然无所之,与掀天巨浪相浮沉。时遇飓风,濒于危者屡,然和持之以镇定坚忍,曾不稍挫其志,勇往直前。卒于数十日后即达琉球,更向南继进,遍历菲律宾、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诸岛,再向西行,经新加坡、暹罗,入印度洋沿岸,过锡兰,直抵非洲东面马达加斯加岛而还。综其凡经开拓者,无虑数十岛,三十余国,或迫以兵威,或声以义问,不待战胜攻取而莫不帖然詟服。乃征其降表暨明珠、大贝、珊瑚、玳瑁各方物,挟数十国之贡使,归报成祖。虽与出海之初愿相违,然成祖固好大喜功者,亦甚乐之,遂崇厥勋而赐之以高爵。厥后乃考终于宣宗之世,至今南洋群岛尚称其盛,多有庙祀之。夫郑和一宦官耳,顾其所成之事业,乃远出诸公侯之上。吾尝上下千古,知吾国史中,实为超前轶后之人。称之曰:中国第一大冒险家,和足当之无愧。更征诸世界史,彼麦哲伦之交通欧亚航路,哥伦布之发现美洲新大陆,固今世人所极称仰者也。然考其年代,皆在郑和之后,宜梁任公特著录之,以扬国辉于天壤。至李总长印泉复考定为镇南人,必有明证。当明之初,镇南前左二所实隶楚雄卫。二君之言非两歧也,若小子所揭成祖心事,知言者当自得之。

    按此说来,郑和之所以姓郑是因为他幼时流落到镇南,为郑姓所收养,“遂袭其姓”,并非天子所赐。相传,明军入滇,追逐元梁王兵而西上,途经镇南,俘获了一批儿童,郑和就是其中的一名。后被傅友德等带进京师,赠给燕王做太监。郑和聪明过人,随燕王出藩北平,日侍左右。燕王起兵靖难,逐建文而篡天下做了皇帝,和亦有功,故受成祖宠信,遂有统兵出海之使命,成了明代著名的航海家。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李根源先生曾率众于镇南建立过三块“郑和故里”碑。除在城西被称为“石门仙迹”的石壁间就崖摩刻的一碑外,“县城东西门外又各树一碑,其文相同”。可惜城东西门外的两碑早已无存,而城西就崖摩刻的一碑,迄今仍巍然而立。碑文虽经风雨剥蚀,但多数字迹还能辨认,碑文上镌有“前明开拓南洋各岛之大冒险家三保太监郑和公故里”,上款为:“大中华国四千六百九年十月”,下款是:“陆军第二师长节制迤西各属文武官吏西防国民军总统官李根源立石”。城西沿滇缅公路旁有一幢明代建筑的灵官殿,也于民国元年根据李根源先生的建议,弃神像改为“郑和庙”,匾联一度林立(现已无存,遗址尚在)。据说民国初年,郑和养父的后裔郑氏三兄妹曾住镇南县城西街,长兄叫郑开寿,曾任过寻甸县公安局长;次兄郑开甲,因入赘改飞姓,飞的次子又改郑还宗,叫郑文恒,其后裔尚在;三妹叫郑三丫,已出嫁到大理凤仪。所以,李根源先生在当时的考证,也不是没有根据。就连民国《镇南县志》的编纂者郭燮熙也在志中写道:“鸡和①忽有郑公乡,新矗丰碑孔道旁。一代朱明迁百地,千秋青史拓南洋。马来群岛今谁属,鹿逐中原又几场。记得卓如②曾立传,争墩岂待辨昆阳。”

    由此看来,镇南也应是郑和的第二故乡。

    据我所知,李士厚先生生前也为郑和的家世做过多方面的考察,走南闯北,到处采访,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付出艰辛劳动,做出了贡献。但是,对于郑和幼年在镇南的这段历史,不知他是否考证过?似乎自昆阳马哈只碑后,基本上只用一句话就把镇南“郑和故里”碑否定了。他在《郑和的家世渊源和后嗣近况》③一文中说:“《明史·郑和传》对于郑和家世只写了‘郑和,云南人’五个字,对他七下西洋的事迹,也写得不很详尽。我们云南人也不知道郑和是哪一县的,曾有人错误地在滇西镇南县(今南华县)立过一块‘郑和故里’碑。直到1913年,石屏袁嘉谷先生前往昆阳访获了郑和给他父亲马哈只所立的墓碑,加以考证,写出了《昆阳马哈只碑跋》,编入他的《卧雪堂文集》,并在他所著的《滇绎》一书里写上了一条‘郑和’的短文,人们才知道郑和是昆阳的回族马氏,后来赐姓郑。”这就是说,在昆阳马哈只碑发现之后,滇西镇南的“郑和故里”碑也就被否定了。正因为这样,后来也就再没有人到镇南调查了。尽管镇南人郭燮熙及其三子郭荫超在民国《镇南县志》上记载了“郑和故里”碑和“郑和姓郑”的史实,但这部《镇南县志》从未刊印问世,以致郑和幼年流落到镇南的这段历史长期无人知晓,至今仍是悬案。以我之见,事出有因,亦必有其果,凡事不论肯定或否定,均应有足够的根据。为了弄清镇南“郑和故里”碑的真伪,我也查阅过不少资料,走访过一些研究郑和的专家。据我省参加南京纪念郑和五百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几位专家所说,郑和在镇南有碑的事从未听说过,应将碑文拍照下来,以便进一步研究。李士厚先生的长子李长瑜在回我的复信中说:“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石屏袁嘉谷先生得知昆阳县和代村有郑和父墓碑并于1911年亲往查访,得拓片并作题跋,此碑遂为世人重视。1935年玉溪李鸿祥将军访得玉溪石狗头村有郑和后裔并保存郑和家谱,后由嘉谷先生转交我父考证。至此,郑和是昆阳人,已是为史学界所公认。至于南华有郑和故里碑刻一事,外界亦有所闻。我个人的看法是你们地方志办公室不妨进一步将此碑的来龙去脉考察清楚,无论结果如何,终须得出一个结论,以示后人。”长瑜老师的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我的想法正是这样,这也是我撰写本文的目的所在。

    晋宁郑和纪念馆的徐克明同志也给我寄来了一本《郑和家谱汇编》。“汇编”中提到有几个留待进一步探讨和考证的问题,其中就有“郑和从幼年到靖难之役以前这段历史资料奇缺,是一段很大的历史空白……”“由于郑和幼年离家,对父亲的真实姓名早已淡忘,只能凭印象随人称他父亲马哈只。”“碑文上又为何有改字痕迹?”“马哈只卒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十九岁,这时马和(郑和原名)年方十一岁,已经离家。”这些疑问,恰恰是郑和流落镇南的那段历史,其时间与郑和的年岁基本与镇南说相符。自然,是否真实,尚有待于进一步加以考证。

    如果说郑和幼年流落镇南得郑姓所收养而姓郑,不是“天子赐姓”,那么,郑和又为何要隐讳这段历史呢?前面引录郭荫超《明三保太监郑和事略考》一文中分析说,因为马哈只碑是李至刚代撰,并且是在郑和出海时就写上“天子赐姓”,后来郑和虽已得知,但已既成事实,只得将错就错,不能改动,否则就有欺君之罪。再说,早在昆阳马哈只碑发现之前,梁启超和李根源先生就考证过,如果在马哈只碑发现之后,对镇南“郑和故里”碑就否定的话,那么郭燮熙又为何要将郑和的这段历史仍记于民国《镇南县志》中?郭燮熙曾参加过云南重九起义,并受蔡锷将军的委任,参与编写过《云南光复纪要》,同时与李根源先生经常往来,像“郑和姓郑”这样的大事,当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不管怎么说,“郑和故里”碑至今还耸立在南华县城西郊的孔道旁,民国《镇南县志》也有记载。因此,镇南应是郑和的第二故乡,而民间同样有这样的传说。这对研究郑和的历史,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原载《楚雄方志通讯》

    (作者单位:楚雄州地方志办公室)

    注:①“鸡和”是镇南以前的城名。

    ②卓如即梁启超,梁在《饮冰室文集》中载,和为楚雄人,而李印泉(李根源)又定为镇南人。

    ③见《郑和家谱汇编》(藏郑和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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