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学者在音乐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许勇三

    美国的音乐艺术，在大约一百多年的短期间内取得了广泛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资料和本文的篇幅所限，不可能在这里对所有的问题作全面的探讨，只把那些给我印象较深、启发较大的几点谈出来，供同行们参考。

    1.有史以来一部最优秀的《贝多芬传》是一位出生在美国名叫塞耶（Thayer， Alexander Wheelock 1817—1897）的学者所撰写的。

    塞耶，184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即在校图书馆任职。工作期间，他发现在当时被认为最具有权威性的贝多芬传记中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塞耶产生了要为贝多芬写一部真实传记的想法。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塞耶先后两次到欧洲，用尽毕生的精力，并且最后逝世在音乐家的摇篮奥地利。

    1849年，塞耶第一次到欧洲，拜访了贝多芬生前的好友，向他们详细地了解贝多芬的一些情况，认真地整理了贝多芬的讲话手稿；在欧洲的图书馆里，他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工作，使他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58年，塞耶第二次到了欧洲。他用第一次收集到的丰富而又真实的第一手材料，艰苦而认真地开始了《贝多芬传》的撰写工作。遗憾的是他还没有亲自完成这部巨著的写作工作，就离开了人世。后来，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学者根据他的材料和手稿完成了这部多卷本的传记。

    塞耶的《贝多芬传》是尊重客观事实的，它详细地叙述了贝多芬的一生，为后人撰写音乐家传树立了楷模。塞耶在1865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表明他写《贝多芬传》的原则和信念，他这样说：“我不为任何理论而奋斗，也不庇护任何陈见。寻找真理乃是我唯一的信念。”

    2.过去，德国一直被认为是音乐学的发源地，是音乐学研究的中心。那个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精通德语及法语，就无法进行音乐学的研究。直到本世纪初，这种形势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然，引起这种形势巨变的原因是很多的，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的德国音乐学家不满纳粹德国的反动统治，为了逃避其残酷的迫害而纷纷移居美国，并开始用英文进行音乐学研究的写作。此后，不但英文开始成为进行音乐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对美国的音乐学研究起了极大的促进和发展，音乐学者阿佩尔（Apel，Willi 1893—）就是其中的一位。

    阿佩尔编写的《复调音乐记谱》（1942年出版）将公元10世纪到17世纪这个时期的古谱加以订正，改写成现代曲谱。他用自己极端艰巨和复杂的劳动，为其它音乐学者对中世纪音乐的探讨和研究准备了极为重要的工具。而且，他通过这本书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和见解—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音乐文献的地位都是相等的，并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因为当时音乐界有一部分人认为从巴赫开始，以及稍后的维也纳古典乐派、浪漫派时期的作品才算是真正的音乐，而中世纪的作品则不算是真正的音乐。阿佩尔认为不能用古典音乐或浪漫派的水平去衡量古代音乐的水平，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都反映了当时的艺术特点，研究音乐文献不要只重视那些熟悉的作品而忽视其它。

    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和哈佛大学的戴维森（Davison， Arc-hibald 1883—1961）合编的《历史谱例集》（1946年第一集，1950年第二集）。当然，在这以前，德国学者谢林（Schering， Arnold 1877—1941）曾用德文编写了附有300条谱例的《历史谱例集》。而阿佩尔和戴维森从古代到18世纪的众多乐曲中细心挑选出的精彩的乐曲，并用英文编著的这本《历史谱例集》就成为音乐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参考书了。

    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则是大家熟悉的《哈佛音乐字典》。这部字典除音乐家外，包罗了一切音乐术语和其他与音乐有关的条目。其专业水平和学术水平都是极高的。

    阿佩尔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和教师，他的成就不但改变了音乐学以德国为中心的局面，而且对改变和提高美国高等音乐教育水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德国音乐学的种子撒在了美国这块土地上，不久就扎下了根、开出了花，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批美国自己培养的杰出的音乐学家相继出现。音乐学学者格劳特（Grout， Donald 1902—）就是众多音乐学学者中的一位。《歌剧短史》和《西洋音乐史》是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

    格劳特生于1902年，1923年在锡拉丘兹大学获学士学位，193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939年获博士学位，从1945年开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授职务，曾担任过美国音乐学学会的主席。

    可以这样说，《西洋音乐史》是格劳特心血的结晶。这部书于1960年问世之后，于1973年修订再版，1980年又出了第三版。

    格劳特在第一版的序言中说：“在以前这部书会简称为《音乐史》。但在今天，我们看问题的观点就不同了，在这本书的名字前要加上‘西洋’这两个字。这标志着我们对音乐史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就是说，西洋音乐和美国音乐不过是世界音乐文化中的一个分枝而已。”

    格劳特在写这部《西洋音乐史》时有这样的新的认识，我认为是可贵的，而且也是这部书的重要意义之所在。过去的音乐史学家写音乐史时，仿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西方的音乐才是正统的音乐，只有西方的音乐才有音乐史一样。到后来，音乐史学家们的观点才有了转变。

    对于治学，格劳特的态度是严谨的，他看到在音乐学术领域里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他觉得不但应将这些新的成果增补到书内，而且应该用这些新的成果，纠正自己书中一些不正确的观点。《西洋音乐史》出第三版时，不但增补了新的成果，运用了新的观点，而且和耶鲁大学帕里斯卡（Palisca， Claude Victor 1921—）教授合作另出了一部与音乐史相配合的音乐谱例集，使这部书更加完善。格劳特始终认为，音乐史的文字必须和音乐的实际音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否则就是空谈理论。格劳特在音乐学方面的研究及成就，使他在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通过上述种种事实进一步增强了我的信念，音乐强调的是要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考虑音乐问题，不断以各种学术新成果来认识音乐问题，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二、美国在音乐教育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1.在大学里设音乐系或音乐学院的教育体系及其优越性

    在大学里设音乐系或音乐学院，这在美国是普遍的，似乎是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对于人材的培养，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

    本来，在大学里设音乐系或音乐学院的教育体系并不是美国的创造，而是起源于欧洲，德国和英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很早以前就这样做了。但是美国在当今世界上已将这种教育体系搞得很出色，且规模宏大、设备齐全、人材济济。最高学府中著名的音乐学院之一—密西根大学的音乐学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1964年，这个学院建成了一幢装有隔音和空调设备的音乐院主楼。这个主楼里有两个排练厅，45个演奏厅与教学室，135间备有钢琴的琴房和10间管风琴练琴室。此外，还有铜管乐队大楼，有反映了世界各国艺术风貌、多达1，800多种的古乐器陈列室，有钟琴大楼（carillon）；有舞蹈大楼；有可容纳4，500名观众、装有大型管风琴的礼堂；有被认为是西方世界中最突出成就之一的电子音乐艺术作业室；有藏书谱极为丰富的图书馆（有一部分是比利时收藏家施特费尔德博士〔Dr.Stellfeld〕珍藏的书谱）等等。可见其规模之宏大。这里，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提及的，就是上述种种建筑设备的经费，很多都是私人的捐款。我认为，这说明了社会、人民对音乐教育的支持。这也正是美国的音乐事业能迅速发展并取得极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座学院除了上述的种种优越设备和条件外，还有大约20个左右的音乐团体组织。在这些团体中，有一些组织是由非音乐专业的学生所组成的，它的目的就是能使一般的音乐爱好者也能有大量从事音乐实践的机会。有一个组织是专为演奏巴洛克时期音乐的，名为“巴洛克三重奏乐队”；有一些是专门演出当代音乐的音乐团体；此外，还有两个专门演奏与研究东方音乐的团体。当然，密西根大学的交响乐队的阵容和水平就更为可观了。1977年，当年费城交响乐队的名指挥奥曼迪就曾指挥这个乐队进行了成功的演出。奥曼迪写信给音乐学院的院长高兴地称这个乐队为“费城的少年交响乐队”。

    同其它科学领域一样，密西根大学音乐学院还是世界音乐活动的中心之一。就近两年而论，许多重要的音乐活动就曾在这里进行。例如，为了纪念巴赫诞辰二百周年，世界巴赫学会美国分会于1985年的7月12日—14日在这里举行了庆祝大会。会上，专家们作了学术报告，演出了巴赫的作品；此外，世界最著名的三位作曲家（德国的斯托克豪森〔Stockhausen 1928〕；美国的卡特〔Carter 1908-〕和克拉姆〔Crumb 1929-〕）的专场作品演奏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的。我们说，这个学院的学生是幸运的，因为世界上的名演奏家或演奏团体每一次来这里演出的同时，都举办名为“大师的短期教学班”，对学业突出的学生进行辅导，进一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美国的大学都是实行学分制的。密西根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专攻音乐的学生可以选修其它专业的课程，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选修音乐专业的课程。各个科学领域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它们之间互相渗透、充实和提高，音乐专业的学生开拓了科学文化的视野，非音乐专业的学生提高了艺术欣赏水平。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于迅速提高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卡特与克拉姆之所以能成为当代美国最杰出的作曲家，这与美国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是分不开的。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这种教育体系的好处呢？我认为是时候了。

    2.美国专业音乐教学改革方面的成就

    美国在专业教学上的改革也是多方面的。我颇感兴趣而且觉得很受启发的是朱利亚（Juilliard）音乐学院的音乐文献课（Litera-ture and Materials of Music）。这门课实际上就是把我们通常所说的和声、对位、曲式、配器和音乐作品写作手法都综合在一起来进行教学的一门课。他们把这门课程分四年进行。第一年侧重于研究以和声为主的作品；第二年侧重于研究以对位为主的那些具有发展性的作品；第三年则是在前两年教学的基础上往高处深处进行探索，重点研究从巴洛克时期到瓦格纳的作品，并对扩展了的19世纪的和声手段以及赋格、奏鸣曲快板、歌剧与清唱剧进行探索。第四年则研究从瓦格纳与印象派开始，直到当代的作品。

    他们明确地提出音乐作品本身就是这门课的教材。这门课的教学提倡和鼓励在课堂上演奏有关作品。写作、听音、分析与视弹技能的发展不但贯穿始终，并且还根据学生的不同专业分别组织进行专业性更强的教学。在我们看来上述这门课似乎完全是专为作曲专业而开设的课，而在美国的音乐学院中这类课乃是所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他们认为要真正提高音乐艺术的水平，缺了这方面的训练是办不到的。

    我认为，把一个音乐作品的技术手法分为几种不同的学科——我们通称为四大件——分别来进行教学，这当然也是一种音乐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但如果分得过细，过分地强调了这些学科的独特规律而忽略了它们与实际音乐作品的联系，则会导致把学生引向理论说离实际创作的危险道路。朱利亚音乐学院的这科教学方法是值得我们考虑和借鉴的。

    3.在音乐欣赏教学方面的新进展

    我有一本美国1938年出版的十分畅销的音乐欣赏书，名为《享受音乐的艺术》（The Art of Enjoying Music）。这本书写得很通俗内容很丰富，资料也很完备。这本书完全能使一个外行在较短的时间内对音乐艺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不过拿它和它以后20年左右的音乐欣赏书相比，就大大的不同了。美国在音乐的教学方面也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概括起来讲，他们的新的音乐欣赏课本有以下突出的几点：

    （1）不再像过去那样就音乐而论音乐，而把它看成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来进行叙述；

    （2）不断地把某个时期的音乐现象与其它艺术，特别是绘画与雕塑进行比较，来阐述某些艺术的原则在各种不同艺术形式上的表现；

    （3）按照音乐发展的历史顺序来进行讲课，使艺术发展的观点牢牢地树立在学生的头脑中，从而防止学生对音乐有教条式的理解；

    （4）强调音乐是一种听觉的艺术，一切音乐作品必须通过听（而不是谱面上或理论上）来理解；

    （5）增添了新的音乐欣赏领域，如爵士乐、流行音乐，有的还包括扼要介绍的某些东方音乐；

    （6）所有这类书都是图文并茂，读起来让人颇有身临其境之感；

    （7）根据课堂教学的实际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在选择乐例时，完全从教学的效果出发，并能在较短时期内出版新的音乐欣赏版本辅导手册及唱片集；

    （8）写这类书的人不像过去那样，仅限于专门从事通俗音乐写作的作家，而多半由在大学任教的教授们来编写。例如《听》（Listen）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音乐系教授，一位国际知名的音乐学家。他对英国伊利莎白时期的牧歌以及贝多芬的四重奏都有独到的研究。

    目前，音乐欣赏课在美国已几乎成为单独的学科了。我认为，面对我国广大音乐爱好者的迫切要求和音乐院校教学的需要，尽早编写出一本高质量、高水平的“音乐欣赏”，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了。

    美国四本较新的音乐欣赏书是：

    （1）音乐的享受（The Enjoyment of Music）

    作者：马赫列斯（Machlis， Joseph），是纽约市大学皇后学院教授。

    （2）听（Listen）

    作者：克曼（Kerman， Joseph）

    （3）音乐欣赏（Music An Appreciation）

    作者：凯门（Kaimen， Roger）执教于纽约皇后学院。

    （4）音乐对听众的一个介绍（Music， AListener"s Introdu-ction）

    作者：利维（Levy， Kenneth）普林斯顿大学音乐系教授。

    当我看到了美国在音乐教育战线上的种种新气象以后，它们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以下这些原则的信念：音乐教学所应当强调的是总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历史地、发展地看待音乐中的规律性问题，而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去死守一些条条框框。要强调“听”“奏”的实践和理论学习相结合。只有这样教学质量才会有真的提高，才会培养出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音乐人才。

    三、关于美国的几位音乐家

    现在，我想简单扼要地谈谈我从几位美国的音乐家的情况中所引起的一些联想。也许，我们会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1.在美国内战期（1861-1865）之前，有两位同时代的作曲家。一位是当时名扬美国及欧洲大陆的天才钢琴家、作曲家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Louis Moreau 1829—1869），一位是群众剧团的演奏者福斯特（Foster， Stephen 1826—1864）。尽管戈特沙尔克在法国师从柏辽兹学习作曲，尽管戈特沙尔克的钢琴演奏备受肖邦的赞赏，并预言他将会成为钢琴界之王；也尽管戈特沙尔克写过多达九百人演奏的作品，但历史最后公认的还是那位出身卑微的群众剧团的演出者福斯特。因为戈特沙尔克虽有高度的才华，但他遵循的仍是欧洲的传统老路。而福斯特却是美国人民的代言人，他真正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的心声。

    2.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出现了一个“新英格兰学派”的严肃作曲家群。之所以称之为“新英格兰学派”，就是因为这些人出生在美国，而后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深造成名后回国的，他们又多半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学中任职，所以而得名。其中有佩因（Paine， John Knowles 1839—1906），他曾在哈佛大学任教授30年之久；还有耶鲁大学的教授帕克（Parker， Horatio 1863—1919）等人。就他们的作曲技术水平而言，均达到了与当时欧洲名家并驾齐驱的地步。通过他们的辛勤努力对于美国音乐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他们具有一种“上流社会”的艺术观点，致使他们的作品早被人们所遗忘了。

    但是，有一位比他们稍后而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麦克道尔（Mac Dowell， Edward 1860—1908）的一些作品仍被人们所记忆。尽管他的钢琴协奏曲在某些地方很像格里格，但他的朴素而优美并富有个人独创性的钢琴小品却流传至今。对他的艺术观，他自己曾这样说过：“凡能反映一个时代国民精神面貌的作曲家，首先必须是这一时代国民的忠实代表，亦就是说，他必须是这一时代国民的成员，他热爱这个国家，他的音乐所表现的正是该国民精神在他们生活中的反映。而我们的作品则必须表现出美国人所特有的那种年轻、乐观、朝气蓬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也就是我寄予美国音乐的希望。”

    在当时的情况下麦克道尔能提出这样一些论点，是十分可贵的。

    3.被誉为美国经典作曲家的艾夫斯（Ives， Charles1874—1954）。多年前勋伯格对他写过这样一段话：“一位伟人住在这个国家（美国），他是作曲家。他懂得怎样自爱、自强、不卑不亢，宠辱不惊。他的名字叫Ives。”艾夫斯凭着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在各种场合下听到的实际音响，靠着丰富的想象力生动地用音乐这一独特艺术形式表达出来。他能远在其他近代作曲家之前就实际运用了多调手法、块状和弦以及各种不同节奏、节律的结合方式等手法。他从来不单为表现技术而创作，一切创作技法都是为了能充分地表达内容。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引以借鉴的。

    4.一个有出息有成就的作曲家，是要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越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作曲家则越伟大。我认为格什文（Gershwin， George 1898—1937）就是这样的作曲家之一。

    事实也正是这样，“正统音乐界”的人士们起初只不过把格什文看成是一位百老汇的流行音乐作曲家。即使在他写了一些足以登上大雅之堂的作品（如《蓝色狂想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钢琴协奏曲等）之后，音乐评论界的一些人士仍然以他在技术上的一些不足之处（如偶尔笨拙的转调、不自然的过渡、不必要的重复等）为理由而极力对他的成就进行贬低不断谋求上进的格什文曾想拜在拉威尔的门下，这位法国的音乐大师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应当作一位第一流的格什文，而不要作第二流的拉威尔。”格什文正确地听从了这位大师的劝告，在自己的路上努力学习，不断上进，写出了他最伟大的名作《波吉与贝丝》（Porgy and Bess）

    最近，有美国的学者对格什文作品中的独特的对位手法进行了研究。随着历史的前进，格什文在美国音乐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历史是公正的。历史是不会埋没人材的。

    5.美国知名的当代作曲家是众多的。最重要的是那些能溶汇贯通、熟练地掌握当时西方的一切作曲技术，且能应用到美国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处理上，写出了动人之作的作曲家，如科普兰等人。我认为美国这些作曲家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作曲家，除了他们的天赋条件之外，就是他们都走了一条适应他们自己的条件，而自己又认为是正确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是难能可贵的。

    特别值得我们赞扬的是科普兰在他音乐创作的第三时期。这时他开始察觉到当时那些严肃作品与广大群众存在着一种距离。他意识到一个作曲家绝不能脱离听众在真空中创作，因此，他决心改变这种形势。著名的《阿帕拉契亚之春》和《小伙子比利》就这样诞生了。

    6.当谈到科普兰和一些美国作曲家，如哈里斯（Harris Roy）、汤姆森（Thomson， Virgil）、辟斯顿（Piston， Walter）和卡特（Car-ter， Elliott）等许多作曲家时，立即使我想到了法国的布朗热（Boulanger， Nadia 1887—1979）。我认为她是西方音乐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教育家之一。可以这样说，若没有她，美国音乐学派虽然不见得建立不起来，但至少要推迟若干年才能出现。布朗热给予这些作曲家以最严格的训练，更重要的是她为这些年轻的一代美国作曲家指明了美国音乐发展的光明前途。布朗热的学生美国作曲家汤姆森曾经这样写道：“她（布朗热）预感到，美国音乐将脱颖而出，恰如俄国音乐在1840年前后崭露头角一样。她的预感是正确的。她使我们有信心去作到这一点。”

    通过以上的事迹使我深深地感到作为一名高等院校的作曲系教师，身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而光荣啊！另外也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一切在音乐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的作曲家都是一些与人民共呼吸同命运，和社会发展相一致，思想深刻的人。他们不仅仅是以他们高超的创作技巧，更主要的是以他们那充满情感的敏感心灵，使他们的作品具有动人的永久魅力。

    结束语

    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尽管各有不同，但要想不断地向前发展，都要进行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音乐艺术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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