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莎的方程:温亚军中短篇小说选-小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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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知青魏玲当上大队小学教师后,我开始把她叫姑姑了。这是父亲让我叫的,父亲说他已经把魏玲认成了干妹子,我理所当然得叫她姑姑。这学期开学时,我就不用去学校财务室门口排大半天队交学费,这一切魏玲姑姑都给我办好了,她连新书都给我提前领了出来,并且用旧画报包上了封皮,把同学们羡慕得涎水都流了下来。有个当老师的姑姑真好,我从心里感叹道。我以前从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虽然父亲是塔尔拉大队的支部副书记、大队长,在塔尔拉算是真正的高干了,可做高干的父亲最反对搞特殊化,我们一家人不但没有沾上父亲的一点光,而且在什么事情上都得做出高姿态来,弄得我在学校一点高干子女的优势都没有,相反还得夹着尾巴做人,倒不如那些个父亲什么都不是的同学了。这下好了,我有了一个当老师的姑姑,有姑姑给我撑腰,以后看谁还敢不拿我当高干子弟看待。

    我的底气足了,可学习一点都不见长,这是我以前最发愁的事了,学习不好考试成绩上不去,父亲的巴掌都磨擦得亮亮地等着我呢。现在,我就不用发愁了,有魏玲姑姑在,我的考试从单元测验,到期中期末成绩都上了新台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升趋势。这都得感谢魏玲姑姑,每到考试前,她都要给我辅导一下功课。别人都不知道,魏玲姑姑不愧是当老师的,她真有本事,每次辅导的课程都与考试题有关,到考试时,我做起试题来比以前得心应手多了。父亲看到我成绩单上的数字上升幅度这么大,便对我有了笑脸,这叫我很得意。要知道,父亲除过对大队支书和公社领导会有笑脸外,对其他人(包括我妈在内)从来就没有个好脸色,他严肃得挺吓人的。我妈说父亲是大队的干部,不这样严肃就没有了官威,也就镇不住别人。事实也确是这样,父亲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谁见了他都毕恭毕敬,连魏玲姑姑都不例外。我都见过几次了,考试前,魏玲姑姑到我家里来给我辅导功课时,一见父亲回来,就赶紧站起来叫李书记。父亲却很严肃地挥挥手对姑姑说,都给你说过多少次了,别人叫我书记,你就不要叫了,你得叫我哥才对,是不是?你现在就叫我一声哥吧。魏玲姑姑这时候显得很不好意思,她迅速扫了一眼在场的我,把头低到胸前,轻轻地叫了父亲一声哥。这一声“哥”叫得父亲的脸上春暖花开,他对魏玲姑姑终于露出了我难得一见的笑脸,和蔼地对魏玲姑姑问这问那,叫我听来却都是很弱智的问题,什么天气凉了,得注意多穿衣服别感冒了,吃饭时一定要多吃蔬菜补充维生素什么的,父亲还挺内行地说多吃蔬菜才能保持女人的美丽嘛。在父亲那里,魏玲姑姑不但能享受到公社领导才能享受到的笑脸,而且还能得到父亲的关心和呵护,尽管父亲关心魏玲姑姑的样子,就像对待学龄前儿童,可那是当领导的父亲在关心啊,多不容易。父亲对我这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从来是不屑这么关心的,或者他觉得和魏玲姑姑相比,我才是个成年人。

    更叫我不可理喻的是,只要不是开会,父亲平时话很少,可他只要见到魏玲姑姑,就有永远也说不完的话,例行的问候之后,父亲还会严肃起来,从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到抓革命促生产,再到大队支部的建设、规划,一条一条地讲,有板有眼绝不遗漏下一个微小的话题。每当这时,我总发现,就差一个麦克风了,不然,父亲说话的神态、语气、手势,就跟开全大队的社员大会一样。可惜的是只有魏玲姑姑一个虔诚的听众,我是绝对不爱听的,我的心思全在怎样打断父亲,尽快叫魏玲姑姑给我辅导完功课,我就可以出去疯玩一阵。但父亲通常是不容易被打断的,在魏玲姑姑面前,他是一定要把话讲足了,直到要重复第三遍的时候,我才能怯生生地对魏玲姑姑说,姑姑给我补课吧。这时候父亲才停了下来,偏着头冷着脸看我,好久才摆摆头说,算了算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补课吧。

    我说了这么多,还没有真正说到魏玲姑姑呢,全大队的人都知道,魏玲姑姑是我们农村生养不出来的,我们那里穷山恶水,长不出她这么水灵的姑娘。也就是说,魏玲姑姑下乡到我们大队,是把美丽带到了我们这里,她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谁谁高兴。当然,谁都想多看她一眼,多看她心里就舒坦。

    就拿我们学校刚分来的高老师来说吧,他是地区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的,响当当领工资的教师,要知道,连我们的校长都还是民办教师呢。这个高老师戴着眼镜,梳个大分头,身上始终穿着四个兜的蓝色干部服,脚上是一双擦得发亮的三接头皮鞋,走起路来把腰板挺得笔直,目不斜视,把谁都没有放在眼里,牛气得很。可他一看到魏玲姑姑,那种走路的架势就端不住了,眼神随即变得不那么正了,他没想到在这么个穷乡僻壤的小学里,竟有这么亮丽动人的佳人。趾高气扬的高老师扶着眼镜多看了魏玲姑姑几眼,他明显地蹋下了腰,不再像刚进校门时那么牛气冲天了。

    高老师是那种端着公办教师的架子,不屑与那些民办教师为伍的老师,他给我们上音乐课时,也净讲些我们听不懂的这个谱那个曲子,我们都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他就十分不屑地说我们没有乐感,将来都是跟在牛屁股后面扶犁种地的主。每当这时,高老师都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干脆丢下他的本职工作,不好好教我们唱歌,却给我们历数农村的种种不是。高老师声讨农村的样子很激愤,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理解他的意思,那就是,要让我们认清农村的落后,要我们从心理和意识上和农村画清界线,这也是他为了鞭策我们,为了我们进步的另一种教学方法吧。

    高老师对农村人是没有一点好感的,可他唯独对魏玲姑姑另眼相看。按他的说法,魏玲姑姑虽也是民办教师,可她毕竟是从城里来的知青,她的骨子里没有农村人的陋习。在这个土腥、粪臭、人黑、狗瘦的乡村,高老师能碰到魏玲姑姑这样的同事,算是遇到了知音。

    高老师有个习惯,动不动就吊嗓子,连唰牙漱口时都会“啊—啊—啊”个不停,我们认为他是在显摆他的与众不同,他越是这样,我们就越不欣赏他。可魏玲姑姑却很欣赏高老师,认为他有音乐细胞,是个音乐天才,很快主动和人家搭腔,一口一个高老师的叫着,说是要拜人家为师,跟他学乐理,学练声,还要学乐器。高老师当然高兴了,这可是他求之不得的事呢,他一点都不知道谦让一下,就收下了这个女学生。

    从此以后,我们的校园里就响起了两个吊嗓子的声音,一男一女,一粗一细,他们还把学校唯一的那个破风琴弹得鬼哭狼嚎,叫人听着受罪。可谁也拿人家没办法,人家又没有影响工作,该上的课都按时上着,该唱的都唱着,谁也不能阻止人家,风琴本来也就是人弹的,说他们碍着人了却又谁都碍不着,连校长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听见,别人又岂会多事儿。

    魏玲姑姑要吊嗓子,还要学各种乐器,她把业余时间大多都花在了这种在我们看来是不务正业的事情上了,最惨的其实还是我,魏玲姑姑不能像以前那样,及时地来我家里给我辅导功课,我的考试成绩明显下降,幸亏父亲对我的成绩不像以前那么关心,否则我可又要吃他的巴掌了。但我还是提心吊胆,心里一点都不踏实,生怕他老人家哪天一时心血来潮,对我又关心起来,那我可不就惨透了!我心里不停地祷告着,希望魏玲姑姑能清醒过来,务一下正业,她既然当了我的姑姑,就得多顾一下我才对。

    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连正眼都没看我一下,她看着别处很漠然地说,你还真把这个姑姑当一回事呀,人家要不是看着你父亲手里有权,能把她弄成民办教师,不用下地干农活,才懒得和你扯这个犊呢!

    我的心凉了,我承认我父亲有权这个事实,可我并不认为母亲的话就有道理,魏玲姑姑不是母亲说的那种人,她现在只是来辅导我的时候少了,但还是来的,她这时对音乐感兴趣,就像我们对某种事物有了兴趣便恨不得一头扎进去一样,等她和我们对上学一样感到厌烦或者是学会了唱歌后,肯定会收了心的,那时她肯定就会想到我,会顾及到我的。我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等待着魏玲姑姑迷途知返,还像以前一样经常来我家里辅导我的功课,哪怕她来听我父亲开会一样的讲话也成啊。

    我想得太简单了。魏玲姑姑已经好久没有到我家里来了,有一天,我专门在她的办公室门口等到她,告诉她快期中考试了,要她到家里来辅导我功课。魏玲姑姑嘴里哼着歌抚摸了一下我的头,笑着答应了。可是,一直到期中考试结束,她都没有到我家里来,致使我的这次期中考试成绩糟糕透顶。我心里充满了对魏玲姑姑的不满情绪,回到家里,我诚惶诚恐,生怕父亲问起这次考试成绩。幸亏父亲这段时间顾不上我,他只是问我,怎么好长时间没有见魏玲姑姑来了,叫我抽空去看看,她是不是有什么事,要不咋恁长时间不来家里呢。

    我是得去找一下魏玲姑姑了,她上次答应过要辅导我,却没有来,我得问一下她是不是真像母亲说的那样,并没有真正把我当侄子看待,我可是真心实意地把她当成了我的亲姑姑呢。

    这天放学后,我拖延了一下时间,等其他同学都走完了,才跑到魏玲姑姑的宿舍里找她。我推开她的门进去一看,高老师也在她那里,两人围着一个电炉子忙乎着在做小锅饭。我们学校有一个教师食堂,伙食好不到哪里去,家在本大队的教师都回家吃饭,平时在食堂吃饭的只剩下魏玲姑姑和高老师几个家不是本地的,他们有时做个小锅饭也很正常。我的突然出现,可能是吓着了高老师了,他的样子非常气愤,站起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道,你这个学生真不懂礼貌,进老师宿舍连个报告都不打,最次你也得敲个门呀,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班的,啊?

    见此情景,魏玲姑姑忙站起来,神情慌乱地忙着和我打招呼,虎子,你怎么还没回家啊?

    我歪着头看了一眼冲我发火的高老师,得意地叫了魏玲一声姑姑,才说,姑姑,你咋这么久不去给我辅导功课了?

    高老师奇怪地看了看我,又看着魏玲姑姑说,他叫你——姑姑,你怎么会有这个……

    魏玲姑姑没有回答高老师的问题,却对我说,虎子,姑姑这阵子有点忙没有时间,你先回去吧,过几天我就去给你辅导功课,啊。

    又是过几天,魏玲姑姑显然又是在糊弄我呢。可我又不能指责她,只好点了点头,还不屑地看了高老师一眼,才走了。

    直到第四单元测验完,一个学期都过去大半了,我也没有等来魏玲姑姑。这下,我真的生气了,因为我的测验成绩非常糟糕,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堪入目。我怪罪魏玲姑姑没来辅导我,才使我考的这么差,过后,魏玲姑姑竟连一句安慰我的话都没有,我越想越气愤,她说忙没时间,却有时间和高老师在一起做小锅饭,看来她把和高老师在一起做小锅饭看得比给我辅导功课重要得多。一想起魏玲姑姑和高老师在一起亲亲热热做小锅饭的情景,我就来气,凭什么他们俩在一起吃小锅饭?他们又不是夫妻,孤男寡女的,这很不正常。

    魏玲姑姑对我的漠视态度,让我心里非常不舒服,我更讨厌她和那个自以为了不得的高老师在一起。为了发泄我对魏玲姑姑的不满,我便把魏玲姑姑和高老师一起吃小锅饭的秘密(我认为这是秘密)告诉了我们班的二柱。

    我没有想到,事情后来会演变得非常复杂,复杂到我的思维无法想象的地步。在我们学校厕所里面的墙上,有人用粉笔写下了这么一行字:魏玲和高海年在一起吃小锅饭。

    我听说了这事,飞跑到厕所去验证了后,把二柱叫到了教室外面。我还没有开口问二柱,他就举着手连连向我保证,不是他干的,他可以向毛主席保证。

    我拿着二柱的作业本,和他一起去厕所对了笔迹,经过仔细辨认验证,最后确定不是他干的。可我非要他交代,这个秘密都告诉过谁。二柱躲避着我的目光,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来。我严厉地给二柱限了一天时间,他必须说出来他都告诉过哪些人,然后才放他走了。

    一天时间太长了,在这一天里,发生了好多事情。第三节课刚下,我就被班长叫到音乐办公室去了。高老师在那里正等着我呢,他目露凶光,手指着桌子上的黑板和粉笔,恶狠狠地对我说了一个字:写。

    我心里当时很清楚,他要做的其实和我要做的是同一件事,我要二柱的笔迹,他却要我的笔迹,都是为了和厕所里的字迹作对照。我明知道那不是我写的字,可这事毕竟跟我有关,面对高老师凶狠的目光,我浑身紧张得都在颤抖了,手握着粉笔,不知写什么字好,又不敢问,就愣愣地看着黑板发呆。

    这时,又进来了几个同学,还有女同学,听说女厕所的墙上也写了那几个字。这样,我虽然是高老师眼里的第一嫌疑人,但因为心里有底,加上又陆陆续续地进来了几个嫌疑人陪着,我紧张的心里才缓解了一些。

    你们就给我写厕所里的那几个字。好好写。高老师咬着牙,给我们下达了命令。

    我很认真地在黑板上写下了那几个字,高老师第一个拿起我的黑板去厕所做了认真的对照,结果与我无关。可这并不表明,我就脱了干系。晚上一回到家里,父亲早就严阵以待地等着我了,他要我原原本本地把魏玲姑姑和高老师在一起吃小锅饭的事复述给他。我做梦都想不到,这事还传到了我父亲耳朵里,要知道会弄得这么复杂,打死我也不会为了泄心里的不满,向二柱透露那个秘密了。我看着父亲的脸色很难看,知道是隐瞒不过去,就把那天见到的情景讲了一遍。我刚讲完,父亲就一脚把饭桌踢翻了。父亲前阵子已经升为大队正支书了,他的脾气显然也随之升了一级,吓得我和母亲都不敢吭气。

    魏玲姑姑到我家里来了,她脸色很不好看,见了我她还勉强地笑了一下,却没有说一个字。我自知理亏,便轻声地叫了声姑姑,就低下了头。她声音很细地答应了我一声,像个小学生似的,怯怯地叫了父亲一声哥,站着就不敢动了。

    父亲瞪了魏玲姑姑一眼,恼怒地说,你还知道叫我哥?现在记起来我是你干哥了?

    魏玲姑姑用手指捻着辫子,像个做错了事的学生,等候老师的批评。

    父亲的语调降了下来说,你看看你,都干了些啥事?全塔尔拉的人都知道了,影响多不好。我知道,这事肯定不怪你,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漂亮,肯定是那个姓高的想倒腾点啥事……

    我看到魏玲姑姑用眼瞄了瞄我父亲说,我……也想和他在一起做小锅饭……

    住嘴!这样的话你都说得出口?你是想替他说话是不是。父亲呼地一下站了起来,他耸耸肩,挑在肩头上的衣服抖动了一下,还在肩上原样挑着。父亲自从当上大队支书后,就开始把外衣挑在肩上了,原来是副支书时他还不敢挑,听母亲说,只有一把手才能把衣服挑在肩上,别的副职之类是不能挑的,上面是有文件规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文件这样规定过,但我看到父亲这样挑着衣服的时候,真的是更加的威风了。

    父亲给魏玲姑姑做思想工作时,还说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因为父亲把我赶了出来。我就一直候在院子里,听着父亲在屋子里忽高忽低的声音,却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话,后来,我就听到了魏玲姑姑的哭声,她一直是嘤嘤的小声哭着。

    我在外面替魏玲姑姑难过,我恨自己给她制造了这么大的麻烦,很想冲进去替她向父亲解释、辩解,但我不敢。我烦躁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感觉过了很久、很久,魏玲姑姑才从屋子里出来了,我迎上去叫了声姑姑,她却没有答应,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就阴着脸跑走了。

    后来,我偶尔从父亲那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听到一些消息,他说高老师在塔尔拉小学一直不安心工作,并且工作能力也不行,除过会唱几句歌、弹几下琴外,语文数学都不会,还像个孔雀似的高傲得不行。父亲以塔尔拉大队支书的名义,给公社管文教的副书记提出,塔尔拉小学坚决不要这种能力不行且不务正业的教师。不久,高老师就被调走了,听说调到条件比较差的大队小学去了。他调过去不到一年,那个大队小学也不要他了,公社给他又换了一个地方,还是不行,后来,没办法安排,因为他是正式工职,只好把他放到公社一点都不重要的岗位——林业办公室,叫他当林业干事。这都是后话了。

    在处理高老师的事情上,魏玲姑姑曾求过父亲,但父亲没有答应,还把魏玲姑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不知是父亲把话说绝了,还是魏玲姑姑和父亲较上劲了,反正,魏玲姑姑再也没到我家里来过。不久,她就不当教师了,又回到第四生产队去干农活了。听说,这是她自己提出辞去教师职务的,父亲说什么都不同意,但她执意要这么做,最后,她自己卷起铺盖搬到四队去了。父亲拿她没有办法,就生气地对我说,今后不允许我再叫魏玲姑姑了,她已经是一个普通社员,与我们家没有一点关系了。

    我一点都弄不明白,为什么魏玲姑姑成了普通社员,就不能成为我的姑姑了!

    补记:后来,政策变了,知青社员魏玲返回了喀什城里,她被分配到市油脂化工厂工作,由于她长相出众,不久就嫁给了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她的团支部书记丈夫很聪明,一心想谋上车间主任的位置,便干起了投机钻营的勾当,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不但没当上车间主任,连团支部书记都给撸了,伤了元气后,他从此一蹶不振,破罐子破摔,还沾染上了赌博,与魏玲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后来,那个厂子也不行了,两口子都下了岗,日子过得很艰难,两口子经常打打闹闹,但没有听到他们离婚的消息。

    至于高老师高海年,他和我父亲还有点来往。他在公社(后来改成了乡)的林业办公室当了几年的干事,后来赶上了乡镇班子要补充一批年轻化、知识化的干部,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副乡长。之后又调到另一个镇去当副镇长、镇长,直到县监察局局长。他还记着当年的事,很感谢父亲把他从教师队伍里清理了出去,不然他就不会走上仕途。前些年高局长下来检查工作时,碰上父亲,还会说些感谢的话呢。只是,这几年听父亲说,高海年当久了监察局局长,有官架子了,见人握个手,伸给你的是左手。我问父亲,他的右手是不是有问题,不太灵便了。父亲说,那里呀,他的右手好着呢,是专门留给领导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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