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基础地位的民族凝聚力，主要来源于民族文化，来源于民族文化的认同。而这种文化的认同，又有赖于对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探求与审视，梳理出一部深刻的历史、文化图卷，做出准确的历史判断与文化定位。特别是在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度扩张和后现代化思潮的涌入，人们回归传统、回归本原、回归自然、回归精神家园的情感需求日趋强烈。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加倍重视对于本土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历史、宗教、地域文化、民族风情资源的开发和研究。

    适应这一形势，沈阳市图书馆研究馆员李东红女士呈献给读者的这一部新著：《沈水微澜》，可说是得其时也，得其地也。

    本书特色比较鲜明：就内容看，它突出抓住了地方近现代史和民间传统文化这样两根主线，或者说当代学术界、文化界的两大热门话题。作为一部地方史籍作品，它基本上是以人物为经，以地域事件为纬，编结成一张近现代的史网，突出展现辽沈一带的地域特色；兼及民俗文化、民族风情、宗教信仰的研究。取材广泛，涉猎面比较宽。就形式看，运用民族形式，体现民间特色，用事实来说话，摒弃高蹈、空泛的议论；讲故事、述行状，有头有尾，脉络清晰。

    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许多事情，彰彰犹在人耳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如何看待昨天，关系着如何看待今天和我们的明天。历史文化的认知价值，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沈水微澜》的作者，捕捉种种历史侧面，梳理大量资料，厘清历史真相，以纪实手法、文学笔调，向读者展现了辽沈一带以至整个东北地区近现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精神动力，获得智力支持，接受生动具体的理想、信念、人格的教化，进行深入的人生思考。

    过去，人们提起“九一八”这个国耻日，心情总是无比沉重，感到万分悲愤、压抑，似乎直到七七事变才爰举义旗，挥戈逐日，一腔闷气才算合盘吐出。然而，许多人并不清楚地了解，实际上，从东北沦陷之日起，关东大地的英雄儿女们，就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投身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十四年间，先后有三十多万关东儿女，或激于义愤，自发地拿起武器；或在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奔赴抗日战场。他们不甘做亡国奴，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尊严，在极端困难的环境、条件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载的浴血奋战，未曾一日间断过，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一部近现代东北大地上英雄辈出、浩气冲霄的奋斗史，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关东大地不只有“屈辱”，还有值得骄傲的战斗荣光，更有无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豪气冲霄、英风不泯的民族英雄。除了人们所熟知的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赵尚志等杰出的领导人之外，还有许多当年一提其名便让敌人魂飞胆丧的一些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像首建义勇军的黄显声，威震辽西的郑桂林、高鹏振，血战白山黑水的苏炳文、邓文、王德林、李海青等等，书中都作了集中的展示，成为全书的一大亮点。

    与此同时，作者还把目光投射到那些曾经长期居留沈阳地区，虽有可传可述之事，却不为世人所关注；或者虽为世人所知，但苦于载记阙如、无从查考，久已湮没沉埋的人物。像清初第一个被流放到关外的僧人函可，在刊刻《红楼梦》方面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儒商程伟元，沈阳图书馆创始人张鹤龄，中国体育界第一个洋教头步起，由日本战俘转变为新中国飞行教官的林弥一郎，等等。作者通过探发微，都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述。在这方面，只有她自己知道曾经下了多少搜寻、发掘、梳理的苦功。此外，书中还记述了盛京风情、旧都文化，以及渔樵寨、朝阳寺、四平灯火、帅府秘闻等大量生动有趣的事物，把大历史与小历史、政治史与社会风俗史、区域史与地方史，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记真记实的大前提下，颇具传奇性和吸引力。

    同具有地方特色的近现代史紧相联结的，是民间传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派，它同样也是我们建设现代文明、发展先进文化的传统基因和必不可少的根基和精神血脉。这是本书的另一重要部分。

    地域文化，属于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它的形成，既离不开自然环境条件，又与历史变迁、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引导等诸多社会结构因素有着直接关联。关于它的研究与书写，要求是很高的，换句话说，存在着许多难点。

    首先，它涵盖了广义的文化领域，举凡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凝聚于自然景观中的人文积淀，区域内文化传播的路径、走向、活动形态，以及民俗传统、宗教信仰、社会组织、文学艺术等人类的行为系统的形成与演变，都须纳入研学术视野之中。其次，民间传统文化具有原生态性、一次性、民族性和地方性。它是一方水土的独特产物，它的某一独特文化形态，通常只存在于某一独特地域和人群当中。这些特色决定了民间传统文化是一种处于相对弱势的、稀缺的、不可再生的文化形态，由此，也就决定了对它加以彰显、传承、保护的必要性。其三，民间传统文化，流传于社会、家庭，积淀在世俗观念之中。如果说，“四书五经”所表述的是人生应该怎样，那么，那些鲜活的民俗文化，则是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怎样，带有社会文化赤裸裸的原生态性质。这就要求，书写者不仅要有专门知识，还须具备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比如，书中涉及到体育、游艺、民间美术、工艺、节日庆典、服饰、居室和婚嫁、丧葬、祭祀等极富人文价值的大量内容，就都对研究者、书写者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

    应该说，作者在这些方面是具备一定优势的：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和较为广泛的知识结构；自幼生活在满族聚居区北镇、沈阳等地，家传户诵，耳濡目染，大量民风民俗民情烂熟于心；爱好广泛，好学深思，性格沉稳、宁静，文史功底较为扎实；图书馆资料充实，条件优越；周围又有一批对历史、民俗、地域文化素有研究的师友。当然，除去这些有利条件，重要的还在于肯下苦功，肯出力气。多年来，为了搜索、研究这些鲜活的历史人文资料，作者在注重民俗民情调查的同时，还从报刊、方志、旧时典籍等文字记载中，寻找线索，披沙拣金，尔后，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文化观，加以整合、分析，力求从地理环境、社会、民族、历史传统等方面进行剖析。

    无庸讳言，本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存在着一些不能尽如人意之处。诸如，整部书稿的体例较为驳杂，篇章结构、叙述形式、话语方式不尽统一；由于成书比较匆促，加之，取材范围过于宽泛，有些方面，缺乏整体磨合和深入、细致的推敲；等等。好在作者还比较年轻，今后还有足够的时间、精力，进行补充、修整，以臻于完善。我和广大读者一样，热切地瞩望着，期待着。

    是为序。

    王充闾

    2011年盛夏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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