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的我那个表姑父，年轻时曾经在土匪窝里混过四个年头，后来改邪归正，逃到大兴安岭当了伐木工人。每到旧历年根，他都休假探家。有关“胡三太爷”的个中隐秘，我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他说，当土匪有两个门径：一种是自起炉灶，占山为王，内部黑话叫“起局”；另一种叫“挂柱”，就是搭帮入伙——他本人就属于这种情况。
那年秋天，县公署抓壮丁去给“皇军”修炮垒，轮到了我这个表姑父头上。走在路上，他听人说，为了怕走漏风声，炮垒修完了，鬼子要把民工统统活埋。表姑父心想，左右都是一个死，干脆跑它个“狗日的”，有幸逃出虎口，就算捡一条小命。于是，在一个夜黑天里，趁着“解手”，一溜烟似的钻进了高粱地里，蛇行卧伏，转悠了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四海”绺子，入了伙。
他原来想得很简单，以为到里面随便躲躲风头、混碗饭吃，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料到，这碗饭可并不好混。为了防止奸细进来，土匪对入伙的人，审查得非常严格。首先，要有相识的保人具保，签字画押，本人要在拜香仪式上对天盟誓。仪式十分隆重，在院子正中供桌上，插上十九根香，周围十八棵，代表十八罗汉，中间一棵代表本帮“大当家的”。誓言大略是“效忠老大，不计生死”等语。
这还不算，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过堂”审查。那天，签字具结之后，他以为没事了，抓起帽子来，抬腿要走；这时，头头吼了一声：“过堂！”说着，就把他拉到一个空场，让他脑袋上顶着一个瓦壶，挺直腰板，不许回头。大约走出了四五十步，后面“咣”地响了一枪，瓦壶碎成了一片片，他吓得立刻瘫在了地上。这时，来人让他脱掉裤子，一看已经尿湿了一大片。头头鄙夷地说：“这个扒子（意为胆小鬼、孬种）！”
他以为再也不能收留了。没想到，吃晚饭时，发给他一支枪、几十发子弹，还有一包银元。
刚才说到，他是在“四海”绺子入的伙。那么，什么叫绺子呢？这来源于“胡子”这个名称。胡须论绺，一绺也就是一伙。土匪把队伍拉出之后，都要报个“字号”。这种“字号”，一般的既是匪帮的名头，也是它的大头目的代称。除了这个“四海”，那个时期横行在我们那一带的，还有“青山”、“老二哥”、“四虎”、“大海”、“大老疙瘩”等十多伙绺子。
表姑父开始“入围”时，不懂得匪帮内部的专用语言（通称“黑话”），一张嘴就遭人嗤笑。以后听人说惯了，逐渐地也学会了：把推牌九叫“搬砖”，银子叫“老串”，信件叫“海叶子”；懂得了“眼线”就是通风报信，“插千的”是密探，“拉线”是给匪帮带路，“打闷棍”是劫道，正副神枪手叫“炮头”，警察叫“花脚跳子”。这类黑话，据说共有五百多种，四年工夫，他也说不完全。
土匪的活动天地，一般都是啸聚山林；而在我们那一带，主要是占据苇塘。每到苇叶齐腰时节，便进入了活动旺季。大帮的土匪主要是“砸窑”（即攻打大户人家的宅院），人数不太多的往往把重点放在“绑票”（掠劫活人为质，借以勒索钱财）上。
听父亲讲过，早年他给“何百万”家扛活。这是辽西一户有名的大财主。家里有枪支、炮手，防守严密，“砸窑”是很困难的。可他又是一块“肥肉”，不叼进嘴里，匪徒岂能甘心！于是，他们便通过智取，把大掌柜的抓走了。
本来，为了防备“绑票”，“何百万”一年到头蹲在家里，不走出大门一步。这天，他正躺在炕上，和小老婆面对面地抽鸦片烟，突然，有人进来报告：房后祖坟上有人祭祖，大队人马，穿袍结带，吹吹打打，闹得不亦乐乎。“何百万”说：“不管他！”过了一会儿，来人再次禀报：这伙人点名骂他‘是姑娘养的’，说他吃喝嫖赌，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把何家祖上的阴德全败坏了。“何百万”感到蹊跷，他也弄不清楚这是族中的哪一支人，究竟来自何方，到底有什么来头。盛怒之下，抛下了烟枪，走出大门，后面紧跟着四个“打手”。
那伙“祭祖”的人，像是没看见一样，根本不和他打招呼，照样地焚香磕头，照样地骂骂咧咧。他气得大吼一声：“还不给我打！”可是，没等“打手”上前，已经有两个被那边的“神枪手”揭开了脑壳。然后，三拳两脚，就把“何百万”撂倒，捆起来，带走了。
匪帮给他蒙上双眼，带到一处匪窑里，一张口，“票价”就是五千块大洋。“何百万”岂肯答应，又羞又怒，愤然绝食。第二天早晨，匪徒割下了他的一个耳朵，让“花舌子”（负责联络的说客）给送回家去。这下可吓蒙了他的一妻二妾和大少爷。他们满口应承，两天之内，就把这笔天大的款项如数凑齐交上，才算保住了一条老命。
地了场光、庄稼进院之后，土匪便转入了“猫冬”期，分红，结账，有家的回家，没有家的投亲靠友，或者带上银两和姘头远走他乡。这时，正是他们挥霍资财、寻欢作乐的时刻，有的吸大烟、听小戏，有的耍钱弄鬼、设局抽红，有的去找过去相好的女人鬼混。待到第二年春夏之交，青纱帐起，他们又都回到事先约定的固定地点集结，继续打家劫舍，掳掠一些殷实富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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