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气温就降下来了，夜里下了很厚的清霜，早晨有些寒凉。我听见他在窗子外面喊了一句：“抓鹰去！”便赶忙穿好衣服，步出屋外，见他扛着缝在竹竿上的几片立网，手里还提着一只冠子血红、“扑楞扑楞”乍翅的大公鸡，出门一直向东，直奔村外的一片林莽走去。
我们来到一块林间的隙地，把竹竿立网架设起来，看去宛如四面围墙。在网墙的里边，插了一个木橛，把大公鸡拴在上面。然后，他就拉我走开，躲在远远的地方，悄悄地抽着老旱烟。大约两锅旱烟过去，就见一只老鹰从半空中盘旋而下，几次试探着要把公鸡叼走，却由于有绳子扯着，没有达到目的，它就左冲右突，飞上飞下，终于触到了立网上，滑子一动，立网齐刷刷地扑倒在地，老鹰被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
“这是一只黄鹰，你看它的个头多么大！”说着，靳叔叔便从网里把它取出，用绳子紧紧地勒住了双翅，叫我把它拴在远处的树丛里。他看了看大公鸡，说，受了伤，不碍事，咱们趁便再抓一个。于是，便又把立网架了起来。
回到拴鹰的场所，我发现它有两根毛羽折断了，（也许是猛劲勒断的，）心痛地大声说，毛羽一断，明天到集上就不容易出手了。不料，靳叔叔却龇着牙狞笑着，说：“明天！我还能让它活到明天？”话音刚落，他一抬腿，就把黄鹰踢个翻白，再也不动弹了。一时我竟惊呆了，见他没有好气，也没敢问个究竟。
沉闷了好一会儿，他才又说了一句：“看来老鹰也知道，落在我手里，没个好。”这话是一语双关的，因为后一次架网，战果不佳，足足守候了一个半时辰，也未见老鹰的踪影，我们只好怅然返回。
转眼间，又到了“猫冬”时节。一天傍晚，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炒熟的驴肉，还有一瓶烧酒，硬拉上我父亲到他的屋里小酌，——这里面自然带有酬谢房东的意思。母亲看他家没做晚饭，就让我给送过去一大盘菜饺子。靳叔叔便拉我也坐了下来。
这天晚上，显然他是喝过量了，平素寡言少语的他，此刻，却说起来没完，说着说着，竟落下了眼泪。我们这才了解到有关他的身世，听到了一桩发生在三年前的惨痛往事——
靳叔叔一家，祖居山东省临沂县，父一辈子一辈，薪火相传，已经不知道多少代了。到了他出生之后，赶上了从城里搬来的“土霸王”赫连福。从此，开启了他们父子的终生厄运。
赫连福心黑手狠，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无恶不作。靳叔叔形容他，是“三角眼，吊梢眉，眼睛一眨巴一个坏点子”。一只鹰，一条“狗”，加上这个赫连福，被称为“村中三害”。“狗”是两条腿的，指他的狗腿子，是个有名的打手；鹰，据说是从俄罗斯买进来的，勾勾着嘴，圆瞪着眼，翅膀一张三尺挂零，整天怒气冲冲的，凶神恶煞一般。
鹰，是赫连福的爱物，整天不离身旁，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以致老太太们早晨揭开鸡窝时，总要唠叨两句：“小鸡小鸡细留神，小心碰上赫家人。”这当然无济于事，年复一年，被这只老鹰叼走的鸡，毛血淋漓，无计其数。眼看着自己精心喂养的大母鸡被老鹰叼走，老太太们心疼得都要流出血来，却只能忍气吞声，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如果有谁敢于说出半个“不”字，狗腿子便会立刻闯进门来，敲锅砸灶，闹得倾家荡产。
靳叔叔的父亲，从年轻时就在赫家当长工，已经在这座黑漆大门里，熬过四十个春秋了。这年秋后，他起了一个大早，赶着牛车去给东家拉秫秸，路上坡坎很多，不慎翻了车，右腿被砸伤了。伙伴们把他背回家去，刚刚躺下，赫连福就打发人来，叫他过去。他拄着拐杖，一瘸一颠地进了门，赫连福便恶狠狠地吼着：“真是个窝囊废！你跌伤了，倒没有啥；这大忙季节，叫我到哪里去雇人？”
老人越听越觉得不是滋味，气得“回敬”了一句：“怎能说，跌坏了腿还没有啥呢？”赫连福冷笑一声，说：“有啥没啥，与我没关系。找你来，是让你收拾收拾，赶紧回家歇着去！”就这样，苦奔苦曳了半辈子的老长工，一句话就辞退了。
老人回到家里，没吃又没烧，三天两头揭不开锅。这天早晨，喝了一碗高粱面糊糊，就一瘸一拐地下地去拾柴火。也是“冤家路窄”，合该出事，刚走出大门口，就和“村中三害”碰上了头。——赫连福摇摇晃晃地从东面走了过来，一只胳膊上挎着文明棍，另一只手臂上架着那只外国的老鹰，身后紧跟着那个打手。见到场院里有几只鸡正在低头啄食，赫连福便止住脚步，把鹰撒开。只听“嗖”的一声，那老鹰便闯入了鸡群，对着那只肥大的母鸡，开始搏击。靳爷爷一见被捉的正是自家那只下蛋最多的母鸡，一时，“怒从心上起，恨自胆中生”，照着老鹰就是一耙子。
靳叔叔说，当时老人想的是：“撕了龙袍也是死，打了太子也是死”，反正是一码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揍死这个鬼东西，也算给村中除去一害。说来也巧，耙子一抡出去，不偏不倚，正好打穿了老鹰的天灵盖，翅膀一扑楞，就玩完了。
这可闯下了弥天大祸。老人被赫连福和打手劈头盖脑地揍了一顿，最后又被带回去关押起来。靳叔叔当时在外村扛活，听说家里出了事，连夜赶了回来，托人说情，争取和解。赫连福对来人说：若要放人回去，必须应下三个条件：第一件，这只鹰是神物，要为它举行隆重葬礼，出殡那天，他们父子二人，要给它披麻戴孝；第二件，要像对待他家的老太爷一样，葬在坟茔地里；第三件，犯案的本人干不动活了，要由他的儿子献工三年，赔偿损失。
靳叔叔一听，立刻就火冒三丈，觉得实在是欺人太甚；但一想到遭受苦刑的老父亲，也便忍着怒气答应下来。可是，当去接父亲回家时，老人却死活不肯挪动地方，说是干脆死在他赫家就算了，也省得受这份窝囊气。结果，伤势本来就重，已经奄奄一息，加上又气又恼，第三天就一命呜呼了。靳叔叔急火攻心，两耳嗡嗡作响，当时便什么也听不见了。草草地埋葬了父亲，趁着夜静更深，索性一跑了之，隐姓埋名，下了关东。
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原本姓葛，靳是母家的姓氏。
后来，临沂解放了，他便捆起了行李卷，只身回去了。过了几天，“笑婶”也不知去向。我家的西厢房重新空了下来，依旧寂然无声。
一天，母亲打扫房间，无意中从西厢房棚顶上，发现了一个小口袋，里面装有四块银元。料想是靳叔叔唯恐“笑婶”乱花，私自藏起来的，过后却忘记了，没有在离开时带走。当天晚上，母亲同全家人商量，想什么办法给靳叔叔捎回去。父亲说：“只听说他是山东临沂的，地方大着呢，人海茫茫，到哪儿去找啊？”
可是，母亲并不死心，为了打听靳叔叔的下落，几乎问遍了屯里的人。人人都说：找那干啥？到街上割二斤肉、打一瓶酒，吃掉算了！即便是老靳仍然在世，恐怕连他自己也忘光了。
母亲却不这么想。她说：“人家血汗挣下的钱，我们迷着黑心眼子给花了，于良心有愧。”
尔后，过去了几十年，对此，她仍然耿耿在念，不能自释。钱，始终放在大柜底下，任何人都没有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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