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恒久魅力

    在顶尖儿的世界级大诗人中，我最喜爱的有三位。他们是俄罗斯的普希金，在我们的北面；印度的泰戈尔，在南面；还有一位是智利的聂鲁达，我说不清楚是在东面还是西面，反正都是我比较熟悉的——不仅读过他们的作品，研究过有关的传记，而且有幸访问过他们的祖国，他们的故乡，瞻仰过他们的不止一处的故居，实际感受到那种温馨、儒雅的氛围，亲承他们的遗泽。

    对于三位大师级的诗人，自然我都是仰视的，但感觉与印象并不相同：

    在我的心目中，那位倜傥风流、多情善感的普希金，属于“乌衣年少”一流，尽管我特别崇拜他、喜爱他，长诗短诗都能背诵出一些来，但相互间总有一点“隔”的感觉；那位飘动着白发长髯，仿佛有一种仙风道骨般的泰戈尔老人，在蔼然可亲之中，常常平添几分敬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唯有那个聂鲁达，——也许同早就知道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诗人有关——我感到特别亲切，也最容易接近，因而一厢情愿地同他结成了朋友。看到那方方正正的脸庞上，嵌着一双大而圆的眼睛，再衬上两弯浓重的长眉，一张抿着嘴唇的阔嘴，我总是忆起过世多年的长兄——一个出色的建筑工人。

    在智利几天的访问，使我进一步走近了聂鲁达，对于这位优秀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了多方面的实际了解。

    三四十年前，诗人还在世的时候，我就曾如饥似渴地读过当时所能找到的他的动人诗篇，感受到诗人的博大胸怀、可贵的正义感和社会担当意识，倾倒于他的超人的智慧与幽默。“文革”期间，在那道德、观念、习惯和阶级、法律、政策等一切都同爱意柔情大相径庭的年月，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常常躺在农村冰冷的土炕上，就着微弱的灯光，一遍又一遍地默读着聂鲁达二十岁时写下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通过这部青春恋情的杰作，仿佛看到现实中的诗人愁肠百结、坐立不安的焦灼心态，里面有忧伤的记忆，有真情的呐喊，有情感的剖析，也有深沉的哀叹。同诗人一道沉浸在孤独、自省，为情所扰、所困、所累、所苦的茫茫隐痛之中，体味着那种对人性对心灵的终极关怀。

    那组动人心魄的《漫歌集》，尤其是其中著名的《伐木者，醒来吧！》，读着读着就抑制不住心头涌动的狂潮，常常是感同身受，也让我为自己祖国富饶的大地、往昔的荣光而自豪，为祖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与未来的命运而忧思，有时竟披衣起立，绕室彷徨。

    诗人以满腹赤诚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可是，由于他宣扬革命，主张社会正义，生前却几度被他的国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群众中盛传着，夺走他生命的并非癌症，而是悲伤。在他死后的十七年间，其作品几乎完全为智利右翼军人组成的独裁政府所封禁。它使人记起了聂鲁达的广为世人传诵的诗句：“爱是那么短暂，而遗忘又是那么漫长。”

    所幸这一切终于结束了。今天，在他百年诞辰之际，他的祖国和人民通过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给予他以无尽的哀荣和褒扬，用以补偿对他的长期不公与歉疚。智利政府以国家英雄之名，将他请入了先贤祠。

    诗人宽阔的胸怀有如浩瀚无垠的大海，他把视野敞向全球，以其人性的伟力拥抱着整个世界，让盈盈爱意在诗中涌流，于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同样也把盈盈爱意回报给诗人。看过意大利影片《邮差》的观众，大概都记得这个情节吧：

    20世纪40年代末，聂鲁达由于宣扬革命被流放到意大利一个孤岛上。这里虽然狭小、偏僻，但并未与世隔绝，世界各地的广大读者，其中尤以女性居多，仍然惦记着诗人，与他声息相通，因而信件源源不绝地向小岛涌来，这使专门给他送信的邮差——当地一个粗通文字的青年马利奥感到惊异，从而产生了进一步与诗人交往的浓烈兴趣。

    真的，聂鲁达确有迷人的魅力。这种“追星”的情景，这次在智利访问中，我也实际接触到了，当我自北而南漫游这个狭长得有些怪诞的国家，像举起头来随处可见有“南美大地的脊梁”之称的安第斯山的皑皑白雪一样，无论走到哪里，海滨也好，山村也好，平原也好，随处都能听见巴勃罗·聂鲁达的名字，人们为祖国拥有这样一位可爱的诗人而感到自豪。尤其是在他的几处故居里，我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心观众，顶着炎炎烈日，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已经辟为聂鲁达博物馆的故居，坐落在圣地亚哥圣母山下，这是一组依山就势、造型奇特的欧式建筑。一般的山居，都是在山坡上削出个平面，或者分出层次逐级攀升，像画图一样次第展开。而聂鲁达的住宅却是纯然依照山势的错落，蜿蜒上下，凹进凸出，似断实连，散落在浓荫密布的林峦深处。清幽、别致，充满了艺术情趣，体现了主人的匠心独运，是诗人的艺术心灵的外现。

    凡是到过这里的观众，大概都会有一个突出的印象，那就是诗人极富艺术感觉，极富生活情趣，极富人情味。我想，这大概就是诗人的恒久魅力所在吧。整座住宅，包括会客室、卧室、书房、餐厅、酒吧间，壁橱里陈列的，案几上、窗台上放置的，挂在墙上、摆在地下的，都是大大小小的艺术品，除了珍稀的古玩，世界的名画，彩色的玩具，多彩的瓷盘，最多的是千姿百态的海螺。

    诗人自己说过：“我平生所收集的最精美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海螺，它们的奇妙结构——月光般皎洁、像细瓷一样美妙的内在质地，加上有厚实质感的、哥特式的、多姿多彩的外壳——令我心旷神怡。”这里有南极的通明海螺、古巴的杂色螺、加勒比海的彩绘海螺、北美的彩线榧螺、中国的宽肩螺……据说总数超过一万五千个，其中大部分已经捐赠给智利大学。

    故居里有大小三个酒吧间，主人喜欢和客人一边谈天，一边饮酒。他还常常用酒来激发灵感，他说，喝了酒以后晃晃悠悠的，有如坐在船上。他的书房在小楼的一角，就设计成船的形状，他说自己整天都坐在指挥舱里。许是由于诗人一生总是靠近大海，而且终年漂泊的缘故，除了海螺，对于船舶，终生有着特殊的爱好。他的几处住宅里，不是摆放着船的模型，就是挂着船舶的绘画，有一处房舍外面的山头竟然放置一艘实用的船只。但是，据说，他从来也没亲自驾驶过航船，甚至根本不懂得航海的技术，照比美国的同行杰克·伦敦，这方面他可差远了。

    与故居隔着一道铁丝网，外面是一座动物园，聂鲁达喜欢这种生机盎然的环境，尤其是愿意谛听嘤嘤鸟鸣和咆哮山林的狮吼。故居庭院里种植一些果树，有时活泼的小猕猴偷偷跳进来摘葡萄，诗人便乐颠颠地瞅着它们跳上跳下，直到饱腹而去。

    聂鲁达对于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一向关注中国革命的进程。早在1927年，当他出任驻缅甸仰光的“荣誉领事”时，就曾访问过中国，时年二十三岁；后来在1951、1957年又两次访问中国，回去后写了《向中国致敬》和《中国大地之歌》等诗篇。他同我国的著名诗人艾青、萧三等结成亲密的朋友。

    1954年聂鲁达五十诞辰，艾青、萧三等中国诗人曾带着景泰蓝的名瓷、湘绣和象牙雕刻，专程前往智利为他祝寿，使聂鲁达无限感激。他深情无限地对艾青说：“中国是从梦想变成现实的一个国家。”他一直记怀着愉快的中国之行，一次游览颐和园，陪同他的艾青戏问他：“你姓聂，按汉字的写法，‘聂’字是由三个‘耳’字构成，而你只有两只耳朵，多了的那只耳朵放在哪里？”聂鲁达随口做答：“一个耳朵放在前额上，可以倾听未来！”大家都叹服他的机敏与智慧。

    他非常注重友情，多少年过去了，还不断地想念着好朋友艾青。据艾青去世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所记：有人告诉他，聂鲁达曾经对着大海呼唤艾青的名字，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情谊，互相都十分珍惜。

    艾青从南美归来，写过几篇赞颂与忆念聂鲁达的诗章，在《告别》这首长诗中有这样的感人诗句：

    浅灰色的早晨／我离开你／

    离开你动人的声音／离开你温热的手掌／

    离开你宽阔的胸膛／离开你的拥抱／

    说了一声“再见”／不可能许下重聚的日期／

    就这样地，我离开你／

    离开我的兄弟／离开智利／

    ……

    你像一个士兵／穿着草绿色的粗呢大衣／

    外貌十分温静／心里却燃烧着／

    对于叛徒和走狗的仇恨／

    和对于千百万人的爱情／

    你的心是属于群众的／

    你的感情和语言是属于群众的／

    全世界都有你的朋友／

    人们多么容易理解你／

    像人们理解树和岩石一样／

    像人们理解海和山一样／

    像人们理解自己一样

    聂鲁达对于中国的艺术情有独钟。在这所故居里，陈列着两幅中国画，一幅画面是一戎装少年骑在马上，手里牵着一只梅花鹿；另一幅画的是野花啼鸟。记得参观他的另一处住宅时，曾看到一幅中国古代的仕女图，上面有清代著名书法家王文治的题诗，这是一件十分名贵的珍品。

    王文治，字孟楼，乾隆朝进士，殿试第三名，被擢拔为翰林院侍读，能诗工书，名重当时，与著名书法家、宰相刘墉齐名，时人称之为“浓墨宰相，淡墨探花”。海内外人士都以藏有他们的书法作品为荣耀。

    智利归来，几个月过去了。脑子里还不时地闪现出聂鲁达的身影，似乎诗人已经随我来到了中国；而我又同时发现，我的心却留在了智利，留在了诗人的身边。

    （2004年）

    太平洋深处的“天问”

    我们从圣地亚哥国际机场出发，乘坐了五个多小时的飞机，傍晚时分，到达了这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

    遥远的行程，殷切的期待，强烈的好奇心，伴随着我们踏上了岛上唯一的小镇——杭加若阿。四顾茫茫，水天一色，一种“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的苍凉、浩渺之感，蓦然涌上了心头。

    由于它是在1722年复活节那天，被荷兰探险家罗格文率领的探险船队发现的，因此而得名。小岛面积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有原住民三千八百多人；可是，外来游客却几倍、几十倍地潮水般从世界各地涌来。里面很多是科研人员。有人说，如果按比例计算，这里聚集的探险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海洋学家，可能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其缘由，就在于小岛上面充满了谜团，成了世人瞩目之地。

    复活节岛最大的谜团，是那些像残棋棋子般的散布在各个角落被称作“莫埃”的数百尊巨石雕像。这些沉默的巨人，演绎了一部曾经辉煌、瑰丽却又不幸湮灭的悲剧，最后以其神秘的存在，向人类的科学与智慧提出了恒久的挑战。

    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在中国南方的楚国，产生过一部伟大的诗歌集《楚辞》，其中有一篇《天问》甚为奇特。诗人屈原被放逐之后，忧心愁悴，彷徨于山泽、陵庙、祠堂之间，为琦玮谲诡的天地、山川、神灵的图画与神话传说所震撼，心中浮现出无数难于索解的问题，于是，便以四言诗的形式，用了三百六十九个问句，提出了涵盖古代神话、历史，关于天、地、人的一百七十八条的质疑与问难。

    比如，诗人是这样叩天问地的：“圆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大意是：人们说天是圆的共有九层，是谁用什么办法把它测定？九重天的工程何等浩大，是谁、从何时、又怎样把它建成？九重圜圆是怎样在天轴上系挂？天轴又是怎样贯通上下？传说中的擎天八柱挺立在何方？既然大地是平的，东南何以那样低洼？

    如果说，《天问》中的问题，不过出于浪漫主义诗人的神奇想象，那么，复活节岛上的问题，则全部源于现实，实物般般俱在，可以抚摸，可以感受。当然，就其疑团纠结，众说纷纭，难以做出确凿的结论来说，二者是一致的。

    岛上石雕多为半身人像，一个个都是长脸、高鼻、薄唇；浓重的双眉、长长的耳朵，宛如一母同胞；神情冷漠、阴郁而严肃，看上去有的在沉思，有的在惊愕，有的在闭目养神，没有一个是笑逐颜开的。个头在三四米上下，最大的高过十米。雕像头上都有一顶用赭红色岩石雕制的大帽子，岛民称之为“普靠”。专家们经过考证，对此做出了多种猜测。有的认为，那并非帽子，而是象征着红色头发——因为岛上的先人头发都是红色的。石像都矗立在高大的当地称为“阿胡”的石台上，全都面向陆地，背朝大海。据说，刚被发现时，大部分石像已经扑倒在地，现今看到的一些立像，是近年来以现代吊装技术重新竖起的。

    谁也弄不清楚，这些神秘的石像究竟代表着什么——是神灵？是魔怪？是天外来客？是神秘的外来者？是当地活着的酋长？还是死去的部族首领？

    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何种需要，雕塑出这么多的石像？

    雕成这些石像，总共花费多长时间？其间曾经遇到过怎样的波折？

    石像雕成之后，是采用什么办法把它们一个个运到海边的？

    然后又通过怎样的技术操作，把它们安置在三米高台之上？

    石像一律面陆背海，出于什么考虑？

    为什么要给石像戴上一顶又重又大的赭红色的石帽子？

    这帽子是装饰式的附属物？还是类似帝王冠冕那样的身份、地位的……象征？

    为了什么要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竖立起来的石像全部推倒？

    是什么时候、靠着什么力量推倒的？

    如果是人力推倒的，那他们是些什么人——起义的山民？造反的奴隶？暴动的野蛮人？还是外来的入侵者？

    如果是来自大自然的伟力，那它是地震？是火山爆发？是席卷一切的飓风？是排山倒海的海啸？还是由于地壳下沉？

    ……

    问号连着问号，谜团绕着谜团，像一堆缠夹不清的乱麻，没有人能够理出头绪，可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外文版的楚辞《天问》。

    岛的东南部有座石山，山下为采石场。坚硬的岩石像被切蛋糕似的随意割开。一百多尊石像，或立或卧，有的已经完成，放在远处等着运走，有的加工了一多半，最大的一尊高二十二米，仰卧在山坡上。还有一尊石像全身和脸部已雕凿完成，只有后脑勺和山体连接，再有几刀就可以分开，然而，它的制作者却突然住手了。

    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突然停止的。石斧、石镐、石钎、石凿散乱地弃置一旁。好像人们突然接到一个无法抗拒的命令，顷刻间丢弃了一切，匆匆离去。这又是怎么回事？小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颇为费解。

    岛上至今还覆盖着火山岩灰。据有的科学家考察，复活节岛为火山岛，由三座海底火山喷发而成，它们恰好分布在三个角上。从前，有的探险家记载，他们曾在这一带看到过新的地面，可是，再次经过时却不见了。有人据此推测，这里曾经发生过惊人的变故。岛的西南角，有一座名为“拉诺考”的火山口，里面储有淡水，呈淡水湖状，湖面上长着一片片青青的高大芦苇。湖的外侧就是烟波浩荡的太平洋。那么，小岛的命运是否又同这些火山有什么瓜葛呢？

    曾有人推算，雕塑这么多的石像，加上运输、安装，总工作量极为浩大，至少需要五千个精壮劳动力干上几年，可是岛上哪有这么多的劳……动力？

    这个贫瘠的小岛，不能种植粮谷，也没有其他物产，就算是有五千名劳动力，靠什么来维持生命？

    据小岛发现者罗格文海军上将记载，当时岛上住着各种肤色的原住民，黝黑、微红、褐色、白色的都有。这又是怎么回事？小小的孤岛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个人种？他们来自何方？是暂住，还是久居？是平等相处，还是存在着种族分裂、种族压迫？

    考古学家在岛上曾发现一些古代居民留下的所谓“会说话的木板”，有的长达两米。木板的正反两面，用石器或鲨鱼齿刻满了象形符号。这些类似古代文字的符号，究竟记载了一些什么事情，至今尚未破译。原来有很多块，大多数已经朽腐、残破，现在只剩下二十六块较为完整的，分别收藏在几个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

    关于复活节岛本身，也是一个谜团。当地原住民一向把这里称作“地球的中心”。他们究竟出于什么心态、根据什么，要把这个孤悬大洋之上的小岛说成是世界的中心？

    有的学者猜测，它是已经沉入海底的文明古国——太平洲的残存遗迹；

    有的认为它是太平洲上的海上圣地麦加或者海上墓地，居民每逢过节或者举行宗教仪式时就乘船来到此地；

    有的更进一步考证，认为它是太平洲的贵族墓地，根据是：岛上的那些石雕像，一个个都是高傲地紧闭嘴巴、双眼下视，现出不可一世的样子，这正是那个文明古国统治者的尊容；

    有人根据柏拉图在两千年前提到的大西洋中有一块沉没了的陆地，即一度繁荣昌盛的文明古国大西国，推测这里可能是另一个文明古国；

    还有人断定，远在一万多年前，南太平洋上有块面积很大的陆地，成千上万的居民过着文明的生活，后来，突然发生了海陆变迁，大片陆地沉没海底，仅东部的边缘部分——复活节岛得以幸存。现在岛上所遗留的石像和其他文物，就是这一时代的遗物。但是，史书上并没有关于这片大陆沉陷的记载。

    而最引人深思的，则是这样一种推测：岛上最早的居民是波利尼西亚人。当时这里像天堂一样，林木葱茏，鸟语花香，人们生活安逸、富庶；可是，随着人口的繁衍，加上过度的开发，土地不堪重负，自然资源枯竭，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最后，形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如果真是这样，这倒是一处难得的历史教材。复活节岛的今天，正是许多地方的明天。世人应该从中吸取沉痛的教训。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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